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乌战争
俄乌战争：西方为何读不懂中国
俄乌战争爆发后，西方主流舆论长期存在一个困惑：为什么相当一部分中国民众，甚至包括不少受过高等教育、熟悉国际事务的中国精英，并不完全接受西方关于俄乌战争的主流叙事？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26日发布 在西方主流认知中，答案往往被简单归结为“宣传”“信息控制”或“媒体环境差异”。这种解释本身，恰恰反映了西方对中国社会认知结构的理解不足。 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是：即便在长期接触西方媒体、具备国际视野的人群中，很多人依然对西方关于俄乌战争的逻辑持保留态度。这意味着，问题并不仅仅是“信息获取”问题，而更深层地涉及不同文明体系对于国际政治的理解方式。 俄乌战争不仅是一场军事冲突，也是一场关于“现实解释权”的全球认知冲突。 一、西方叙事的逻辑基础 西方关于俄乌战争的主流叙事，大致建立在以下几个核心原则之上： 第一，主权不可侵犯。俄罗斯以武力进入乌克兰领土，因此构成对主权国家的侵略。 第二，小国拥有自主选择权。乌克兰有权自主决定其外交与安全安排，包括是否加入北约。 第三，联盟扩张不等于侵略。北约东扩被视为成员国基于安全需要的自愿选择，而非对俄罗斯的进攻。 第四，国际规则高于地缘政治逻辑。任何国家都不能以“安全焦虑”为理由，改变现有国际边界。 从西方现代国际秩序的角度看，这套逻辑具有较强的一致性。因此，在西方社会内部，这种叙事通常具有较高的道德合法性。问题在于，这套逻辑并非全球所有文明共同形成的历史经验。 二、为什么中国社会对西方叙事存在距离感？ 许多中国人并不一定认同战争，更不一定支持战争本身，但他们往往会对西方叙事中的某些前提保持怀疑。原因在于，中国社会长期形成的历史经验与西方并不相同。 近代以来，中国长期处于被包围、被压制、被干涉的历史记忆之中。无论是列强体系、冷战结构，还是现实中的科技封锁与地缘竞争，都使中国社会对“安全压力”“战略围堵”“外部遏制”这些概念高度敏感。 因此，中国社会在理解俄乌战争时，很多人关注的重点，并不是单纯的“主权”问题，而是北约持续东扩，是否正在压缩俄罗斯的战略安全空间？ 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国际政治并不只是法律问题，更是力量结构问题。 换句话说，西方社会更倾向从“规则”理解战争，而中国社会很多人则更倾向从“安全结构”理解战争。这就是双方认知错位的重要来源。 三、中国社会接受的，并不一定是俄罗斯，而是“安全逻辑” 西方经常误以为，中国社会对俄罗斯叙事的某种理解，意味着对战争的支持。 实际上，很多中国人接受的，并不是战争本身，而是一种“安全焦虑逻辑”。 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国家长期感受到自身安全空间被压缩，它最终可能采取激烈反应。...
人形机器人已进入乌克兰战场：人类战争里程碑
当人形机器人进入真实战场环境测试，战争的技术边界在悄然移动。 文/毕研韬 近日多家媒体报道，两台由美国科技公司Foundation研发的人形机器人（Phantom MK-1），已于2026年2月被送往乌克兰战争前线。这两台机器人可使用人类武器（手枪、霰弹枪、自动步枪M-16等），但在乌克兰初期仅用于侦察与后勤测试。这是人形机器人首次进入真实战争环境。 两台机器人原型进入战场环境 根据公开报道，这两台人形机器人仍处于实验阶段。研发方的主要目的是在真实的战争环境中测试机器人系统的稳定性、行动能力以及任务执行能力。目前，这两台机器人已开始测试。 这些机器人并未被正式纳入军事编制。尽管如此，将机器人带入真实战争环境进行测试，本身就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信号。在真实战场中，气候、地形、通信干扰、爆炸冲击以及电子战条件都会对机器人系统造成影响。因此，许多军事技术只有在真实环境中才能获得可靠数据。 乌克兰战场成为新技术试验场 Foundation 创始人Mike LeBlanc（前美军陆战队员）表示：在乌克兰看到的是“complete robot war”（完全的机器人战争），并认为“把机器人而非士兵送上战场是道德需要”。 从技术角度看，人形机器人并非最简单的军事机器人形态。履带式或轮式无人车辆在稳定性和负载能力方面往往更具优势。之所以开发人形机器人，是因为这种结构在某些复杂环境中具有独特优势。例如，人形结构可以更容易适应人类设计的基础设施，如楼梯、门廊或狭窄空间。对于城市战、灾害救援以及复杂地形行动而言，这种形态具有潜在价值。 人工智能与战争形态变化 人形机器人进入战场环境测试，反映人工智能技术正在逐步进入军事领域。近年来，各国军队越来越重视所谓“智能化战争”。这一概念通常包括几个核心技术方向：无人系统、自动化决策辅助、人工智能侦察分析以及机器人平台。 这些技术的共同目标，是通过机器系统承担高风险或高强度任务，从而减少人员伤亡并提高作战效率。例如，在侦察、排雷、物资运输以及危险环境行动等领域，机器人系统具有明显优势。 然而，这一趋势也引发了新的国际安全讨论。国际社会长期关注“致命自主武器系统”（LAWS），即是否应允许机器在没有人类直接控制的情况下作出杀伤决策。目前，多数国家在公开立场上仍强调“人类在回路中”（human-in-the-loop），即关键决策必须由人类控制。 技术象征意义大于现实意义 与其说这两台设备本身具有决定性意义，不如说它们代表了一种趋势：军事技术正在向自动化、智能化和无人化方向发展。 美国国防部已与Foundation公司签订了一份价值2400万美元的合同，合同内容涉及陆军、海军和空军项目。未来，该公司计划推出MK-2型号，预计于4月发布，MK-2将在防水性、大容量电池等方面进行升级，负载能力也将提升至175磅。 Foundation的目标是到2027年底前生产5万台MK-2型号人形机器人，每年生产3万台，且希望最终将单台价格降低至2万美元以下。 未来战争的一个可能方向 人形机器人是否会成为主流军事装备，目前仍存在很大不确定性。可以确定的是，随着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持续进步，战争形态正在逐步发生变化。两台人形机器人在乌克兰前线环境进行测试，或许只是这一变化过程中的一个早期信号。
乌粉VS俄粉：中国社会对俄乌战争的立场分布
俄乌战争进入第三年后，中国社会内部围绕“支持谁”的讨论并未消退。与早期网络舆论中较为激烈的立场表达相比，近两年的民意结构呈现出更复杂、更分化与再平衡的特征。若仅以社交媒体上的“乌粉”“俄粉”对立来理解公众态度，已经不足以反映整体分布。结合2025年公开发布的一份权威调查数据，可以看到更具层次感的图景。 数据来源与样本说明 本文所引用的核心数据，来自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CISS）发布的《2025 Chinese Outlook 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年度民调报告。该调查于2025年7月1–11日、9月5–11日两阶段在线实施，面向中国大陆18岁以上公民，按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进行分层抽样，共回收2162份问卷，其中有效样本2000份，男女各1000人，样本在年龄、地区、城乡结构上进行控制加权。这意味着，该调查在样本结构上具有较强的代表性，且报告对2024年数据进行了可比性调整。 责任归因的结构性变化 关于俄乌冲突责任归属，2025年调查出现显著变化。报告指出： — 70.15%的受访者认为“俄罗斯与乌克兰双方均应承担责任”； — 仅7.75%认为俄罗斯应承担主要责任； — 17.75%认为乌克兰应承担主要责任； — 认为“其他第三方承担主要责任”的比例，从2024年的42.41%大幅下降至4.35%。 这一结构变化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双方责任论”成为压倒性多数。这与2024年仅35.57%持此看法相比，几乎翻倍增长。 其次，“第三方责任论”的骤降，说明公众对冲突解释框架发生明显转向。此前较多将矛头指向“域外力量”的叙事，在2025年样本中显著弱化。 再次，明确“支持俄罗斯”或“支持乌克兰”的单边归因比例均未超过20%。 如果以责任归因为替代指标，所谓“俄粉压倒乌粉”或“乌粉占主流”的说法，都缺乏数据支持。...
中国非政府主体对乌克兰捐款排名居全球前列
中国民间对乌克兰捐款位列全球前列，这说明国家立场与社会行动之间并非简单同构。 文/《无界传播》信息中心 根据乌克兰政府官方募捐平台UNITED24公布的年度统计数据及媒体整理结果， 2025年度中国在私人（个人）捐款来源国中位列第14位，在机构（企业等非政府组织）捐款来源国中位列第7位。该平台统计覆盖约140个国家和地区。 UNITED24成立于2022年5月，由乌克兰政府主导运作，面向全球个人与法人主体募捐，资金主要用于医疗支持、基础设施修复、防务及排雷等项目。上述排名仅统计通过该官方平台汇入的捐款金额，不包括各国政府之间的双边财政或军事援助，也不涵盖经红十字会等其他国际组织渠道的资金。 从统计位置看，在约140个来源国中，中国的私人捐款和机构捐款都已属于明显的“前列水平”，而非边缘或象征性参与。 这一现象至少体现三点： 第一，中国社会内部对俄乌冲突并非单一态度结构。尽管中国政府在外交层面强调政治解决与战略平衡，但在具体人道与项目捐助层面，中国部分个人和机构却都有亮眼的表现，说明其规模具有统计意义，而非个别行为。 第二，这类捐助具有主体分层特征。私人捐款排名低于机构捐款，可能说明企业或组织层面的资金动员能力更强。这可能与企业国际业务关联度、跨境责任意识以及品牌风险管理等因素有关。 第三，从国际传播层面看，这一排名客观上削弱了“整体拒绝参与”的外部刻板印象。排序位居全球前列，本身就是一种值得关注的参与行为。 需要强调的是，该排名仅限UNITED24单一平台，不等同于全球对乌援助总量格局。在国际援助整体结构中，政府间援助仍占绝对主导地位。因此，对这一现象的判断应严格限定在平台统计范围内。 还需要注意的是，该统计反映的是社会行为维度的参与情况，并不构成政策信号，但揭示了国家立场与社会行动之间的结构差异。
号外！美国“28点俄乌和平方案”核心要点
美国提出的”28点俄乌和平方案“目前备受争议。 文/毕研韬 一、方案性质与当前状态 2025年11月，美国向乌克兰提交了一份“28点俄乌和平方案”。据多家媒体报道，这项方案系美俄双方特使斡旋下形成的，并获得了特朗普总统的支持。方案涵盖乌克兰和平、安全保障、欧洲安全以及美俄/美乌未来关系。 目前，该方案尚未被乌克兰正式接受。特朗普曾公开设定 11月27日 为接受最后期限。 俄罗斯方面表示愿进行实质性谈判，但强调对细节还需深入讨论。 对此，泽连斯基称乌克兰面临艰难抉择，但强调尊严与自由是底线。 同时，欧洲盟友对方案中某些条款 (如领土、裁军) 表示强烈保留。 因此，这份方案目前更多是 外交构想／谈判提案，尚处于政治斡旋阶段，而非已正式签署的和平协议。 二、28 点核心内容与简要解析 下面按已公开报导整理 28 点主要内容（部分为媒体推测或未全面公开的细节），并简要说明其潜在意义。 1.确认乌克兰主权：明文承认乌克兰为主权国家。 2.签订全面不侵略协议：俄罗斯、乌克兰及欧洲国家达成互不侵犯条约，解决过去几十年安全模糊问题。 3.防止扩张：俄罗斯承诺不再入侵邻国；北约不再进一步扩张。 4.俄-北约对话机制：建立由美国斡旋的俄-北约对话平台，处理安全问题、降级风险、未来合作。...
兰德智库：中国从俄乌战争中吸取的教训
文/毕研韬 兰德公司（RAND）2025年发布报告《China’s Lessons from the Russia-Ukraine War: Perceived New Strategic Opportunities and an Emerging Model of Hybrid Warfare》，系统梳理了中共与解放军从俄乌战争中提炼的认知、策略与能力调整方向 作者（Howard Wang、Brett Zakheim）基于中方官方与半官方论述、军事学术圈分析等公开资料，指出中国并非简单照搬俄方模式，而是在理解战争动力后形成一套“混合化战争”学习路径与若干战略性机会认知。以下为本文对该报告主要观点的凝练与评述。 一、核心判断：中方视俄乌为“教科书式”的经验库，但重点是可借鉴的“机会”而非复制的战术 报告强调，中共与解放军将俄乌战争视为一场长期、分阶段、包含常规与非常规要素并行的范例。北京从中看到三类可利用机会：削弱对手联盟意志、通过非对称手段摆脱传统劣势、利用信息与经济杠杆，分化外部舆论，并降低潜在制裁的协调度与执行力度。换言之，中国更关注战略机会的制度化利用，而非单纯模拟俄罗斯的战争方式。...
如西方与中国角色互换，西方还会打压俄罗斯吗？
答案：不会。若完全置身于当下中国的位置，那么西方对俄政策将以合作与调停为主，而非全面打压。 文/ChatGPT + 毕研韬 一、逻辑前提：角色彻底互换的含义 所谓“角色互换”，并非仅是地理位置调换，而是整体战略身份与价值框架的置换： 换言之，若西方成为今天的“中国”，它们就必须以中国的逻辑来处理俄乌冲突。 二、价值观与战略目标的改变 三、政策选择的合理路径 在角色彻底互换后，“西方=中国”的政策路径应当是： 四、结果推演 由此可见，如果西方真的处于中国的位置： 五、结论 结论清晰：不会。 如果西方与中国角色完全互换，它就不再是今天的“安全共同体核心”，而是处于欧亚大陆东端的发展型大国。站在这一位置上：
乌克兰战争是代理人战争吗？
文/毕研韬 俄乌战争已持续三年多，战场在东欧，舆论场却遍布全球。每当谈起这个话题，社交平台、媒体评论区和饭桌上的争论往往迅速变成“站队”游戏：有人坚定支持乌克兰，谴责俄罗斯侵略；有人批评北约东扩，声援俄罗斯自卫；还有人声称这是一场代理人战争，是美俄之间的地缘对抗。 问题是，我们真的理解这场战争吗？还是说，我们只是被某种叙事带着走？ 定性战争，取决于谁在讲述 战争从来不只发生在战场上，更发生在叙事中。所谓“代理人战争”，其实就是一种叙事视角。这个视角强调：乌克兰并非真正的自主行动者，而是美西方对抗俄罗斯战略中的一枚棋子。与之对立的叙事则宣称：乌克兰是主权国家，有权抵抗侵略，绝非任何人的“代理人”。 不同媒体、不同国家的官方话语选择哪一种视角，往往就决定了公众“看到的”战争性质。我们对战争的理解，很可能是他人叙述的结果。 你以为你在判断，其实你在归队 当一个事件被高度政治化，它往往会迫使人们“选边站”。这是现代传播的一个规律：不管你愿不愿意，信息流会根据你的点击和互动偏好，迅速为你“推送”符合你已有立场的内容，强化你的判断，同时屏蔽异见。这种机制不会引导你理解复杂性，而是鼓励你加入某一方。 于是，我们就这样被“安排了立场”：偏爱欧美媒体的人，容易认定俄罗斯是肇事者；偏爱俄方或中方叙事的人，往往认为北约才是幕后黑手；而真正了解乌克兰内部矛盾和历史复杂性的人，反而更不会轻易站队。 讽刺的是，越是复杂议题，越容易被简化，因为多数人没有时间，也没有动力，去抵抗叙事设定。他们更倾向于快速归队，以获得心理安全和社群认同。 为什么要警惕“自动站队”？ 警惕任何叙事，不是要你放弃判断，而是提醒你：觉察你是怎么做出判断的。 我们每个人的思维都处在某种认知结构中，这种结构由国籍、种族、文化、语言、教育、媒体、经验、社交圈等共同构建。我们很少去质疑它，因为它看起来就像空气一样自然，但当你发现自己在听到一条新闻时，可能已经“自动知道谁是对的”，这正是你被某种认知机制设定好的证据。 战争本身或许很遥远，但我们对它的看法，正影响着我们的价值观、世界观，甚至影响着我们如何看待改变、看待世界秩序。 不是站在哪一边，而是有没有能力走出“边” 真正的独立思考，不是要你什么都不说，也不是要你否定一切观点，而是要你跳出原有框架，重新观察事件的不同可能性。 乌克兰战争是代理人战争吗？或许是，也或许不是。但在你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问问自己：这个判断，是我看过多方资料后的结论，还是我早就“知道”的结论？ 认知觉醒的第一步，不是改变立场，而是看见立场——自己的和他人的。
文章推介
Coventry University: The Turning Point in My Life
By Bi Yantao, Hainan University, China In a world increasingly shaped by...
中美高校制度的根本分歧
——一场关于“大学是什么”的制度性对照 文/杨慧澜 在全球高等教育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下，中美高校都拥有世界一流的研究能力和人才吸引力。然而，当我们跳出绩效层面的表象，深入制度结构的深层地基，会发现两国大学的运行逻辑在根本上背道而驰。本文试图揭示：中美高校制度的分歧，并非技术差距，而是治理结构与知识理念的系统性断裂。 一、权力来源不同：政治委任 vs 学术授权 中国高校校长由上级党委任命，多数具有正厅级甚至副部级身份，其主要职责是执行上级政策与维持政治稳定。校党委则作为实际权力中枢，全面领导学校事务。 美国高校的校长则由校董会选举产生，虽然也需处理政府关系，但其合法性源于学术共同体、校友、教职员工的信任授权。大学的最终使命由“内部共识”而非“外部命令”决定。 二、治理结构不同：行政主导 vs 教授治校 在中国，大学的权力结构高度行政化。教授委员会多为象征性咨询机构，重大决策由党委会、校务会掌握，大学不具备自我纠错能力。...
新华社发布《思想殖民》：认知战时代的中国回应
新华社近日发布《思想殖民——美国认知战的手段、根源及国际危害》报告，标志着一场思想与话语的新博弈正在展开。 文/毕研韬 9月7日，在昆明召开的全球南方媒体智库论坛上，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发布《思想殖民——美国认知战的手段、根源及国际危害》报告，场内外讨论的焦点。 一、《思想殖民》的核心内容 报告提出的核心观点并不陌生，但其系统性与战略性使其意义凸显。 首先，它重新定义了“殖民”的概念。传统意义上的殖民依赖军事征服和经济掠夺，而所谓“思想殖民”，则是一种软性的霸权形式，它通过价值观的植入、文化叙事的操控、舆论环境的塑造，悄无声息地改造他国的思想体系和社会认知。其危害在于，被影响的国家往往失去自我认知的主体性，逐渐丧失文化自信，甚至在政策选择上表现出对外部力量的依附性。 其次，报告指出，美国已经在这一领域形成了完整的操作链条。从战略目标的确立，到学术研究和媒体叙事的铺陈，再到电影、社交媒体与人工智能技术的运用，均构成了“思想殖民”的系统工程。不同于传统的硬实力竞争，这是一场看不见硝烟的长期战役。受众常常在娱乐与教育、新闻与舆论的潜移默化中被塑造观念，而这种观念一旦根植，往往比枪炮的征服更持久、更难逆转。 第三，报告特别强调这种“认知操控”的国际危害。它不仅影响个体的价值判断和社会的整体心态，还可能加剧国家间的不平等关系，导致文明间的对立与误解。换句话说，“思想殖民”既是文化问题，也是安全问题，更是全球秩序的隐形风险。 二、《思想殖民》的战略意义 这份报告的发布，显然超越了学术研究范畴，具有多重战略意义。 其一，拓展了国内安全视角。在国内层面，它通过官方智库渠道，正式将“思想殖民”纳入国家安全与舆论安全议程。这种学理化的表达，既是对社会的一种警醒，也为政策制定和舆论管理提供理论依据。随着人工智能、算法推荐和跨境传播的普及，公众的信息来源日益碎片化、外部化，如何在这种环境中维护思想自主，已经成为摆在国家与社会面前的共同课题。报告的发布是一次“认知安全”的议题化。 其二，反击美国的道义叙事。在对美博弈中，这份报告的意义更加突出。过去，美国惯常以“民主”“自由”“人权”作为价值武器，对其他国家进行批评与塑造。在这种价值框架下，中国等非西方国家往往处于“被审视”的位置。然而，当新华社以“思想殖民”来揭示这一过程时，话语关系就发生了转换。美国不再是单纯的价值倡导者，而被赋予“殖民者”的角色。这种角色切换极具杀伤力，因为“殖民”这一词汇在国际社会，尤其在曾经遭受殖民统治的亚洲、非洲和拉美国家，具有沉重的历史记忆和负面意义。通过这种话语反转，美国的“道义优势”被削弱，中国则在叙事层面占据了主动。...
特朗普关税战：暴露了什么？
文/毕研韬 一、特朗普关税战的真实目的 特朗普可能希望通过加征关税制造经济压力，迫使对手在贸易、投资、技术转让、市场准入等多个领域让步，从而达成对美国有利的一揽子协议。这种策略体现的是“极限施压”谈判风格。 他的愿望只能部分实现，且代价高昂，长期效果存疑。与部分国家可能会达成协议，但与中国等国的“结构性问题”难以取得根本性突破，反而引发长期博弈和反制。再者，全球产业链重组对美未必有利，消费者成本上升、企业受损明显。 二、特朗普关税战：错估了什么 朗普政府在某种程度上高估了美国的施压能力，低估了中方及其他国家的应对韧性和全球经济的复杂联动性。 特朗普认为美国是最大市场，对外国产品具决定性吸引力，因此可以单方面加税、迫使对方让步。但实际上，美国企业和消费者也承受了关税成本，农业、制造业等板块反弹强烈。 2.低估中国的反制能力与战略耐力： 特朗普团队未能准确评估中国的经济弹性、产业替代能力和政治决策机制。例如，中方可以通过刺激内需、多元化贸易伙伴、货币政策调节等方式缓冲冲击，而不会释放屈服信号。 3..忽视全球供应链和多边贸易体系的反作用力 关税战扰乱全球价值链，美国公司如苹果、波音等也遭遇反噬。同时，单边主义政策削弱了美国在WTO、G7等多边体系中的领导力，激起盟友警惕。 4.过于简单地看待国家行为...
中国网络营销为什么这么多“坑”？
政府是市场秩序的唯一责任人。 文/石敢当 中国网络营销领域的“坑”，从来不是偶发的行业乱象，而是根深蒂固的系统性问题。多数评论停留在罗列“坑”的表现、泛谈治理方向，却未点透核心：网络营销的“坑”，本质是“利益至上”导向下，平台、商家、政府三方权责失衡，缺乏有效约束机制的必然结果。 一、网络营销的“坑”，核心是“欺骗式收割”的利益闭环 当下网络营销的各类“坑”，看似五花八门，实则围绕“流量变现”形成了完整的利益闭环，所有套路的核心都是“欺骗式收割”，而非单纯的“营销不当”，这也是其屡禁不止的关键所在。 其一，信息失真不是“过度包装”，而是“刻意造假”。直播带货中“假测评”“假销量”“假功效”，短视频里“剧本式对比”“剪辑式证明”，本质上是商家与内容创作者合谋的欺骗行为——不是为了展示产品价值，而是为了通过虚假信息，诱导消费者冲动下单。这种行为早已超越“营销夸张”的范畴，涉嫌虚假宣传，却因隐蔽性强、取证困难，成为行业常态。 其二，价格不透明不是“规则复杂”，而是“刻意设局”。“先涨后降”“满减叠加”“隐性消费”等套路，核心目的不是让利消费者，而是通过混淆价格认知，制造“捡便宜”的假象，本质是利用信息差进行价格欺诈。更关键的是，这种设局往往得到平台默许，甚至平台会主动配合设置“限时”“限量”等机制，倒逼消费者仓促决策，共同分食利益蛋糕。 其三，售后断裂不是“责任模糊”，而是“刻意推诿”。交易完成后，平台以“只是中介”为由撇清责任，商家以“已发货”为由拒绝售后，服务方以“与己无关”为由逃避义务，本质上是三方提前达成的“责任豁免”默契——只追求前端转化，不承担后端责任，将维权成本完全转嫁给消费者，形成“收割即脱身”的闭环。 至于流量驱动的情绪化营销，不过是这套闭环的“工具”——用情绪替代理性，用噱头替代事实，本质是为了降低欺骗门槛，让消费者在失去判断能力的情况下，进入预设的“坑”中。 二、关键症结：三方权责失衡，约束机制形同虚设 网络营销“坑”的泛滥，核心症结不在于个体商家的道德缺失，而在于平台、商家、监管三方的权责严重失衡，且缺乏能够有效制约各方的机制，导致“欺骗式收割”的成本极低、收益极高。 核心症结一：平台的“双重角色”冲突，沦为“坑”的推手。平台既是市场秩序的维护者，更是流量变现的受益者，这种双重角色的冲突，让其必然偏向自身利益。一方面，平台通过算法将高刺激、高转化的“坑式营销”内容推给用户，获取高额广告收入和佣金；另一方面，对商家的虚假宣传、价格欺诈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为其提供技术支持（如虚假销量统计、流量投放）。平台的纵容，是“坑”持续存在的关键推手——没有平台的默许，多数“坑式营销”根本无法触达海量用户。...
中国非政府主体对乌克兰捐款排名居全球前列
中国民间对乌克兰捐款位列全球前列，这说明国家立场与社会行动之间并非简单同构。 文/《无界传播》信息中心 根据乌克兰政府官方募捐平台UNITED24公布的年度统计数据及媒体整理结果， 2025年度中国在私人（个人）捐款来源国中位列第14位，在机构（企业等非政府组织）捐款来源国中位列第7位。该平台统计覆盖约140个国家和地区。 UNITED24成立于2022年5月，由乌克兰政府主导运作，面向全球个人与法人主体募捐，资金主要用于医疗支持、基础设施修复、防务及排雷等项目。上述排名仅统计通过该官方平台汇入的捐款金额，不包括各国政府之间的双边财政或军事援助，也不涵盖经红十字会等其他国际组织渠道的资金。 从统计位置看，在约140个来源国中，中国的私人捐款和机构捐款都已属于明显的“前列水平”，而非边缘或象征性参与。 这一现象至少体现三点： 第一，中国社会内部对俄乌冲突并非单一态度结构。尽管中国政府在外交层面强调政治解决与战略平衡，但在具体人道与项目捐助层面，中国部分个人和机构却都有亮眼的表现，说明其规模具有统计意义，而非个别行为。 第二，这类捐助具有主体分层特征。私人捐款排名低于机构捐款，可能说明企业或组织层面的资金动员能力更强。这可能与企业国际业务关联度、跨境责任意识以及品牌风险管理等因素有关。 第三，从国际传播层面看，这一排名客观上削弱了“整体拒绝参与”的外部刻板印象。排序位居全球前列，本身就是一种值得关注的参与行为。 需要强调的是，该排名仅限UNITED24单一平台，不等同于全球对乌援助总量格局。在国际援助整体结构中，政府间援助仍占绝对主导地位。因此，对这一现象的判断应严格限定在平台统计范围内。 还需要注意的是，该统计反映的是社会行为维度的参与情况，并不构成政策信号，但揭示了国家立场与社会行动之间的结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