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传播
海南大学毕研韬教授新书《国际传播新维度》出版
当今世界，国际传播已成为塑造全球认知图景、国际关系格局与国家战略空间的重要力量。在地缘博弈加剧背景下，国际传播正加速安全化转向，信息与传播的工具化乃至武器化现象令人担忧。在此背景下，国际传播将如何自救，又如何突围？ 作者：唐玥宸 发布时间：2026年10月11日 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毕研韬教授认为，今天，要进一步理解国际传播的嬗变、释放国际传播的功能，就需要从更新视角深入探索国际传播的本质与规律。为此，近些年他先后提出了“有组织的信息操纵”“制度传播”“战略传播2.0”等新概念和新理论。 毕教授从事国际传播研究与实践近四十年，如今他把最新研究成果汇集成《国际传播新维度——认识国际传播的五大“法门”》一书。该书由毕教授与范颖合著，全书17.5万字，近日由中国民族文化出版社出版。在书中，作者重新界定了国际传播等概念，随之从认知安全、战略传播、人工智能、战略理解、战略叙事五个角度，集中剖析国际传播的运行逻辑。 毕研韬说，《国际传播新维度》是《战略传播纲要》的姊妹篇。《战略传播纲要》由毕研韬与王金岭合著，2011年由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和中央编译出版社联袂出版，刘永治上将、张序三中将和阮次山先生为之作序。该书被乌克兰国家图书馆收藏。莫斯科大学教授帕申采夫曾两次指出，《战略传播纲要》的出版是中国战略传播概念发展的重要事件。北约战略传播卓越中心的一份文献把此书列为中国早期战略传播三部专著之一。 作者唐玥宸博士系海南科技职业大学设计学院副教授。
日本：中国的国际传播已发生重大变化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10月8日 日本政府、防务部门和主要智库对中国国际传播的判断已经改变变化，开始把中国国际传播视为影响他国认知、社会和政策环境的国家战略能力。 一、日本把中国国际传播看成“塑造环境”的能力 2026年日本《防卫白皮书》把信息战定义为：在没有发生武装冲突的情况下，通过虚假信息和战略性信息发布影响他国舆论和决策，并据此为本国创造有利的安全环境。该文件认为中国通过媒体、社交平台等渠道，试图构建有利于自身的信息环境。 二、日本认为中国国际传播的目标是争夺国际议题的解释权 日本防卫研究所把中国对外宣传目标概括为三个：提升中国形象和政策支持度；反驳对中国不利的信息；在特定情况下影响他国社会和政治。其分析还特别强调中国通过官方媒体向世界传播“中国的叙事”。 由此可以看到，日本担心的是中国能否改变国际社会理解问题的方式。一旦议题定义、因果解释和责任归属发生变化，传播便会进入国际政治中的议程设置和认知竞争。 三、日本把中国国际传播纳入国家安全框架 日本防卫省已经将“认知战与战略传播”作为防卫能力转型的重要议题。2026年防卫白皮书提出，到2027年，日本形成能够应对信息战的能力，并建设信息自动搜集、分析以及战略发布机制。 日本防卫研究所明确提出，日本需要提高针对中国认知行动的防御和反制能力，而且不能仅依靠防卫省和自卫队，还需要政府、产业界和学术界共同参与。 这表明，在日本的战略认知中，国际传播已经与军事、网络、情报等传统安全领域发生连接。传播不再只是“软”的问题，而被视为国家竞争的一部分。 四、日本警惕中国的传播能力与社会网络、政治行动结合后产生的影响 日本防卫研究所2026年的分析已经不再把中国宣传、社交媒体操作和统一战线工作完全割裂，而是将其放在同一认知领域中观察，并认为有关活动可能利用目标社会既有的分歧和矛盾。 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近期关于中日关系的研究，把中国面向日本社会的多语种传播与“信息战”“认知战”联系起来。 这里反映出日本战略界的一个重要变化：它关注的已经不是传播信息本身，而是信息进入社会网络之后是否能够形成关系、影响态度并进一步影响政治行为。 五、日本不认为中国的国际传播有效 日本防卫白皮书明确指出，中国、俄罗斯等国的认知领域活动并不必然取得很高效果。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2026年的中国研究同样指出，中国面向日本社会的相关认知活动目前并未产生预期的广泛效果。 六、日本对中国国际传播的关注，正在反过来推动日本的战略传播转型 日本外务省近年来已经将战略传播作为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加强信息搜集、分析、海外媒体沟通以及应对外国信息操纵的能力。 2025年《外交蓝皮书》明确提出，日本需要通过政府、媒体、智库和社会组织共同增强应对信息操纵的韧性。 2026年日本防卫省专门将“认知战与战略传播”列入防卫能力转型议程。 因此，日本正在形成一个新的战略逻辑：研究中国传播，不只是为了理解中国，更是为了重构日本自身的传播、情报和认知防御体系。...
北约：中国三部早期战略传播专著
这三部书体现了中国学者最初主要是“向外看”——通过研究美国实践来理解战略传播概念。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10月6日 在北约战略传播卓越中心（StratCom COE）的官方学术期刊Defence Strategic Communications第10卷（2021年春-秋季号）中，Aurelio Insisa发表了一篇题为China’s Discourse on Strategic Communications: Insights into PRC External Propaganda的长文。该文系统梳理了2006年至2021年间中国大陆学术界对“战略传播”概念的引入、讨论与演变，并将其置于中国对外宣传体制变革的大背景之下。Aurelio Insisa现为德国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MERICS（Mercator Institute for China Studies）高级分析师。 文章特别指出，中国大陆最早出版的三部战略传播学术专著出现在2008年至2014年间。这三部著作共同代表了中国学界引入战略传播概念的初期阶段，主要聚焦于解释美国战略传播的兴起与演变。...
传播劫持：一种“黑色战略传播”
当别人借你的话、用你的符号、使用你的传播资源来传播与你相反的意义，你的传播就可能已被“劫持”。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10月4日 在传统传播环境中，一个组织使用什么渠道、发布什么信息、建构什么意象，通常由传播者控制。但在社交媒体、平台传播和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今天，这种控制正在变得脆弱。一个精心设计的传播活动，可能被他人借用；一个已经形成影响力的话题标签，可能被转向；一个具有较高知名度的品牌或人物，也可能被冒用。 2026年，一项发表于《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Management》的研究将这一现象概括为“传播劫持”（communication hijacking），并将其视为一种“黑色战略传播”（Dark Strategic Communication）现象。 一、什么是“传播劫持”？ 传播劫持是外部行动者未经传播主体同意，挪用其既有的传播要素，并将这些要素重新用于不同甚至相反目的的传播现象。 这里有三个基本条件。 第一，非自愿性。原传播主体并没有授权这种使用。 第二，挪用性。劫持者不是从零开始传播，而是利用了原主体已经建立的传播资源，包括人物身份、账号、话题标签、媒体名称、品牌、叙事或传播活动等。 第三，目的转换。传播资源被用于与原始目的不同的用途，甚至被反过来用于削弱原传播主体。 例如，一个国际组织发起“反仇恨言论”网络活动，并设置一个具有辨识度的话题标签。后来，反对该组织的人大量使用同一标签，但发布的内容却是在批评该组织本身。此时，原组织已经建立的传播入口被重新用于另一种传播目的。 它与一般的“传播操纵”并不完全相同。传播操纵可以从零开始制造信息、设计传播策略；传播劫持则更强调对既有传播资源的挪用和重新定向。 二、传播劫持有哪些主要形态？ 相关研究将传播劫持区分为人物、标签、媒体、叙事、传播活动、品牌和新闻等不同形态。 1.人物劫持：借用他人的身份 人物劫持（persona...
中国大陆出版的《战略传播纲要》引发国际关注
今天，毕研韬教授更关心如何运用战略传播推动跨文明对话、减少误解、促进合作与和平。此一时，彼一时也。 作者：叶承安 发布时间：2026年10月1日 《战略传播纲要》由海南大学国际传播学者毕研韬和战略专家王金岭合作完成，于2011年9月由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和中央编译出版社联袂出版。全书26万字。 该书的出版引发包括台湾军方在内的国际战略界关注。 乌克兰国家图书馆（Vernadsky National Library of Ukraine）收藏了《战略传播纲要》，该馆图书目录完整记录了《战略传播纲要》信息，包括作者（毕研韬、王金岭，Бі Яньтао, Ван Цзіньлін）、书名（《战略传播纲要》，Основи стратегічних комунікацій）、馆藏位置（Основний фонд，基本馆藏）、馆藏编号（ІВ217811），以及出版社、出版年份、页数、ISBN。 2012年，莫斯科大学教授帕申采夫（Евгений Николаевич Пашенцев）在其论文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ая коммуникация Китая в Латинской...
“生活空间”理论：理解战略传播的新入口
毕研韬、胡琨将美国心理学家库尔特·卢因的“生活空间”理论引入战略传播研究，突破传统“信息逻辑”，从受众认知生成机制切入，为构建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提供了全新的理论视野与分析框架。 作者：唐摩崖 发表时间：2026年7月9日 2026年5月，贾文山教授主编的《新时代的黄河文明与国际传播》正式面世。该书围绕黄河文明传承创新、中国特色国际传播理论建构以及地方国际传播能力提升等议题展开讨论，汇集了近年来国际传播研究领域的重要成果。其中，毕研韬、胡琨撰写的《“生活空间”理论对我国战略传播的启示》一文，把心理学领域的“生活空间”（Life Space）理论引入战略传播研究，尝试为战略传播研究提供一个新的理论解释框架。 近年来，随着国际竞争加速向认知、价值和意义层面延伸，战略传播逐渐成为国际传播研究的重要议题。2021年，中国提出“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标志着战略传播进入加速建设的重要阶段。然而，如何理解战略传播的运行机制，仍然是一个有待深化的问题。 传统传播研究往往强调传播主体的信息生产能力、媒介传播能力和议程设置能力，关注“传播什么”“通过什么渠道传播”以及“如何扩大影响”。这一研究路径对理解传播过程具有重要价值，但也存在一定局限：它容易将传播效果理解为信息传播能力的函数，而不能详尽阐释受众所处的社会环境、文化经验和认知结构对传播效果的深度影响。 事实上，国际传播中的许多认知分歧，并非简单源于传播主体或信息质量，而是源于不同社会主体拥有不同的生活经验和意义体系。同一信息进入不同社会环境后，可能产生完全不同的理解。这意味着，战略传播不仅是信息流动过程，更是不同“生活空间”之间的互动过程。 一、“生活空间”理论提供理解战略传播的新入口 “生活空间”理论由美国心理学家库尔特·卢因（Kurt Lewin）提出。卢因认为，人的行为并非简单由外部刺激决定，而是个人与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用公式表述即B=f(P,E)=f(LSp)，其中B指行为，P指个人，E指环境。这里“生活空间”指某一时刻影响个人行为的全部心理事实和环境因素，包括个体能够意识到的因素，和那些虽然未被明确感知但实际影响其判断和行动的因素。 这一理论突破了传统行为研究中的机械刺激-反应模式，强调人的行为嵌入具体环境之中。 将这一理论引入战略传播研究，意味着需要重新思考传播效果的形成机制。传播并不是信息从发送者到接受者的线性移动，而是信息进入特定“生活空间”后，与已有认知、社会关系、文化经验发生互动，并最终形成意义建构的过程。 因此，战略传播研究的关注对象不应只是“传播内容”，还应包括内容所进入的生活环境。 二、“生活空间”理论推动战略传播研究转向“认知逻辑” 长期以来，国际传播实践流行一种“信息逻辑”：只要能够生产更多内容、扩大信息覆盖面，就能够提升传播效果。然而，现实中的国际传播并非如此简单。 一个国家对外传播的理念、价值和故事，必须经过目标群体自身“生活空间”的过滤、解释和重构。受众并不是被动接受信息的容器，而是在自身历史经验、社会关系和文化背景基础上主动赋予信息意义。 从“生活空间”理论看，认知差异实际上是“生活空间”差异在传播领域中的体现。因此，战略传播研究需要从“如何影响受众”进一步深入到“受众如何形成认知” 那么，“生活空间”究竟是怎么发挥作用？过去，一般的受众画像理论无法系统地解释其功能发挥， 毕研韬、胡琨的文章详尽介绍了“生活空间”的定义、类型、特征以及在不同场景中的功能发挥，为进一步理解传播效果提供了强有力的分析框架。 换言之，毕研韬、胡琨文章的重要贡献在于：它将传播效果研究拓展到深层次的认知生成机制。 三、“生活空间”理论拓展战略传播的三个研究维度 首先，拓展了战略传播的主体观。...
全球同行持续关注毕研韬教授研究成果
作者：唐玥宸 发表时间：2026年6月28日 2026年2月12日，美国独立研究机构China Media Project（简称CMP）发表研究报告《C+：理解中国全球信息影响力的转型战略》，报告引用了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毕研韬教授的研究结论。由于CMP团队的调查结论与毕教授早些时期发表的文章略有出入，该报告专门列表比较了二者的不同之处。 在2008年至2022年期间，毕研韬教授主要围绕战略传播（简称SC）开展研究。战略传播起初用于组织传播、公共关系、企业传播等领域，但9·11事件后美国率先将其纳入国家安全实践体系。在地缘博弈加剧的时代背景下，许多国内外同行持续关注毕教授研究成果，涉及战略传播、国际传播、国家形象、认知塑造等方向。 “北约战略传播卓越中心”主办的刊物《Defence Strategic Communications》在2021年春秋号上刊发一篇长文，专题考察中国的战略传播话语。该文介绍了毕研韬、王金岭合著的《战略传播纲要》一书，重点讨论了该书对战略传播的定义。北约这篇文章还介绍了毕研韬、殷娟娟合写的文章，聚焦于社交媒体时代战略传播在边疆治理中的运用。北约研究同时关注了毕研韬、林信焰合署的文章，重点是战略传播在维护“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价值。 2013年2月，莫斯科大学帕申采夫E.H.教授在《公共管理》发表文章，较为详细地介绍了《战略传播纲要》。文章说，“2011年秋季出版的《战略传播纲要》应被视为中国战略传播概念发展的重要事件。该书作者是毕研韬、王金岭。中国的刘永治将军和张序三将军高度称赞此书，他们和《凤凰卫视》首席时事评论员阮次山共同为该书撰写了序言。” 2026年两位俄罗斯学者在《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学报·国际关系》发表文章说，“在中国战略传播研究领域，毕研韬和王金岭两位学者值得特别关注。2011年，他们提出了中国较为系统、也较为完整的战略传播定义之一”。文章接着说，“毕研韬进一步指出：实施战略传播的首要主体是民族国家。当个人或组织参与战略传播时，他们只是国家战略框架中的组成部分。”文章指出，毕研韬厘清了战略传播与国际传播、策略传播的关系。 台湾战略界对毕教授成果的研究更为细致深入。台湾《陆军学术月刊》（现已改名为《陆军学术双月刊》）在2018年12月发表台湾“国防大学”两位军官的文章，探索战略传播如何运用于南海岛礁争议。文章介绍了毕教授的相关成果，包括战略传播定义、战略传播作业流程、目标受众分类等。 台湾《复兴岗学报》是历史悠久的军事学术期刊，是研究政治作战、战略传播、心理作战、国际关系和军队政治教育的重要文献来源。该刊2010年5月、2025年6月刊发的两篇文章借鉴了毕教授的观点，分别探讨战略传播在资讯作战、“孔子学院”建设中的作用。 台湾《国防安全周报》在2023年2月4日发行的第72期文章中，将毕教授对战略传播的定义上升到中国大陆官方对战略传播的定位。该文说，《战略传播纲要》是中共推出的首部战略传播中文专著。对此毕研韬教授指出，该书系个人学术成果，但少数台湾专家有误解。 据不完全统计，台湾已有3篇博士毕业论文和10篇硕士毕业论文参考毕教授文献展开论证，其中4篇出自“国防大学”、3篇来自政治大学，主题包括战略传播、国家形象、软权力、混合战等。 除上述文章外，《台湾传播学刊》在2025年6月刊发一篇文章，探讨战略传播概念在不同政治制度下的本土化发展。文章写道，“首部以中文发行的策略沟通专著《战略传播纲要》是中共策略沟通研究的核心书籍，作者毕研韬和王金岭特别针对舆论作业进行了讨论，具体指出舆论作业所要遂行的三项策略沟通任务”。文章还介绍了毕研韬、林信焰对北约战略传播概念的梳理。 《传播与社会学刊》是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浸会大学合办的中文学术期刊。该刊在总第62期（2022年）上的一篇文章梳理了战略传播在不同国家、文化的演化。在中国大陆部分，文章介绍了毕研韬创建的“国际战略传播学会”以及毕教授指出的中国大陆对战略传播的十个误解。 近年来，毕研韬教授的研究重点逐步拓展至国际传播与国际冲突的关系研究上，更多关注传播在减少国际误解、促进跨文化理解中的作用。为此，他在2023年为海南大学公共关系学专业开设了《国际冲突与和平》选修课。目前他围绕“认知脱嵌”开展的研究与实践都是服务于这一目标。 唐玥宸系海南科技职业大学设计学院副教授、传播学博士、察哈尔学会研究员。
揭秘“灰色国际传播网络”：身份伪装与项目化运作
作者：毕研韬 时间：2026年6月8日 这些年，一类伪装型国际传播网络再次引起国际社会关注。这类网络是由国家或准国家行为体主导，通过伪装或非透明方式组织的跨国传播结构，通过本地化新闻网站、代理机构与社交媒体矩阵影响全球舆论环境。 笔者将这类结构称为“灰色国际传播网络”（Gray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Network，GICN）。需要说明的是，该概念系本文用于分析相关现象的工作性定义，并非现有国际学界统一术语。 一、法国与新加坡的最新发现：外部伪装型本地媒体网络 2026年6月，法国“警惕数字干预安全局”（Viginum）发现一个多语种外部传播网络，由13个网站组成，以“独立新闻媒体”形态运行，但在内容层面与中国环球电视网（CGTN）存在关联。 此前，新加坡政府封锁了6个外部网站，这些网站冒充新加坡本地新闻媒体，使用本地语言与新闻格式，被新加坡政府认定与境外行为体有关，存在潜在“敌意信息行动”风险。 两国案例在结构上呈现高度一致性，其共同特征包括： 1.外部身份伪装：网站均以目标国家“本地媒体”形式出现，名称、栏目与视觉设计高度模拟本地新闻机构。 2.内容再生产机制：大量内容并非原创，而是基于外部新闻来源（包括官方或准官方信息）进行翻译、改写与本地化重构。 3.控制结构不透明：网站注册主体、资金来源与运营链条未对公众完整披露，呈现为“独立媒体外观+外部结构背景”的组合。 4.分布式传播体系：网站与社交媒体账号矩阵协同运作，通过自动化或半自动化机制扩散内容，而非依赖单一流量入口。 这一类结构的关键在于身份与控制关系之间存在系统性不透明或伪装设计。 二、灰色国际传播网络的运作结构 从已公开研究与多国案例综合看，该类网络通常呈现出“项目化+分层代理结构”特征： 1.目标与资金层：由政府机构、官方媒体或相关战略传播部门设定议题方向并提供预算支持。 2.执行与代理层：由数字营销公司、公关公司或外包团队负责网站搭建、多语种内容改写、SEO优化、社交媒体运营。 3.内容供给层：内容主要来自官方或准官方新闻稿、新闻聚合内容、自动化翻译与再编辑材料。 4.分发与扩散层：由网站网络+社交媒体账号矩阵组成，通过分布式节点进行传播。 这一结构的目的是：将传播行为拆解为多个独立模块，从而降低整体结构可识别性。...
文章推介
海外华人频繁卷入国家安全案件
过去几年，在美国、英国、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菲律宾等国，越来越多具有华人背景的侨领、社区人士、议员助理、商人、地方政客甚至学者，被卷入“国家安全”相关案件。 徐北辰 供稿 2026年5月14日更新 这些案件涉及间谍活动、外国代理人、政治影响力、跨境监控、技术情报、海外警务站、选举干预、军事情报以及华人社团网络等多个领域。 需要强调的是，这些案件性质并不完全相同，也并不意味着所有涉案人员都有罪。很多案件仍存在司法争议，有些人否认指控，有些案件尚未最终裁决。 无论案件本身如何，一个更深层变化已经越来越清晰：海外华人网络，正在越来越多地进入各国国家安全视野。 这些案件涉及的只是极少数个案，并不代表海外华人整体，但其影响却波及海外华人群体。 美国：从“侨社”到“外国影响力” 美国是近年来这一趋势最明显的国家之一。 过去几年，美国连续出现多起涉及华人社区、中国背景网络以及“外国影响力”活动的案件。其中影响较大的，包括纽约“海外警务站”案件。美国联邦调查局（指控相关华人社团人士协助中国相关部门，在美国从事“未注册外国代理”活动，并涉嫌参与针对海外异议人士的信息收集与联络工作。 与此同时，美国还调查了多个涉及福建同乡会、华人社区组织、中文媒体平台以及地方政治人物的案件。一些案件并不涉及传统意义上的间谍活动，而更多与政治影响力、信息传播、社区动员以及外国代理人身份申报有关。...
Trump’s Tariff War: What Has It Revealed?
By Bi Yantao I. The Real Purpose of Trump’s Tariff War Trump...
高关注地区国际传播如何破局？对西藏、新疆与海南的思考
当一个地区长期处于国际聚光灯下，国际传播如何跨越既有认知鸿沟，形成可持续的理解与信任？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10月3日 国际传播并非简单的信息输出，也不只是地方形象塑造。对于国际社会持续关注、外部认知较为复杂的地区，传播效能不仅取决于内容生产与渠道建设，更取决于制度实践能否被外部受众理解、观察和验证。 毕研韬在《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理论框架与行动原则》中提出“制度传播”概念，强调以制度逻辑替代单纯的信息输出。毕研韬、唐玥宸在《以法治创新和制度传播助力国际传播——海南自贸港信任叙事的构建逻辑》中进一步提出“法治—信任—传播”分析框架，探讨法治创新如何通过制度传播转化为国际信任资源。这一思路不仅适用于海南，也为理解西藏、新疆等高关注地区的国际传播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 一、高关注不等于高认同 国际关注度与国际认同度并非同一概念。一个地区受到广泛关注，并不意味着外部受众能够准确理解其发展状况、制度运行和社会生活。信息数量增加，也不必然带来认知改善。 高关注地区的国际传播面临一个共同挑战：外部受众往往通过既有叙事框架理解新信息；当新信息与既有认知不一致时，单纯增加信息供给未必能够改变判断。因此，传播不能只关注“我们说了什么”，还应研究“对方如何理解”“哪些事实可以核验”以及“认知差异为何持续存在”。 西藏、新疆与海南的具体情境并不相同。西藏涉及文化传承、生态保护和社会发展等议题；新疆涉及经济发展、社会生活、文化传统及相关国际争议；海南自贸港则面临国际市场主体对规则透明度、政策稳定性和营商环境的持续关注。将三地纳入同一研究框架，不是认定它们面临相同问题，而是考察不同情境下，制度实践如何转化为可理解、可验证的传播资源。 二、从形象叙事转向制度传播 毕研韬、唐玥宸的研究指出，法治能够通过规则明确、程序透明和运行稳定，为外部主体理解制度提供基础；可验证性则是制度实践与信任形成之间的重要环节。这意味着，国际传播不应止于展示发展成果，还应呈现成果如何形成、相关规则如何运行、实际效果如何检验。 海南应围绕贸易投资、知识产权保护、行政程序和数据治理等议题，提高制度信息的透明度与国际可读性，让市场主体能够依据公开规则判断经营环境，而不只是接收政策推介。...
A Letter to His Holiness Pope Leo XIV from Prof. Bi Yantao
Subject：A Message to His Holiness Pope Leo XIV from Prof. Bi Yantao...
Why Is Reform in China’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So Difficult?The Institutional Constraints Behind the Challenge
By Bi Yantao Published on June 12,2026 China has invested heavily in...
警惕！你正在吞下机构媒体特供版「真相」
文/毕研韬 所谓「机构媒体」（institutional media），广义地讲是指制度化组织（如政府、政党、企业、大学等）直接控制或深度介入的媒体平台，机构媒体的核心功能是维系组织权威而非公共监督。狭义的机构媒体不包含一般意义上的新闻媒体。 所谓「机构媒体报道」，包含两部分：一是指机构媒体自身进行的报道。这类媒体的运营依附于母体组织的资金、人力、内容等，依靠母体组织的权威为信息背书；二是新闻媒体对制度化组织的报道。相关组织会以公关手段（譬如，向新闻媒体注入资金以建立战略合作关系甚至利益共同体）。 很多制度性组织还会动用组织或（和）经济手段，在社交媒体上造势。有些看似客观、独立的自媒体人，事实上有可能服务于某家制度性组织。这种操作模式或明或暗，普通人或难以辨识。牛津大学一家研究机构曾发布研究报告《产业化虚假信息——2020年全球有组织社交媒体操纵盘点》（Industrialized Disinformation——2020 Global Inventory of Organized Social Medi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