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
特朗普访华七大议题前瞻：中美进入“有限共存”时代
今天的中美关系，已经不再是“合作大于竞争”，而是“竞争中的有限合作”。特朗普访华背后，一个新的国际结构或许正在浮现：中美开始进入“有限共存”时代。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5月10日 随着美国总统特朗普即将访问北京，中美关系再次进入全球关注中心。 从当前国际局势与双方政策轨迹看，这次访问并不意味着中美关系回暖，更像是一场围绕“如何管理竞争”的高层战略谈判。过去十余年，中美关系已经从“接触优先”逐渐转向“安全优先”。如今，双方都越来越意识到：两国已经很难回到过去的全球化蜜月期，但又无法真正彻底脱钩。 某种意义上，中美关系正在经历一个重要历史转折。过去数十年，中美关系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接触与合作”阶段；第二阶段是“竞争与防范”阶段；第三阶段则是“安全化与结构对抗”阶段。 特朗普此次访华，可能意味着双方正在逐渐进入第四阶段：“有限共存（limited coexistence）”。 所谓“有限共存”，并不意味着关系改善，更不意味着重新回到过去的合作时代，而是承认竞争长期存在；承认彼此无法改变甚至消灭对方；承认全面脱钩成本过高。“有限共存”就是维持一种“竞争中的最低稳定”。 如果按对国际体系影响的重要性排序，特朗普此次北京之行，大概率将围绕以下七大议题展开。 一、台湾问题：中美关系最危险的引爆点 台湾问题仍然是中美关系中最危险、最敏感的核心议题。它不仅关系地区安全，更关系中美战略互信是否进一步崩塌。 美方最重要的目标，仍然是维持台海局势可控，防止军事冲突升级，同时保持美国在西太平洋的战略威慑能力。 但特朗普对台湾问题的态度，与传统美国建制派存在明显差异。他更强调战略成本、交易空间与现实收益，而非意识形态价值。因此，北京高度关注特朗普是否会调整美国对台政策的强度与边界。 对中国而言，台湾问题的核心仍然是反对“台独”，防止美国进一步强化对台军事与政治支持，并要求美国不要突破“一个中国”框架的模糊边界。 未来台海局势很可能形成一种“高风险稳定”结构：双方都不愿真正爆发战争，但军事威慑、战略试探与灰色地带博弈将长期存在。 中美关系未来最危险的，未必是冲突本身，而是双方逐渐失去对彼此战略意图的信任与理解。 二、AI与科技竞争：未来全球主导权之争 相比传统贸易争端，AI与科技竞争实际上更能决定未来国际权力结构。 贸易只是表层，真正影响未来全球主导权的，是芯片、算力、人工智能与先进工业体系。 美国当前最核心的目标，是维持自身在AI与高端科技领域的领先地位。因此，美方很可能继续限制中国获得先进芯片、高端算力与关键技术，并防止军民融合技术扩散。其本质，是维持美国“美元霸权+科技霸权”的双重优势。 中国则会继续推动技术自主与国产替代，加速建立本土芯片体系与AI产业链，降低对美国技术的依赖。北京已经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技术竞争不是短期摩擦，而是长期战略竞争。...
谢振中掌舵：香港新闻处的结构性转型
谢振中上任标志着香港新闻处由行政附属向专业化传播节点转型。 文：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5月5日 一、一次看似常规的人事更替 2026年5月5日，谢振中正式出任香港特区政府新闻处处长。这一任命在程序上并不复杂：公开招聘、内部遴选、三年合约制，均符合近年来香港政府在人事安排上的制度化趋势。 从履历看，谢振中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政务官。他早年任职于警队公共关系体系，在高强度舆论环境中积累了丰富的媒体应对经验；此后进入行政长官办公室，从事政策传讯工作，逐步进入政府传播核心层。其能力结构，更接近“危机沟通—议题管理—叙事整合”的复合型路径，而非传统行政管理序列。 如果仅从个体任命看，这是一种“跨系统选人”的专业化尝试。若将其置于更长的制度演进链条中观察，这一变化指向的并不仅仅是“谁来负责传播”，而是“传播在治理体系中的位置正在发生变化”。 二、历史惯例的松动：从政务官主导到专业岗位 长期以来，香港新闻处处长一职基本由政务官体系内部产生。这一安排的制度逻辑在于：新闻处被视为政府行政系统的一部分，其核心职责是政策发布与信息协调，而非独立的战略传播。 然而，此次由非政务官出任该职，意味着一个关键变化：新闻处的岗位属性，正在从“行政职位”向“专业职位”转化。这一变化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人事来源多元化。打破单一官僚体系内部晋升路径，使传播岗位开始向具备实战经验的专业人员开放。 其二，任期机制灵活化。三年合约制弱化了传统公务员体系中的终身序列逻辑，使岗位更具绩效导向。 其三，能力结构重构。相比行政协调能力，媒体应对、议题设置与舆论管理能力被置于更核心的位置。 这些变化共同构成一个信号：新闻处不再只是政府体系中的“信息出口”，而正在被重新定义为一个具有功能导向的专业节点。 三、传播环境变化：结构转型的现实驱动 任何制度调整，通常都对应着外部环境的变化。香港新闻处的结构性转型，也应放在近年来传播生态演变的背景下理解。 首先，传播环境的复杂度显著上升。数字媒体平台的扩展，使信息流动速度与范围远超以往，传统“发布—转发”的线性传播模式已难以覆盖全部舆论场。 其次，议题结构发生变化。经济、科技、社会治理等议题逐步与风险、规则和制度叙事相互交织，传播内容不再是单纯的信息说明，而涉及更复杂的意义建构。 再次，外部关注度持续存在。香港作为高度开放的国际城市，其政策与社会议题长期处于国际舆论视野之中，对外传播不再是附属功能，而成为治理体系的一部分。 在这一背景下，单纯依赖行政逻辑的传播体系，难以有效应对多源信息与多重受众的交互结构。由此，传播职能的“专业化”与“前置化”，成为一种现实选择。 四、从“信息发布”到“叙事建构”：功能定位的变化 如果将新闻处的转型放入传播学框架中观察，其核心变化可以概括为功能重心的迁移。 传统模式下，新闻处的主要职责包括政策发布、媒体联络、信息协调。其本质是一种“后端功能”，即在政策形成之后进行信息传递。...
国际社会如何看待香港的政治生态？
围绕香港政治生态的国际认知，近年来呈现出明显的分化趋势。这种分化并非简单的信息差异，而是不同制度背景、价值体系与战略利益交织作用的结果。若仅从单一叙事出发，往往难以把握其整体面貌。更为有效的分析路径，是将其置于多重观察框架之中，考察不同国际行为体如何理解同一现实。 一、制度评价：从“高度自治”到“治理重构”的分歧 在部分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与英国的政策与舆论体系中，香港政治生态的变化，通常被界定为“制度收缩”或“治理模式转型”。关键节点被普遍指向香港国安法的实施，以及随后的选举制度调整。这一叙事强调政治参与空间、媒体环境及反对派活动范围的变化，并将其纳入对华政策评估体系之中。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中国官方及部分发展中国家更倾向于“治理重构”的解释路径。在这一框架下，2019年香港修例风波被视为制度漏洞集中暴露的结果，后续改革则被理解为恢复秩序、强化治理能力的必要举措。 两种叙事的差异，实质上反映的是“自由优先”与“稳定优先”两种政治逻辑的张力。 二、政策工具化：香港议题的外溢与嵌入 值得注意的是，香港问题在部分国家已从观察对象转变为政策工具。例如，美国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及香港自治法，将香港的政治与法治状况制度化纳入对华政策框架。这意味着，对香港政治生态的评价，不再只是学术或舆论判断，而是直接影响外交与经济政策的变量。 在这一过程中，香港逐渐被嵌入更大的地缘政治叙事之中，其“地方性问题”的属性被削弱，“国际议题”的属性则显著增强。这种外溢效应，使得对香港的认知更易受到战略竞争逻辑的塑形，而非单纯基于本地现实。 三、功能主义视角：金融中心地位的相对稳定 与政治评价的分化相比，跨国企业与国际金融机构的判断更趋务实。它们更关注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核心功能是否发生实质性变化。从现有公开信息看，香港在资本市场、离岸人民币业务及区域融资平台方面，仍保持较强竞争力。 不过，这种“功能性认可”并不意味着完全无忧。一些市场主体对政策透明度、法律环境可预期性以及国际人才流动的变化保持持续观察。这种态度可以概括为：在操作层面维持信任，但在预期层面趋于审慎。 四、知识生产与媒体叙事：认知框架的差异化建构 国际社会对香港的看法，很大程度上通过媒体与智库体系被建构和放大。在西方主流媒体中，报道往往以政治权利与制度变化为核心议题，而在中国及部分全球南方媒体中，则更强调社会稳定与经济恢复能力。 这种差异并非偶然，而是由不同的话语体系与问题意识所决定。前者倾向于将香港置于自由主义价值框架下进行评估，后者则更侧重发展主义与国家治理能力。由此形成的，是两套并行但难以完全对接的认知结构。 五、认知分层：从单一判断走向多维评估 综合来看，国际社会对香港政治生态的认知，正在从过去相对统一的“高度自治评价”，转向一种“分领域、多维度”的评估模式。政治层面趋于分歧甚至对立，经济与金融层面则维持一定程度的功能性共识。 这种“认知分层”意味着，未来关于香港的国际讨论，将不再依赖单一标签，而是根据不同议题（政治、经济、法治、金融）分别展开判断。这一变化本身，也标志着香港问题复杂性的上升。 结语：认知分化对香港发展的影响 这种国际认知的分化，将对香港产生多重影响。一方面，政治评价的分歧可能加剧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影响部分国家的政策取向与企业预期；另一方面，功能层面的相对稳定，又为香港维持其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提供了现实支撑。长期来看，香港的发展将取决于其能否在分裂的国际认知结构中，维持制度运行的稳定性与经济功能的连续性，并在多重叙事之间构建一种相对可被不同主体接受的“最低共识”。
香港正经历一场深层次的结构转型
世界眼中的香港，正在发生什么变化？ 文/毕研韬 在全球政治与经济结构持续重组的背景下，香港的国际形象与功能定位正在经历显著变化。外部评价趋于分化，但城市运行并未出现简单意义上的“退场”或“替代”。变化的核心，不在标签层面，而在结构层面。 一、国际观感的分化结构 在金融维度上，香港仍被视为全球主要金融枢纽之一。Z/Yen Group发布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长期将香港列入全球第一梯队，与纽约、伦敦、新加坡并列。其优势包括成熟的普通法体系、资本项目高度开放、成熟的金融监管框架，以及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地位。 但在政治评价层面，部分西方政府与媒体对香港制度环境持更为审慎甚至批评的态度，尤其是在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一些国家调整了对港签证、引渡或贸易待遇安排。这种评价分歧，构成了当前国际舆论对香港认知的基本背景。 因此，“世界怎么看香港”并非单一答案，而是两条叙事线并行：一条强调政治制度变化，一条强调经济金融功能稳定。 二、资本结构的再配置 在实际经济运行层面，更具解释力的是资本流向与市场结构。香港股票市场融资规模、债券发行活动及跨境资金流动并未出现系统性断裂，而是投资来源结构发生变化。欧美部分资金的风险偏好趋于谨慎，但来自中国内地与亚洲地区的资本活跃度提升。 这种结构性再平衡，使香港的金融生态从“高度全球分散型”逐步转向“亚洲主导型”。这并不必然意味着国际性削弱，而是国际性的来源构成发生改变。只要资本自由流动机制与清算体系保持稳定，香港作为金融接口的功能仍具有现实基础。 三、企业与人才的选择逻辑 跨国企业的行为更具务实色彩。部分企业将区域总部职能部分分散至新加坡或东京，但多数仍保留香港作为大中华区运营中心。对企业而言，关键指标包括税制透明度、合同执行效率、司法独立性与监管可预期性，而非抽象政治评价。 人才流动方面，确实存在阶段性外流现象，但同时出现来自中国内地的金融科技、资产管理与法律专业人士流入。人才结构呈现再平衡趋势。长期影响取决于教育体系国际化程度、科研资源配置以及签证政策灵活度。 四、区域竞争与功能重塑 在亚洲格局中，香港与新加坡的比较被频繁提及。新加坡在东南亚区域整合与政策稳定叙事方面具有优势；香港则在连接中国内地市场方面拥有独特条件。两者更像是不同制度路径下的功能分工，而非零和替代。 同时，粤港澳大湾区战略强化了香港与内地经济的深度嵌入。未来香港的国际性，可能不再以“高度制度差异象征”呈现，而更多体现为“中国体系中的全球金融节点”。这种角色变化，是认知重塑的关键。 五、真正决定未来的变量 在舆论之外，更具决定意义的是若干可观察指标： 第一，资本项目是否保持高水平开放； 第二，普通法体系与国际仲裁机制是否持续获得外部信任； 第三，金融监管透明度与信息披露标准是否保持与国际接轨； 第四，人才净流入是否为正；...
海南取代香港？一个并不存在的政策命题
文/毕研韬 近年来，随着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持续推进，一种看似直观却经不起推敲的说法在国内外舆论场中反复出现——北京试图以海南自贸港“取代”香港。这一判断表面上逻辑顺畅，实则经不起制度、政策与结构层面的检验。它是一种被不断复制的认知产物，而非一个真实存在的政策命题。 一、“取代论”是如何被建构出来的 （一）国内语境：时间并置引发的因果错置 在中国，“海南自贸港取代香港”的判断，更多源于一种直觉化的时间逻辑。一方面，香港在近年经历了深刻变化，另一方面，海南自贸港作为国家级开放战略被高规格、系统性推进。两者在时间上的高度并行，极易诱发一种朴素推断：当一个既有开放节点面临不确定性时，国家是否会另起一个新节点以“接替”其功能？ 这种推断并不依赖意识形态，也并非刻意对抗，而是一种典型的“并行即因果”误判。在此基础上，部分情绪化、象征性的表达随之出现，“取代”逐渐成为一种简化表述，用以指代国家“未雨绸缪”“降低风险”的想象性安排。 传播机制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放大作用。相比“多节点开放”“功能分工”“制度差异”等专业表述，“取代论”具备更强的冲突性与可讨论性，更容易在舆论场中循环出现，最终固化为一种似是而非的常识。 （二）国际语境：战略预设与叙事投射 在国际舆论中，“取代论”的生成逻辑明显不同，其核心并非时间直觉，而是解释范式。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的背景下，部分国际观察者习惯于将中国的重大制度创新置于一种“战略替代”框架中加以理解：旧有接口是否变得不稳定？国家是否在为最坏情形准备备选方案？ 在这一预设下，香港被视为一个高度国际化但政治与制度环境“复杂化”的节点，而海南则被投射为一个由中央主导、可控性更强的新平台。由此，“取代”并非来自政策文本，而是成为一种“合乎叙事逻辑”的推演结果。 更进一步，一些国际话语还将“取代论”用作分化北京与香港关系的楔子叙事：通过反复暗示“地位转移”“战略冷落”，将国家整体布局重构为中心-地方的零和博弈。这种说法并不关心制度细节，其目的在于制造心理距离与信任裂痕。 二、为何“取代”并不存在于真实政策之中 从政策与制度分析，“取代论”在三个关键维度上都难以成立。 （一）在动机层：北京缺乏取代香港的战略动机 从国家治理理性看，“取代香港”并不符合成本-收益逻辑。 香港长期形成的普通法体系、国际金融信任机制与专业服务网络，是一种已经被全球市场反复验证的制度资产。对北京而言，这种资产并非需要主动削弱或放弃的对象，更不存在“必须以海南替代之”的政策必要性。 更重要的是，在公开、可核查的政策文件与官方表述中，反复出现的是差异定位、功能互补与协同发展，而非任何“替代”“转移中心”的表述。政策话语在时间上的高度一致，本身就是一种重要证据。 （二）在能力层：海南客观上不具备取代香港的条件 即便存在主观意图，海南在现实结构上也难以承担“取代者”的角色。 首先，二者并非同构制度。香港的普通法体系、国际仲裁功能与高度自治的司法环境，在全球市场中具有不可复制性；海南则是在大陆法体系下推进制度创新的开放平台，二者并不构成可直接替换的“同类选项”。 其次，金融与专业服务生态无法通过政策速成。香港的核心竞争力来自数十年积累的市场惯性、国际社群与非正式信任网络，这些并非自贸港政策所能在短期内生成。 再次，从功能定位看，海南是一个高试错容忍度的制度实验区，而香港则是一个以稳定性、可预期性为核心价值的成熟节点。二者承担的是不同风险结构下的不同角色。 （三）在结构层：中国的开放格局本不以“替代”为逻辑...
国际调解院32个创始成员国名单
文/《无界传播》编辑部 2025年5月30日，32个国家在香港签署国际调解院公约，成为国际调解院创始成员国。这32个国家名单如下： 中国、阿尔及利亚、白罗斯、贝宁、柬埔寨、喀麦隆、刚果共和国、古巴、吉布提、多米尼克、赤道几内亚共和国、埃塞俄比亚、加蓬、几内亚比绍、印度尼西亚、牙买加、肯尼亚、基里巴斯、老挝、毛里塔尼亚、瑙鲁、尼加拉瓜、巴基斯坦、巴布亚新几内亚、塞尔维亚、所罗门群岛、苏丹共和国、东帝汶、乌干达、瓦努阿图、委内瑞拉、津巴布韦。
文章推介
俄乌战争：西方为何读不懂中国
俄乌战争爆发后，西方主流舆论长期存在一个困惑：为什么相当一部分中国民众，甚至包括不少受过高等教育、熟悉国际事务的中国精英，并不完全接受西方关于俄乌战争的主流叙事？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26日发布 在西方主流认知中，答案往往被简单归结为“宣传”“信息控制”或“媒体环境差异”。这种解释本身，恰恰反映了西方对中国社会认知结构的理解不足。 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是：即便在长期接触西方媒体、具备国际视野的人群中，很多人依然对西方关于俄乌战争的逻辑持保留态度。这意味着，问题并不仅仅是“信息获取”问题，而更深层地涉及不同文明体系对于国际政治的理解方式。 俄乌战争不仅是一场军事冲突，也是一场关于“现实解释权”的全球认知冲突。 一、西方叙事的逻辑基础 西方关于俄乌战争的主流叙事，大致建立在以下几个核心原则之上： 第一，主权不可侵犯。俄罗斯以武力进入乌克兰领土，因此构成对主权国家的侵略。 第二，小国拥有自主选择权。乌克兰有权自主决定其外交与安全安排，包括是否加入北约。 第三，联盟扩张不等于侵略。北约东扩被视为成员国基于安全需要的自愿选择，而非对俄罗斯的进攻。 第四，国际规则高于地缘政治逻辑。任何国家都不能以“安全焦虑”为理由，改变现有国际边界。...
毕研韬教授：“双向理解”是海南自贸港高质量发展的前提
文/唐摩崖 在当前地缘博弈加剧、外部认知加剧分化的背景下，海南自贸港建设面临的不仅是政策与制度层面的挑战，更面临深层次的内部与外部认知制约。1月18日，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毕研韬在《海南自由贸易港高质量发展研讨会》上提出：“双向理解”是海南自贸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前提。 毕研韬指出，“双向理解”包含“理解世界”与“被世界理解”两个层面。一方面，海南自身需要充分理解外部世界的真实需求、关切重点与认知结构；另一方面，国际社会也需要在事实和机制层面理解海南自贸港的定位、功能与实践逻辑。如果其中任何一端出现失衡，海南自贸港的发展环境和外部条件都将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他指出，在当今时代，“理解世界”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如何”以及“是否”能被世界理解。 毕研韬提出了“认知双盲”的概念。决策阶层依赖内参系统理解环境，而普罗大众则依靠社会信息系统（社交媒体、自有媒体、新闻媒体、人际网络等）来获取信息，但如今这两大系统都已经高度组织化，信息被严密过滤。目标导向明确，导致精英和大众都濒临认知失真的风险。 他指出，在信息高度发达的时代，信息超载并未必然促进理解，反而可能在“有组织的信息操纵”、媒体框架、价值预设和地缘政治叙事的叠加作用下，形成系统性的认知偏差。 毕研韬强调，理解地缘环境是实现双向理解的现实前提。这一理解至少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要清醒认识当前大国关系格局，特别是大国竞争背景下价值观、意识形态和安全考量对经济议题的深度介入；二是要深入洞察周边国家的真实关切，避免将区域国家简单视为“政策接受者”或“战略配角”。 毕研韬认为，海南自贸港在推进自身发展的同时，必须准确判断外部世界的关注重点与敏感议题，否则即便政策初衷是开放与合作，也可能在外部认知中被置入地缘政治或战略竞争的解释框架之中。 毕研韬认为，双向理解不仅是态度问题，也是能力问题。它要求既能够站在外部视角理解他者关切，也能够清晰、稳定地向外界解释自身实践。在国际环境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这种理解能力本身，正逐步成为海南自贸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条件。
【创刊词】打破认知枷锁，才有崭新未来
无论是在一国之内，还是国家之间、文明之间，分裂和冲突都在威胁着人类生存与福祉，给世人带来困扰、苦难和牺牲。何以至此？愚以为，认知差异与利益冲突是两大关键因素。认知分歧会引发并加重利益冲突，正因为如此,全球各种势力都会竭尽所能地干预相关人群的认知。 面对同一事物时，不同观察者的认知不尽相同，甚至截然对立，因为人都是透过自己的认知框架来揆诸环境的。这些框架，可称之为“界”，它是一个复杂系统，包括无形的身份（如国籍、种族、民族、性别、地位、专业、职业、政治派别、宗教信仰）、利益、既有认知、个人经历、政策法律、传统文化、社会氛围、个人品行、外部干预等。当其中某些因素十分活跃时，譬如对自己的国籍极度敏感时，就有可能夸大或缩小某些成分，而且执念越深，幻觉越大。 何以破局？在后真相时代,传统的教育和宣传已很难凑效，因为人们会本能地排斥自己不喜欢的信息。在外界干预恒定的情况下，只有当自己意识到个人的认知框架正在阻碍自己接近真相时，认识到每个人都是背着“井”四处游历的“井底之蛙”时，情势才有可能转机。《六祖坛经》中的“一真一切真”，《金刚经》中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都在阐述这个道理。刀郎先生在《就是现在》中唱到：“只要眼神中不带有色的分别，你我的梦都一样光荣”，同样是在诠释这个原理。 为达此目的，《无界传播》将秉承真实、客观、多元和深度的报道原则，积极探讨我们关注的议题。我们将恪守中道，同时欢迎“中左”和“中右”。我们期待“中左”与“中右”和平共处的社会空间与虚拟空间持续扩大，这样才能压缩“极左”与“极右”的生存空间。如果助长左而打压右，或者反之，社会就会失衡，就会失去包容性和凝聚力，社会发展就难以持续，居住环境和营商环境也会随之恶化。对国际社会而言，地缘政治与理念政治使之更加复杂。所以《无界传播》不仅要呈现静态信息，还要深入探讨动态的生成机理。 内政是外交的基础，只有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才有可能在国际社会具有吸引力与影响力，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指标是信息传播生态最优化。一个地区内，信息流量的大小与该地区的稳定和发展息息相关，与此同时，信息的流向也是关键因素。究其本质，信息流向是由信息位落差决定的。信息位低的地区（国家）应主动提升自己的信息位高度，提升全民的信息韧性，这样才能减少信息位高的地区（国家）带来的信息威胁。 本人自1986年起开始探索跨文化交流，2002年后两次赴欧洲研习传播学（尤其是国际传播），近几年常常自称为“传播学布道者”“播火人”。愚以为，传播学是一种威力强大的工具，但令人遗憾的是，中国的传播学教育和科研早已不堪重负。如不尽快改善传播学教学、研究与实践的现实环境，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的能力就必然会被削弱。 这绝非危言耸听。早在2001年7月，美国国防部就提出，人类战场分为物理域、信息域和认知域三种，而且认知作战的重要性远在物理作战、信息作战之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美利坚合众国的成立、俄罗斯-苏联的建立与解体，都证明了信息传播的巨大能量。不过我要特别提醒，美军所谓的认知域作战适用于传统的战争时期。如果在和平时期以认知战思维运作信息传播，将会损害自身形象与利益，就会导致在短期内难以修补的深远后果。 在全球地缘政治冲突加剧的当下，单纯的信息交流已于事无补，因为对方会以政策、法律、社会、信息和文化手段予以拦截，会把你的信息活动视为噪音和渗透。传播学上的“不可沟通性”是指有时双方交流得越多，分歧反而越大。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的前提下，各方都在抢占价值观高地。谁拥有人类文明核心价值观，谁就占据传播的道德制高点。因此，价值观重构和沟通就异常重要，但这些工作主要是以行动和政策（而非空洞的语言表述）进行的。这项工作已经超越理念政治范畴，直接影响地缘政治、现实政治与资本政治了。 《无界传播》是一家传播学试验平台，旨在消除认知壁垒，推动跨“界”对话，促进和解与和平，这是和平研究的传播学范式。我们将从尽可能高的维度俯视现实世界，以中线为轴呈现立场不同甚至对立的见解。我们热切期待所有参与者都能以历史的、发展的眼光看待所讨论的议题，着眼于推动文明间的对话、和解与合作，展示良好的素养与风度。本人在该领域的探索才刚刚起步，欢迎全球同道在《无界传播》这个试验平台上一起交流、探索，共同揭示信息传播的真谛，一起享受其中的无限妙趣。 毕研韬 《无界传播》总编辑（试验平台负责人） 二零二五年二月十八日
后达赖时代：大宝法王能否成为全球藏传佛教的核心领袖？
导语：在达赖喇嘛年事渐高的背景下，全球藏传佛教正面临权威结构的关键转折：是延续单一核心，还是走向多中心格局，而噶玛巴·乌金钦列多吉正处于这一问题的交汇点。 文/毕研韬 2026年3月31日更新 随着达赖喇嘛年事渐高，“后达赖时代”正逐步从抽象议题转化为现实关切。在这一过渡过程中，一个核心问题逐渐浮现：全球藏传佛教是否仍会围绕单一权威运作，抑或进入一种新的结构形态？在这一背景下，第十七世噶玛巴·乌金钦列多吉的角色，成为讨论的焦点之一。 一、统一权威的现实基础：当代结构的起点 在当代藏传佛教与流亡藏人社会中，达赖喇嘛具有高度集中的象征性与精神性权威。这种权威不仅体现在宗教层面，也在整体方向与对外表达中发挥重要作用。围绕这一核心，西藏流亡政府及其行政体系承担日常治理与事务执行职能，形成一种以精神权威为中心、行政结构为支撑的运行格局。 在这一意义上，“统一领袖”并非纯粹理论设想，而是在特定历史与现实条件下形成的一种有效结构。这也解释了为何在讨论未来时，“是否需要一个新的核心人物”成为无法回避的问题。 二、结构性约束：权威能否被复制 尽管现实中存在统一权威，但其是否具有可复制性，仍有待审慎评估。 首先，达赖喇嘛的地位，是宗教传承、历史进程与国际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具有明显的历史特殊性。这种多重因素叠加形成的权威，未必能够通过单一机制加以延续。 其次，藏传佛教内部长期存在多传承并行的结构。格鲁派、噶举派、宁玛派与萨迦派各自拥有稳定的教义体系与组织网络。这种结构既提供了多元活力，也意味着权威整合需要跨越既有边界，其路径与结果具有不确定性。 再次，部分重要转世体系内部仍存在不同认定的情况。尽管现实影响力存在差异，但其制度性存在，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权威共识的形成。这种影响的具体程度，仍有待观察。...
网民：教育的本质是维护社会稳定
文 /毕研韬 微信视频号《在北京的方圆》6月24日发布短视频说，教育的本质是维护社会的稳定。你个人的成败并不重要，你有没有受过委屈，（社会对）你公平不公平，这些都不重要。学校只教会我们一堆规矩。社会的稳定需要普通人去遵守这些规矩，但若想“成功”，恰恰相反——你不仅要懂明面上的规矩，还得熟知潜规则。这些“游戏的另一套规则”，如果父母没教你，也许是他们自己就不知道；你只能靠自己一点点去试错，去摸索。 视频引发了大量讨论，大多数评论表达了认同和欣赏，也有少量批评与讽刺。这很正常。李锐曾说，人的认知受到所处时代，个人知识、经历与道德水平四大因素的制约。当下中国社会的信息生态日益开放，自媒体的发展与重大事件频发，使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开始反思：我们究竟从教育中获得了什么，又错过了什么？ 有人说，中国已进入全民觉醒的时代。横向看，这或许仍有争议，但纵向看，这句话并不为过。在社会流动越来越困难、阶层固化越来越明显的当下，教育的真实功能也正日益显露出其复杂的两面性。 不可否认，教育的核心使命之一是传承与创造知识，但知识从来不是中性的，它既塑造个体的认知方式，也服务于某种社会结构的延续与合法化。借用马克思的语言，教育有两大功能：一是生产劳动力，二是复制生产关系。在这一意义上，教育不仅培养技术性人才，更在日常规训中潜移默化地塑造了“听话的个体”和“稳定的秩序”。 学校教给我们的规矩，不仅是交通法规与文明礼仪，更是一种社会化的训练，使我们学会如何在现有体制中“生存”，却鲜有机会了解如何“改变”它。它教我们怎样写简历，却几乎不教我们如何评估一份劳动合同是否公平；它鼓励我们“好好学习”，却回避了关于社会阶层、权力结构与制度性不公的批判性讨论。 但时代正在发生变化，信息技术打破了知识垄断，也在悄然解构教育的单一权威。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真正的教育不应止步于“规范性塑造”，更应追求“批判性觉醒”。我们需要的不只是合格的社会成员，更是能够理解、质疑乃至重构社会规则的能动性个体。 因此，我们既不应简单将教育妖魔化为“洗脑工具”，也不能继续盲目迷信“知识改变命运”的单线逻辑。真正有价值的教育，应该是在传承与再生产之间，开辟出一条可以重新定义“命运”的可能路径。 教育是社会最温和的力量，也可能是最强大的革命性力量。它既可成为维护旧秩序的稳定器，也可以成为新秩序的孵化器。关键不在于教育本身，而在于我们是否拥有“觉察的能力”和“重塑的勇气”。
格陵兰岛：特朗普政府的战略意图与北极博弈
文/毕研韬 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其政府再次将格陵兰岛置于国际舆论的聚光灯下。据权威媒体报道，白宫正在讨论多种获取格陵兰岛的方案，包括与丹麦谈判、购买岛屿，甚至不排除军事选项。这一系列言辞在全球引发轩然大波，欧洲盟友和丹麦政府均予以强烈回应。然而，若从现实制度、国际法与地缘战略角度分析，美国“想要格陵兰”的真实目的，并非取得主权，而是通过施压来扩大在该岛的战略部署与功能控制。 一、舆论与现实的差距 特朗普政府提出“购买格陵兰”的概念，表面看似野心勃勃，但其政治逻辑更多是针对国内支持群体的表述。对于普通民众而言，这种方案易于理解：美国为了国家利益“买”一块北极土地。然而，现实远比口头表态复杂。 首先，从国际法和丹麦宪法的角度看，格陵兰是丹麦王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丹麦政府明确表示，格陵兰不属于出售对象，任何单方面行动都将违反国际法原则。格陵兰自治政府也公开反对成为美国领土。其次，从北约及欧洲联盟结构看，军事占领或强行获取的做法将破坏盟友体系，引发制度性危机。因此，美国通过正规途径取得主权的可能性极低，估计概率不足5%。 这就形成一个表面喧嚣、实则谨慎的局面：特朗普政府一方面释放极端言辞以施压，另一方面仍在寻求可行、低成本的战略手段。 二、真实目标：功能控制而非主权 纵观美国对格陵兰的战略意图，其核心并非获得主权，而是在关键功能上形成长期不可替代的控制力。这一点可以从三方面理解： 1. 军事—安全层面 格陵兰是北极地区的战略要地，拥有图勒空军基地等关键设施，对美国北极安全、导弹预警与情报收集至关重要。特朗普团队关注的问题并非“是否存在基地”，而是“现有设施是否足够、是否可持续扩张”。施压丹麦与格陵兰，为美国争取扩大部署、升级设施提供谈判筹码，这种操作远比直接吞并土地成本低、风险小。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