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
路透社：2025年中美战略对峙深化
中美战略对峙深化正对地区稳定与全球格局产生重要影响。 文/毕研韬 纵观2025年，中美两国在战略、经济、安全以及地区影响力等核心议题上的对峙态势不断加剧。尽管双方在个别议题上仍保持着接触与有限合作，但冲突性政策频繁出台，彼此信任程度未见明显改善。这一态势正对地区稳定与全球格局产生重要影响。 一、台湾问题成为最新摩擦焦点 近期，美国政府宣布了一项约111亿美元的对台军售计划，这是迄今为止对台湾规模最大的一笔武器销售。此次军售涵盖高机动火箭系统（HIMARS）、榴弹炮、无人机等装备，旨在提升台湾所谓的“防御能力”。台湾方面表示，这将增强其军力，并计划增加约400亿美元的国防预算以配合这一举措。 这一军售行为再次激怒了中国政府。北京将台湾视为核心利益问题，认为美国此举严重损害中国主权，破坏地区和平稳定。中国国防部随后发表声明，将加强军事训练，并“采取果断措施”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北京方面认为，美国的军售行动不仅违反“一中原则”，还可能加剧台海两岸潜在冲突风险，进一步拉高中美军事对峙的紧张程度。 二、国防授权法案引发中方强烈反对 中国对美国最新通过的国防授权法案（NDAA）中针对中国的多个条款表示强烈不满。中方认为这些条款夸大所谓“中国威胁”，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安全及发展利益，并已多次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中国要求美国不要实施相关内容，否则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捍卫自身利益。这一立场表明，除具体的军事销售事件外，美国在国防立法中纳入有关中国的内容，也被视为战略对抗的一部分，使两国在安全政策层面的分歧进一步加深。 三、经济与技术领域摩擦持续升级 除安全与军事议题外，中美在贸易与科技领域的摩擦也持续不断。美国政府已对涉及高端技术的芯片销售启动审查，这项审查可能使美国芯片制造商英伟达（Nvidia）向中国出口先进AI芯片的许可获批与否面临关键抉择。此举表面上看似有利于缓解技术封锁，但也引发美国内部担忧，担心技术流向中国可能强化其军事与AI能力。 与此同时，在全球供应链与地缘经济领域，中国企业正寻求将部分业务转移至第三国，如新加坡，以规避中美紧张关系带来的商业风险。这一趋势反映出跨国经营者在战略竞争环境下的调整与重塑。 四、中美在地区冲突调解中保持“竞争兼合作”姿态 在泰国与柬埔寨边境冲突问题上，中美双方都在尝试发挥影响力。美国国务卿及中国外交部长分别与交战双方接触，并呼吁重启停火机制。这一外交互动虽显示出双方在地区安全问题上的一定协调，但实际上也体现出双方在东南亚地区影响力竞争的战略布局。 五、战略对峙的深层逻辑与未来走向 中美之间的战略对峙并非局限于单一事件，而是呈现出多层次、跨领域的竞争态势： 2.技术与经济竞争：围绕高端技术出口控制与供应链重构，中美双方在科技与产业战略上展开对抗，竞争影响全球高科技产业链格局。 3. 地区与国际影响力：从南海到东盟周边冲突调解，从非传统安全合作到多边机构参与，中美都试图塑造有利于自身的国际规则与战略联盟。 4.政策与舆论互动：中美之间的政策动作往往伴随着对国际舆论的争夺，双方对外的战略陈述、媒体传播与政策解读，都旨在争取国际社会对各自战略立场的理解或支持。 六、国际与市场反应 持续的中美对峙也对全球市场与国际政治环境产生了实质性影响，美国与中国的贸易争端及技术制裁措施已被视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风险因素之一。此外，美国国内与盟友关系也被卷入这一大国竞争的框架中，这对全球政策协调与经济复苏构成压力。 结语：战略竞争成新常态 中美战略对峙正在成为一种结构性、长期化的国际关系特征。未来，中美如何在竞争中管控风险、维持沟通渠道、避免误判，仍是全球战略稳定面临的重要考验。
兰德公司《稳定美中竞争关系》概要（中文版）
【编者按】兰德公司10月14日发表了题为《稳定中美竞争关系》（Stabilizing the U.S.-China Rivalry）的报告，以下是该报告关键内容的中文译文。 美中地缘政治竞争蕴含直接军事冲突、经济战和政治颠覆的风险，同时也可能破坏全球在气候变化、人工智能等议题上达成共识的潜力。因此，缓和这一竞争关系成为美国、中国以及世界范围内的关键目标。 本报告作者提出，即便在激烈竞争的背景下，也可能在若干特定议题领域找到有限的稳定机制。他们为总体稳定竞争关系以及三个具体议题——台湾、南海、科技竞争——提出了具体建议。 主要发现 若干广泛原则可指导稳定激烈竞争的努力： 建议 六项总体性举措可帮助缓和美中竞争的紧张程度： 针对台湾、南海及科技竞争的具体策略
《南海传播》在海南创刊，公开发行
文/毕研韬 经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海岸生活》期刊更名为《南海传播》，新编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为CN46-1093/G0。 《南海传播》由海南日报社主管主办，为国际传播类专业期刊，以季刊形式面向全国公开发行。 根据相关报道，该刊并非局限于南海议题传播，而会关注更广泛的国际传播前沿课题。 据悉，这是目前海南唯一一份公开发行的新闻传播类专业期刊。 在建设自贸港背景下，海南已成为我国国际传播的前沿基地和露天试验场，祈望《南海传播》能为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提供理论指引。
文章推介
制度传播：中国亟需的国际传播新路径
文/唐摩崖 在国际传播进入“后真相时代”、全球叙事竞争愈演愈烈的当下，海南大学毕研韬教授在《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发表论文“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理论框架与行动原则”，提出了一套系统且前瞻的国际传播新路径，理论与实践兼备，具有深远的创新意义。 一、范式转变：从“政策传播”迈向“制度传播” 传统国际传播多聚焦“讲好故事”或“推销政策”，而毕研韬教授则提出以“制度传播”（institutional communication）取代“政策外宣”。所谓制度传播（制度性叙事），是指通过系统性传播展现制度的设计逻辑、治理成效与价值理念，旨在重塑受众对相关制度的理解与认同，从而实现制度合法性建构、制度形象塑造与制度未来的认知预设。 二、方法重构：构建跨学科的分析模型 文章融合人类学、传播学与国际关系学，构建出一套包含“时空坐标”“四维大国关系框架”“全球治理视角”“掠夺式积累理论”的分析系统，为地方国际传播提供了高度适配的认知架构。这种多维度框架，有助于精准识别外部认知误读与潜在风险。 三、机制创新：三大传播机制精准应对叙事竞争 为应对信息地缘政治化与叙事操控现象，文章提出“叙事前置机制”“合法化叙事机制”“反叙事嵌套机制”三大战略性传播工具，首次将叙事主权问题制度化、机制化，回应了认知战争的现实挑战。 四、行动导向：提出“八项传播原则” 文章明确提出包括“目标导向”“地缘稀释”“技术赋能”“分众传播”等在内的八项行动原则，覆盖传播目标、策略、路径、技术、风险等全链条，为海南自贸港及其他地区的传播实践提供了清晰的操作性指南。 五、地方突破：打造国际传播“制度试验田”...
谢振中掌舵：香港新闻处的结构性转型
谢振中上任标志着香港新闻处由行政附属向专业化传播节点转型。 文：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5月5日 一、一次看似常规的人事更替 2026年5月5日，谢振中正式出任香港特区政府新闻处处长。这一任命在程序上并不复杂：公开招聘、内部遴选、三年合约制，均符合近年来香港政府在人事安排上的制度化趋势。 从履历看，谢振中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政务官。他早年任职于警队公共关系体系，在高强度舆论环境中积累了丰富的媒体应对经验；此后进入行政长官办公室，从事政策传讯工作，逐步进入政府传播核心层。其能力结构，更接近“危机沟通—议题管理—叙事整合”的复合型路径，而非传统行政管理序列。 如果仅从个体任命看，这是一种“跨系统选人”的专业化尝试。若将其置于更长的制度演进链条中观察，这一变化指向的并不仅仅是“谁来负责传播”，而是“传播在治理体系中的位置正在发生变化”。 二、历史惯例的松动：从政务官主导到专业岗位 长期以来，香港新闻处处长一职基本由政务官体系内部产生。这一安排的制度逻辑在于：新闻处被视为政府行政系统的一部分，其核心职责是政策发布与信息协调，而非独立的战略传播。 然而，此次由非政务官出任该职，意味着一个关键变化：新闻处的岗位属性，正在从“行政职位”向“专业职位”转化。这一变化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人事来源多元化。打破单一官僚体系内部晋升路径，使传播岗位开始向具备实战经验的专业人员开放。 其二，任期机制灵活化。三年合约制弱化了传统公务员体系中的终身序列逻辑，使岗位更具绩效导向。...
把国际传播等同于对外宣传，就会令人反感
作者：毕研韬 时间：2026年6月6日 近年来，国际传播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从中央到地方，从媒体到高校，从企业到社会组织，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参与国际传播实践。然而，在实际工作中，一个值得警惕的误区依然存在：把国际传播简单理解为对外宣传。 这种理解看似合理，实际上却可能带来相反的效果。许多国际受众并不会因为信息传递得更多而增加认同，反而可能因为感受到强烈的宣传色彩而产生抵触情绪。这正是“说服知识理论”所揭示的现象。 一、国际传播不等于对外宣传 在中国语境中，“宣传”通常是一个中性词，指传播理念、政策和信息，但在国际语境中，情况并非如此。 在英语世界中，“宣传”对应的propaganda一词长期带有明显的负面含义。对许多人来说，它往往意味着单向灌输、选择性表达、情绪操控，甚至认知控制。因此，一旦国际受众认为某种传播活动属于“宣传”，他们首先产生的往往不是兴趣，而是警惕。 这也是为什么一些内容在国内反响良好，却难以获得国际受众认同的重要原因之一。 问题并不一定出在内容本身，而在于传播逻辑。 许多人思考国际传播时，习惯从传播者的角度出发：我想说什么？我要表达什么？我要让别人知道什么？ 相反，国际传播首先需要考虑的是：对方关心什么？对方能够理解什么？对方愿意接受什么？ 如果传播活动始终围绕传播者展开，而忽视受众的认知习惯和文化背景，那么传播就很容易演变为单向输出，而这恰恰是现代受众最反感的传播方式之一。...
海南取代香港？一个并不存在的政策命题
文/毕研韬 近年来，随着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持续推进，一种看似直观却经不起推敲的说法在国内外舆论场中反复出现——北京试图以海南自贸港“取代”香港。这一判断表面上逻辑顺畅，实则经不起制度、政策与结构层面的检验。它是一种被不断复制的认知产物，而非一个真实存在的政策命题。 一、“取代论”是如何被建构出来的 （一）国内语境：时间并置引发的因果错置 在中国，“海南自贸港取代香港”的判断，更多源于一种直觉化的时间逻辑。一方面，香港在近年经历了深刻变化，另一方面，海南自贸港作为国家级开放战略被高规格、系统性推进。两者在时间上的高度并行，极易诱发一种朴素推断：当一个既有开放节点面临不确定性时，国家是否会另起一个新节点以“接替”其功能？ 这种推断并不依赖意识形态，也并非刻意对抗，而是一种典型的“并行即因果”误判。在此基础上，部分情绪化、象征性的表达随之出现，“取代”逐渐成为一种简化表述，用以指代国家“未雨绸缪”“降低风险”的想象性安排。 传播机制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放大作用。相比“多节点开放”“功能分工”“制度差异”等专业表述，“取代论”具备更强的冲突性与可讨论性，更容易在舆论场中循环出现，最终固化为一种似是而非的常识。 （二）国际语境：战略预设与叙事投射 在国际舆论中，“取代论”的生成逻辑明显不同，其核心并非时间直觉，而是解释范式。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的背景下，部分国际观察者习惯于将中国的重大制度创新置于一种“战略替代”框架中加以理解：旧有接口是否变得不稳定？国家是否在为最坏情形准备备选方案？ 在这一预设下，香港被视为一个高度国际化但政治与制度环境“复杂化”的节点，而海南则被投射为一个由中央主导、可控性更强的新平台。由此，“取代”并非来自政策文本，而是成为一种“合乎叙事逻辑”的推演结果。 更进一步，一些国际话语还将“取代论”用作分化北京与香港关系的楔子叙事：通过反复暗示“地位转移”“战略冷落”，将国家整体布局重构为中心-地方的零和博弈。这种说法并不关心制度细节，其目的在于制造心理距离与信任裂痕。 二、为何“取代”并不存在于真实政策之中...
中国认为美国正在衰落？——与《纽约时报》商榷
中国并不是一个认知高度统一的思想共同体。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5月12日 近日，《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刊发题为《Trump Is Coming to a China...
海南省文明生态村建设促进会完成换届
海南省文明生态村建设促进会秘书处 供稿 海南省文明生态村建设促进会近日完成换届，将致力于探索跨境生态合作、助推海南自贸港建设。 近日，海南省文明生态村建设促进会顺利完成换届工作。经依法依规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理事会。毕研韬当选为会长，史丽娜任法人代表兼秘书长，罗晓军任副会长，许枫任监事。 新一届理事会共9人，名单如下（以姓氏笔画为序）：史丽娜、冯荟洁、刘广斌、毕研韬、杜娜、张浩华、郑礼治、罗晓军、韩丽萍。 海南省文明生态村建设促进会成立于2006年，业务主管单位为海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是省内专注于乡村生态文明建设的非营利性社会团体。自2000年海南在全国率先启动文明生态村建设以来，“生态环境、生态经济、生态文化”的核心内涵已成为海南乡村的一张金名片。 面对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新机遇，促进会明确将“全球化”作为未来发展的核心使命。新一届理事会表示，将围绕制度创新开展研究，探索与国际规则理念相衔接的发展路径，同时强化对外传播功能，讲好海南乡村的生态故事。 促进会负责人表示，未来将组织境内外生态村建设经验交流与实地考察，探索跨区域、跨境生态合作项目，使文明生态村既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基层载体，也成为展示海南生态文明理念与开放形象的重要窗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