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当中国企业进入西方国家投资时,最先发出安全警示的,往往是情报、安全和反间谍机构。 作者:毕研韬 发布:2026年8月17日 近年来,当中国企业进入西方国家投资时,最先发出安全警示的,往往是当地的情报、安全和反间谍机构。 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到英国、德国、荷兰、比利时等欧洲国家,都可以找到类似案例。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因素可能是:职业和专业会影响一个机构观察世界的方式。 一、一个值得关注的共同现象 美国是较早出现这一趋势的国家。近年来,美国FBI等机构持续将中国企业的技术获取、经济间谍和投资活动与国家安全联系起来。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在审查涉及中国资本的交易时,也可以获得情报系统供的威胁评估。 2016年的德国半导体企业Aixtron收购案尤其值得注意。中国福建大芯片投资基金拟收购Aixtron后,德国经济部一度同意交易,随后却因获得新的安全相关信息而撤回此前决定。德国媒体随后报道称,美国情报机构曾向德国发出警告,认为交易可能使中国获得具有军事用途的半导体技术。美国随后对Aixtron美国业务进行国家安全审查,CFIUS获得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的专项威胁分析,最终奥巴马总统阻止了中国投资者收购Aixtron美国业务。这个案例显示,情报信息可以成为改变政府对中国投资判断的重要触发因素。 澳大利亚的情况同样明显。ASIO等安全机构长期关注中国相关的间谍和外国干涉活动,随着这种安全认知向经济领域延伸,中国企业投资关键基础设施、能源和技术产业时,也越来越多地被放到国家安全框架下讨论。 新西兰则具有更加明确的制度安排。新西兰安全情报局(NZSIS)直接参与海外投资的国家安全评估,为海外投资办公室提供安全建议。其关注的问题包括外国投资者获得敏感信息、控制关键资产、影响供应链以及增强外国影响力的可能性。 加拿大安全情报局(CSIS)近年来也不断警告外国获取加拿大敏感技术和知识产权可能造成经济安全风险,并将中国列为重要的情报安全关注对象。英国MI5则逐渐把中国问题从传统的反间谍领域延伸到科技、大学、科研、企业和投资等领域。 荷兰AIVD长期警告中国经济间谍和技术获取风险,并指出中国投资和企业收购可能造成敏感知识和技术流失。比利时国家安全局VSSE也将中国的间谍、网络活动和经济影响作为重要安全议题。德国、瑞典、西班牙等国近年来同样逐步强化对中国投资的安全审查。 这些案例放在一起观察,会出现一个值得研究的规律:中国投资进入西方国家以后,往往首先被情报安全系统重新定义为“安全问题”,随后才进入经济政策、投资审查和公共讨论。 二、为什么首先是情报安全机构? 一个很简单的传播学规律或许可以解释这一现象:职业会影响一个人看待世界的视角。 经济部门看一项投资,首先看到的是资本、就业、市场和产业发展;企业看到的是利润和商业机会;外交部门关注的是双边关系;情报机构的职业任务则是发现隐藏关系、潜在威胁和异常行为。 因此,面对同一家中国企业,经济部门可能问:“它能够带来多少投资和就业?” 情报机构可能问:“它与谁有关联?能够获得什么技术?能够接触什么数据?能够控制什么基础设施?在特殊情况下,这种商业能力是否可能转化为战略能力?” 三、职业视角如何影响“问题定义”? 这实际上涉及一个重要的传播学问题:问题定义。 情报机构的职业使命决定了它天然更加关注风险。当它发现某项投资存在潜在安全问题,并通过政府内部报告、投资审查、企业安全指南或者公开报告把这种判断传播出去后,一个原本属于经济领域的问题就可能逐渐被重新定义: 中国投资→技术获取→关键产业风险→经济安全→国家安全。...
2026-08-17为什么同一条信息,在不同国家会被当作“威胁”?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5日发布 在过去较长一段时间里,国际传播通常被理解为信息交流、文化互动与国家形象塑造的过程,其核心逻辑是“开放”与“沟通”。然而近十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将跨境信息流动视为潜在风险甚至是信息武器,并通过制度手段加以应对。这一现象,笔者称为“国际传播安全化”。 需要首先澄清的是,安全化并不等同于“信息管控”,也不意味着所有传播活动都被视为威胁。更准确地说,它是一种在特定条件下,将“传播问题”转化为“安全问题”的过程。这一概念最早与哥本哈根学派相关,但在数字时代,其内涵已明显扩展。 一、什么是“国际传播安全化”? 可以将其理解为一个三阶段过程: 第一步是风险界定。某些跨境传播行为(如信息发布、内容分发、舆论引导)被描述为可能带来政治、社会或认知层面的风险,例如“虚假信息”“外部干预”等。 第二步是认知扩散。这些风险叙事通过媒体、专家或平台传播,逐渐被公众或决策层接受,形成一定程度的共识。 第三步是制度化。国家或相关机构通过法律、政策或平台规则,将这些风险纳入长期治理框架,例如加强内容监管、要求平台承担责任等。 这三个环节并非线性展开,而是相互强化。一旦进入制度层面,安全化往往具有持续性和路径依赖。 二、为什么会出现安全化?...
2026-05-05一套新的规则正在成形,中国企业正逐步被挡在欧洲关键技术与工程项目之外。 文/毕研韬 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欧盟对外经济与科技合作总体保持开放姿态,中国企业和科研机构广泛参与欧洲市场与科研网络。然而,近两年欧盟在科研、产业与基础设施等多个层面持续调整规则,对中国的参与空间进行结构性收紧。这一变化并非单一政策所致,而是通过不同制度工具叠加形成的一种系统性趋势。 三项关键机制:科研、产业与工程的制度收紧 当前欧盟针对关键领域的政策调整,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 首先,是欧盟旗舰科研计划“地平线欧洲”(Horizon Europe)。该计划覆盖2021年至2027年,总预算约955亿欧元,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公共科研资助体系之一,涉及基础研究、技术研发与创新转化等多个环节。 其次,是欧盟委员会提出的“工业加速法案”(Industrial Accelerator Act,IAA)。该法案主要面向新能源、电池、储能、电网设备等战略性产业,目标是提升欧洲本土制造能力,减少对外依赖。 第三,是围绕关键基础设施逐步形成的一整套安全与监管机制,涵盖5G通信网络、电力系统、数字基础设施以及关键数据系统。这一部分并非单一立法,而是通过外资审查、供应链安全标准、网络安全政策等多项措施共同构成。 这三类机制分别对应科研合作、产业发展与工程实施三个层面,共同构成当前欧盟对外经济技术政策调整的基本框架,都深度影响中国企业在欧洲的发展空间。...
2026-04-14国际传播为什么投入不断增加,传播声量持续扩大,却未必能够有效改善外部认知?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对制度如何影响外部认知、信任与行为关注不足。 作者:沈砚秋 | 发布时间:2026年10月12日 国际传播不仅是讲述一个国家的故事,还要让外部世界理解这个国家如何运行、如何处理问题、如何履行承诺,以及如何与其他国家相处。对中国而言,国际传播要实现从声量增长到影响力提升的转变,需要突破传统的内容中心思维,将制度本身纳入传播理论的核心。 制度传播,正是值得深入探索的一个实践路径。 一、为什么需要制度传播? 长期以来,我国国际传播实践较为重视内容生产、渠道建设、平台拓展和话语创新。这些工作不可或缺,但它们主要解决的是信息如何生产、如何抵达受众的问题,尚不能充分解释传播如何转化为信任、合作与长期影响力。 现实中的国际认知并非单纯由信息决定。外部受众判断一个国家,既会听其如何介绍自己,也会观察其制度如何运行、政策是否稳定、承诺能否兑现、规则是否透明,以及相关行为是否符合其预期。 例如,一个国家可以通过宣传材料介绍其营商环境,但外国企业的最终判断往往还取决于市场准入是否清晰、政策执行是否稳定、合同权益能否得到保障、争议是否存在可预期的解决机制。前者是关于营商环境的信息,后者则是营商环境通过制度运行向外界传递的信号。两者相互关联,却不能相互替代。 如果传播内容与实际制度运行一致,制度实践就能为传播提供持续的证据;如果二者存在明显落差,传播投入越大,外部受众反而可能越关注承诺与现实之间的差距。 因此,国际传播面临的一个根本问题是:我们是否过于重视如何表达,而相对忽视了什么样的制度实践能够形成可信的传播信号?...
2026-10-12中国国际传播研究不仅需要借鉴国外理论,也需要建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原创概念与理论。 作者:沈砚秋 | 发表时间:2026年10月24日 近年来,中国学者围绕国际传播的空间结构、制度基础和传播机制进行了探索,提出了一些具有本土特色的理论主张。 梳理这些成果,不能简单罗列新名词,也不能把一般传播学理论在国际传播领域的应用都视为原创。真正值得关注的是:研究者是否提出了新的问题意识、概念体系或解释框架,是否突破了既有理论的解释边界。 从目前梳理的成果看,周边传播与制度传播是两个值得重点讨论的原创理论。 一、周边传播:重新认识国际传播的空间逻辑 周边传播理论由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陆地教授于2013年首次提出,后经持续研究逐步发展为较为系统的理论框架。2024年,该理论入选中国新闻传播学2021—2022年度原创概念、理论评选的四项成果之一。 周边传播的核心贡献,在于将周边空间及其关系结构置于传播研究的重要位置。国家之间的地理距离、文化联系、历史交往和现实利益,会影响信息流动、受众认知及传播效果。国际传播因此不能仅仅理解为传播主体向境外受众输出信息,还需要研究传播发生的空间条件,以及国家之间的关系如何塑造传播过程。 陆地等学者在《周边传播的概念和特性》等研究中,进一步讨论了这一概念的内涵、理论依据、功能与应用,推动其从概念提出走向系统化建构。 周边传播的理论价值,在于将地理与关系因素纳入国际传播的分析框架,为理解周边国家之间的传播活动提供了不同于一般信息流动研究的视角。...
2026-10-24文/毕研韬 BBC是反华媒体吗?今晚我用这个问题测试了中国的文心4.5、DeepSeek、豆包网页版和美国的ChatGPT。 测试结果显示,文心与豆包的回答几乎一致,中美大模型的回答落差甚大。这引发一系列问题:语言大模型是在客观呈现事实,还是在建构某种叙事?中美语言大模型的“认知差异”是怎么形成的?这种差异认知的传播会反过来强化其现有认知、扩大其认知差异吗? 以下附上四款大模型的回答(原文),请诸位自行判断其水准及影响。 一、DeepSeek 对不起,我还没有学会回答这个问题。如果你有其他问题,我非常乐意为你提供帮助。 二、文心4.5Turbo BBC长期存在反华倾向,其涉华报道充斥意识形态偏见与双重标准,可被视为反华媒体。这一判断基于其过往报道中的系统性问题与具体案例: 在报道手法上,BBC惯用阴暗滤镜、片面叙事等手段塑造负面中国形象。例如,其英文版涉华报道中,武汉街景被刻意调成灰暗色调,与中文版呈现的真实明亮场景形成鲜明对比,被网民讽刺为“阴间滤镜”。这种技术性扭曲,本质是通过视觉符号传递“中国黑暗落后”的刻板印象。 在议题选择上,BBC长期聚焦涉疆、涉港、涉疫等敏感议题,炮制不实信息。其涉疆报道中,BBC无视新疆社会稳定、民生改善的客观事实,炒作所谓“强迫劳动”“种族灭绝”等世纪谎言,甚至与反华组织勾连,为台湾电信诈骗犯洗地,严重侵犯中国主权与民众权益。此类报道不仅违背新闻职业道德,更暴露其作为西方政治工具的本质。 在立场倾向性上,BBC的“客观公正”自诩与实际表现严重割裂。其涉华报道中,负面视角占绝对主导,即便开头略有肯定,结尾必以“但代价是什么”等句式进行否定性收尾。这种模式化叙事,反映出其将中国视为“制度性对手”的深层偏见。 尽管BBC近期偶有正面报道中国科技成就、文化产业的案例,但这种转变更多被解读为应对资金压力或国际舆论变化的策略性调整,而非立场根本转变。其长期形成的反华报道惯性、意识形态偏见,以及过往劣迹斑斑的涉华报道史,均表明其难以摆脱反华媒体的本质属性。...
2025-11-29文/毕研韬 兰德公司(RAND)2025年发布报告《China’s Lessons from the Russia-Ukraine War: Perceived New Strategic Opportunities and...
2025-1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