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台湾2026年“汉光演习”强化与美军亚太体系的协同
2026年“汉光演习”正在从传统的本地防务演练，转向与美军亚太作战体系的协同对接。 文/毕研韬 一、台湾“汉光演习”是什么 “汉光演习”是台湾地区长期实施的一项年度性防务演练体系，始于1984年。其核心目的在于检验与强化台湾军队的防卫作战能力，涵盖联合指挥、兵种协同、后备动员、城市防卫与基础设施防护等多个层面。 从演习结构看，“汉光”通常分为两个相互配合的部分：一是以计算机兵棋推演为主的指挥所演练，用于验证作战计划与指挥体系；二是以实兵演练为主的战备验证，用于检验部队在真实环境中的机动、部署与协同能力。 近年来，其内容逐步从传统的“滩岸防御”扩展至“纵深防御”“城市韧性”“关键基础设施防护”等方向，反映出防务思维从单一战场向体系化安全结构的转变。 二、2026年“汉光演习”的新特征 就公开信息与既有发展轨迹来看，2026年的“汉光演习”会进一步强化与外部的协同。 其中最重要的趋势之一，是演习设计更强调“体系对接”，即将台湾本地防务体系嵌入更广泛的印太安全架构之中。这种变化通常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情境设定更强调区域联动背景，而非孤立防御场景。演习假设往往不再局限于单点冲突，而是纳入区域态势变化与多节点压力情境。 第二，指挥与通信系统的标准化程度提升，以增强不同系统之间的信息互操作性。 第三，后勤保障与持续作战能力被进一步强化，包括医疗、能源、交通与民用动员体系的整合。 在这一背景下，“与美军亚太体系的协同”成为分析该年度演习时经常被提及的结构性特征，但需要强调，这种“协同”更多体现为制度化互动与技术性对接，而非公开意义上的联合指挥作战。 三、与美军亚太体系的协同机制 从防务与战略传播的公开资料来看，台湾与美军之间的互动主要通过既有制度渠道与技术合作机制实现，其“协同”并不等同于战时联合指挥，而是分布在多个层级的结构性对接。 1.情报与态势认知层面的间接联动 协同的基础首先体现在态势感知与情报理解层面。美军在印太地区长期构建多层次情报、监视与侦察（ISR）体系，包括卫星系统、海空监测网络与盟友数据共享机制。台湾防务体系在一定程度上通过既有合作渠道，获取区域安全环境的相关信息支持，用于提升自身预警与决策能力。 这种协同的关键不在于“共享全部信息”，而在于形成对区域态势的“认知一致性”，即对潜在风险、时间窗口与行动节奏的基本判断趋同。 2.训练与演习设计的经验输入 另一种较为重要的协同形式体现在训练体系的“经验输入”。 美军及其盟友体系在长期联合军演中形成了一套标准化的联合作战流程，包括跨军种协调、分布式指挥与多域作战（陆、海、空、网、电磁等）的整合方法。这些理念通过军事交流、训练项目以及人员互访等方式，对台湾防务训练体系产生间接影响。 “汉光演习”越来越多强调“联合指挥链完整性”“分散式作战能力”以及“抗打击韧性”的设计逻辑，这与美军近年来强调的“分布式作战”“敏捷部署”等概念在方法论层面具有一定一致性。 3.装备体系与操作标准的兼容性提升...
北京师范大学校园媒体《京师学人》“自主注销”
一个校园媒体的消失，本不应成为国际议题，但当其被置于全球信息治理与传播安全化语境中，便不再只是个案，而成为观察中国传播秩序演变的一个切口。 文/石敢当 从校园副刊到公共表达平台 《京师学人》隶属于北京师范大学校报体系，长期由学生团队运营，最初定位为校内副刊。随着数字平台的发展，其传播重心逐步转向微信公众号，内容形态也发生明显变化：从以校园新闻为主，逐渐扩展至学术议题、社会观察乃至公共评论。 这种演变并非孤例。在不同国家的高校体系中，学生媒体通常既是新闻实践的训练平台，也是青年参与公共讨论的重要入口。《京师学人》的特殊性在于，其议题不断外溢，逐渐突破校园边界，进入更广泛的社会议题空间。这使其在事实上具备了一定的“准公共媒体”属性，尽管其制度身份仍然属于校内组织。 “自主注销”的制度语境 根据公开信息，《京师学人》在经历多年内容调整与运营收缩后，于2026年以“自主注销”的形式停止运营。从表述上看，“自主注销”强调的是组织行为，但在现实语境中，这一选择往往嵌入于更宏观的制度环境之中。 近年来，中国高校新媒体经历了一轮较为明显的整合与规范化过程，大量学生组织的账号被清理或合并，校园传播逐步回归更加清晰的管理体系。在这一过程中，学生媒体普遍面临三方面变化：内容边界趋于明确、组织责任向上集中、表达风险逐渐显性化。 当这些因素叠加时，依赖相对弹性空间运作的学生媒体，其生存条件会发生结构性改变。《京师学人》的退出，可以被视为这一变化在具体个案中的体现。 外媒为何关注这一事件 包括BBC、《德国之声》在内的一些国际媒体，对该事件进行了报道。其关注点并不局限于一个校园账号的消失，而是将其置于更宏观的叙事框架之中。 从外部视角看，这一事件通常被解读为中国青年表达空间变化、高校舆论生态调整以及信息治理逻辑强化的体现。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种解读本身具有一定的框架依赖性。外媒往往将个案纳入既有认知结构，从而强化其对中国信息环境的整体判断。 因此，这一事件既是现实变化的一部分，也在不同叙事体系中被赋予了不同含义。 从个案到结构：传播安全化的视角 如果引入传播安全化的分析框架，可以获得更具解释力的理解。所谓传播安全化，是指将原本属于公共沟通领域的信息流动与话语竞争，上升为安全议题，并据此实施制度性治理。 在这一逻辑下，信息不再只是交流工具，而被视为可能影响社会稳定与国家安全的重要变量。由此，传播活动逐步被纳入更宏观的治理体系之中。 在高校层面，这意味着学生媒体的功能边界被重新界定：它不再只是教育与实践平台，同时也被纳入整体信息治理结构。《京师学人》的消失，可以被视为这一过程在校园空间中的一个具体体现。 需要强调的是，这种趋势并非单一国家特有。在欧美语境中，围绕虚假信息、外部干预与认知竞争的讨论，同样推动了信息治理的强化。差异主要体现在制度路径与执行方式上。 表达空间的重构及其影响 《京师学人》的终止，真正引人思考的，是表达结构如何变化。当传统校园媒体空间收缩后，表达活动往往会转向其他路径，例如更加分散的个人平台、议题的收敛或转移，以及从公开空间向半封闭空间的迁移。 这种变化意味着公共讨论不会消失，但其组织方式与可见性将发生改变。从传播学角度看，其核心影响在于认知生成机制是否仍然保持多样性与开放性。 如果表达渠道趋于单一，议题结构趋于收敛，那么长期来看，社会在处理复杂问题时的认知弹性，可能面临一定程度的削弱。这一问题，并不局限于个别案例，而具有更广泛的结构性意义。 结语...
中国传媒大学艺术考试发生重大失误
当隐瞒成本高于披露成本，信息披露不再只是道德姿态，而是制度理性的体现。 文/唐摩崖 一、一次由技术失误引发的制度性关注 近日，中国传媒大学在2026年艺术类本科校考中出现成绩录入错误，引发舆论关注。根据校方通报，在专业笔试中，约50名考生成绩被误录，但相关数据已完成更正，并同步启动问责程序。 从事实层面看，目前并无公开证据表明存在舞弊或制度性违规，但其影响并未停留在技术层面，而是迅速外溢至“考试公平”与“程序可信度”的讨论。这种外溢，反映的并非事件本身的严重性，而是其所触及的制度敏感区。 二、为何必须主动披露 相比失误本身，更值得关注的是校方的应对方式——在成绩正式公示前主动对外披露。 这一决策可以理解为一种风险最小化选择。艺术类校考具有高度竞争性与可比性，考生之间往往通过多渠道交叉验证成绩与排名。一旦出现异常，极易在小范围内形成质疑，并迅速向外扩散。 同时，此次错误发生在三试阶段，已接近最终录取环节，任何数据偏差都具有实质性影响。在这种条件下，信息一旦进入考生群体内部流通，就已处于“半公开状态”。如果继续延迟披露，事件一旦由外部曝光，其性质将从“技术性错误”转化为“隐瞒行为”，带来更高层级的问责风险。 因此，主动披露的核心作用，在于提前界定事件属性，将其限定在“可纠正的流程问题”之内，从而避免叙事失控。 三、“临界点”的出现：隐瞒不再是低成本选项 这一事件更深层的意义，在于它揭示一个正在形成的结构性变化：在高敏感领域，隐瞒往往比披露更危险。 这一变化并非偶然，而是由多重因素叠加所致。首先，信息传播呈现出明显的去中心化特征，个体即可成为信息源，组织已难以完全控制信息流动。其次，成绩与排名具有天然的可验证性，不同个体之间可以形成有效对照，从而降低信息不对称。再次，舆情扩散机制高度成熟，小范围异常可以迅速被放大为公共议题。 在这样的结构下，隐瞒不再是低风险选项。相反，一旦被曝光，所引发的信任损失往往远超问题本身。 四、从个案到趋势：治理逻辑正在调整 如果将该事件放置在更广泛的制度环境中，可以看到一种治理逻辑的变化正在发生。 传统模式更强调对信息的控制，通过延迟或压缩披露来降低短期冲击，但在当前环境下，这一路径的有效性正在下降。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以“可控披露”为核心的风险管理方式，即通过在合适时点释放信息，换取对事件节奏与性质的主导权。 这种转变还意味着治理重心的微调：从单纯关注结果，转向兼顾过程的可解释性与可验证性。透明，在此不再只是规范要求，而逐渐成为维持系统稳定运行的一种工具。 五、结语 中国传媒大学此次事件，未必构成制度性失范，但其处理方式具有一定的标志性意义。它显示，在信息高度流动的环境中，组织行为的选择空间正在被重新界定。当隐瞒不再安全，披露便成为理性选择。这一变化，或许比事件本身更值得关注。
日本重新定义“中国威胁”：双边关系将更难缓和
当中国被置于“系统性威胁”框架中时，中日关系将更容易被结构化和固化，短期摩擦更难缓和，关系整体趋向稳定但弹性下降。 文/毕研韬 在国际安全研究领域，概念的变化往往先于政策的变化。当一个国家不再被单独分析，而是被置于一组关系网络之中，其“威胁”属性也随之发生转型。日本近年来对中国的安全认知，正体现出这样一种深层转变。 从一份报告看认知框架的变化 2026年，日本防卫省下属的日本防卫研究所以日文、中文和英文三种语言发布《中国安全战略报告2026》（China Security Report 2026）。该报告主题是Imbalanced Partnerships: China, Russia, and North Korea（不平衡的伙伴关系：中俄朝）。 在以往的安全研究中，中国通常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行为体被分析，其军事能力、战略意图和政策走向构成评估的核心。在2026年的报告中，中国被放置在一个由中国、俄罗斯和朝鲜构成的互动结构之中考察。这种处理方式意味着，日本安全界已经不再将中国视为孤立变量，而是将其理解为一个更大安全系统中的关键节点。 换言之，研究的出发点已从“观察一个国家”，转向“分析一个系统”。 “不平衡伙伴关系”：系统的基本形态 报告提出“不平衡的伙伴关系”这一核心概念，用以描述中俄朝之间的关系结构。这一概念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三方之间的合作在不断加强，二是这种合作并非建立在对等基础之上。 具体来看，中国在经济规模与综合实力上处于主导地位；俄罗斯在军事经验与战略对抗中具有重要作用；朝鲜则以其核与导弹能力，构成区域安全中的不确定因素。三者之间形成了一种功能互补但权力不对称的结构。 这种结构并不具备类似北约那样的制度化同盟特征，却在特定议题和情境下表现出协同效应。它更接近一种松散的“压力网络”，其边界模糊，但影响却是持续的。 从能力评估到关系分析 这一报告所体现的另一重要变化，是方法论上的转向。传统安全分析侧重于可量化的指标，例如军费开支、武器装备和兵力规模，这些构成了对国家实力的静态评估框架。 然而，在2026年的分析路径中，重点逐渐转向国家之间的互动方式与联动效应。问题不再只是“中国有多强”，而是“中国与谁互动，这种互动将产生怎样的战略后果”。...
中国海南大学研究生招生发生罕见“失误”
文/顾明川 近日，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在2026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调剂环节出现严重操作失误，引发舆论广泛关注与考生强烈不满，事件已引起海南省教育厅介入调查。截至4月17日，事件核心处理进展已明确，但校方仍未发布正式官方通报。 事件核心时间线与细节 4月8日：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调剂服务系统开放，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启动美术与书法（135600）专业调剂工作，该专业本轮计划调剂名额仅为6个。 4月9日中午：学院通过研招网系统，向12名考生发送调剂复试通知，要求 4 小时内确认，并明确4月11日资格审查、4月12日正式复试。 4月9日-10日：12名考生全部确认复试资格，多人已连夜预订机票、高铁及酒店，跨越千里抵达海口，部分考生已入住学校附近酒店并加入学院官方复试群，提交审查材料。多名考生证实，学院曾多次电话确认考生能否按时到场。 4月10日深夜（复试前夕）：学院在复试群内紧急通知，因工作失误，此前发送的12份复试通知全部作废，单方面取消所有考生复试资格。学院初步解释为未严格执行“政治+英语合计不低于137分”的内部分数线，但该标准事前未公示。 4月11日晚：受害考生在社交平台集体发声，曝光遭遇，事件迅速发酵。考生反映，多次与学院沟通均获模糊回应，无明确解决方案。此时全国考研调剂系统已近关闭，考生错失其他调剂机会，面临“无学可上”困境。 4月13日：海南省教育厅高等教育处公开回应，确认事件确系学校方面原因，已介入并与校方沟通，将结合考生诉求推进解决方案。同日，海南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对媒体表示，问题 “已经处理”，涉事 12 名考生将”正常进入复试调剂环节”。 4月14日-17日：据多方信源及考生反馈，校方已为12名考生重新开放复试通道，安排专项复试流程。学院以“工作失误”为由致歉，提出报销考生部分交通、住宿费用，但未公布完整补偿方案与责任认定结果。截至目前，海南大学及学院未发布任何正式、统一的官方情况通报与调查结论。 事件影响与争议焦点 此次失误造成考生多重损失：经济上，多人已支出数千元交通、住宿费用；机会上，为参加海大复试主动放弃其他院校机会，调剂窗口期关闭后已无退路；精神上，从“上岸曙光”骤降至资格作废，备考努力濒临付诸东流。 事件暴露出高校招生流程的多重漏洞：调剂名额（6人）与发放复试通知数（12人）严重不匹配；关键分数线未公示；复试通知发放与撤回操作极不严谨；事后初期回应推诿、缺乏诚意。有考生质疑该校存在“养鱼式调剂”，长期锁定志愿却不处理。 目前，事件已从单一操作失误，升级为对高校招生规范性、诚信度与治理能力的公共检视。在教育主管部门督办下，考生复试资格已获恢复，但完整补偿、责任人追责、制度整改等后续信息仍未公开披露。 这一事件于4月11日晚网络曝光，截至现在（北京时间4月17日20时），官方仍未发布公开通报，实属罕见。这或成为研究中国高校研究生招生以及舆论管理的经典案例。
“去风险”背景下，德国对华投资同比增长超50%
在“去风险”成为政策共识的背景下，德国对华投资却同比增长超50%。这一现象在政策话语与企业行为之间形成了张力，成为近期国际舆论关注的一个焦点。 文/毕研韬 一、数据与口径：一项“显著增长”的形成 根据德国经济研究所（IW）等机构发布的数据，2025年德国对华新增直接投资约为70亿欧元，较2024年的约45亿欧元增长约50%。这一增幅不仅明显高于过去数年的平均水平，也使2025年成为近年来德国对华投资最为活跃的年份之一。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增长”指的是年度新增投资（即流量），而非累计投资规模（存量）。不同机构在具体数值上存在小幅差异，但对“显著增长”的判断基本一致。 二、结构变化：从资本输入到利润再投资 进一步观察可以发现：新增投资中，相当部分来自德国企业在华子公司的利润再投资。根据德意志联邦银行（Deutsche Bundesbank）及相关研究机构的分析，近年来德国对华直接投资中，再投资收益所占比重持续上升。这意味着，德国企业在华业务已由早期的资本投入阶段，逐步转向以本地盈利支持扩张的阶段。换言之，中国市场在部分德资企业体系中，已成为可以独立运转的利润中心。 三、投资逻辑转变：从“进入市场”到“在地运营” 与此同时，企业投资逻辑也在发生变化。以汽车、化工和机械制造为代表的行业，正逐步强化“在中国，为中国”的运营模式。这一模式强调本地生产、本地研发以及服务本地市场，其直接动因之一，是应对全球贸易环境不确定性上升所带来的外部冲击。 近年来，包括美国贸易政策调整、技术出口限制以及供应链安全议题升温在内的一系列变化，使跨区域经营的不确定性显著增加。在此背景下，将部分关键环节“本地化”，成为跨国企业降低风险的一种现实选择。 四、驱动因素：多重机制的叠加 这种变化并不意味着企业忽视风险，反而体现出风险管理方式的调整。从公开研究来看，所谓“去风险”，在企业层面并未简单表现为资本撤出，而更多转化为区域内再配置。 正如欧盟委员会在相关文件中所强调的，“去风险”并不等同于“脱钩”（decoupling），其目标是降低单一依赖带来的系统性风险。在这一政策语境下，企业更倾向于在关键市场内部建立更完整的运营体系，以增强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 从更具体层面看，这一投资增长至少由三类因素共同驱动：一是中国市场规模与产业体系所提供的基础吸引力；二是全球贸易与政策环境不确定性上升所带来的外部压力；三是企业在多区域之间进行风险分散与资源再配置的现实需要。 五、舆论分化：三种解释路径 围绕德国对华投资增长，国际舆论大致形成了三种不同解释路径。 第一种观点强调市场因素，认为中国市场规模与产业体系具有吸引力，投资增长反映了企业对其长期潜力的认可。这一解释在部分商界报告中较为常见。 第二种观点则更为谨慎，认为德国企业在供应链与市场层面对中国存在较强依赖，投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为路径依赖的延续。这一看法在部分政策研究机构与媒体评论中有所体现。 相较之下，越来越多分析倾向于第三种解释，即将这一现象理解为风险与资源的再配置结果。在这一框架中，企业在多重不确定性条件下，对不同区域的生产、供应链与市场功能进行重新分配。中国之所以在这一过程中获得更多投资，部分原因在于其产业体系完整、市场规模稳定，以及在特定领域具备较高的运行可预期性。 六、政策话语与企业行为：一组值得关注的张力 从更宏观角度看，这一趋势反映出政策话语与企业行为之间的结构性差异。政策层面强调的是系统性安全与风险分散，而企业层面则更关注具体运营中的成本、效率与可控性。在全球经济环境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这两种逻辑并不必然一致，也不构成简单对立。 在全球经济秩序持续调整、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双边经贸关系更需要从长期视角加以审视。无论政策环境如何变化，企业与市场之间的联系已具有相当深度，因此有必要以理性、审慎的方式对待双边经贸往来，保持基本的稳定与可预期性，推动形成更具持续性的合作格局。这是我个人的真诚愿望。
欧盟出手：中国企业正被挤出关键领域
一套新的规则正在成形，中国企业正逐步被挡在欧洲关键技术与工程项目之外。 文/毕研韬 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欧盟对外经济与科技合作总体保持开放姿态，中国企业和科研机构广泛参与欧洲市场与科研网络。然而，近两年欧盟在科研、产业与基础设施等多个层面持续调整规则，对中国的参与空间进行结构性收紧。这一变化并非单一政策所致，而是通过不同制度工具叠加形成的一种系统性趋势。 三项关键机制：科研、产业与工程的制度收紧 当前欧盟针对关键领域的政策调整，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 首先，是欧盟旗舰科研计划“地平线欧洲”（Horizon Europe）。该计划覆盖2021年至2027年，总预算约955亿欧元，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公共科研资助体系之一，涉及基础研究、技术研发与创新转化等多个环节。 其次，是欧盟委员会提出的“工业加速法案”（Industrial Accelerator Act，IAA）。该法案主要面向新能源、电池、储能、电网设备等战略性产业，目标是提升欧洲本土制造能力，减少对外依赖。 第三，是围绕关键基础设施逐步形成的一整套安全与监管机制，涵盖5G通信网络、电力系统、数字基础设施以及关键数据系统。这一部分并非单一立法，而是通过外资审查、供应链安全标准、网络安全政策等多项措施共同构成。 这三类机制分别对应科研合作、产业发展与工程实施三个层面，共同构成当前欧盟对外经济技术政策调整的基本框架,都深度影响中国企业在欧洲的发展空间。 科研领域：从开放网络到“选择性合作” 在“地平线欧洲”框架下，欧盟对外合作采取“关联国”与“非关联国”的分层机制。中国并未获得类似部分欧洲国家那样的“完全关联”地位，其参与需逐项审批。 更为关键的是，欧盟在该计划中引入了明确的“敏感技术”划分，对部分领域实行限制性准入。这些领域主要包括人工智能、半导体与先进计算、量子技术以及通信网络等。 在这些方向上，中国科研机构往往难以参与核心项目，尤其是在涉及关键技术路径与数据资源的项目中，排除性更为明显。相对而言，在气候变化、生态保护、农业等公共性较强领域，合作仍然存在，但通常局限于非核心环节。 这一变化意味着，科研合作正在从以学术开放为基础的网络结构，转向以安全与竞争为导向的分层结构。知识流动不再完全依赖学术共同体内部规则，而日益受到政策边界的约束。 产业与能源项目：制度构建中的“预期性限制” “工业加速法案”目前仍处于立法进程之中，但其政策方向已较为明确。 该法案重点针对新能源与工业制造领域，提出一系列可能影响外部企业参与的制度安排，包括： 一是强化本地化要求，例如在生产、供应链布局及就业方面提高欧盟本土占比； 二是在公共采购中设置倾向性规则，优先支持欧洲企业； 三是引入附加审查机制，对来自特定国家的企业进行更严格评估。...
北约已将中国定性为“系统性挑战”
北约将中国界定为“系统性挑战”，在中文语境中极易被误读，需置于历史语境中辨析。 文/毕研韬 一、一个容易被误读的关键词 近年来，北约在其官方文件中，将中国界定为“系统性挑战”（systemic challenges）。在中文语境中，这个定性往往被直观理解为较为负面甚至对立。在中国读者眼中，“挑战”通常带有明显的对抗意味，而“系统性”则强化了这种全面性压力的感受。 故而。如果仅从字面理解，就很容易产生偏差。事实上，这一概念并非情绪性表达，而是一个具有明确政策含义的术语。要准确把握其意义，需要回到其原始语境，而非仅凭直觉翻译。 二、一个逐步演变的过程 北约对中国的定性，经历了一个逐步变化的过程。 在较早阶段，北约文件中几乎不涉及中国，关注重点长期集中在欧洲安全与俄罗斯问题。到2019年伦敦峰会，北约首次正式提及中国，但语气相对克制，仅表示中国带来了“机遇与挑战”，尚未形成明确负面定性。 到2021年布鲁塞尔峰会，表述发生重要变化，北约开始使用“系统性挑战”这一概念。2022年发布的《战略概念》则正式确立这一表述，将其上升为联盟层面的共识性判断。 三、为何发生变化：三重结构性原因 这一表述变化并非偶然，而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 首先，是中国自身发展带来的“外部感知变化”。随着中国经济规模扩大、技术能力提升以及在全球事务中参与度提高，其影响力已不再局限于区域层面，而开始在技术标准、供应链结构和国际规则等方面产生更广泛影响。这种“跨体系影响力”，是“系统性”一词的重要来源。 其次，是安全议题本身的扩展。特别是在俄乌战争之后，北约对安全的理解从传统军事领域，扩展至科技、能源、网络与基础设施等多个维度。在这种“广义安全”框架下，中国自然被纳入观察与评估范围。 再次，是联盟内部协调的需要。北约成员国对中国的看法存在差异：部分国家更强调经济合作，部分国家更关注安全风险。“系统性挑战”作为一种中间性表述，既能体现警惕，又避免使用“威胁”或“敌人”等更具对抗性的词汇，从而成为一种可被多数成员接受的折中方案。 四、从文件出发：北约的正式定性 在北约2022年发布的《战略概念》中，中国被明确描述为“对联盟利益、安全与价值构成系统性挑战”。这是目前最权威、最具代表性的表述。 这一表述有三个关键特征。首先，它使用的是“挑战”（challenge），而非“威胁”（threat）或“敌人”（enemy）；其次，“系统性”强调影响的层级，即不仅限于军事领域，而是涉及技术、经济、制度等多个层面；第三，表述为复数形式“challenges”，意味着问题是多维度的，而非单一冲突。 因此，这一定性本身就具有“非单一对抗”的特征，更接近一种结构性判断。 五、语义差异：同一个词，不同温度 问题的关键在于，“systemic challenge”在英语政策语境中的含义，与中文语境下的“系统性挑战”情绪温度并不一致。 在西方政策语言中，“challenge”通常位于一个梯度之中：低于“威胁”，高于一般“竞争”。它意味着一种需要应对的压力，但并不自动指向对抗。而“systemic”强调这种压力存在于规则、技术、供应链、安全等体系层面。...
文章推介
Why Should We Combat Islamophobia?
Islamophobia is not merely a religious issue; it also concerns social stability,...
信息安全的边界：过度管控正在引发新的安全风险
管控越严，就越安全？还是相反？信息安全不仅取决于防范风险信息的能力，也取决于一个社会能否建立可信、开放和具有韧性的信息生态。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24日 在数字时代，信息已经成为社会运行的重要基础资源。随着人工智能、社交媒体和国际竞争的发展，各国越来越重视信息安全治理。然而，信息安全治理也存在一个重要边界：如果安全逻辑不断扩大，过度管控正常的信息交流和社会信息需求，就可能产生新的治理风险。 一、信息是现代社会的重要基础资源 人类社会的发展始终伴随着信息传播方式的变化。 在农业社会，信息主要依靠人际传播；在工业社会，大众媒体成为社会信息流动的重要渠道；进入数字时代，互联网使信息成为连接社会、推动创新和影响认知的重要基础。 信息对现代社会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新闻传播领域，也体现在公民认识社会、参与公共事务、做出个人决策、理解外部世界。 从这个意义上说，信息不仅是一种传播资源，也是一种社会生活资源。 正如空气和水满足人的生理需求，信息满足人的认知需求。一个社会如果缺少健康的信息环境，就可能影响公众认识世界和参与社会的能力。 因此，任何信息治理体系都需要面对一个基本问题：如何在保障安全的同时，满足社会合理的信息需求？ 二、信息安全治理具有现实必要性...
朱德的宣传思想
毕研韬 朱德一贯从战略高度和全局视角看待宣传工作。1938年初，他在其著作《论抗日游击战争》中把战争分成五部分（政治战争、经济战争、人员战争、武器战争、交通战争），这已是典型的总体战概念。朱德把政治列为战争的首要因素，并提出每个游击队员都要“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宣传者与组织者”。在西方，政治作战概念是由美国“遏制政策之父”乔治•凯南于1948年系统化提出的。 1940年7月朱德在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所作报告《三年来华北宣传战中的艺术工作》中较为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宣传思想[。此报告中有两点值得今天特别重视。一是他提出了“宣传家”概念。他说，“在文化运动和宣传战中战胜日本，要靠你们”。这种认识是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确立的。二是他识别出敌人在宣传时所采用的本土化策略，譬如用司马光砸缸的故事来画“日本救中国”的宣传画。 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后，朱德与毛泽东等指示部队要加强对反共军队的宣传工作，指出：“如你们宣传工作做得好，可以动摇反共军官心军心，迟延其进攻速度”。他们要求：“宣传工作弱的部队，各首长应亲自动手，亲自检查，务使措辞恰当，宣传有力。击破反共军，十分之七靠宣传。”虽然 “十分之七靠宣传”并非量化的特指，但这种表述在中共文献中是绝无仅有的。 1942 年7 月10 日，朱德在致周恩来的电报中提出：“为了培养党的海外工作干部，已在海外工作委员会领导下，设立海外工作研究班。请在重庆经常注意了解和收集有关海外和华侨团体的活动情况，并把有关这方面的书报、刊物和文件及时送来延安。”可见朱德深知及时准确掌握传播生态的重要性，并亲自为此精心谋划。
美国政府持续封杀孔子学院及其变体
孔子学院正在美国高校中“退场”，但与其相关的合作网络并未消失，美国政府的审查正从“孔子学院”本身延伸至各种替代形态。 作者：毕研韬 发布：2026年8月18日 孔子学院在美国高校中的数量已经大幅下降，但美国政府对孔子学院的关注并没有随之结束。相反，随着正式的孔子学院陆续关闭，美国政策讨论的重点正在转向“后孔子学院时代”，开始专注“孔子学院关闭之后发生了什么”。 这意味着，美国对孔子学院的限制正在出现一个值得关注的变化：从针对一个具体机构，逐渐转向审查与中国高校、教育机构及相关组织之间的合作关系。 据美国政府问责局（GAO）2023年发布的调查，美国高校中的孔子学院数量已经从2019年前后的约100所下降到2023年7月的不足5所。GAO指出，2018年美国国会开始限制相关高校获得联邦资金，此后绝大多数孔子学院陆续关闭。 但“关闭”并不意味着相关教育合作全部终止。 美国国家学者协会（NAS）对104所已经关闭孔子学院的高校进行追踪，并获得其中75所的较完整信息。其研究发现，至少28所高校在关闭孔子学院后，又建立了具有相似功能的新项目；另有12所高校曾尝试这样做。与此同时，58所高校继续与原来的中国合作高校保持密切关系，另有5所曾尝试维持这种关系。此外，还有5所孔子学院转移到了新的主办机构，另有3所曾尝试转移。 这组数据揭示了一个重要现象：孔子学院的“机构数量”下降得非常快，但与之相关的部分教育合作网络并没有同步消失。 一、从孔子学院到“后孔子学院” 孔子学院最初主要承担中文教学、中国文化活动以及部分教育交流功能。随着美国政策环境变化，一些高校关闭孔子学院后，并没有完全放弃中文教学，而是采取了不同的替代方式。 一种比较直接的方式是改名。...
CWB:Bridging the Cognitive Divide Between Government and Public
By Editorial Team of Communication Without Borders（CWB） Since the publication of th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