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地区的“地方创生”展示了一个激活地方活力的政策样本。 文/毕研韬 一、“地方创生”概念的起源 “地方创生”是日本公共政策界率先提出并上升为国家战略的。2014年,日本安倍晋三政府正式启动“地方创生战略”,设立“地方创生本部”统筹推进,将其列为国家核心政策议题。 这一政策的出台,与日本长期面临的人口与区域发展困局紧密相关。进入21世纪后,日本人口总量持续萎缩,人口分布呈现向东京都市圈高度集聚的显著特征。大量年轻人离开地方城市与乡村,奔赴东京等大都市就业、生活,直接导致地方出现人口流失、产业衰退、社区功能弱化等一系列结构性问题。 在此背景下,日本政府推出“まち・ひと・しごと創生”(即城镇、人口与就业再生)战略,核心目标是通过振兴地方特色产业、创造优质就业岗位、优化人居生活环境,引导人口在地方安心定居,从而缓解人口过度向大都市集中引发的发展失衡。从政策本质看,“地方创生”并非单纯的经济振兴计划,而是涵盖经济、社会、文化等多维度的综合性区域发展战略。它强调地方政府、企业与社区主体的协同参与,致力于挖掘地方独特资源、培育特色产业、强化社区治理效能,最终激活地方经济活力与文化生命力。 二、台湾“地方创生”政策的形成 日本提出的“地方创生”理念对我国台湾地区的区域发展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2018年,台湾地区当局正式提出“地方创生”政策,并将2019年确立为“地方创生元年”,标志着这一理念在台湾的落地实践进入新阶段。 长期以来,台湾地区的人口与产业高度集中于台北都会区,中南部及部分乡镇面临人口减少、产业发展动力不足的困境。许多年轻人在完成学业后,选择前往台北等大城市发展,致使部分地方社区出现人口老龄化、经济活力衰退等问题,区域发展失衡的矛盾日益突出。 为破解这一难题,台湾当局借鉴日本“地方创生”的核心经验,结合自身发展实际制定了专项政策。该政策的核心目标主要涵盖三个维度:一是吸引青年群体返乡发展或在地方创业,为地方发展注入新鲜血液;二是推动产业创新升级,激活地方经济内生动力;三是强化社区参与度,培育居民地方认同感,构建可持续发展的社区生态。 三、台湾“地方创生”的实践路径 在具体落地过程中,台湾地区的“地方创生”政策形成了鲜明的实践特色,其核心路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深挖地方文化资源,实现价值转化 台湾地区众多“地方创生”项目以地方传统文化、历史建筑或传统特色产业为核心依托,通过系统化的设计包装与品牌化运营,将地方文化资源转化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例如,部分乡镇以本土文化为内核,打造文化旅游体验项目;对传统工艺进行创新活化,培育特色手工艺品产业;对地方特色农产品进行品牌升级,拓展市场销路,逐步形成了兼具地域辨识度与市场竞争力的地方品牌。 (二)聚焦青年群体,激活发展动能 台湾地区在推进“地方创生”过程中,将青年群体视为核心参与力量,通过多维度政策支持,吸引青年返乡创业、参与地方建设。具体而言,通过设立创业补助基金、提供创业空间支持、开展专项技能培训等举措,为青年返乡创业搭建平台、降低门槛。青年群体凭借创新思维与活力,为地方发展带来了新的理念、技术与模式,成为推动地方创生的关键引擎。 (三)强化社区参与,提升治理效能 在多数“地方创生”项目中,社区居民、社会组织与小型企业均深度参与项目规划、实施与运营全过程。这种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模式,不仅能够充分凝聚社区共识,调动居民参与地方建设的积极性,更能让项目切合地方实际需求,避免“水土不服”。同时,社区参与机制的完善,也进一步提升了地方治理的精细化水平与可持续发展能力。 从实践形态来看,台湾地区的“地方创生”项目以小规模、精细化的业态为主,如特色民宿、文化创意空间、区域农产品品牌打造、特色节庆活动策划等。尽管单个项目规模有限,但通过持续深耕、迭代优化,逐步积累形成地方发展的新动能,为区域整体振兴奠定了坚实基础。 四、“地方创生”理念对大陆的启示 尽管中国大陆并未采用“地方创生”这一政策概念,但在当前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阶段,台湾地区的实践经验为大陆提供了诸多可资借鉴的思路。 (一)重视地方资源转化,打造特色发展路径 中国大陆多数地区拥有丰富的文化、生态、特色产业等资源,但其价值尚未得到充分挖掘与转化。可借鉴台湾地区的经验,通过产业设计、品牌建设与资源整合,将地方特色资源转化为核心竞争力,避免“千村一面”“千区一面”,走出具有地域特色的差异化发展道路。...
2026-03-13文 / 毕研韬 一、关税数字升高的背后,不只是经济问题 2025年春,美国对中国的关税已高达245%。这个数字的意义早已超出经济范畴,变成了某种“政治宣言”。对美国政界来说,对华强硬已变成了选举语言的一部分;对中国来说,这种高关税是一种霸权压制,是关乎国家尊严的大事。这就使双方都骑虎难下。谁先走第一步,很可能被国内外舆论视为“软弱”或“投降”。于是,谈判变得极为困难。 二、引入第三方:创造一个“台阶” 在这种紧张的气氛中,第三方调解就显得格外重要。比如欧盟、新加坡、瑞士这样的国家或组织,虽然解决不了所有问题,但可以在中美之间搭建一个中立的沟通平台。 第三方的作用,不只是协调技术细节,更重要的是为双方提供“下台阶”的理由。例如,在气候变化、全球公共卫生、发展援助等议题下重新谈合作,就能让关税问题从“对抗”变成“协调”。这是一种“借题发挥”的技巧,让双方避免正面碰撞。 三、不能只靠中间人:直接对话才有实效 当然,单靠第三方还不够。如果两国始终拒绝面对面沟通,真正的政策调整就没法实现。 中国可以推动恢复中美之间的高层经贸对话,比如设立“关税缓冲窗口”或者“贸易试验区”;美国可以通过任命特使等方式,跳过国内复杂的政治争议,进入更务实的沟通轨道。 最关键的是:用技术性语言来处理政治性分歧,让对话变得“不那么政治”,从而恢复信任。...
2025-04-16文/毕研韬 7月1日,《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以“网络首发”形式刊发了拙文《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理论框架与行动原则》,感谢责任编辑李莉老师极度负责任的专业把关! 我写这篇文章,不是为了完成科研任务,也非为迎合政治潮流,而是在忍无可忍情势下,对现实惯性的理性反击:中国的国际传播学已偏离了应有的轨道,甚至在某些方面,已经变成了无效叙事的制造工厂、空转理论的展览橱窗。中国国际传播学亟需一场系统性的“纠偏行动”,而海南正是一个可以锚定中国国际传播系统性重构的战略起点。 传播学本是一门直面现实、解决问题的应用学科,但现在,太多传播学研究者把自己关进了象牙塔,用华丽的辞藻拼凑无效概念,把“讲好中国故事”变成了“自我感动的表演”。他们沉迷于话语空间的修辞幻象,却忽视认知结构的重建使命;追逐国际传播权力的虚妄幻影,却无视制度信任与结构通达方为真正的力量之源。 此文正是为这一“去现实化”的学术风气敲响警钟。传播的底层逻辑,必须是可用、可行、可验证,必须能回应国家战略的现实需求,必须嵌入全球秩序演变的结构性进程。若传播学无力解释中国当下的国际环境、无法指导国家的对外传播实践、不能识别结构性传播风险,那么无论其外表多么光鲜,都不过是一具“风干”的理论空壳。 我聚焦海南,不仅因其是国家开放格局的重要接口,更因其是中国制度对外可见性的“最前线”。但审视过往传播实践,目光所及多是碎片化、表层化、情绪化的策略驱动:或流于招商推介的广告话术,或拘泥于“风景+政策”的浅层描摹,背离了海南作为“制度窗口”与“全球平台”的战略定位。 因此,我主张将国际传播重新界定为一种制度性传播行为。其本质不在于推介具体政策,而在于展示制度框架的合理性与有效性;不在于寻求外部理解,而在于确立规则构建者的正当地位。国际传播的核心任务,绝不是“让他人接受我们的说法”,而是让世界切实看见我们的制度如何处理复杂问题、如何持续提供公共性成果。真正的软实力,不源自情绪化的文化消费,而植根于制度的稳定性、适应性与可验证性——换言之,是一个国家制度在他者视野中具备可理解、可复制、可信任的能力,而非表面化的文化展示或形象修饰。 我引入了“掠夺式积累”“认知安全困境”“地缘稀释”等分析工具,试图借助批判理论揭示当前全球传播格局的底层逻辑。我提出八项传播原则,既是对海南实践的系统回应,也是对当前中国对外传播常见误区的针对性修正。 “多发声”不等于“强传播”,因为盲目粗暴的信息渗透只会削弱传播主体的可信度;“加强外宣”不等于“讲好故事”,因为在他者视角下,许多“好故事”实为“坏故事”。 海南具备构建传播制度“试验场”的一切条件,但它首先要挣脱“行政唯上”的传播依赖症。正因如此,我特别强调“第三方平台”“传播顾问团”“本地化节点”这些制度性安排,它们不是锦上添花,而是传播现代化的生命线。 我始终坚信,传播必须“道术兼修”: 既要洞察时代之道,也要锤炼实践之术。国际传播不只是认知博弈,更是制度建构的预设安排;不只是语言输出,更是全球公共品竞争下的认知协商与规则制订。...
2025-07-02文|张小平 我初识毕研韬,是在2013年。 那年6月,西藏民族学院(现西藏民族大学)举办“首届西藏对外传播高端论坛”,我和毕研韬都受邀参会。他做了题为《技术正确是政治正确的保障——亟待调整的西藏文化对外传播战略》的大会发言。 他的发言让人耳目一新,展示了宽阔的国际视野和扎实的专业素养。 我干了一辈子西藏新闻,深知西藏的事情比较复杂。把自己的故事讲出去是一回事,别人愿不愿意听、能不能听明白,又是另外一回事。他提出的“政治正确与技术正确”关系问题,就是要解决这个难题。 那次见面以后,我和研韬有了更多交往。一个是长期在涉藏传播一线工作的老记者,一个是常年深耕国际传播的海归学者。我们谈西藏,也谈传播;谈国内,也谈国外。不知不觉间,我们成了亦师亦友的忘年交。 这些年下来,我对他的了解越来越多,也越来越相信,他是我国目前急需的西藏国际传播人才。 毕研韬与西藏的缘分,要从2002年说起。 那一年,他正在英国留学。11月的一天,他收到一封来自某国际涉藏组织的邮件,讨论中国西藏政策可能的走向,提出了与当时国际社会不同的预测。这封邮件引起了他的兴趣。从那以后,他开始关注西藏问题,着手研究国际社会怎样谈论西藏。 这一关注就是二十多年。 这些年里,他不是在书房里研究西藏。他去过西藏,也去过四川、青海、甘肃、云南等地的涉藏地区;到过印度、尼泊尔等地的藏人社区,也到美国、台湾等地了解相关情况。他曾与多位关键藏人做过深度交流。 这些经历,在我看来很重要。...
2026-09-08“2027窗口”是如何被误传、误解和曲解的? 文/毕研韬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ODNI)于2026年3月18日发布年度《全球威胁评估报告》(Annual Threat Assessment)。报告在涉台问题上给出一个引发广泛关注的判断:北京方面目前未计划在2027年对台动武,且未设定明确的统一时间表。同时,报告强调,中国并未放弃在必要时使用武力的选项,并将持续通过多种手段塑造有利态势。这一表述,对近年来围绕“2027时间点”的多重判断是一次重要校正。 一、报告核心:意图与能力的区分 此次ODNI报告的关键,在于明确区分了两个长期被混用的分析维度:能力与意图。 从能力角度看,报告延续既有判断,认为中国相关军事能力正在持续提升,但进展呈现“稳定但不均衡”的特征,特别是在复杂两栖作战等方面仍存在不确定性。 从意图角度看,报告则指出,当前没有迹象显示北京已制定在2027年对台动武的具体计划。 这种区分意味着:具备能力,并不自动转化为采取行动;时间节点,也不必然对应决策节点。 二、“2027年攻台”来源:能力推断逻辑 “2027”这一时间点,主要来自美国军方的能力评估。其中,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维森(Philip...
2026-03-21文/陈语柔 美联社消息:美国政府已禁止在中国的政府人员及其家属,以及持有安全许可的承包商与中国公民谈恋爱或发生性关系。 四位匿名知情人告诉美联社,美国前驻华大使伯恩斯(Nicholas Burns)在今年1月离开中国前开始实施这项新规定。 尽管此前美国机构已经制定了相关禁令——这被称为”禁止亲密交往“政策,但“冷战”结束后并没有公开报道。美联社线人透露,去年有美国议员联系伯恩斯,表达对相关限制措施不够严格的担忧。 美国这一政策体现了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对个人层面的渗透,而笔者关心的是,这会在外交、社会等领域引发连锁反应吗?美中关系何时会触底?
2025-04-032026年7月31日,同济大学发布《关于开展2026年度全校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及考核续聘工作的通知》,明确全校专业技术岗位取消长期(终身)聘任协议,全面实行周期性考核,其中预聘岗每3年考核一次;长聘岗每6年一次大考,中间每3年中期评估;考核不合格者可能面临降薪、转岗甚至解聘。 改革旨在打破“铁饭碗”、激发教师活力,但对一线教师(尤其是青年教师和基础研究领域)压力较大。随后,网络流传一封“同济大学全体关切公平的教职工”致校长杨金龙的公开信。 公开信质疑规则“双标”:普通教师6年“非升即走”,而校长本人从副职到正职用了约7年多;一线教师承压重,而管理层(双肩挑领导)考核标准较宽松、科研工作量较低。公开信呼吁改革应自上而下、一视同仁,而非只针对基层教师。 这封匿名信在8月上旬迅速传播,引发广泛讨论。公开信没有标注发布时间和签署人具体姓名。公开信全文如下: 尊敬的杨金龙校长: 您好!作为同济大家庭的一员,我们始终敬佩您学术顶尖、履历耀眼——中科院院士、理论与计算化学领域权威,从中国科大副校长到同济校长,肩负百年名校发展重任,我们对您满怀敬重与期待。 此次学校推行人事制度改革,出台《关于开展2026年度全校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及考核续聘工作的通知》,取消长期聘任、实行全员周期考核:预聘岗3年一考,长聘岗6年一大考、3年中期评估,不合格者降薪、转岗乃至解聘。改革初衷是打破“铁饭碗”、激发活力,我们认同“不进则退”的发展逻辑,但对规则不公、标准双轨的选择性改革,深感困惑与不解,特此致信坦诚交流。 一、规则制定者,更应敬畏规则公平 您2018年4月出任中国科大副校长,2025年6月接任同济校长,从副职到正职,历时七年零两个月。而学校现行规则,要求普通教师六年聘期、非升即走——六年内未晋升,便面临解聘。我们不禁想问:您以顶尖学术资历,用七年多完成副职到正职的晋升,凭什么要求普通教师六年必须出成果、必须晋升?您的七年是“干部选拔需看岗位空缺、综合考察”,普通教师的六年却是“不晋升就滚蛋”,同一套制度,两种评判逻辑,公平何在? 二、一线教师承压最重,管理层却享豁免特权 此次改革名义“全员覆盖”,实际压力全压在一线教师身上:青年教师:非升即走,3年一考核,科研、教学双重高压,不敢有丝毫松懈;中年教授:6年大考、3年中期评估,基础研究需十年磨一剑,却容不得半点沉淀;双肩挑校领导:手握院士头衔、坐拥最优平台经费团队,科研工作量仅为普通教授的四分之一,考核标准形同虚设。科员升不上科长可继续任职,副校长七年等岗位空缺属正常,而普通教师六年不晋升就失业。制度的困难,从来不是同一套困难;规则的约束,从未平等覆盖所有人。 三、反对的不是改革,是选择性改革...
2026-0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