国际传播
“生活空间”理论：理解战略传播的新入口
毕研韬、胡琨将美国心理学家库尔特·卢因的“生活空间”理论引入战略传播研究，突破传统“信息逻辑”，从受众认知生成机制切入，为构建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提供了全新的理论视野与分析框架。 作者：唐摩崖 发表时间：2026年7月9日 2026年5月，贾文山教授主编的《新时代的黄河文明与国际传播》正式面世。该书围绕黄河文明传承创新、中国特色国际传播理论建构以及地方国际传播能力提升等议题展开讨论，汇集了近年来国际传播研究领域的重要成果。其中，毕研韬、胡琨撰写的《“生活空间”理论对我国战略传播的启示》一文，把心理学领域的“生活空间”（Life Space）理论引入战略传播研究，尝试为战略传播研究提供一个新的理论解释框架。 近年来，随着国际竞争加速向认知、价值和意义层面延伸，战略传播逐渐成为国际传播研究的重要议题。2021年，中国提出“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标志着战略传播进入加速建设的重要阶段。然而，如何理解战略传播的运行机制，仍然是一个有待深化的问题。 传统传播研究往往强调传播主体的信息生产能力、媒介传播能力和议程设置能力，关注“传播什么”“通过什么渠道传播”以及“如何扩大影响”。这一研究路径对理解传播过程具有重要价值，但也存在一定局限：它容易将传播效果理解为信息传播能力的函数，而不能详尽阐释受众所处的社会环境、文化经验和认知结构对传播效果的深度影响。 事实上，国际传播中的许多认知分歧，并非简单源于传播主体或信息质量，而是源于不同社会主体拥有不同的生活经验和意义体系。同一信息进入不同社会环境后，可能产生完全不同的理解。这意味着，战略传播不仅是信息流动过程，更是不同“生活空间”之间的互动过程。 一、“生活空间”理论提供理解战略传播的新入口 “生活空间”理论由美国心理学家库尔特·卢因（Kurt Lewin）提出。卢因认为，人的行为并非简单由外部刺激决定，而是个人与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用公式表述即B=f(P,E)=f(LSp)，其中B指行为，P指个人，E指环境。这里“生活空间”指某一时刻影响个人行为的全部心理事实和环境因素，包括个体能够意识到的因素，和那些虽然未被明确感知但实际影响其判断和行动的因素。 这一理论突破了传统行为研究中的机械刺激-反应模式，强调人的行为嵌入具体环境之中。 将这一理论引入战略传播研究，意味着需要重新思考传播效果的形成机制。传播并不是信息从发送者到接受者的线性移动，而是信息进入特定“生活空间”后，与已有认知、社会关系、文化经验发生互动，并最终形成意义建构的过程。 因此，战略传播研究的关注对象不应只是“传播内容”，还应包括内容所进入的生活环境。 二、“生活空间”理论推动战略传播研究转向“认知逻辑” 长期以来，国际传播实践流行一种“信息逻辑”：只要能够生产更多内容、扩大信息覆盖面，就能够提升传播效果。然而，现实中的国际传播并非如此简单。 一个国家对外传播的理念、价值和故事，必须经过目标群体自身“生活空间”的过滤、解释和重构。受众并不是被动接受信息的容器，而是在自身历史经验、社会关系和文化背景基础上主动赋予信息意义。 从“生活空间”理论看，认知差异实际上是“生活空间”差异在传播领域中的体现。因此，战略传播研究需要从“如何影响受众”进一步深入到“受众如何形成认知” 那么，“生活空间”究竟是怎么发挥作用？过去，一般的受众画像理论无法系统地解释其功能发挥， 毕研韬、胡琨的文章详尽介绍了“生活空间”的定义、类型、特征以及在不同场景中的功能发挥，为进一步理解传播效果提供了强有力的分析框架。 换言之，毕研韬、胡琨文章的重要贡献在于：它将传播效果研究拓展到深层次的认知生成机制。 三、“生活空间”理论拓展战略传播的三个研究维度 首先，拓展了战略传播的主体观。...
美国国务院：15家中国驻美媒体已不只是媒体
一项鲜为人知的制度调整，正在悄然改变中国国际传播在美国所面对的规则。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6日 近年来，中美围绕国际传播的竞争不断升级，然而，有一件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在中国社会却没有引起足够关注。 美国政府已经将15家中国驻美新闻机构列入《外国使团法》（Foreign Missions Act）管理范围，认定这些机构“实质上由外国政府拥有或有效控制”（substantially owned or effectively controlled by a foreign government），因此将它们定性为“外国使团”，而不只是普通的新闻媒体。 很多中国人至今并不了解这一变化。 从国际传播角度来看，这一政策调整意味着：美国对中国国际传播的制度认知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 一、美国分三批将15家中国媒体列入“外国使团” 2020年，美国国务院先后三次宣布，将15家中国媒体机构列为“外国使团”（Foreign Mission）。 第一批（2020年2月18日）共5家： 新华社（Xinhua News...
2021年后，中国的“国际传播”已经一分为二
今天中国国际传播的最大变化，不是传播方式变了，而是“国际传播”这个概念本身变了。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2日 近几年，中国的国际传播领域发生了一个很少被认真讨论的重大变化。 准确地说，今天中国所说的“国际传播”，已经分裂为两种不同的知识体系；“国际传播”这一概念本身，正在承载两种不同的理论传统、实践逻辑和政策目标。 如果这一变化得不到及时辨析，不仅会影响学术研究，也可能影响公共决策、人才培养以及公众对国际传播的理解。 一、2021年前：国际传播存在不同取向，但仍属于同一学科 在2021年之前，中国国际传播领域一直存在两种不同的研究取向。 一种可以称为学术导向。这一取向更加关注国际传播理论、跨文化传播、国际新闻传播、国家形象、公共外交、媒介效果等议题，主要成果体现为理论建构、论文发表和课题研究。 另一种则是实践导向。这一取向更加关注国际传播效果、媒体运营、国际传播项目、海外传播平台建设等，希望直接回应国际传播实践中的现实问题。 二者之间长期存在无声的张力。实践导向认为，一些研究停留在理论层面，与现实传播工作脱节；学术导向则更加重视理论体系建设和学术规范。 然而，无论两者如何不同，它们都属于传播学范畴，共享同一套基本研究对象和学科范式。它们讨论的是传播规律、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媒介以及传播效果，只是关注重点有所不同。 换句话说，那时的国际传播虽然存在不同流派，但讨论的始终还是传播问题，而不是战略竞争问题。 二、2021年后：一种新的“国际传播”开始形成 真正值得关注的变化，出现在2021年之后。 随着国际战略竞争持续加剧以及国际传播在中国的战略地位提升，越来越多来自其它涉外领域的专家开始进入国际传播领域。相应地，国际传播讨论的重心发生了明显变化。 “新来者”倾向于将国际传播理解为国家战略竞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他们特别关心认知战、信息战、政治战、影响力行动（Influence Operations）、战略传播（Strategic Communications）等视角下的国际信息活动。 这些议题当然都与传播有关，但其知识来源已经不仅是传播学，而更多受国际政治、国家安全、战略研究、军事学以及情报研究的影响。 因此，今天中国实际上存在两个都打着“国际传播”旗号的知识共同体。 一个仍然立足传播学，关注传播规律、跨文化理解、国际舆论、国家形象和文明间交流。...
全球同行持续关注毕研韬教授研究成果
作者：唐玥宸 发表时间：2026年6月28日 2026年2月12日，美国独立研究机构China Media Project（简称CMP）发表研究报告《C+：理解中国全球信息影响力的转型战略》，报告引用了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毕研韬教授的研究结论。由于CMP团队的调查结论与毕教授早些时期发表的文章略有出入，该报告专门列表比较了二者的不同之处。 在2008年至2022年期间，毕研韬教授主要围绕战略传播（简称SC）开展研究。战略传播起初用于组织传播、公共关系、企业传播等领域，但9·11事件后美国率先将其纳入国家安全实践体系。在地缘博弈加剧的时代背景下，许多国内外同行持续关注毕教授研究成果，涉及战略传播、国际传播、国家形象、认知塑造等方向。 “北约战略传播卓越中心”主办的刊物《Defence Strategic Communications》在2021年春秋号上刊发一篇长文，专题考察中国的战略传播话语。该文介绍了毕研韬、王金岭合著的《战略传播纲要》一书，重点讨论了该书对战略传播的定义。北约这篇文章还介绍了毕研韬、殷娟娟合写的文章，聚焦于社交媒体时代战略传播在边疆治理中的运用。北约研究同时关注了毕研韬、林信焰合署的文章，重点是战略传播在维护“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价值。 2013年2月，莫斯科大学帕申采夫E.H.教授在《公共管理》发表文章，较为详细地介绍了《战略传播纲要》。文章说，“2011年秋季出版的《战略传播纲要》应被视为中国战略传播概念发展的重要事件。该书作者是毕研韬、王金岭。中国的刘永治将军和张序三将军高度称赞此书，他们和《凤凰卫视》首席时事评论员阮次山共同为该书撰写了序言。” 2026年两位俄罗斯学者在《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学报·国际关系》发表文章说，“在中国战略传播研究领域，毕研韬和王金岭两位学者值得特别关注。2011年，他们提出了中国较为系统、也较为完整的战略传播定义之一”。文章接着说，“毕研韬进一步指出：实施战略传播的首要主体是民族国家。当个人或组织参与战略传播时，他们只是国家战略框架中的组成部分。”文章指出，毕研韬厘清了战略传播与国际传播、策略传播的关系。 台湾战略界对毕教授成果的研究更为细致深入。台湾《陆军学术月刊》（现已改名为《陆军学术双月刊》）在2018年12月发表台湾“国防大学”两位军官的文章，探索战略传播如何运用于南海岛礁争议。文章介绍了毕教授的相关成果，包括战略传播定义、战略传播作业流程、目标受众分类等。 台湾《复兴岗学报》是历史悠久的军事学术期刊，是研究政治作战、战略传播、心理作战、国际关系和军队政治教育的重要文献来源。该刊2010年5月、2025年6月刊发的两篇文章借鉴了毕教授的观点，分别探讨战略传播在资讯作战、“孔子学院”建设中的作用。 台湾《国防安全周报》在2023年2月4日发行的第72期文章中，将毕教授对战略传播的定义上升到中国大陆官方对战略传播的定位。该文说，《战略传播纲要》是中共推出的首部战略传播中文专著。对此毕研韬教授指出，该书系个人学术成果，但少数台湾专家有误解。 据不完全统计，台湾已有3篇博士毕业论文和10篇硕士毕业论文参考毕教授文献展开论证，其中4篇出自“国防大学”、3篇来自政治大学，主题包括战略传播、国家形象、软权力、混合战等。 除上述文章外，《台湾传播学刊》在2025年6月刊发一篇文章，探讨战略传播概念在不同政治制度下的本土化发展。文章写道，“首部以中文发行的策略沟通专著《战略传播纲要》是中共策略沟通研究的核心书籍，作者毕研韬和王金岭特别针对舆论作业进行了讨论，具体指出舆论作业所要遂行的三项策略沟通任务”。文章还介绍了毕研韬、林信焰对北约战略传播概念的梳理。 《传播与社会学刊》是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浸会大学合办的中文学术期刊。该刊在总第62期（2022年）上的一篇文章梳理了战略传播在不同国家、文化的演化。在中国大陆部分，文章介绍了毕研韬创建的“国际战略传播学会”以及毕教授指出的中国大陆对战略传播的十个误解。 近年来，毕研韬教授的研究重点逐步拓展至国际传播与国际冲突的关系研究上，更多关注传播在减少国际误解、促进跨文化理解中的作用。为此，他在2023年为海南大学公共关系学专业开设了《国际冲突与和平》选修课。目前他围绕“认知脱嵌”开展的研究与实践都是服务于这一目标。 唐玥宸系海南科技职业大学设计学院副教授、传播学博士、察哈尔学会研究员。
西藏国际传播：必须回应国际关切，这不是选择题
国际传播的起点，不是表达自己，而是理解受众；不是回避关切，而是真诚回应。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6月26日 近年来，中国持续增加对西藏国际传播的投入。从媒体报道、纪录片、国际论坛，到邀请外国媒体、专家学者和青年代表赴藏参访，再到刚刚举行的第二届西藏国际传播大会，可以看出中国希望进一步提升西藏国际传播能力，增进国际社会对西藏的了解。 但要实现传播目标就必须深入思考：国际传播究竟应该传播什么？ 这是一个比传播渠道、传播技术更重要的问题。如果传播内容与国际社会的认知关切长期错位，再丰富的信息供给，也未必能够有效促进国际理解。 国际传播当然需要主动讲好自己的故事，但对于西藏这样一个长期被国际舆论关注的议题而言，回应国际关切，不是可有可无的选择，而是提升传播效能必须完成的一道必答题。 一、国际社会关注西藏，已经成为制度性议题 有人认为，只要持之以恒地进行正面宣传，国际社会对西藏的疑问就会被逐渐化解。然而，现实并非如此。 近一个时期，美国国务院再次发布两份涉藏年度报告。一份依据美国有关涉藏法律，就所谓西藏Negotiations向国会提交年度评估；一份依据《对等进入西藏法》，评估美国人员进入西藏地区的情况。 无论中方是否认同这些报告的立场，它们都反映出一个客观事实：西藏议题在美国已经不是偶发性的外交议题，而是制度化议题。 除上述两份年度报告外，美国国务院每年发布的其它报告中，西藏也几乎都是固定章节。 这意味着，围绕西藏的信息生产、政策讨论、国会监督、媒体报道和社会组织传播，已经形成持续运行的制度机制。 因此，西藏国际传播面对的，并不是某一轮国际舆论，而是一套长期存在、不断更新的信息体系。 二、回应国际关切，不等于接受他人的叙事 在实践中，一个较为普遍的担忧是：如果持续回应国际社会关切，是否意味着进入了他人设置的话语框架？ 这种担忧可以理解，但传播学上需要作出区分。 回应国际关切，并不等于接受国际关切背后的价值判断，更不意味着认可他人的叙事。 国际社会提出的问题，有的建立在事实基础上，有的存在误解，有的受到不同政治立场影响，还有的可能包含错误信息。 回应这些问题，并不意味着默认其前提，而是通过公开事实、充分证据和完整背景，帮助国际受众形成更全面、更准确的理解。 如果国际社会长期关注某些议题，而传播者始终选择回避，那么国际受众就只能从其他信息来源寻找答案。这种情况下，传播主动权反而更容易流失。 从传播规律来看，沉默并不会消除关切，回应才有可能减少误解。 三、回应国际关切与主动设置议程，并不矛盾...
西藏国际传播大会：究竟要影响谁？
举办国际传播大会并不意味着实现国际传播。面对复杂的国际认知环境，西藏国际传播究竟希望影响谁，又如何进入他们的理解框架？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6月18日 6月16日，第二届西藏国际传播大会在拉萨召开。大会以“理解与支持·共情与共鸣——全面增强涉藏国际传播效能”为主题，围绕叙事创新、技术赋能、主体协同等议题展开讨论，吸引了来自媒体、高校、智库和相关机构的数百名代表参加。 然而截至北京时间6月18日15时，西方主流英文媒体几乎都没有报道。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现象。 目前能够检索到的报道主要来自中国官方媒体、港澳台媒体以及部分国际友中媒体。 那么，西藏国际传播大会，到底要影响谁？ 一、选准目标受众，决定传播能否成功 国际传播首先要选择受众，而不是生产内容。如果目标受众不明确，再丰富的内容供给也可能无法产生预期效果。 从第二届西藏国际传播大会的公开议程看，其核心目标是“讲好新时代西藏故事”“增强涉藏国际传播效能”“提升国际传播力、影响力和穿透力”。 问题在于，这些信息最终要传递给哪些人？西方主流社会？国际媒体？海外学界？国际组织？发展中国家公众？海外华人群体？ 西藏国际传播大会，是侧重内部动员，还是对外传播？ 面向不同受众，所用的话语体系、媒介渠道、传播主体和传播策略不尽相同。 如果目标受众不清晰，传播活动就难以进入精准传播阶段。 二、目前报道大会的，主要是哪几类媒体？ 从公开情况看，目前关注大会的媒体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中国官方媒体，包括新华网、CGTN、环球时报等。 这些媒体是中国官方国际传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报道主要集中于大会召开、技术创新以及如何更好讲述西藏故事等内容。 第二类是部分港澳台媒体，例如《南华早报》、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TVB）、台湾《风传媒》等。 第三类是国际友中小众媒体，散布于欧洲、亚洲等地。 值得注意的是，相关报道大多属于活动简讯，而未展开深入讨论。 换句话说，目前的传播基本仍停留在既有圈层内部，而国际主流公共舆论场尚未回应。 报道本次大会的媒体中，《南华早报》是最具国际传播价值的媒体之一，其报道有助于信息突破中文圈，触达更多全球读者。...
西藏国际传播的真正难题：不是信息不足，而是认知隔阂
为什么关于西藏的信息越来越多，国际认知分歧却依然存在？问题的关键，可能不是信息不足，而是认知隔阂。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6月17日 西藏一直是中国国际传播中最受关注、最具挑战的议题之一。 多年来，中国围绕西藏开展了大量国际传播实践。除了传统的新闻报道、文化交流外，还派遣人员赴海外介绍西藏情况，邀请境外人士赴藏参访调研。 然而从国际舆论反馈看，西藏仍然是认知分歧最明显的中国议题之一。 这不禁让人思考：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很多人习惯从传播技术层面寻找答案，例如语言不够精准、渠道覆盖不足、国际话语能力不强，或者故事讲得不够生动。也有人从地缘政治角度加以剖析。 这些因素当然存在，但如果仅仅将问题归结于传播技术，可能无法触及问题的核心。 西藏国际传播面临的真正挑战，或许并不是信息不足，而是认知隔阂。 一、不同的人，看见的是不同的西藏 传播学有一个基本认识：人们接收信息时，并不是像照相机一样客观记录现实，而是通过各自的认知框架理解现实。 同样一条信息，不同的人可能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 例如，对于西藏的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发展、生态保护、文化传承等现象，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往往会赋予不同的意义。 问题并不一定出在事实上。 很多时候，各方看到的是同一个事实，但解释事实的框架并不相同。 这意味着，国际传播的障碍未必是信息缺失，而可能是认知体系差异。 如果双方使用的是不同的认知坐标系，那么即使信息越来越多，也未必能够自动转化为理解。 二、西藏为什么容易成为认知争议议题 从国际传播视角看，西藏具有几个特殊特征。 首先，它同时涉及历史、民族、宗教、文化、发展、国家治理等多个维度。 其次，它长期处于国际政治与国际舆论的关注之下。 再次，不同国家和社会对这些议题本身就存在不同价值观和解释传统。...
加拿大智库：中国改变涉台叙事策略
近年来，国际社会围绕台湾问题的叙事竞争持续升温。2026年6月，加拿大蒙特利尔全球安全研究所（Montreal Institute for Global Security，MIGS）发布报告《Guarding the G7: Countering Beijing’s Interference Operations》（《守护七国集团：应对北京的干预行动》），其中专门讨论了中国涉台传播策略的变化。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6月15日 报告认为，不同于过去直接阐述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中国近年来在国际传播中更加重视议题框架和认知环境的塑造。这一判断引发了国际战略传播研究领域的关注。 值得注意的是，这份报告反映的是加拿大智库对中国传播活动的分析框架，其结论并不代表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但为观察当前国际叙事竞争提供了一个值得研究的案例。 一、从立场传播到框架塑造 根据MIGS报告的分析，中国涉台传播近年来出现了一种值得关注的变化。 报告认为，过去相关传播活动往往围绕历史、主权、统一等议题展开，立场表达较为明确；现在，传播内容越来越多地强调台海局势的复杂性、地区稳定的重要性以及冲突可能带来的风险。报告将这种现象概括为“中立化叙事”（neutralization narrative）。 按照报告的解释，这种传播方式并不一定试图说服外部社会接受某一特定政治立场，而是通过强调风险、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引导外部受众对台湾问题采取更加谨慎的态度。 从传播学角度看，这实际上涉及一种常见的传播策略转变：从直接说服（persuasion）转向框架建构（framing）。传播的重点不再只是提供某种答案，而是影响人们理解问题的方式。本质上这正是西方战略传播理论的精髓。 二、国际传播进入“认知竞争”阶段 MIGS报告将这一变化放在更广泛的国际竞争背景下进行分析。...
文章推介
美国智库：美国应这样应对中国的信息影响
美国应将对华信息竞争纳入国家整体战略，统筹技术、产业、外交与信息治理，而非仅靠发布信息进行反驳。 作者：毕研韬 | 发布时间：2026年10月24日 美国大西洋理事会2024年7月发布报告《美国政府应对中国信息影响的有效策略》，认为美国应对中国信息影响活动的措施存在部门分散、概念界定不统一等问题。报告提出，美国需要制定一项全球信息战略，将信息政策与技术、产业、外交和数字基础设施统筹起来，而不能仅靠政府发布信息、反驳对手叙事。 这份报告的关注点，已经超出传统的国际传播竞争，延伸至信息生态、政府治理和全球数字规则。 一、美国认为，信息影响不是孤立的传播问题 报告由大西洋理事会数字取证研究实验室（DFRLab）发布，作者为该机构高级常驻研究员Kenton Thibaut。报告认为，中国的信息影响活动与经济、政治、产业和技术政策相互关联，不能仅通过分析新闻报道、社交媒体内容来理解。 报告特别指出，美国政府内部对“信息影响”的定义并不统一。有的部门将其理解为包括宣传、审查、数字治理和国际组织活动在内的广泛行动；有的部门则主要关注外国行为体在社交媒体上协调传播虚假信息的活动。 这种概念差异会影响政府部门如何识别问题、分配资源和采取行动。报告因此主张，将中国的信息活动放在更广泛的国际信息环境中考察，关注传播内容背后的技术基础设施、产业政策、国际规则和外交网络。 二、美国不应只靠发布信息反驳中国...
西方为何总是误判中俄朝关系？
近期，随着俄朝关系持续升温，一些西方媒体和研究机构再次提出一个熟悉的判断：俄罗斯正在取代中国成为朝鲜最重要的伙伴，北京对平壤的影响力正在下降，中俄朝三边关系的结构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6月25日 类似观点并不新鲜。从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特别是俄朝高层互动明显增加之后，“朝鲜正在转向俄罗斯”“中国被边缘化”“莫斯科正在取代北京”等叙事频繁出现在西方舆论场中。 然而，如果把时间尺度拉长，把观察视野从短期事件扩展到长期结构，就会发现这类判断往往高估了俄朝关系变化的影响，同时低估了中国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的特殊地位。 更值得关注的是，这种误判并非偶然，而是源于一种长期存在的认知框架偏差。 一、西方为何认为中国正在失去对朝影响力？ 从表面上看，西方观察者得出这一结论并非毫无依据。 近年来，俄朝关系确实出现明显升温。 双方高层互访频繁，政治关系显著加强；军事、安全和经济合作不断扩大；俄罗斯在联合国安理会涉朝问题上的立场也出现调整。 从这些现象出发，许多西方分析机构进一步推导出一个结论：朝鲜正在减少对中国的依赖，而俄罗斯则正在填补这一空缺。 问题在于，这种分析往往停留在现象层面。...
美国公开讨论自身战力短板，传递什么信号？
美国战略界密集讨论弹药、军工和持续作战能力，表面是在暴露短板，实质是在向中国、盟友和美国国内同时释放一个信号：美国正在为可能的长期大国竞争提前补课。 作者：毕研韬 发布：2026年8月25日 近期，美国多个重要智库和战略研究机构密集讨论美国军工体系、弹药库存以及持续作战能力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讨论越来越明确地与未来可能发生的中美军事冲突联系起来。 这不是简单的军事装备问题。为什么此时美国战略界集中讨论自身的战争能力？这些公开讨论又在向谁传递信息？ 一、美国战略界开始正视“持久战能力” 2026年8月，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CFR）发布报告《弹药告急：重建美国军工体系、威慑中国的两年冲刺》（Out of Ammo: A Two-Year Sprint...
为什么产生“伊斯兰恐惧”？
“伊斯兰恐惧”不仅是对穆斯林的情绪化排斥，更是一种结构性、制度化、跨文化传播的社会现象。 文/毕研韬 要理解伊斯兰恐惧（Islamophobia）的成因，需要置于宏观历史结构、中观制度话语、微观心理互动的多层框架中考察，这样才能看到各层如何相互作用并共同塑造这一情绪与观念。 一、宏观层：历史与结构性根源 二、中观层：制度与话语的放大机制 三、微观层：心理与社会互动机制 三、结语 “伊斯兰恐惧”并非单一原因驱动的情绪，而是历史遗产、制度机制与心理认知多层次因素作用的结果。宏观层的结构性条件为它奠定了深厚的文化与政治基础，中观层的制度与话语机制不断放大并固化这种情绪，微观层的心理与互动模式则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再生产它。三者的联动，使“伊斯兰恐惧”不仅顽固存在，而且具有跨国流动性与自我强化的特征。
Awakening of the Masses: China Is Undergoing a New Great Leap in Social Cognition
If you still think the word “awakening” sounds pretentious or mystical, that...
我们不知道自己不知道什么：当算法与制度共同塑造信息可供性
我们长期生活在被筛选的信息环境中，却不知道自己究竟没有看到什么。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9月16日 我们越来越依赖社交媒体获得信息。新闻、国际事件、公共人物的言论，甚至一个国家和社会究竟是什么样子，很多时候都不是通过系统阅读报纸、观看电视或阅读研究报告获得，而是在刷视频、看热搜、读公众号和朋友圈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印象。 这似乎意味着，我们比过去获得了更多信息。 但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问题：我们获得的信息越多，就一定越接近事实吗？未必。 真正值得警惕的，也许不是我们看到了多少错误信息，而是我们可能长期不知道自己没有看到什么。 一、最严重的信息问题，不一定是假消息 讨论社交媒体的信息风险，人们首先想到的通常是假新闻、谣言、虚假信息和深度伪造。这些问题当然重要，但还有一种风险更加隐蔽：信息本身可能是真的，但我们看到的信息并不完整。 设想一个社会中存在关于某个议题的十种主要观点，而一个用户长期只能接触其中三四种。这个用户看到的每一条信息都可能是真实的，也可能都有来源、有证据，甚至没有任何一条是所谓的“假新闻”。 问题仍然存在。 因为由部分真实信息构成的整体图景，可能与真实社会的完整结构存在巨大差异。这可以称为信息分布失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