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应将对华信息竞争纳入国家整体战略,统筹技术、产业、外交与信息治理,而非仅靠发布信息进行反驳。 作者:毕研韬 | 发布时间:2026年10月24日 美国大西洋理事会2024年7月发布报告《美国政府应对中国信息影响的有效策略》,认为美国应对中国信息影响活动的措施存在部门分散、概念界定不统一等问题。报告提出,美国需要制定一项全球信息战略,将信息政策与技术、产业、外交和数字基础设施统筹起来,而不能仅靠政府发布信息、反驳对手叙事。 这份报告的关注点,已经超出传统的国际传播竞争,延伸至信息生态、政府治理和全球数字规则。 一、美国认为,信息影响不是孤立的传播问题 报告由大西洋理事会数字取证研究实验室(DFRLab)发布,作者为该机构高级常驻研究员Kenton Thibaut。报告认为,中国的信息影响活动与经济、政治、产业和技术政策相互关联,不能仅通过分析新闻报道、社交媒体内容来理解。 报告特别指出,美国政府内部对“信息影响”的定义并不统一。有的部门将其理解为包括宣传、审查、数字治理和国际组织活动在内的广泛行动;有的部门则主要关注外国行为体在社交媒体上协调传播虚假信息的活动。 这种概念差异会影响政府部门如何识别问题、分配资源和采取行动。报告因此主张,将中国的信息活动放在更广泛的国际信息环境中考察,关注传播内容背后的技术基础设施、产业政策、国际规则和外交网络。 二、美国不应只靠发布信息反驳中国 报告最重要的主张之一,是美国应制定一项全球信息战略。 报告认为,美国对信息影响活动的应对容易陷入被动:发现某项传播活动后,政府便试图发布信息予以反驳,却没有充分处理影响信息传播的制度、技术和国际环境。 因此,美国需要把信息政策与其他政策领域联系起来。例如,芯片与科学政策、人工智能和数据安全监管、数字外交以及国际互联网治理,不应被视为彼此孤立的政策事项,而应在总体战略中形成协调。 报告同时强调,美国不应简单照搬中国的治理方式,也不应仅仅采取针锋相对的传播行动。它主张美国明确自身希望维护的价值和国际信息环境,并通过政策实践加以体现。 这一思路实际上将国际传播竞争从“谁的信息更有影响力”,拓展到“谁能够影响信息生产、流通和治理所依赖的环境”。 三、报告提出四类具体措施 报告的建议涉及政府组织、数据、信息披露和跨部门协调。 第一,建立更灵活的跨部门协作机制。报告建议打破不必要的部门壁垒,加强相关政府机构之间的信息共享,并允许国会探索更灵活的跨部门资金安排,使资源配置能够反映信息影响活动的综合性。 第二,扩大研究人员获取社交媒体数据的渠道。报告主张制定相关数据访问标准,为独立研究人员分析全球信息环境提供条件。其逻辑是,政策制定者需要借助可检验的数据,识别信息传播网络及其变化,而不是仅凭个别案例做出判断。 第三,提高政府信息披露的速度。报告建议,在外国信息操纵可能影响公众理解、特别是重大事件迅速发展的情况下,相关机构应及时公开能够披露的信息,并建立相应的解密标准。报告将美国及其盟友在俄乌战争前公开部分情报的做法作为参考。 第四,加强政府部门与盟友之间的信息共享。报告建议,将美国在选举安全领域形成的部分跨部门协作机制,拓展至更广泛的外国信息影响问题,并加强与盟友和伙伴在识别标准、信息共享及应对框架方面的协调。...
2026-10-24新闻自由、社会责任与民主参与,是西方新闻媒介规范理论的核心议题。然而,特朗普的新闻理念及其执政实践,正在挑战传统新闻规范的基本假设。 作者:毕研韬 | 发布时间:2026年10月14日 他一方面宣称支持新闻自由,另一方面频繁攻击批评性报道、限制部分媒体的采访准入,并试图重塑白宫记者团的运行规则。这不仅是总统与媒体之间的冲突,也提出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当政治权力不再接受传统媒体的独立监督时,新闻自由应当如何得到保障? 一、从新闻监督到政治对抗 传统西方自由主义新闻理念强调,新闻媒体应当独立于政府,通过调查报道、事实核查和公开讨论监督公共权力。媒体与政府之间存在冲突,并不意味着新闻制度失灵;相反,独立监督本身就是新闻自由的重要价值。 特朗普则倾向于将媒体报道置于政治竞争的框架中理解。他反复使用“假新闻”标签批评他认为不公正的报道,并将部分主流媒体描述为具有政治偏见的对手。争论因此不再只是某篇报道是否准确,也涉及媒体机构是否可信、记者是否公正,以及谁有权界定公共事实。 特朗普并非否认新闻自由的原则。他多次声称支持自由新闻,但强调不支持他所认定的“假新闻”。2026年9月,他宣布禁止CNN、MS NOW和Politico记者进入白宫,理由是这些媒体报道充斥“虚构和谎言”。然而,美国联邦法官已要求恢复相关记者的白宫通行资格。法官认为,撤销记者资格的做法很可能侵犯宪法保障的新闻自由和正当程序权利。法官还指出,现有证据表明,禁令与特朗普不满这些媒体的批评性报道有关,而非政府后来提出的国家安全理由。案件仍在审理中。 这一案例揭示了特朗普新闻理念的核心矛盾:政府可以公开批评媒体,但当政府因媒体的报道立场限制采访权时,便可能触及新闻自由的宪法边界。 二、从普遍准入到选择性准入...
2026-10-14今天的中美关系,已经不再是“合作大于竞争”,而是“竞争中的有限合作”。特朗普访华背后,一个新的国际结构或许正在浮现:中美开始进入“有限共存”时代。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5月10日 随着美国总统特朗普即将访问北京,中美关系再次进入全球关注中心。 从当前国际局势与双方政策轨迹看,这次访问并不意味着中美关系回暖,更像是一场围绕“如何管理竞争”的高层战略谈判。过去十余年,中美关系已经从“接触优先”逐渐转向“安全优先”。如今,双方都越来越意识到:两国已经很难回到过去的全球化蜜月期,但又无法真正彻底脱钩。 某种意义上,中美关系正在经历一个重要历史转折。过去数十年,中美关系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接触与合作”阶段;第二阶段是“竞争与防范”阶段;第三阶段则是“安全化与结构对抗”阶段。 特朗普此次访华,可能意味着双方正在逐渐进入第四阶段:“有限共存(limited coexistence)”。 所谓“有限共存”,并不意味着关系改善,更不意味着重新回到过去的合作时代,而是承认竞争长期存在;承认彼此无法改变甚至消灭对方;承认全面脱钩成本过高。“有限共存”就是维持一种“竞争中的最低稳定”。 如果按对国际体系影响的重要性排序,特朗普此次北京之行,大概率将围绕以下七大议题展开。 一、台湾问题:中美关系最危险的引爆点...
2026-05-10近年来,中美关系中的竞争因素不断增加,人员交流逐渐被纳入国家安全和战略竞争框架。近期,美国拟进一步调整外国人员签证管理规则,其中中国大陆记者最长停留90天。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21日 一、外国记者签证期限拟缩短,中国记者面临更高不确定性 美国政府近期拟调整外国人员非移民签证管理规则,其中外国记者签证(I类签证)的变化受到广泛关注。 根据拟议规则,美国计划取消外国记者原有较为灵活的“身份期限”(Duration of Status)安排,改为设定明确停留期限。一般外国记者在美国停留期限最长为240天,而来自中国大陆的记者期限进一步缩短至90天。如果记者希望继续留美工作,需要重新申请延期。 这一调整意味着,中国媒体驻美记者未来可能需要更加频繁地面对签证申请和身份审核程序等繁琐事项。对于需要长期驻扎、持续跟踪美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变化的记者而言,短期停留安排可能改变传统驻外报道模式。 需要说明的是,目前该政策仍处于调整程序阶段,并非所有措施已经正式实施,但政策信号本身已经引发国际媒体和新闻机构关注。 二、签证政策为何影响新闻生产? 记者签证看似属于移民管理问题,实际上涉及国际传播体系中的信息生产机制。...
2026-07-21俄乌战争爆发后,西方主流舆论长期存在一个困惑:为什么相当一部分中国民众,甚至包括不少受过高等教育、熟悉国际事务的中国精英,并不完全接受西方关于俄乌战争的主流叙事?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26日发布 在西方主流认知中,答案往往被简单归结为“宣传”“信息控制”或“媒体环境差异”。这种解释本身,恰恰反映了西方对中国社会认知结构的理解不足。 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是:即便在长期接触西方媒体、具备国际视野的人群中,很多人依然对西方关于俄乌战争的逻辑持保留态度。这意味着,问题并不仅仅是“信息获取”问题,而更深层地涉及不同文明体系对于国际政治的理解方式。 俄乌战争不仅是一场军事冲突,也是一场关于“现实解释权”的全球认知冲突。 一、西方叙事的逻辑基础 西方关于俄乌战争的主流叙事,大致建立在以下几个核心原则之上: 第一,主权不可侵犯。俄罗斯以武力进入乌克兰领土,因此构成对主权国家的侵略。 第二,小国拥有自主选择权。乌克兰有权自主决定其外交与安全安排,包括是否加入北约。 第三,联盟扩张不等于侵略。北约东扩被视为成员国基于安全需要的自愿选择,而非对俄罗斯的进攻。 第四,国际规则高于地缘政治逻辑。任何国家都不能以“安全焦虑”为理由,改变现有国际边界。...
2026-05-26中国影响力增长为何引发部分国家担忧?答案既不完全在别人,也不完全在自己,而是在国际体系、传播认知与中国自身因素共同作用形成的复杂互动之中。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6月10日 近年来,中国影响力持续增长已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现象。从经济规模到科技创新,从基础设施建设到国际事务参与,中国在全球舞台上的影响力不断增强。 与此同时,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也日益明显:部分国家对中国影响力增长表现出担忧甚至警惕。 这种担忧从何而来?对此,人们往往容易陷入两种简单化解释。 一种观点认为,这完全是某些国家出于竞争需要而刻意抹黑中国,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国际社会的担忧完全源于中国自身的问题。 事实上,这两种解释都过于简单。 国际认知从来不是单向形成的结果,而是国际体系、传播环境和国家自身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 一、国际体系因素:大国崛起天然会引发关注 从国际关系史来看,任何一个重要国家的崛起,都会引发国际体系的调整。 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科技能力和国际影响力快速提升时,原有权力格局必然受到影响。对于既有优势国家而言,这意味着未来利益分配和国际规则制定权可能发生变化。...
2026-06-10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10月8日 日本政府、防务部门和主要智库对中国国际传播的判断已经改变变化,开始把中国国际传播视为影响他国认知、社会和政策环境的国家战略能力。 一、日本把中国国际传播看成“塑造环境”的能力 2026年日本《防卫白皮书》把信息战定义为:在没有发生武装冲突的情况下,通过虚假信息和战略性信息发布影响他国舆论和决策,并据此为本国创造有利的安全环境。该文件认为中国通过媒体、社交平台等渠道,试图构建有利于自身的信息环境。 二、日本认为中国国际传播的目标是争夺国际议题的解释权 日本防卫研究所把中国对外宣传目标概括为三个:提升中国形象和政策支持度;反驳对中国不利的信息;在特定情况下影响他国社会和政治。其分析还特别强调中国通过官方媒体向世界传播“中国的叙事”。 由此可以看到,日本担心的是中国能否改变国际社会理解问题的方式。一旦议题定义、因果解释和责任归属发生变化,传播便会进入国际政治中的议程设置和认知竞争。 三、日本把中国国际传播纳入国家安全框架 日本防卫省已经将“认知战与战略传播”作为防卫能力转型的重要议题。2026年防卫白皮书提出,到2027年,日本形成能够应对信息战的能力,并建设信息自动搜集、分析以及战略发布机制。 日本防卫研究所明确提出,日本需要提高针对中国认知行动的防御和反制能力,而且不能仅依靠防卫省和自卫队,还需要政府、产业界和学术界共同参与。 这表明,在日本的战略认知中,国际传播已经与军事、网络、情报等传统安全领域发生连接。传播不再只是“软”的问题,而被视为国家竞争的一部分。...
2026-1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