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信究竟意味着什么?当中国希望世界拥抱春节时,是否也应该以开放的心态接纳万圣节?今年各地的节庆景象,让这个问题再次进入公共讨论。 作者:毕研韬 | 发布时间:2026年11月3日 今年万圣节期间,中国多个城市出现了比往年更加活跃的节庆气氛。成都、深圳、北京等地的年轻人积极参与变装、角色扮演和主题派对,节日氛围有所升温。与此同时,上海、杭州等地部分街头活动仍受到一定程度的管理。 与往年相比,今年万圣节呈现出一个值得关注的变化:社会对外来节日似乎更加包容,围绕洋节的公共讨论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反思。这种变化是否意味着中国社会的文化心态正在趋于开放? 一、过洋节就是崇洋媚外吗? 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万圣节、圣诞节等西方节日经常被置于文化安全和文化认同的框架下讨论。一些人将过洋节与崇洋媚外联系起来,甚至将其视为西方文化入侵的表现。 但今年,社会上出现了更多不同的声音:过万圣节为什么就意味着崇洋媚外?参加圣诞派对就意味着认同西方价值观?外国人接纳中国春节,为什么我们不将其视为文化入侵? 这些问题实际上触及一个更深层次的矛盾:我们究竟该如何理解文化自信? 中国积极推动春节等传统文化走向世界,希望更多外国人了解和体验中国文化。如果我们期待其他社会以开放心态接纳中国文化,却对外来节日在国内的正常传播保持警惕,甚至动辄上升到文化入侵的高度,这种态度难免存在双重标准。 文化交流应当是双向的。文化的跨国传播本身并不意味着文化支配,更不能简单地将文化消费等同于政治认同。年轻人参加万圣节活动,可能只是出于娱乐、社交和新鲜感,并不意味着他们放弃了中国传统文化。 文化自信不应表现为对外来文化的过度戒备,而应体现为对自身文化的充分认同,以及对不同文化的包容能力。 二、为什么各地对万圣节的态度不同? 今年各地万圣节活动的表现并不一致。这种差异值得进一步观察,但不能简单归结为某些地方开放、某些地方保守。 首先,城市文化生态存在差异。人口结构、年轻人聚集程度、国际化程度、商业活跃度以及城市文化消费习惯,都会影响外来节日的传播和参与程度。年轻人口较多、商业文化活跃、社会交往方式多元的城市,往往更容易形成节庆活动的群众基础。 其次,地方治理理念和公共空间管理方式也会产生影响。万圣节活动涉及街头聚集、商业经营、交通秩序和公共安全。不同地方对公共活动的管理尺度、风险评估和社会容忍度存在差异。对公共秩序的合理管理,与对外来文化的排斥,并不是一回事,但如果将普通文化活动过度政治化、安全化,就可能压缩正常的社会文化空间。 此外,地方社会的文化心态也不容忽视。对文化差异的接受程度,不仅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和国际化程度,也与公众的文化自信、社会包容意识及其对外部世界的认知有关。 因此,观察一个地方对万圣节的态度,实际上是在观察当地的文化生态、社会心态和治理理念。一个城市的开放程度,不仅体现在它愿意向外界展示什么,也体现在它允许不同文化以何种方式进入自己的社会生活。 三、文化自信需要经受开放的检验 当然,今年万圣节气氛有所升温,还不足以证明中国社会的文化环境已经全面开放。节庆活动的热闹程度与社会文化开放程度之间,不能简单画等号。不同城市的表现也说明,文化开放并不是一个整齐划一的过程。 但至少有一点值得肯定: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思:将外来节日与文化入侵、崇洋媚外简单联系起来,是否合理。这种反思本身就是社会文化心态变化的一个信号。 对万圣节的态度,是观察中国文化变化的一个风向标。即将到来的圣诞节,更值得关注。届时,不仅可以观察各地的节庆活动,也可以观察社会舆论对外来文化的接受程度是否出现新的变化。...
2026-11-03台海核战争并非大概率事件,但当越来越多权威机构开始研究这一风险时,它已不再只是遥远的理论假设。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31日发布 传统上,国际社会围绕台海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战争会不会爆发?” 但2024年起,国际战略界开始出现一个值得高度关注的新变化。越来越多主流战略机构和安全研究团队开始讨论一个过去相对敏感的话题:如果台海发生军事冲突,中美之间是否存在核升级(nuclear escalation)的可能? 这些讨论并不意味着核战争即将发生,但它意味着,核风险已经不再只是边缘学者的假设,而正在进入主流战略研究与危机推演体系。 一、IISS公开警告台海冲突存在核升级风险 2026年5月,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IISS)在其年度战略评估中发出警告:任何围绕台湾问题爆发的中美军事冲突,都可能产生核升级风险。 IISS指出,未来战争中的关键问题之一在于:双方可能攻击彼此的指挥、通信、情报和预警系统,而这些系统往往同时承担常规军事指挥与核力量指挥功能。 在高强度战争环境下,一方很难准确判断对方究竟是在发动常规打击,还是在削弱自己的核反击能力。这种不确定性可能增加战略误判风险。 更值得注意的是,IISS并非普通研究机构。它长期发布的《军事平衡》(Military...
2026-05-31文/唐摩崖 自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中美两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言行一直引发关注。作为当今最具影响力的两个大国,两国对战争的看法和立场既有部分交集,也存在深层分歧。这些差异不仅反映了各自的战略利益、价值理念与全球角色定位,更折射出当前世界秩序所面临的结构性张力。 一、表层立场的交集:避免失控,强调稳定 尽管中美在俄乌战争中的具体表态不同,但在某些宏观原则上,两国存在一定共识。 共同强调主权原则。美国以“捍卫乌克兰主权”为基本立场,强调国际秩序不可因武力改变国界。中国虽然拒绝谴责俄罗斯,却同样在多个场合重申“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并将此作为政治解决冲突的前提。 反对战争升级尤其是核风险。两国均明确反对在乌克兰战场上动用核武器。中国多次重申“核战争打不得”,美国也一再警告俄罗斯不得动用核武。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美在维护战略稳定方面的底线共识。 避免直接卷入军事冲突。尽管美国对乌克兰提供了大量军事援助,中国则与俄罗斯保持高层互动并加强经贸联系,但双方均未跨越军事介入的红线。这反映出双方都试图控制战争外溢,避免被动卷入大国冲突的漩涡。 二、核心分歧:战争性质与责任认知不同 中美的根本分歧,集中体现在对战争性质的认定、责任归属的判断,以及对俄罗斯角色的理解上。 对战争的定性南辕北辙。美国将俄乌战争视为侵略行为,是对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挑战,并借此塑造“民主对抗威权”的意识形态框架。中国则更强调冲突的地缘背景与历史根源,认为北约东扩不可忽视,主张“劝和促谈”而非对抗升级。 对俄罗斯的角色定位截然不同。在美国战略认知中,俄罗斯是当前世界秩序的破坏者,是应被孤立和削弱的对象。中国则将俄罗斯视为多极世界的重要一极,是维护全球战略平衡的重要伙伴。这种差异导致中方即使不支持战争本身,也始终保持对俄关系的政治稳定性。 在全球舆论场的博弈方式不同。美国主导西方叙事体系,通过媒体、联盟体系强化对俄罗斯的道义谴责,同时将中国与俄罗斯“捆绑化”处理,指责中国“间接援助俄罗斯”。中国则在全球南方国家中塑造“中立调解者”形象,强调自身并未提供武器援助,反而努力推动政治解决。...
2025-08-05一个新概念能否成为原创理论,不仅取决于提出者的命名,更取决于它是否形成了区别于既有理论的独立问题意识与解释框架。 作者:沈砚秋 | 发表时间:2026年10月17日 国际传播理论创新不仅需要提出新的概念,更需要明确其研究对象、核心命题与解释框架,并在既有国际学术研究中确立自身的位置。毕研韬教授提出的“制度传播”概念,试图将制度设计与制度运行置于国际传播的核心位置,强调制度实践不仅是国家形象传播的背景,也是国际传播的实质内容、可信依据与信任来源。对这一概念进行国际原创性评估,有助于认识其理论价值及其与既有国际传播研究的关系。 一、概念来源:从国际传播实践中提出问题 毕研韬在2025年发表的《海南自由贸易港国际传播:理论框架与行动原则》中提出“制度传播”概念,并在2026年与唐玥宸合作发表的《以法治创新和制度传播助力国际传播——海南自贸港信任叙事的构建逻辑》中进一步阐释其理论意涵与实践路径。 相关研究提出,制度传播是将传播主体的治理理念、价值观念和制度逻辑,以可验证、可理解的方式置于国际语境,在全球环境中建立信任与共识的过程。这一定义把制度实践与国际传播联系起来,试图回答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理论问题:一个国家如何通过制度设计、制度运行及其实际表现,使国际受众理解其治理逻辑,并据此形成对该国的认知与信任? 这一问题意识不同于单纯增加传播内容、扩大传播声量或优化话语表达。它强调,国际传播不仅要说明一个国家主张什么,还要让国际受众能够观察、理解和验证其制度如何运行。 二、国际文献:存在相关研究,但不宜简单等同 国际传播及其相关领域已经形成了公共外交、国家形象、国际信任、制度合法性等研究传统。这些研究分别关注国家如何与外国公众建立关系、国家形象如何形成、国际信任如何产生,以及制度安排如何影响国家行为与国际合作。这些成果为理解制度传播提供了重要的学术背景,但不能仅因它们涉及制度、信任或国家形象,就将其认定为“制度传播”的同一理论。 从研究对象和问题意识看,毕研韬提出的制度传播强调制度本身在国际传播中的地位,关注制度实践如何转化为可理解、可验证的传播内容,并进一步成为国际信任的基础。其理论重点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机构对外沟通,也不是单纯研究制度如何影响国家形象,而是尝试将制度实践、国际受众理解与传播效能纳入同一解释框架。...
2026-10-17声誉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特殊的战略资产:它降低国际社会的判断成本,也降低国家在危机中的信任损失。 作者:毕研韬 发布:2026年8月31日 在国际竞争日益表现为认知竞争、信任竞争和规则竞争的今天,一个国家面临的风险已经不只是军事、经济或技术风险,也包括国际社会如何认识它、信任它以及是否愿意与它合作。由此,“国家声誉”逐渐进入国际传播、安全与战略研究视野。 “声誉安全”(reputational security)并非新概念。早在2017年,美国南加州大学公共外交学者Nicholas Cull就提出这一概念,并将其视为对“软实力”理论的重要延伸。近年来,这一概念开始进入战略传播和公共外交研究,学者开始讨论国家声誉如何影响国际信任、政策合法性以及国家应对外部风险的能力。 真正值得关注的是,国际传播的目标正在从塑造国家形象,进一步转向维护国家声誉及其所产生的国际信任。 一、从国家形象到声誉安全 传统的国家形象研究主要回答“世界怎么看我”。国家品牌研究进一步关注“如何形成积极印象”,软实力理论则关注这种积极印象能否转化为吸引力。 “声誉安全”提出:当国际环境出现危机、冲突和高度不确定性时,一个国家能否依靠长期积累的声誉,维持国际社会对它的基本信任? 这一区别十分重要。...
2026-08-31文/ChatGPT 中国大学的文科教育长期存在一个悖论:学生数量仍然可观,但在社会认同、资源配置和政策倾斜上却相对处于弱势。理解这一现象,需要从经济、政治、文化三个维度进行系统分析,同时关注不同群体对文科教育的态度和行为逻辑。 一、经济逻辑:市场导向、资源偏倚与经费短缺 在经济结构和产业需求的双重作用下,社会和高校管理层普遍将教育与经济回报直接挂钩。理工科专业能够快速对接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和就业市场,因此受到政策、经费和社会关注的优先支持。 相比之下,文科教育的贡献不易量化,其产出主要表现为批判性思维、社会洞察力、文化理解与伦理判断。这种长周期、间接性的价值难以被短期经济指标衡量,导致文科院系在招生计划、科研经费和职称评定等方面处于劣势。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文科课题的科研经费普遍较少。这不仅限制了文科教师开展大型调研、跨学科合作和国际交流的能力,也直接影响科研产出和学术影响力。在绩效考核与排名体系中,科研经费和产出是重要指标,资金不足使文科教师在考核中处于劣势,从而形成“经费—产出—考核”的负循环。 二、政治逻辑:思想的敏感性与制度控制 文科教育的核心在于反思社会、质疑权力、分析价值,而这些能力恰恰触及政治权力最敏感的领域。中国高校的文科院系在意识形态和社会责任的双重框架下,往往被要求在学术探索与政治安全之间找到平衡。 这种政治环境产生了双重影响:文科被承认“重要”,承担社会文化、思想引导的功能;文科又被要求“安全”,批判性与独立性受到制度约束。结果是,文科教育在制度上被定位为“必要但受控”,其批判精神和社会反思功能难以充分发挥,社会对文科价值的认知也随之下降。 三、文化逻辑:功利社会与认知偏好 在高度竞争的社会环境下,人们倾向选择确定性和可量化的路径。理工科代表就业确定性与市场收益,而文科更多关注价值、伦理与公共事务,具有天然的不确定性。 同时,公共讨论空间的有限,使文科教育的社会影响力难以显现。文化心理与社会舆论形成一种反馈循环:文科越被边缘化,社会越难意识到其潜在价值;社会越忽视文科,文科教育自身就越倾向技术化和指标化,进一步弱化了批判性和思辨性。...
2025-10-28By Editorial Team of Communication Without Borders(CWB) Since the publication of the...
2025-07-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