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海外华人频繁卷入国家安全案件
过去几年，在美国、英国、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菲律宾等国，越来越多具有华人背景的侨领、社区人士、议员助理、商人、地方政客甚至学者，被卷入“国家安全”相关案件。 徐北辰 供稿 2026年5月14日更新 这些案件涉及间谍活动、外国代理人、政治影响力、跨境监控、技术情报、海外警务站、选举干预、军事情报以及华人社团网络等多个领域。 需要强调的是，这些案件性质并不完全相同，也并不意味着所有涉案人员都有罪。很多案件仍存在司法争议，有些人否认指控，有些案件尚未最终裁决。 无论案件本身如何，一个更深层变化已经越来越清晰：海外华人网络，正在越来越多地进入各国国家安全视野。 这些案件涉及的只是极少数个案，并不代表海外华人整体，但其影响却波及海外华人群体。 美国：从“侨社”到“外国影响力” 美国是近年来这一趋势最明显的国家之一。 过去几年，美国连续出现多起涉及华人社区、中国背景网络以及“外国影响力”活动的案件。其中影响较大的，包括纽约“海外警务站”案件。美国联邦调查局（指控相关华人社团人士协助中国相关部门，在美国从事“未注册外国代理”活动，并涉嫌参与针对海外异议人士的信息收集与联络工作。 与此同时，美国还调查了多个涉及福建同乡会、华人社区组织、中文媒体平台以及地方政治人物的案件。一些案件并不涉及传统意义上的间谍活动，而更多与政治影响力、信息传播、社区动员以及外国代理人身份申报有关。 2026年5月，美国加州亚凯迪亚市（Arcadia）华裔市长王爱琳（Eileen Wang）承认“在美国境内非法充当外国政府代理人”罪名，并宣布辞职。美国司法部指控她与同伙运营面向美国华人社群的中文新闻平台，在未依法申报的情况下，根据中国官员要求发布亲中内容，包括涉新疆议题文章。其同伙孙耀宁此前已认罪并被判刑。该案在美国引发广泛关注，因为它涉及华裔地方民选官员、中文媒体平台以及外国影响力问题。 当地时间 2026年5月13日，美国纽约布鲁克林联邦陪审团裁定华裔美国公民卢建旺有罪，认定其在纽约曼哈顿唐人街协助运营所谓“中国海外警务站”，并充当未注册的中国政府代理人。 更早之前，特朗普政府曾启动“中国行动计划（China Initiative）”，大量华裔学者与科研人员遭调查。虽然该计划后来终止，但它深刻改变了美国安全机构对华人科研网络与中美学术交流的认知。 今天，美国安全系统越来越强调，“中国影响力”不仅可能存在于传统情报领域，也可能通过社区网络、文化组织、华人媒体、学术合作以及地方政治等渠道发挥作用。 英国：议会与香港议题高度敏感 英国近年来对中国问题也明显转向强硬。 2023年，英国警方逮捕议会研究员Chris Cash，起初指控其涉嫌为中国从事情报活动，但后来检方撤诉。该案在英国引发深层讨论。...
毕研韬团队战略传播作品目录
（以发表时间为序；2026年5月9日更新） 一、专著及图书章节 1.毕研韬、王金岭.战略传播纲要.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9月。 2.毕研韬.战略传播.载毕研韬主编《品牌之道》.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11月，第336-343页。 二、期刊论文 1.毕研韬.战略传播中媒体的尴尬角色.《青年记者》，2010（11）:69. 2.毕研韬、王金岭.战略传播初探.《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5):160-162. 3.毕研韬.中国企业海外形象塑造：战略传播视角.《科技智囊》，2011(10)32-38. 4.毕研韬.战略传播中的媒体运用.《新闻战线》，2013(10):77-79. 5.毕研韬、殷娟娟.新媒体、战略传播与边疆治理.《宜春学院学报》，2014(5):64-67. 6.毕研韬.以战略传播统摄我国反恐大业.China Media Report Overseas（中国传媒海外报告），2015,11(1):56-60. 7.毕研韬、林信焰.战略传播视角下的“一带一路”.《公共外交季刊》，2016(春季):73-79. 8.林信焰、毕研韬.战略传播概念演化研究.《琼州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3）:104-108. 9.毕研韬.战略传播理论与实践探析.《战略研究》，2016（3）:15-21. 10.毕研韬.厘清战略传播十个基本问题.《青年记者》2017(4):48-49. 11.毕研韬.从战略传播看我国海外利益保护.《公共外交季刊》，2020(6):56-63+124-125. 12.毕研韬.战略传播和跨文明对话：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传播的关键维度.《新传播》，2021（6）: 35-37、41. 13.毕研韬.战略传播：溯源、发展及其启示.《对外传播》，2022（6）:26-29. 三、报纸文章...
“看不上我，就让你们看清楚我”：缪伊雯式的“复仇”为何赢得满堂彩？
2026年4月的亚冠女排赛场上，中国姑娘缪伊雯代表哈萨克斯塔出场，率队打败北京队，却赢得中国网民集体喝彩。 作者：程一鸣 发表：2026年5月9日 2026年4月的亚冠女排赛场上，一场看似普通的俱乐部对决，却在中国的互联网掀起了一场罕见的情感海啸。身披哈萨克斯坦战袍的中国球员缪伊雯，在对阵北京女排的比赛中砍下22分，率队鏖战五局打败北京队。对此，中国社交媒体上几乎一边倒地出现了“干得漂亮”“全网祝福”“太解气了”的声音。短视频平台上，“你不要我，我就用实力抽回去”“体制不要我，那就在体制外打败体制”等标题获得了数以万计的点赞。 一个中国球员，代表外国俱乐部击败了国内的队伍，不仅没有招致“叛徒”式的骂名，反而赢得了全网的喝彩与共鸣。这反常的一幕，到底是怎么回事？ 一场“爽文”背后的现实剧本 表面的答案并不难找：缪伊雯的职业生涯本身就是一个“逆袭”范本。2022年，她曾短暂入选国家队集训，在世界联赛中仅获得一次替补登场的机会，扣了一个球便被换下，之后再未得到重用。在国内竞争激烈、机会渺茫的困境下，她选择远赴意大利、土耳其，最终落脚哈萨克斯坦。在杰特苏俱乐部，她不仅率队拿下联赛和杯赛双冠，还荣膺“最佳主攻”。此次在亚冠赛场上亲手淘汰国内传统强队，无疑是一次完美的“实力正名”。 然而，如果仅仅将其解读为“个人励志故事”，便远远低估了这场舆论风暴的深度。真正让无数网友“破防”并自发加入喝彩阵营的，并非缪伊雯一个人的成功，而是她所触动的、弥漫于整个社会的一种普遍而隐秘的情绪——对“怀才不遇”的感同身受，以及对僵化人才选拔机制的集体不满。 “为她喝彩”的本质：为自己发声 网民的留言和弹幕中，高频出现的关键词不是“排球”，而是“机会”“公平”“关系”与“憋屈”。人们从缪伊雯身上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运动员，更是一个隐喻：一个被“体制内”边缘化的优秀个体，在外部环境中野蛮生长，最终用硬实力证明——不被你们选中，不是我不行，而是你们的眼光与机制有问题。 “看不上我，就让你们看清楚我。”这句短视频标题之所以能引发强烈共鸣，是因为它在无数普通人的心里投下了回声。在职场中，有多少年轻人因为“没有关系”而被晋升名单忽略？在科研领域，有多少学者因为“资历不够”而申请不到本该属于他的项目？在艺术圈，有多少创作者因为“不符合标准”而被主流平台拒之门外？缪伊雯的故事，就像一面镜子，映照出每一个曾因僵化规则、人情门槛、论资排辈而被否定的个体。 人们为她喝彩，本质上是在为自己从未被正视的才华与努力喝彩；人们为她“打败体制内”而欢呼，实际上是在为自己无力打破却又无比渴望冲破的“天花板”而呐喊。 “复仇”的正当性：公平是最大的政治 舆论之所以敢于公开支持这种“以下克上”的戏码，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前提：人们并不认为缪伊雯的行为损害了国家利益。这只是一场俱乐部层面的国际赛事，参加联赛的北京队本身也有外援和外教。当“为国争光”的宏大叙事在此处退场，“公平竞争”“能者上、庸者下”的职业体育逻辑便顺理成章地占据了舞台中央。 而恰恰是这种“职业逻辑”，反过来暴露了某些体制内选拔机制的非职业化特征。为什么一个在国内进不了国家队、只能短暂替补出场的球员，到了海外却能被当作核心并打出统治级数据？究竟是球员水平不够，还是我们的选人视野、用人标准、培养方式出了问题？这种追问，远比一场比赛的胜负更刺痛人心。 网友们一边倒的喝彩，并非针对北京女排这支队伍本身，而是针对那个让他们感到“错配”的体系——一个让真正有潜力的人得不到足够机会的体系。当缪伊雯在哈萨克斯坦的赛场上一次次扣球得分时，屏幕上刷过的“解气”，其实是在向那个体系投出一张张无声的反对票。 结语：让“缪伊雯们”不再需要“出走” 不可否认，任何一个选材体系都不可能完美无缺，总会有遗珠之憾。但是，当一个“遗珠”的故事能够引发如此巨大的社会共鸣时，就绝不是“个别案例”可以解释的了。它说明，有太多的人从缪伊雯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有太多的人对“有实力却无机会”的处境感同身受。 “体制不要我，那就在体制外打败体制”，这句悲壮与决绝的口号，不应成为每一个“缪伊雯”唯一的选择。一个更健康、更自信的社会，应该让人才有足够的通道被发现、被重用，而不是逼着他们远走他乡之后再回来“打脸”。缪伊雯赢得了满堂彩，但这份喝彩越响亮，越说明我们的制度还有很多需要反思的地方。 但愿有一天，“缪伊雯们”不必出走，在国内也能被看见、被重用。
2025年中国彩电销量降至近十年新低
奥维云网（AVC）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彩电零售量仅为2763万台，同比下滑10.4%，创下近十年来的最低纪录。洛图科技（RUNTO）数据显示，2025年国内市场品牌整机出货量为3289.5万台，同比下滑8.5%，创下近16年来的市场新低。在多重因素叠加共振下，中国彩电行业已全面进入存量博弈阶段。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8日发布 一、根本原因：内容吸引力下降，电视价值空心化 如果说智能设备普及是“外患”，那么最致命的内因是电视内容吸引力下降，这让大量高价值用户主动远离电视机。一位专业人士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大家不喜欢看电视的主要原因不是硬件问题，而是“内容服务没有吸引力”。 如今，很多精英家庭的客厅已经不再以电视机为中心，电视墙正在从家庭标配变为可选配置。2025年，“去客厅化”成为热门装修趋势，书墙、长桌办公区、亲子活动区取代了传统的电视背景墙。这是因为人们对电视播出内容缺乏期待——与其被推送同质化的影视剧和说教式的新闻，不如自主选择海内外流媒体服务，掌握内容控制权。 二、直接诱因：用户体验崩塌，消费者用脚投票 在内容吸引力下降的同时，电视产品的使用体验更是雪上加霜。中国电子视像行业协会报告显示，现在全国电视机平均开机率仅为30.2%，创下近十年新低。回想2016年，开机率尚有70%，十年间电视在家庭中的地位“一落千丈”。 具体看，消费痛点集中在三个层面。一是“开机先看广告”：智能电视开机广告已成行业标配，30秒算“良心”，1分钟才是常态，最长可达86秒。二是“套娃式收费”：想看热门剧集需充多个平台会员，年费合计超过2000元。三是“操作如走迷宫”：两套遥控器、复杂的层级菜单，老人小孩直呼不会用，年轻人也嫌麻烦。一位网友的吐槽精准概括了这种体验：“开机看电视堪比走迷宫，谁知道出口在哪？中间还有广告、会员，烦不胜烦”。艾媒调研数据显示，仅15.27%的用户每周开电视超过6次，25.57%的用户每周仅开1次甚至更少。 三、竞争替代：移动端全面挤压电视生存空间 洛图科技明确指出，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相关数字娱乐产品正逐步取代电视在家庭娱乐场景中的核心地位。人均每日手机使用时长已超过4小时，而电视观看时长跌破1.2小时。年轻人群体中，73.6%优先选择手机娱乐，仅5.3%通过电视看直播。有线电视的用户也在持续流失，德勤报告显示，Z世代有23%、千禧一代有18%计划在未来12个月内取消有线或卫星电视订阅——核心原因正是“别人播什么我们看什么”的模式已与用户的本能需求相悖。短视频、微短剧这种“短平快”的内容形态，更精准地捕捉了现代碎片化的时间，电视动辄五、六十集的传统剧集模式已被用户主动抛弃。 四、短期冲击：宏观环境叠加效应 从宏观环境来看，两大短期因素加剧了行业下行的幅度。一是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彩电作为地产后周期消费品，与新房交付量高度挂钩，2025年地产市场深度调整直接导致新增家电需求锐减。二是国补政策存在双向效应。2025年，一级能效产品渗透率高达73.4%，国补对推动“绿色换新”起到明显作用。由于国补政策在2024年末已提前透支部分需求，叠加2025年下半年国补额度短缺，市场步入调整阵痛期，进一步加剧了销量下滑。 五、积极信号：从“量能竞争”到“价值升级” 市场销量持续下滑背后，仍存在结构性“质变”迹象。消费者已将画质（57.3%）、尺寸（53.4%）、系统流畅度（49%）等体验要素视为首要考量，价格不再是唯一决定因素。2025年，Mini LED电视出货量达802万台，同比激增92.8%，市场增长率接近翻倍。电视平均尺寸已接近65英寸，85英寸及以上超大尺寸市场份额显著上升，大屏化、技术化正在成为家电存量换新的核心诉求。 结语 2025年中国彩电市场销量创下十年新低，是三重因素叠加共振的必然结果：内容供给与用户需求脱节导致电视满足用户期待的能力日益减弱；开机广告、套娃收费、操作复杂等愈演愈烈的顽疾严重劣化了使用体验；移动端的深度渗透与以手机为中心的娱乐范式正在从根本上重构家庭娱乐的自然形态。彩电行业亟需思考：电视究竟还能提供什么无法替代的价值？
欧盟在华形象困境：政策信号分裂与公众认知模糊
在多重政策信号与分散叙事的交互影响下，欧盟在华形象正逐渐演变为一种“可见却难以识别”的困境。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5日发表 在当下国际传播结构加速重组的背景下，欧盟在中国的整体形象呈现出一种值得关注的状态：并非缺席，而是难以被清晰识别。围绕这一现象，已有的调查数据与研究虽不系统，但所指向的趋势具有一致性——欧盟在中国公众认知中的“模糊化”，正在从个体感受转变为一种具有结构性的传播结果。 一、民调与经验数据：认知存在，但难以稳定成型 从可获得数据看，中国公众对欧盟的认知呈现出一种“低清晰度”的稳定状态。 首先，在跨国舆论调查中，欧盟始终未能形成类似美国那样具有高度一致性的国家形象。以Pew Research Center的相关研究为例，中国受访者通常对德国、法国等欧洲主要国家持较为正面的评价，但当问题转向“欧盟整体”时，认知明显趋于模糊。这表明，在认知结构中，“欧盟作为整体”的形象并未完成有效整合。 其次，从欧盟自身的调查体系来看，其对外认知的持续跟踪明显不足。“欧洲委员会”发布的“欧洲晴雨表”（Eurobarometer）长期聚焦成员国内部认同，对外受众（包括中国公众）的系统性数据极为有限。这种“对内强、对外弱”的认知测量结构，使欧盟难以及时掌握其在中国的形象变化。 再次，一些面向企业与精英群体的调查提供了更具体的侧面证据。“中国欧盟商会”在年度报告中多次提及，中国社会对欧盟的认知“存在但不具体”，政策信号“复杂且难以解读”。即便是在信息获取能力较强的群体中，欧盟也缺乏一个稳定、可识别的整体形象。 二、问题的性质：从“传播不足”到“结构性失焦” 深层的症结在于：欧盟对华传播缺乏一个能够整合信息的结构性框架。 在实际传播环境中，关于欧盟的信息并不稀缺。然而，这些信息往往呈现出高度离散的状态，难以在受众认知中形成稳定的意义结构。 从传播机制看，这种“失焦”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 其一，信息输入缺乏统一编码。不同来源的信息在价值取向、政策立场和表达方式上存在显著差异，使受众难以将其归入同一解释框架。例如，一方面是合作与开放的叙事，另一方面则是风险与限制的表述，这些信号在没有解释机制的情况下被同时接收，容易导致认知冲突。 其二，叙事缺乏中心节点。在国家传播中，通常存在一个相对明确的“叙事中心”，负责整合对外信息并提供解释路径。而欧盟在中国的传播中，这一中心并不明显。来自不同机构、成员国以及媒体渠道的信息并行存在，但缺乏有效协调，导致整体叙事呈现碎片化特征。 其三，受众缺乏稳定参照系。对于中国公众而言，“欧盟”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国家，也不同于一般国际组织，其制度复杂性本身就提高了认知门槛。在缺乏持续解释的情况下，受众更倾向于以已有认知（如具体国家形象）替代对欧盟整体的理解，从而进一步削弱其独立形象。 在这一意义上，欧盟在华形象困境，本质上是一种传播结构与认知结构之间的错位。 三、政策信号分裂：多重定位的传播效应 这一结构性问题，在欧盟对华政策的表达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近年来，欧盟在官方文件中将中国同时界定为合作伙伴、经济竞争者与体制性对手。这一多重定位在政策层面具有现实基础，但在传播层面却产生了明显的“信号分裂”。 具体来看，在气候变化、贸易与投资等议题上，欧盟持续释放合作信号；在技术、数据与产业安全等领域，则不断强化风险与防范的叙事。例如，一方面推进经贸对话机制，另一方面又加强对数字平台和关键技术领域的审查。...
在地缺席：美国对华认知失真的关键变量
当观察者缺席中国现实现场，信息越丰富，误判反而可能越系统化。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3日发布 一、一次餐叙中的认知落差 一位老友自美国探亲归来，与我相约小聚。她在美国停留五个月，行程并不紧张，接触面较广。谈及所见所闻，她着重提到一个感受：一些美国社会群体——包括部分华人——对中国的认知，明显停留在过去。 她举了一个细节：某基督教群体对中国的了解，仍停留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印象框架之中。 这一观察，与我近年来的判断形成了直接呼应。我在此前的文章中已指出，一些美国智库在对华研究中频繁出现“结构性误读”。在近日发表的分析文章中，我指出，China Media Project对中国的研究“缺乏内部视角”。这次对话，使这一判断获得了来自日常经验层面的印证。 问题随之变得具体：为什么在信息高度发达的今天，对中国的认知反而可能滞后？ 二、问题的重心不在“信息不足” 直觉上，人们容易将这一现象归因于“信息不充分”，但这一解释并不成立。 当下关于中国的公开信息，从宏观数据到政策文本，从媒体报道到学术研究，其数量与可获得性都远高于以往。对于具备专业能力的研究者而言，“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通常不是主要问题。 真正的问题在于：掌握了大量信息，并不等于理解其运行逻辑。 大量关于中国的信息属于“事实层”，描述“发生了什么”，但战略判断所依赖的则是“机制层”与“情境层”——这些变化为何发生、如何运作、将走向何处。正是在这一层面，认知开始出现系统性偏差。 三、“在地缺席”：认知失真的起点变量 从经验与观察出发，可以将问题的关键收敛为一个更基础的变量：在地缺席（absence of embedded experience）。 所谓“在地”，并非简单的地理停留，而是指持续、嵌入式地进入一个社会的现实运行之中，包括与不同层级主体的持续互动、对制度运行的情境性观察、对社会节奏与行为预期的体感把握。 一旦这一维度缺失，认知系统将不可避免地转向替代机制：依赖既有知识框架解释新现象；使用二手信息拼接现实图景；通过熟悉叙事填补理解空白。这正是许多对华认知滞后的起点。 四、从“缺席”到“失真”：机制如何展开...
中国共产党第一份中央机关报《向导》发刊词
【《无界传播》编者按】《向导》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份中央机关报，1922年9月在上海创刊，1927年7月停刊，蔡和森为首任主编。它以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为核心，评述国内外时事、阐释革命主张、指导工农运动和革命统一战线工作，旗帜鲜明抨击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统治，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向导》发行量巨大、影响遍及全国，是大革命时期中共最重要的舆论宣传阵地，被誉为当时中国革命的思想旗帜与舆论向导。以下是《向导》发刊词。—— 2026年5月3日 本报宣言——《向导》发刊词 （载于一九二二年九月十三日出版的《向导》第一期） 现在最大多数中国人民所要的是什么，我们敢说是要统一与和平。为什么要和平？因为和平的反面就是战乱，全国因连年战乱的缘故，学生不能求学，工业家渐渐减少了制造品的销路，商人不能安心做买卖，工人农民感受物价昂贵及失业的痛苦，兵士无故丧失了无数的性命，所以大家都要和平。为什么要统一？因为在军阀割据互争地盘互争雄长互相猜忌的现状之下，战乱是必不能免的，只有将军权统一政权统一，构成一个力量能够统一全国的中央政府，然后国内和平才能够实现，所以大家都要统一。我们敢说：为了要和平要统一而推倒为和平统一障碍的军阀，乃是中国最大多数人的真正民意。近代民主政治，若不建设在最大多数人的真正民意之上，是没有不崩坏的。 所谓近代政治，即民主政治立宪政治，是怎样发生的呢？他的精髓是什么呢？老老实实的简单说来，只是市民对于国家所要的言论，集会，结社，出版，宗教信仰，这几项自由权利，所以有人说，宪法就是国家给予人民权利的证书，所谓权利，最重要的就是这几项自由。所以世界各种民族，一到了产业发达人口集中都市，立刻便需要这几项自由，也就立刻发生民主立宪的运动，这是政治进化的自然律，任何民族任何国家可以说没有一个例外。十余年来的中国，产业也开始发达了，人口也渐渐集中到都市了，因此，至少在沿江沿海沿铁路交通便利的市民，若工人，若学生，若新闻记者，若著作家，若工商业家，若政党，对于言论，集会，结社，出版，宗教信仰，这几项自由，已经是生活必需品，不是奢侈品了。在共和名义之下，国家若不给人民以这几项自由，依政治进化的自然律，人民必须以革命的手段取得之，因为这几项自由是我们的生活必需品，不是可有可无的奢侈品。可是现在的状况，我们的自由，不但在事实上为军阀剥夺净尽，而且在法律上为袁世凯私造的治安警察条例所束缚，所以我们一般国民，尤其是全国市民，对于这几项生活必需的自由，断然要有誓死必争的决心。“不自由毋宁死”这句话，只有感觉到这几项自由的确是生活必需品才有意义。 现在的中国，军阀的内乱固然是和平统一与自由之最大的障碍，而国际帝国主义的外患，在政治上在经济上，更是箝制我们中华民族不能自由发展的恶魔。北京东交民巷公使团简直是中国之太上政府；中央政府之大部分财政权不操诸财政总长之手，而操诸客卿总税务司之手；领事裁判权及驻屯军横行于首都及各大通商口岸；外币流通于全国；海关邮政及大部分铁路管理权，都操诸外人之手；银行团及各种企业家，一齐勾串国内的卖国党，尽量吸收中国的经济生命如铁路矿山和最廉价的工业原料等；利用欺骗中国人的协定关税制度，箝制中国的制造业不能与廉价的外货竞争，使外货独占中国市场，使中国手工业日渐毁灭，为使中国永为消费国家，使他们的企业家尽量吸收中国的现金和原料，以满足他们无穷的掠夺欲；在这样国际帝国主义政治的经济的侵略之下的中国，在名义上虽然是一个独立的共和国，在实质上几乎是列强的公共殖民地；因此我中华民族为被压迫的民族自卫计，势不得不起来反抗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努力把中国造成一个完全的真正独立的国家。 现在，本报同人依据以上全国真正的民意及政治经济的事实所要求，谨以统一、和平、自由、独立四个标语呼号于国民之前！
首届“中国百大公共知识分子”名单
2009年12月，《博讯新闻网》（Boxun News）发布了首届“中国百大公共知识分子”名单，引发部分华文网络舆论圈关注。 文/《无界传播》信息中心 2026年5月3日发布 《博讯新闻网》是一家服务器设在美国的中文网站，创建于2000年前后，创办人是孟维参（网名“韦石”，英文名Watson Meng）。《博讯网》采用公民记者模式，允许用户匿名投稿。 以下是《博讯新闻网》评选的“2009年中国百大公共知识分子”名单。 A-C：艾未未、艾晓明、北风、毕研韬、蔡楚、陈志武、陈行之、陈维健、长平、陈丹青、陈子明、陈彦、陈奎德、崔卫平 D－H：杜光、丁学良、戴晴、范亚峰、 冯崇义、傅国涌、巩胜利、高战、 高耀洁、胡泳、胡平、贺卫方、胡舒立、郝劲松、韩寒、何清涟 J－L：江平、刘洪波 、廖亦武、卢跃刚、李银河、凌沧洲、令狐补充、李悔之、 李大同、 刘晓波、 刘军宁、龙应台 M—T：茅于轼、莫少平、潘石屹、秦晖、秋风、冉云飞、十年砍柴、沙叶新、孙立平、孙文广、 邵建、时寒冰、腾彪、童大焕 W：吴祚来、韦石、王军涛、五岳散人、吴稼祥、吴国光、吴敬琏、王力雄、王康、 汪丁丁、温克坚 X：许之远、笑蜀、萧翰、徐贲、夏明、信力建、夏业良、徐唯辛、徐友渔、熊培云、许志永、谢泳、薛涌 Y：杨锦麟、鄢烈山、于浩成、杨建利、野夫、余杰、于建嵘、杨继绳、杨恒均、袁伟时 Z：章文、张博树、张祖桦、章立凡、周其仁、张鸣、周素子、张伟国、张思之、朱学勤
文章推介
中俄伊北京会谈：媒体的扭曲报道
3月14日上午，中国、俄罗斯和伊朗三国政府代表在北京会谈前合影时，因起初离中伊代表较远，俄方代表随即调整了两次，向中间移动了两步。这本来只是花絮，但有若干中文媒体使用了“俄方向中伊靠近”这种具有歧义性甚至误导性的标题，有的报道不用俄方调整位置后的合影，而是使用俄方站位较远的图片。 对上述现象，可从三个维度分析： 1. 外交场合的细节被“放大镜式”解读 外交仪式中的站位调整，本是为了画面协调或礼节需要，但在地缘政治敏感的舆论场中，这类细节容易被赋予超出实际的象征意义。俄方代表两次移动步伐，被部分自媒体解读为“立场表态”，甚至引申出“俄罗斯急于靠拢中伊”的叙事。 2. 选择性信息传播加剧认知偏差 部分媒体使用俄方代表初始站位较远的照片，本质是通过“断章取义”制造视觉冲击。未完整呈现事件全貌的图片，配上“俄方向中伊靠近”的标题，既可能暗示俄罗斯的“主动示好”，也可能暗示三方关系的“微妙距离”。这种操作用碎片化信息强化预设立场。 3. 舆论场对国际关系的“符号化”消费倾向 将站位调整等外交礼仪细节，视为国家关系的“晴雨表”，反映了舆论场中一种普遍的简化思维。这种倾向既源于对复杂国际事务的理解门槛，也与部分媒体为吸引流量而刻意制造话题有关。 小结 公众若仅通过猎奇化标题了解国际事务，可能产生对真实外交事件的误判。
院士制度：全球模板与中国特色
院士制度在各国殊途同归，但中国院士制度映照出独特的政治属性与治理逻辑。 文/赵一鸣 许多国家和地区通过院士制度评选和管理本国的最高学术荣誉——院士。从英国皇家学会、法国科学院，到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身份不仅代表着卓越的学术成就，更是推动科学进步的重要力量。尽管各国院士制度在总体目标上相似，但在选拔机制和社会角色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中国院士制度在借鉴国际惯例的基础上，结合自身国情，形成了独特的发展路径。 一、世界主要院士制度概览 英国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成立于1660年，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科学学会之一。院士由现有院士提名并经过严格的同行评审产生，强调学术贡献和专业认可。院士主要承担科学研究和咨询任务，保持较高的学术独立性。 法国科学院（Académie des Sciences）成立于1666年，作为法国国家科学机构，院士通过严格的学术评审选拔。其成员不仅活跃于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领域，也参与国家科研政策的建议。制度上保持较强的自治传统。 美国国家科学院（National Academy of...
当“认知战”成为高频词：台湾需警惕反噬风险
当认知战概念被持续扩展并高频使用时，其解释边界与社会效应也随之发生变化。本文从传播学视角出发，观察这一概念在台湾语境中的扩散路径及其可能带来的长期影响。 作者：毕研韬 时间：2026年6月9日 近几年，“认知战”已成为台湾公共讨论中的高频词汇。从选举政治到两岸关系，从媒体报道到社交平台，从假讯息治理到国家安全论述，“认知战”几乎无处不在。 认知战并非凭空出现的概念。在数字化时代，利用信息影响认知、塑造态度、改变行为，已经成为国际竞争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俄罗斯、中国、欧盟等主要政治体，都高度重视信息操纵、舆论影响和心理战问题。因此，台湾社会关注认知战，本身具有现实基础。 然而，任何概念都有其适用边界。当一个概念被过度使用、泛化使用时，其传播效果可能发生逆转。对于台湾而言，真正需要警惕的，也许并非认知战本身，而是“认知战”概念的过度扩张所可能带来的长期反噬。 一、从安全概念到万能解释框架 认知战最初主要用于描述有组织的信息操纵行为。例如，通过虚假信息、机器人账号、协同传播网络等方式，影响公众判断和社会情绪。 但近年来，在部分公共讨论中，“认知战”的外延不断扩大。某些网络谣言被称为认知战，某些政治批评被称为认知战，某些与主流立场不同的意见被怀疑是认知战，甚至某些社会矛盾和治理问题也被归因于认知战。 当一个概念开始解释越来越多现象时，它看似无所不能，实际上却可能逐渐失去解释力。 传播学研究表明，任何概念一旦出现“概念通胀”，其分析价值便会下降，因为如果所有问题都能被解释为认知战，那么认知战最终也就失去了区分不同现象的能力。 此时，认知战不再是一个分析工具，而逐渐演变为一种默认解释框架。...
美国要求举报与中国科研合作，这意味着什么？
科研合作不再只是学术事务，而被明确纳入国家安全架构。 文/毕研韬 2026年4月，美国国会围绕对华科技竞争释放出一项新的政策信号：美国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向高校施压，要求进一步强化对涉华科研合作的内部审查机制，其中包括完善内部报告与监督渠道。这一动向迅速引起学术界关注。它表明，中美科技竞争正在进入一个更为细致、也更具制度约束力的阶段——科研合作不再只是学术事务，而被明确纳入国家安全架构。 从政策限制到内部合规 回顾过去数年，美国对中美科研合作的政策重点，主要体现在“政策限制”。通过出口管制、实体清单以及签证审查等手段，对特定机构与人员设定合作边界，其核心目标在于防止关键技术外流。 此次变化的关键在于，监管方式开始发生转向：不再仅依赖政府层面的限制措施，而是逐步延伸至高校和科研机构内部。在新的政策压力下，大学需要建立更为系统的合规框架，对科研合作进行持续性审查，并对潜在风险进行内部识别和报告。 这种转变意味着，科研活动的运行逻辑正在发生调整。合作关系不再只依据学术价值来判断，同时也需要接受安全视角的审视。 内部监督机制的引入及其影响 在企业和金融领域，内部报告机制早已是常见的治理工具，其主要功能是弥补外部监管的信息不足。如今，这类机制被引入科研治理体系，其影响具有明显的外溢性。 首先，它改变了科研合作的基本环境。学术共同体长期依赖开放交流与相互信任，而内部监督机制的强化，使合作关系中增加了合规与风险评估的维度。这种变化，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跨机构、跨国合作的稳定性。 其次，“风险”的界定趋于扩大。在国家安全框架下，风险不仅限于明确违规行为，还可能涉及技术扩散、合作背景以及资金来源等因素。这种不确定性，使科研人员在实际决策中更加谨慎，部分敏感领域的合作可能因此减少。 再次，个体在科研治理中的责任有所上升。在新的制度安排下，研究人员既是科研活动的参与者，也需要承担相应的合规义务。这一变化，会对科研行为产生持续影响。...
谁来解读西藏？——中国涉藏国际传播的主体困境
让世界理解西藏，关键在于构建符合国际传播规律的主体生态。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10日 在国际传播领域，一个基本规律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实践证明：传播主体本身就是传播内容的一部分。 一个国家向世界讲什么故事固然重要，但由谁来讲、以什么身份讲、凭借什么能力讲，往往更能影响传播效果。 尤其是在西藏这一具有高度历史复杂性、文化特殊性和国际关注度的议题上，传播主体不仅承担信息传递功能和意义解释功能，还决定故事的国际接受度。 近年来，中国持续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涉藏国际传播逐渐受到重视。然而，一个重大问题尚未引起足够重视：什么样的主体结构，才能支撑有效的涉藏国际传播？这关系中国如何在全球认知空间中解释西藏。 一、国际传播竞争首先是解释权竞争 国际传播并不是简单的信息输出。在全球舆论环境中，一个议题的国际认知，往往由多种力量共同塑造，其中政府机构提供政策解释、媒体生产公共叙事、学术界提供知识框架、社会群体提供生活经验、国际观察者形成外部评价。西藏议题正是如此。 不同国家和社会群体对西藏形成了不同的认知框架。中国叙事强调国家统一、民族区域自治、经济发展、文化保护和社会进步；国际社会部分群体则更多从宗教传统、文化身份、历史记忆以及人权理念等角度观察西藏。 这些不同框架之间的互动，构成了西藏国际传播的基本环境。 因此，涉藏国际传播面对的核心问题，不只是“如何表达中国观点”，更是...
失能、自嗨：中国国际传播学亟待涅槃
文/毕研韬 7月1日，《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以“网络首发”形式刊发了拙文《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理论框架与行动原则》，感谢责任编辑李莉老师极度负责任的专业把关！ 我写这篇文章，不是为了完成科研任务，也非为迎合政治潮流，而是在忍无可忍情势下，对现实惯性的理性反击：中国的国际传播学已偏离了应有的轨道，甚至在某些方面，已经变成了无效叙事的制造工厂、空转理论的展览橱窗。中国国际传播学亟需一场系统性的“纠偏行动”，而海南正是一个可以锚定中国国际传播系统性重构的战略起点。 传播学本是一门直面现实、解决问题的应用学科，但现在，太多传播学研究者把自己关进了象牙塔，用华丽的辞藻拼凑无效概念，把“讲好中国故事”变成了“自我感动的表演”。他们沉迷于话语空间的修辞幻象，却忽视认知结构的重建使命；追逐国际传播权力的虚妄幻影，却无视制度信任与结构通达方为真正的力量之源。 此文正是为这一“去现实化”的学术风气敲响警钟。传播的底层逻辑，必须是可用、可行、可验证，必须能回应国家战略的现实需求，必须嵌入全球秩序演变的结构性进程。若传播学无力解释中国当下的国际环境、无法指导国家的对外传播实践、不能识别结构性传播风险，那么无论其外表多么光鲜，都不过是一具“风干”的理论空壳。 我聚焦海南，不仅因其是国家开放格局的重要接口，更因其是中国制度对外可见性的“最前线”。但审视过往传播实践，目光所及多是碎片化、表层化、情绪化的策略驱动：或流于招商推介的广告话术，或拘泥于“风景+政策”的浅层描摹，背离了海南作为“制度窗口”与“全球平台”的战略定位。 因此，我主张将国际传播重新界定为一种制度性传播行为。其本质不在于推介具体政策，而在于展示制度框架的合理性与有效性；不在于寻求外部理解，而在于确立规则构建者的正当地位。国际传播的核心任务，绝不是“让他人接受我们的说法”，而是让世界切实看见我们的制度如何处理复杂问题、如何持续提供公共性成果。真正的软实力，不源自情绪化的文化消费，而植根于制度的稳定性、适应性与可验证性——换言之，是一个国家制度在他者视野中具备可理解、可复制、可信任的能力，而非表面化的文化展示或形象修饰。 我引入了“掠夺式积累”“认知安全困境”“地缘稀释”等分析工具，试图借助批判理论揭示当前全球传播格局的底层逻辑。我提出八项传播原则，既是对海南实践的系统回应，也是对当前中国对外传播常见误区的针对性修正。 “多发声”不等于“强传播”，因为盲目粗暴的信息渗透只会削弱传播主体的可信度；“加强外宣”不等于“讲好故事”，因为在他者视角下，许多“好故事”实为“坏故事”。 海南具备构建传播制度“试验场”的一切条件，但它首先要挣脱“行政唯上”的传播依赖症。正因如此，我特别强调“第三方平台”“传播顾问团”“本地化节点”这些制度性安排，它们不是锦上添花，而是传播现代化的生命线。 我始终坚信，传播必须“道术兼修”： 既要洞察时代之道，也要锤炼实践之术。国际传播不只是认知博弈，更是制度建构的预设安排；不只是语言输出，更是全球公共品竞争下的认知协商与规则制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