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
海南大学毕研韬教授新书《国际传播新维度》出版
当今世界，国际传播已成为塑造全球认知图景、国际关系格局与国家战略空间的重要力量。在地缘博弈加剧背景下，国际传播正加速安全化转向，信息与传播的工具化乃至武器化现象令人担忧。在此背景下，国际传播将如何自救，又如何突围？ 作者：唐玥宸 发布时间：2026年10月11日 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毕研韬教授认为，今天，要进一步理解国际传播的嬗变、释放国际传播的功能，就需要从更新视角深入探索国际传播的本质与规律。为此，近些年他先后提出了“有组织的信息操纵”“制度传播”“战略传播2.0”等新概念和新理论。 毕教授从事国际传播研究与实践近四十年，如今他把最新研究成果汇集成《国际传播新维度——认识国际传播的五大“法门”》一书。该书由毕教授与范颖合著，全书17.5万字，近日由中国民族文化出版社出版。在书中，作者重新界定了国际传播等概念，随之从认知安全、战略传播、人工智能、战略理解、战略叙事五个角度，集中剖析国际传播的运行逻辑。 毕研韬说，《国际传播新维度》是《战略传播纲要》的姊妹篇。《战略传播纲要》由毕研韬与王金岭合著，2011年由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和中央编译出版社联袂出版，刘永治上将、张序三中将和阮次山先生为之作序。该书被乌克兰国家图书馆收藏。莫斯科大学教授帕申采夫曾两次指出，《战略传播纲要》的出版是中国战略传播概念发展的重要事件。北约战略传播卓越中心的一份文献把此书列为中国早期战略传播三部专著之一。 作者唐玥宸博士系海南科技职业大学设计学院副教授。
外媒关注：AI正在重构中国新闻传播教育
AI正在从教学工具进入新闻传播教育的专业设置、课程体系和人才培养，中国传媒大学与中国人民大学的探索，正在成为这一变化的两个观察窗口。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9月29日 人工智能正在改变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传统边界。近两年，路透社、法国《世界报》和Rest of World等国际媒体相继报道中国高校的AI教育改革。其中，位于北京的中国传媒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尤为值得关注：前者已经开始通过专业调整回应AI带来的传媒业变化，后者则将AI逐步引入新闻传播教学和研究。两所大学的探索，显示出中国新闻传播教育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 中国传媒大学：AI进入专业设置 2026年6月，法国《世界报》报道中国高校正在因AI而重新调整课程和专业，将中国传媒大学作为重点案例。 报道指出，中国传媒大学是中国重要的传媒与艺术类高校。2025年，该校取消摄影、漫画、新媒体艺术、视觉传达设计和服装设计等五个专业，同时关闭部分经管、理工和人文学科专业，并增加与智能技术相关的培养方向。报道将这一调整放在中国高校整体回应AI和未来就业市场变化的背景下。 Rest of World进一步报道了中国高校减少传统人文和语言专业、增加AI相关专业的现象，也把中国传媒大学作为典型案例。报道特别提到，该校新增“智能影像艺术”等AI融合专业；与此同时，原有的斯瓦希里语翻译课程也进行了重新设计，教学目标从单纯训练翻译能力转向培养学生使用、管理和评价AI翻译工具的能力。 这表明，AI对新闻传播教育的影响已经不只是“增加一门AI课程”，而是开始触及专业设置、课程目标和人才能力结构。 中国人民大学：AI进入新闻传播教育体系 中国人民大学提供了另一种路径。 2025年2月，路透社报道中国多所大学迅速推出DeepSeek相关课程和教学应用，其中提到中国人民大学已经将DeepSeek应用于多个领域的教学、科研和校园办公。路透社将这一变化置于中国高校加快AI教育和培养数字时代人才的大背景下。 对于新闻传播教育而言，中国人民大学的变化还有更直接的意义。2025年，该校新闻学院院长周勇在新闻传播学科论坛上专门讨论AI对新闻传播教育的影响，提出新闻传播人才需要提高AI素养、合理利用AI工具改进教学，并探索“人机协同”的知识体系。他同时强调AI存在质量和效果方面的局限，需要保持人的主体作用。 这意味着，AI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传播教育中的角色已经不再只是一个外部技术工具，而开始进入教学方法、人才能力和学科知识体系的讨论。 两所大学的示范意义 中国传媒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的路径并不完全相同。 中国传媒大学首先从专业结构和课程内容入手，回应的是AI正在改变传媒行业以及传统传媒技能的现实；中国人民大学则更多从人才培养和知识体系入手，讨论新闻传播专业学生在AI时代需要掌握什么能力，以及人与机器如何形成新的协作关系。 两所大学都位于北京，但其探索并不意味着AI重构新闻传播教育只发生在北京。路透社报道显示，中国多所高校已经开始将DeepSeek等生成式AI工具用于教学和科研；与此同时，中国其他新闻传播院校也在推进智能传播、人工智能与新闻传播交叉培养等探索。 因此，目前更值得关注的并不是究竟有多少所新闻传播学院开设了AI相关课程，而是AI正在改变新闻传播教育什么。...
海外关注：中山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发布“寰舆智应”
2026年4月12日，中山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与软件工程学院联合发布“寰舆智应大模型1.0”。这一系统的出现引起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SPI）等海外研究机构的关注。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9月28日 与一般的AI内容生成工具不同，“寰舆智应”试图回答一个更具体的问题：面对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受众，一条国际传播信息可能产生什么反应？传播者又应当如何据此调整信息？这正是该系统受到海外关注的主要原因。 一、不只是生成内容，而是模拟受众反应 中山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官网将“寰舆智应大模型”列为学院自主研发成果，并将其与“世界看中国”全球公众对华认知跨国调研工程并列介绍。 据2026年4月信息，“寰舆智应大模型1.0”主要用于国际传播场景中的舆情模拟与决策支持。 其基本思路与传统的AI写稿有所不同。传统生成式AI主要解决“说什么、怎么写”的问题，而“寰舆智应”进一步加入了“对方可能如何理解和反应”的模拟环节。 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9月18日发表文章指出，该系统据称构建了覆盖18个国家、超过1万名模拟用户的“虚拟人口”，用于模拟外国受众和媒体对事件及传播信息的可能反应。 换句话说，它尝试把“受众”也纳入AI模型。 二、海外为什么特别关注？ ASPI关注的是它所代表的国际传播技术路径。 据ASPI介绍，“寰舆智应”所使用的数据包括中山大学“世界看中国”跨国调查、世界价值观调查以及公开社交媒体数据。其公开调查第一阶段涉及澳大利亚、美国、英国、加拿大、印度、马来西亚、法国和南非等8个国家。 这些数据被用于构建具有不同社会属性、价值观和政治态度的模拟用户。系统随后模拟外国媒体报道及受众反应，再生成中方回应文本。 因此，它形成了一条与传统国际传播有所不同的技术链条：跨国调查→构建虚拟受众→模拟媒体报道→模拟公众反应→调整传播回应。 ASPI将其比作传播信息投入现实环境之前的“风洞实验”：先在模拟环境中测试，再根据结果进行调整。这个比喻准确地指出了其技术思路的一个重要变化——AI不只是传播内容的生产工具，也开始成为传播效果的预测和测试工具。 三、从受众分析走向受众建模 国际传播长期重视受众研究。过去，传播者主要通过跨国调查、焦点小组、舆情监测等方式了解外国受众，然后据此调整传播策略。 “寰舆智应”所探索的，是把这一过程进一步模型化、计算化。 如果传统国际传播研究是在问“法国公众怎么看中国”“澳大利亚年轻人关注什么”，那么“寰舆智应”进一步尝试问：“如果面对同一条信息，不同类型的法国人、澳大利亚人可能分别作何反应？” 这意味着国际传播中的“分众”可能进入新的阶段：从依据调查结果进行经验性的受众区分，走向利用数据和人工智能构建动态的“虚拟受众”。 这是“寰舆智应”最值得传播学界关注的地方。 四、“能够模拟”不等于“能够准确预测”...
北京对台认知战的三个新特征
认知战的目标不只是“让对方相信什么”，还包括“让对方怀疑什么”，进而削弱对方社会形成共同判断的能力。 作者：毕研韬 发布：2026年8月20日 美国外交政策研究所（FPRI）亚洲项目近日发表文章《中国对台“认知战”行动手册》（Inside China’s Cognitive Warfare Playbook Against Taiwan），作者Bram Wells。文章从灰色地带竞争、社会裂缝以及人工智能等多个角度，分析其所称的北京对台认知战新变化。 一、从传统信息战走向“灰色地带”认知战 FPRI认为，中国对台施压并不局限于军事领域，而是将外交、经济、军事、网络和信息行动结合起来，在没有直接进入战争状态的情况下持续施加压力。文章将这种方式放在“灰色地带”（gray zone）竞争框架下理解，并认为认知层面的行动已经成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传统宣传往往试图使对方接受某种观点，而认知战更加关注对方如何形成判断、如何进行决策以及社会成员之间如何相互理解。换言之，其作用目标不只是“让对方相信什么”，还包括“让对方怀疑什么”，进而削弱对方社会形成共同判断的能力。 文章认为，中国对台相关行动与军事、经济和外交压力存在一定配合关系。例如，军事活动可以制造持续的安全压力，经济议题可以引发对产业和就业的担忧，而信息传播则可能进一步影响公众对政府政策、美国安全承诺以及两岸关系的判断。不同领域的压力叠加后，形成一种持续性的心理和政治环境。 这一点意味着，观察台海认知竞争，不能只统计网络上的“假消息”数量，也需要观察军事活动、经济关系、政治争议和网络传播之间如何相互作用。 二、更加注重利用社会裂缝 FPRI文章特别强调的第二个变化，是所谓认知战不一定需要凭空制造一个完整的虚假故事，而可以利用台湾社会已经存在的争议和分歧，再通过网络传播将其放大。 文章举到的一个案例是围绕台积电和美国关系的争议。有关“美国掏空台积电”以及美国最终可能放弃台湾的说法，本身就存在于台湾社会的公共讨论中。FPRI认为，中国相关网络行动并非完全从零开始制造这种叙事，而是利用已有的社会担忧进行放大。 这实际上改变了人们理解信息战的一个传统方式。 如果一条信息完全是虚构的，那么识别和辟谣相对容易；如果信息建立在真实事件、真实矛盾或者社会已有担忧之上，情况就复杂得多。例如，美国对台积电投资和产业政策确实已引发台湾社会讨论，美国是否会长期承担台湾安全责任也是现实存在的政治议题。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传播过程中加入夸张甚至错误的信息，其传播基础仍然是真实存在的社会情绪。 因此，文章认为，认知战的一个重要目标可能不是让台湾社会形成统一的“中国立场”，而是加剧台湾不同政治阵营之间的不信任。...
人工智能对国际传播的八大影响
文/毕研韬 2026年6月3日发布 人工智能对国际传播的影响，可以从“生产机制—传播结构—认知环境—治理体系”四个层面来概括。 一、内容生产的自动化与规模化 生成式AI显著降低了文本、图像、视频与多语种内容生产成本，使信息生产从“人力密集型”转向“算法驱动型”。这使认知内容可以被快速批量生成与定制，强化了“高频叙事投放”的能力。 二、叙事定制与微观受众细分 基于数据分析与行为预测模型，AI可以对不同文化背景、价值结构与情绪状态的受众进行精细化画像，实现“同一议题多版本叙事”，推动传播从大众传播转向高度碎片化的个体传播。 三、信息操控的隐蔽性增强 深度伪造（deepfake）、语义生成与自动账号系统，使虚假信息更具真实性与传播拟真度，显著提高认知干预的隐蔽性与识别成本，削弱传统事实核查机制的有效性。 四、传播速度与反馈闭环加速 AI驱动的算法推荐系统强化“实时反馈—即时调整”的传播循环，使舆论形成周期显著缩短，认知战呈现“准实时调控”特征。 五、舆论空间的结构性极化 推荐算法基于注意力最大化逻辑，容易放大情绪化与对立性内容，导致信息茧房与群体极化，使国际传播环境更趋分裂化与阵营化。 六、认知安全边界模糊化 信息真伪、来源权威性与传播意图之间的界限被削弱，“真假混合态信息”成为常态，传统基于来源信任的传播秩序受到冲击。 七、国际传播权力结构再分配 掌握算力、数据与模型能力的主体，在全球信息流动中的议程设置能力显著增强，国际传播权力从“媒体中心”向“技术平台与模型中心”转移。 八、治理与反制难度上升 各国在算法透明性、内容监管与跨境信息治理方面面临制度滞后问题，形成“技术快速演化—制度缓慢响应”的结构性张力。
从认知作战到机器认知：国际竞争的新战场正在形成
过去十余年，“认知作战”逐渐成为国际政治中的高频词汇。 文/毕研韬 2026年6月3日发布 从社交媒体上的信息操纵，到针对特定群体的舆论引导，再到围绕重大国际事件展开的叙事竞争，各国越来越认识到：影响一个人的认知，有时比摧毁一件武器更具战略价值。 然而，随着人工智能特别是大语言模型的快速发展，一个新的变化正在出现：国际竞争的对象正在从人类认知扩展到机器认知。 这意味着，一场新的竞争正在形成。 一、AI正在成为新的认知基础设施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将人工智能视为一种工具，但事实上，人工智能正在逐渐演变为一种基础设施。 过去，人们通过报纸、广播、电视和互联网获取信息；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通过AI获取知识、理解事件和形成判断。 更重要的是，AI的影响对象不仅是普通公众。 在政府部门、企业、媒体、智库、金融机构和军事系统中，人工智能已经广泛参与信息搜集、数据分析、风险评估和辅助决策。 换句话说，AI正在成为连接信息与决策的重要中介。 当越来越多的人和机构依赖AI理解世界时，AI实际上已经成为现代社会认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一个新的问题出现了：如果机器开始参与认知，那么认知安全是否仍然只是人的问题？ 二、从争夺受众到争夺AI 传统国际传播的核心任务，是影响受众。国家通过媒体、文化产品、教育交流和公共外交塑造国际形象，希望获得更多理解、支持和认同。 在AI时代，竞争逻辑正在发生变化。 越来越多的内容生产者开始研究如何让自己的内容更容易被AI发现、理解和引用。这种现象被称为生成式引擎优化（Generative Engine Optimization，GEO）。 从某种意义上说，GEO与搜索时代的SEO类似，其本身并非负面行为。 问题在于，当GEO与人工操纵、虚假信息生产以及数据投毒结合时，情况就会发生变化。 过去的信息战主要针对人类；未来的信息操纵可能首先针对机器。...
西方最新研究：生成式AI正在重塑信息战形态
AI正在让信息战越来越不像信息战，让普通大众更难以识别。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20日发布 近日，一篇发表于arXiv的最新研究 Amplification to Synthesi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Cognitive Operations Before and After Generative AI（《从放大传播到内容合成：生成式AI出现前后认知行动的比较分析》）引发西方安全研究圈关注。论文作者Liz Cho与Dongwook Yoon通过分析2016年与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期间超过13万条社交媒体内容，试图回答一个关键问题：生成式AI是否已经改变了信息战的运行逻辑？研究给出的答案是：很可能已经改变。 论文认为，传统的信息操控主要依赖“重复传播”与“流量放大”，而生成式AI时代的信息影响行动开始转向“原创生成”“叙事定制”与“拟人化表达”。这意味着，未来的信息战可能不再像过去那样容易识别。 从“转发放大”到“内容生成” 论文最重要的发现，是2016年与2024年网络传播模式出现了明显变化。研究显示：2016年的相关传播内容，大量依赖转发与重复，而2024年的内容，则更多表现为“原创生成”。...
中国叫停Manus并购案，AI时代的安全边界被重新定义
一笔被叫停的并购，折射出AI时代技术流动从市场逻辑转向安全逻辑。 文/毕研韬 2026年4月28日更新 在全球科技竞争持续加剧背景下，中国政府叫停美国Meta收购Manus案的意义，已明显超出一般商业交易范畴，成为具有制度信号意义的关键事件。这一案例的核心价值，不在于一笔并购的成败，而在于它集中呈现出一组正在成型的结构性变化：能力安全、要素流动受控、资本逻辑转向、技术体系分区化。换言之，AI时代的安全边界正在被重新界定。 一、并购案概况：从企业收购到能力迁移 从形式上看，Manus并购案属于跨境科技收购，但从结构上分析，其本质更接近“能力获取型交易”。Manus虽已在法律上完成境外注册，但其技术路径、研发团队与数据体系仍主要源自中国。收购方Meta Platforms近年来持续强化在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的布局，其并购动机显然不局限于资产整合，而是指向更核心的能力获取。 具体而言，该交易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算法能力，即模型训练与迭代的技术积累；二是工程体系，即支撑模型落地与优化的系统能力；三是人才结构，即具备协同开发能力的研发团队。因此，这一并购的实质，是“认知生产能力”的整体转移，而非传统意义上的企业资产交易。 二、中国政府的做法：从交易监管到能力管控 中国政府通过安全审查机制对该交易做出禁止性决定，其关键意义在于监管逻辑的转变。 首先，审查重心由形式转向实质。传统监管主要关注企业注册地与股权结构，而此次更强调技术来源、团队构成与能力归属。这意味着监管框架正在由“形式审查”转向“实质审查”。 其次，监管对象由交易行为扩展至要素流动。过去的核心问题是并购是否合规，而现在更关键的是技术、数据与人才等关键要素是否发生跨境迁移。监管逻辑由此转向对能力外流的系统性控制。 再次，人工智能被纳入核心安全资产范畴。监管范围从传统产业层面上移至“认知基础设施”，算法、模型与工程团队本身成为安全关注对象。这标志着“能力安全”开始成为新的政策重点。 三、意味着什么：安全边界的系统性重构 这一事件所反映的，不是个案变化，而是安全边界的整体重构。 其一，从资产安全转向能力安全。传统安全框架主要围绕资源与基础设施展开，而当前已扩展至算法能力、数据体系与人才结构本身。能力不再只是发展要素，也成为安全对象。 其二，从市场逻辑转向安全逻辑。并购原本以效率与资源配置为导向，而在当前环境下，资本流动逐步被纳入国家安全框架，呈现出明显的安全化趋势，并购行为本身也随之被政治化。 其三，从交易监管转向要素控制。监管重点由单一交易转向关键能力的跨境流动，形成对技术与人才迁移的系统性约束。这一变化使跨境并购不再只是市场行为，而成为需要优先接受安全评估的敏感活动。 四、美国的做法：制度化的技术防扩散体系 从比较视角看，美国在相关领域已形成较为成熟的制度体系，其核心同样围绕能力控制与安全优先展开。 在投资审查方面，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长期承担关键角色。该机制不仅可以否决交易，还可要求资产剥离，甚至对既有交易进行追溯性审查。例如字节跳动在相关业务问题上持续面临监管压力，其核心逻辑在于对数据与算法能力的安全考量。 在法律层面，《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显著扩大了审查范围，将非控股投资以及关键技术与数据纳入监管核心。这意味着，即使未取得控制权，只要存在能力接触的可能性，也可能触发安全审查。 在行政工具方面，以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为代表的出口管制体系，通过限制高端芯片与算力资源，对技术扩散形成外部约束。此外，美国还逐步强化对外投资限制，防止资本成为技术转移的渠道，从而构建起覆盖投资、贸易与资本流动的综合性防扩散体系。...
文章推介
美国国务院电报曝光：驻外使领馆升级应对“反美叙事”
外媒曝光美国国务院电报，披露美国驻外使领馆应对“反美叙事”新策略。 文/毕研韬 一、电报曝光：一项面向全球使领馆的内部部署 近日，英国路透社、《卫报》等媒体披露，一份由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签发的国务院内部电报已下发至美国驻外使领馆。电报对美国外交系统提出新的工作要求：强化对“反美叙事”的识别、回应与传播能力。 从媒体披露看，这是一份外交系统内部操作性文件（diplomatic cable），并非公开政策声明，其主要功能在于统一各驻外机构在信息环境中的行动方向。在当前国际舆论竞争加剧、信息传播高度平台化的背景下，这类文件往往具有较强的现实针对性。 二、真实性判断：电报属实，但传播存在再加工 根据现有报道判断，这份电报确实存在，是由美国国务院统一下发，内容明确涉及应对“反美叙事”与信息影响，同时提出利用社交媒体与外部声音扩大传播效果。 但需要指出，中文社交媒体中流传的“招募网红、社区领袖等反击反美言论”等说法，并未出现在英文报道中。原始报道使用的是“与当地行为体合作（partner with local actors）”“放大支持性声音（amplify...
欧盟日本联手应对“信息操纵”，意味着什么？
欧盟与日本启动首次FIMI对话，标志着国际传播加速进入安全治理框架，并开始呈现跨区域协同化趋势。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6月14日 2026年6月3日，欧盟与日本举行首次“外国信息操纵与干预（FIMI）对话”。 从表面看，这是一次围绕虚假信息与影响行动的政策交流机制启动，但从参与机构结构与议题组织方式来看，这一机制已明显超出一般外交沟通范畴，进入跨部门安全协同的制度轨道。 其关键不在于“是否开展合作”，而在于“由谁参与合作、如何定义问题”。 一、问题定义的变化：从传播议题转向安全议题 FIMI（Foreign Information Manipulation and Interference）这一概念本身就具有再定义属性。它将原本属于国际传播、公共外交与媒体研究范畴的议题，重新归类为“外国行为体的信息操纵与干预”。...
What Western Think Tanks See Is Not the Whole of China
Author: Bi Yantao Date: June 5, 2026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amines methodological...
谁在定义“中国威胁”？澳大利亚情报机构的关键角色
在澳大利亚，“中国威胁”已经成为一个越来越常见的政治和安全概念。间谍活动、外国干预、网络攻击、技术泄密、政治影响以及关键基础设施安全等不同问题，经常被放在中澳战略竞争的大背景下讨论。 作者：毕研韬 发布：2026年8月23日 澳大利亚安全情报组织（ASIO）长期负责调查间谍和外国干预活动，并公开提醒政府、企业和高校防范外国情报机构获取敏感信息。ASIO目前甚至将间谍活动和外国干预列为澳大利亚最重要的国家安全问题之一。 问题是：这些具体的安全风险，是如何逐渐演变成“中国威胁”这一整体性认知的？在这个过程中，情报机构发挥了什么作用？ 一、情报机构看到的中国，与其他人看到的中国不同 一个国家可以同时是贸易伙伴、投资来源、竞争对手和安全风险来源。外交官可能首先看到中澳关系中的合作空间，经济学家看到贸易和投资，大学看到科研交流，企业看到市场机会，而情报人员首先关注的则是间谍、外国干预、技术窃取和国家安全风险。 这并不是谁对谁错，而是职业分工造成的观察差异。 情报机构的职责决定了它必须寻找别人没有发现的风险。ASIO公开资料也明确强调，其使命是保护澳大利亚免受安全威胁，并持续开展反间谍和反外国干预工作。 因此，当中国成为澳大利亚最重要的战略竞争对象之一以后，中国自然会成为情报机构高度关注的对象。 但这里需要保持一个重要区分：发现“中国存在某些安全行为”，与判断“中国构成整体性安全威胁”，并不是同一个层次的问题。前者是具体情报问题，后者已经进入国家战略判断。 二、从“中国风险”到“中国威胁”，中间发生了什么？...
中美学术冷战：大学已成为“战场”
大学已不再只是知识生产的场所，而成为国家安全、制度信任与全球创新体系重构的交汇点。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7日 历史上，中美两国高校之间的科技合作曾是双边关系中最亮眼、最具建设性的领域之一。从1979年《中美科技合作协定》签署，到联合实验室、合作办学项目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再到大量中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活跃于美国顶尖大学校园，学术交流一度被视为“压舱石”。 然而，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尤其是2018年之后，这一合作空间急剧压缩。今天，“学术冷战”已成为描述中美高校关系的常用词汇，科技竞争、安全逻辑进入学术合作领域，导致合作边界重新划分。 大学，这个本应是开放、自由、追求真理的场所，已悄然成为大国科技博弈的新战场。 一、从蜜月到寒冬：转折如何发生 中美学术合作的高峰出现在21世纪前10年。中国高校快速国际化，美国大学则从中获得大量优秀生源、研究经费和合作机会。根据相关研究，在2010年代中期，中美两国学者合著论文数量快速增长，尤其在工程、材料、计算机等领域形成深度互补。 2018年11月，美国司法部推出“中国倡议”（China Initiative），重点防范中国通过学术渠道获取美国敏感技术。该计划虽在2022年正式结束，但其政策逻辑和配套措施被延续并强化。 2023年，美国国会成立“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英语简称House Select...
当宇航员从太空回来：一种叫“总观效应”的认知觉醒
文/毕研韬 一、从“俯瞰”到“觉醒” 当宇航员第一次从太空中回望地球时，他们看到的不是疆域、城市或文明，而是一颗悬浮于黑暗宇宙中的蓝色星球——脆弱、孤独、完整。 这一瞬间，他们的世界观被彻底改变。 这种突然而深刻的心理与认知转变，被称作“总观效应（Overview Effect）”。这一术语由美国思想家Frank White于1987年提出，用以描述宇航员在太空中目睹地球全貌时所经历的意识觉醒与世界观重构。 与其说这是一种视觉经验，不如说是一场认知革命：人类第一次从“外部”看见自己。 二、视角的突变：从地表到宇宙 在地球上，我们的认知被局部经验、民族叙事和社会角色所包裹。 当宇航员进入太空，这种“地表视角”被迫中断，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全域视角（holistic vis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