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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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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学

中国亟需构建更有效的社会反馈系统

社会真正的风险,往往不在冲突本身,而在“认知双盲”的形成——决策者与公众在同一复杂环境中同时失去对现实的准确判断。 文/毕研韬 一、复杂性常态化与治理环境变迁 当代社会运行的基本背景,是结构性复杂性的持续上升。信息传播速度指数级提升,社会分工高度细化,利益主体呈多层级分布,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频繁叠加。政策制定与执行已不再面对单一变量,而是在多重因素交织中展开。复杂性由阶段性现象转化为长期结构条件。 德国社会学家Ulrich Beck在“风险社会”理论中指出,现代社会在发展进程中不断生产新的风险类型。风险并非简单来自外部冲击,而往往源于系统内部的结构运行。在复杂条件下,误判概率天然上升。如果缺乏稳定的反馈机制,系统误差将随时间累积。 二、认知双盲:误判的同步生成机制 复杂环境中,一个更隐蔽的风险是“认知双盲”。所谓“双盲”,是指决策层与公众同时陷入对现实环境的误读状态。这是我在2025年首度提出并反复阐述的观点。 决策层可能受到层级汇报筛选、信息压缩与风险规避心理影响,所获得的信息呈现结构性偏差。公众则在算法推送、碎片化传播与情绪化表达中形成局部认知。双方都拥有信息,却都缺乏全局视角。 当双盲形成时,系统失去自我校正能力。公众难以向决策层传递真实信号,决策层难以及时回应社会变化。误判在不同层面同步积累,形成“共振式偏差”。这种状态的风险,不在于意见分歧,而在于判断结构的整体失准。 三、反馈机制断裂与表达结构问题 认知双盲的根源,往往在于反馈链条的弱化。治理体系若缺乏稳定的负反馈机制,问题只能在压力极高时显性化。表达空间过窄,会使信息转入非正式渠道;表达环境过度碎片化,则会放大噪声与极端观点。两种状态都会削弱信号质量。 从系统论角度看,负反馈是维持结构稳定的关键机制。负反馈并非对抗,而是纠偏装置。它使系统能够在偏差初期进行修正,而不是在偏差累积后被动调整。 因此,扩大制度化表达空间,并非情绪化诉求,而是提升信号质量的技术要求。表达空间越透明、程序越清晰,信息越有可能在早期阶段进入决策流程。 四、构建更有效的社会反馈系统 更有效的社会反馈系统,应当包含三重机制。 第一,信息吸纳机制。优化多源输入结构,包括基层调研、行业组织、专业研究机构与数字平台数据整合,使决策系统能够接触多维信号。 第二,专业分析机制。通过数据模型、趋势研判与风险评估,将分散表达转化为结构化信息,降低情绪噪声干扰。 第三,制度回应机制。回应并不意味着完全满足所有诉求,而是提供清晰的解释逻辑与修正路径。回应本身构成新的认知校正过程,有助于减少误解。 这三种机制共同形成完整闭环,使信息流动具备制度稳定性,而非依赖偶发事件触发。 五、社会韧性与治理成熟度 在复杂环境中,稳定不再等同于静态平衡,而是一种动态韧性。韧性意味着在冲击条件下保持结构弹性。有效反馈系统能够降低认知双盲出现的概率,使不同层级之间形成持续校正关系。 当不同社会群体能够在制度化平台上表达经验,决策系统能够及时吸纳并回应信号,误判的累积将得到抑制。系统优势不在于避免问题,而在于缩短修正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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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传播学

中菲巴丹群岛主权争议:战略叙事竞争分析

2026年6月30日,暨南大学举办“日菲‘划界’背景下巴丹岛主权问题学术研讨会”。与会中国学者围绕巴丹群岛的历史、地理及主权问题展开讨论,提出巴丹群岛在法律上属于中国台湾,并认为菲律宾对该群岛的控制缺乏历史与法理依据。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13日 此次学术讨论引发菲律宾方面关注,成为近期中菲围绕巴丹群岛问题展开舆论互动的起点。 一、从学术议题到战略叙事:巴丹群岛进入国际视野 战略叙事并不一定由政府直接发布。在现代国际竞争中,战略叙事往往经历 “知识生产→学术传播→媒体扩散→政治回应→国际议程化”的过程。 因此,需要关注的不是“中国学者是否有权讨论巴丹群岛?”,而是“为什么这一议题在当前地区环境下被提出,并迅速引发菲律宾政府反应?” 巴丹群岛位于台湾与菲律宾北部之间,接近吕宋海峡,位于西太平洋战略通道附近,具有特殊地缘意义。近年来随着台海和南海局势变化,其战略价值上升。 因此,围绕巴丹群岛的历史解释,很容易超越学术范围,进入地区安全叙事。 二、战略叙事的核心:提前塑造未来议题空间 Miskimmon、O’Loughlin和Roselle认为,战略叙事的重要功能不是简单描述现实,而是塑造关于未来的共同理解。...

亚洲北美

关税战:中美不再说同一种“经济语言”

特朗普政府已把对华关税提高到145%,但这场 “关税大战”似乎还看不到尽头。 不少人会问:“关税战什么时候结束?谈不拢的两国,还能谈吗?僵局如何打破?” 或许我们该问一个更本质的问题:他们还能听懂彼此的语言吗? 表面是关税,本质是两种制度的对撞 我们常以为关税是一个贸易手段,是讨价还价的筹码。但如今的中美博弈,早已不只是关于经济利益的争执,而是两种“看世界的方式”发生冲突。 对美国来说,关税不只是“为了制造业”或“保护工人”,而是他们防守国家安全、国家认同的一种象征。 对中国来说,应对关税也不是纯粹被动,而是一个借“反脱钩”、倒逼自主的战略转型过程。 这场对抗,不是两个人在吵架,而是两个系统遭遇兼容障碍。 别太相信预测,旧剧本已经作废了 很多人喜欢做各种预测:僵持下去(45%);局部交易(25%);对抗升级(20%),诸如此类。 这些数字看起来很“理性”,但它们建立在一个前提上:中美还能像过去那样谈判、交换、达成协议。...

Blog传播学

以观念更新推动国际传播范式迭代——在察哈尔读书会上的发言

毕研韬 大家下午好!首先感谢柯(银斌)主任邀请,感谢各位精心筹备这次活动。 我先介绍三个传播学概念。一是“不可沟通性”(incommunicability),是指在有些场景下,双方交流得越多,反而分歧越大、距离越远。二是“意识形态浓度”。2025年8月我在《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发表了论文“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理论框架与行动原则”,在该文中我用“意识形态浓度”指代特定文本、符号、叙事中所蕴含的意识形态元素、价值立场或政治导向的显性程度、密集程度与感知强度。三是“告知即影响”(To inform is to influence),是指信息一旦进入传播流程,即便意识形态浓度极低,也会对受众认知产生方向性影响。如听到“台风明晚登陆本市”,市民就会采取相应行动。 下面我就筹备组拟定的三个问题简要阐述个人观点,供大家参考。 问题一:怎样才能突破熊猫、美食这种“浅层”喜欢,让世界各国理解甚至认同我们背后“硬核”故事(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道路)? 我认为可从3点入手: 1.降低意识形态浓度,突破认知屏障 在跨文化传播中,任何带有明显价值判断、政治目的或制度优越感的表达,都会被受众归类为“宣传”,自动触发防御机制。高浓度的意识形态叙述无法进入对方的认知体系,更无法赢得信任。...

亚洲

中国党政机关应审慎与高校共建专业机构

政校共建机构,初衷是借助高校专业力量提升治理能力,但现实中,机构的行政负责人未必就是最适合的专业领军人才,机构建起来了,真正优秀的专业人才却可能被排除在外。 作者:毕研韬  发布:2026年8月20日 首先声明,本文主要讨论党政机关与高校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共建学院、研究院(中心)等机构的问题。至于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等领域,笔者并不熟悉,因此不敢妄加评论。 近年来,党政机关与高校共建学院、研究院(中心)已蔚然成风。合作初衷值得肯定:党政机关希望依托高校专业资源提升治理实力,高校期待借助党政扶持转化科研成果,进而推动学科发展。 但有三个问题值得反思:党政机关了解今日之高校吗?政校共建是党政机关对接高校资源的最优方式吗?共建机构真能帮助提升职能部门的专业素养与治理效能吗?对此不能想当然地给出肯定答案。 一、共建逻辑:传统路径与跟风惯性 共建机构大致源于两个考量:历史传统的延续与跟风效仿的倾向。 长期以来,高校被视作高层次人才、知识与智力资源的重要集聚地。党政机关处理专业性事务时,寻求高校协作本具内在合理性。但当下,这种合作逻辑正在被简单化处理。看到其他地区、其他部门与高校共建机构,便跟风设立,仿佛“不共建,工作就落后了”。 然而广为流行的未必都是好的,新冠肺炎疫情曾风靡全球,但世人都谈之色变。 党政机关在筹划与高校共建机构时,首要应厘清三个核心问题:开展共建是否确属必要?不共建机构,能否实现同等工作目标?共建之后,究竟能够新增哪些履职能力? 倘若上述问题没有清晰答案,仅仅效仿外界做法就挂牌成立学院、研究院或研究中心,最终很可能只是新增一块机构牌子,而并未真正提升治理能力。...

亚洲

中国要警惕坠入“双盲”陷阱

文/毕研韬 在大多数社会中,决策者依赖“内参”系统(大致相当于西方语境中的情报系统)了解世界态势,而老百姓则依靠大众传播(含社交媒体)来感知环境变化,而如果内参系统和大众传播的过滤功能继续增强,那么决策者和老百姓对环境的认知都会失真和扭曲,决策就会进入盲目状态。这种现象我称之为“认知双盲”。 在特定时区空间内,信息流量的大小和方向,会直接影响社会稳定和繁荣。这是我反复唠叨了数十年的一个道理。过于精密的信息过滤,大概率会导致“反噬”。鉴于此,2013年11月14日我在香港《文汇报》第20版发文疾呼:“隐情不报猛于虎”。那时还血气方刚,还想指点江山。 中国文人志士自古就面临“‌得君行道”和“‌觉民行道‌”的选择,而老毕自称为“传播学布道者”和“播火人”,是因为我现在更看重民智提升的历史意义。不过早在2002年,我在考文垂大学学习时,就意识到了信息开放应以渐进方式进行,否则会引发认知混乱乃至更严重的社会后果。但是,渐进不是不进。

亚洲

中国应怎样吸引外国投资?

文/唐摩崖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过去几十年里成功吸引了大量外国投资,成为全球最重要的投资目的地之一。然而,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国内政策的调整以及全球投资环境的复杂化,外国投资者在中国的投资决策也愈加谨慎。为了增强中国对外国投资的吸引力,中国政府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优化和改进。 一、提升市场透明度与政策连贯性 外国投资者在进入中国市场时,最为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政策的透明度与连贯性。虽然中国近年来在改革开放和法治建设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但仍有一些政策和法规缺乏足够的透明度,尤其是在地方政府执行层面,一些地方的政策执行不一致,导致外国企业在运营中面临较高的不确定性。例如,地方政府的审批标准可能存在差异,行业准入政策也可能会有所变动。为了消除外国投资者的顾虑,中国政府应进一步加强政策透明度,明确政府各级部门的职能划分和决策程序,确保所有市场准入政策、公平竞争政策等都能够在全国范围内一致实施。具体而言,可以通过建立全国统一的政策解读平台、加大政策发布前的公众咨询和意见征集力度等方式,提升政策透明度,增强外资企业的预期稳定性。 二、简化行政审批和减少行政干预 外国投资者往往面临繁琐的行政审批流程和复杂的监管要求,尤其是在涉及跨境投资、外汇管理、税务登记等方面。虽然中国政府近年来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做出了积极努力,但在实际操作中,行政审批仍然存在效率低下、手续繁琐的问题。为了提高外国投资者的投资效率,中国应进一步简化行政审批流程,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特别是在外资企业的设立、扩张及日常运营中,减少不必要的审批环节,缩短审批时间。此外,政府还可以通过强化“一个窗口”服务、推广电子政务、简化税务报备等手段,提升行政效率,确保外资企业能够快速便捷地完成必要的手续。 三、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与法律保障 知识产权保护是外国投资者关心的一个重要领域,尤其是在高技术产业、创新型企业的投资中更为关键。中国已经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知识产权侵权现象仍时有发生,尤其是在一些地方,由于监管不力,外资企业面临较大的知识产权风险。因此,中国政府应继续加大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力度,提升法律执行的效率和透明度,确保侵权行为能够迅速得到追责。此外,政府应积极推动与国际知识产权组织的合作,建立更加健全的跨国法律协调机制,增强外国投资者对中国市场的信任感。 四、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特别是服务业与高技术行业 尽管中国已在多个领域放宽了外资准入门槛,但某些行业,如金融、教育、医疗、互联网等,仍然存在较多限制。这些行业往往是外国投资者看中的潜力巨大的市场,但由于政策限制,许多国际企业无法进入或只能通过合资的形式运营,制约了他们的投资意愿。为了吸引更多外国投资者,尤其是高端技术和创新型企业,中国政府应继续加大市场开放力度,进一步放宽外资准入,特别是在服务业、高技术行业以及现代制造业等领域。例如,可以减少对外资股比的限制,进一步放宽外资在高端科技领域的投资准入条件,鼓励跨国企业在中国投资建立研发中心和创新平台。 五、优化外资企业的税收政策 税收政策一直是外国投资者关心的焦点,尤其是在跨国公司决定在中国设立总部或生产基地时,税收负担和税收优惠政策是其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中国近年来推出了一些税收优惠政策,但在不同地区、不同领域的适用情况差异较大,这可能会导致一些外国投资者的税务筹划难度加大。为了增强外国企业的税务透明度和可预测性,中国政府应进一步统一税收政策,减少地区差异,简化税收申报程序,并为高技术、绿色环保等领域的外资企业提供更加灵活的税收优惠。此外,可以考虑通过设立税收优惠区或创新的税收激励政策,吸引外资在创新、绿色经济等领域加大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