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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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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学

把国际传播等同于对外宣传,就会令人反感

作者:毕研韬  时间:2026年6月6日 近年来,国际传播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从中央到地方,从媒体到高校,从企业到社会组织,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参与国际传播实践。然而,在实际工作中,一个值得警惕的误区依然存在:把国际传播简单理解为对外宣传。 这种理解看似合理,实际上却可能带来相反的效果。许多国际受众并不会因为信息传递得更多而增加认同,反而可能因为感受到强烈的宣传色彩而产生抵触情绪。这正是“说服知识理论”所揭示的现象。 一、国际传播不等于对外宣传 在中国语境中,“宣传”通常是一个中性词,指传播理念、政策和信息,但在国际语境中,情况并非如此。 在英语世界中,“宣传”对应的propaganda一词长期带有明显的负面含义。对许多人来说,它往往意味着单向灌输、选择性表达、情绪操控,甚至认知控制。因此,一旦国际受众认为某种传播活动属于“宣传”,他们首先产生的往往不是兴趣,而是警惕。 这也是为什么一些内容在国内反响良好,却难以获得国际受众认同的重要原因之一。 问题并不一定出在内容本身,而在于传播逻辑。 许多人思考国际传播时,习惯从传播者的角度出发:我想说什么?我要表达什么?我要让别人知道什么? 相反,国际传播首先需要考虑的是:对方关心什么?对方能够理解什么?对方愿意接受什么? 如果传播活动始终围绕传播者展开,而忽视受众的认知习惯和文化背景,那么传播就很容易演变为单向输出,而这恰恰是现代受众最反感的传播方式之一。 二、国际传播的本质是沟通 长期以来,一些人习惯将国际传播理解为“把中国故事讲给世界听”。这个表述没有错,但并不完整。 国际传播不仅是讲述,更是交流;不仅是表达,更是倾听;不仅是输出,更是互动。 传播学研究早已证明,真正有效的传播从来不是单方面的信息传递,而是双方共同参与的意义建构过程。 在现实生活中,没有人喜欢只顾自己讲话而不倾听的人,国家之间同样如此。 如果一种传播活动总是在表达自己的立场,却很少回应外界的关切;总是在解释自己,却很少理解别人;总是在要求认同,却缺少平等对话,那么即使投入大量资源,也很难取得理想效果。 国际传播不是向世界发表演讲,而是与世界展开对话。 三、国际传播首先是建立信任 很多人认为国际传播的目标是影响别人。实际上,在影响之前,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前提——信任。 没有信任,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传播。国际传播领域有一个基本规律:受众接受信息的程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对信息来源的信任程度。 如果一个信息源长期保持开放、诚实和专业,即使观点存在分歧,受众也愿意继续倾听。反之,如果受众认为传播者只是在进行立场输出,那么无论内容多么精心设计,都可能遭到怀疑。...

传播学

把国际传播视为信息压制:一种危险的认知偏差

作者:毕研韬   时间:2026年6月5日 在一些讨论中,国际传播被简化为“压制对手声音”或“削弱他者表达”。这种看法在传播实践中并非完全不存在,但若将其上升为对国际传播本质的定义,便会产生明显的认知偏移,进而影响策略判断与行动方式。 一、概念层面的错位:传播与压制并非同一逻辑 国际传播主要研究跨越国境的意义流动,其核心机制涉及信息生产、框架建构与解释权竞争。从学理上看,它更像一个“多中心意义系统”,而非单一主体控制信息输出的结构。 “压制”则属于另一类逻辑,其核心在于通过限制信息流动来降低对方的可见性。严格来说,这属于安全、冲突或极端政治环境中的信息对抗行为,而非国际传播的常规内涵。 将两者等同起来,本质上是把“解释竞争”误读为“表达消除”,从而在概念层面完成了一次不对称的替换。 二、认知结构的偏移:从竞争模型滑向零和模型 当国际传播被理解为信息压制时,认知模型从“竞争性共存”转向了“零和对抗”。 在竞争模型中,不同主体通过议程设置、叙事框架与符号体系争夺意义空间,彼此可以同时存在。而在零和模型中,一方的表达被默认为对另一方的消解性威胁。 这种转换会带来两个后果:一是忽视受众的自主解释能力,将受众视为被动接受者,而非意义的再生产者;二是使传播策略过度军事化,倾向于以防御或压制性手段应对复杂的舆论环境。 三、行动逻辑的偏差:从长期建设转向短期对抗 一旦国际传播被压缩为“压制对手声音”,策略选择往往会发生结构性变化。 长期性的信誉积累、跨文化理解建设、议题设置能力提升等路径,会被短期的对抗性操作所取代。传播被理解为即时效果问题,而非结构性关系建设问题。 这种偏差的危险在于,它可能在短期内制造“可见度提升”的假象,却在中长期削弱解释权的稳定性与可信度。 四、外部环境的误读风险:强化刻板印象的反向效应 在国际舆论环境中,“压制性传播”的标签一旦形成,往往会产生反向放大效应。 原因在于,国际传播并非单向输出系统,而是一个高度依赖信任结构的互动系统。当一个行为体被认知为试图压制他者声音时,其信息本身的可信度会遭遇系统性折扣,即便其内容具有事实依据。 换句话说,传播手段的认知属性,反过来会影响传播内容的接受程度,这正是“说服知识理论”的核心内涵。 五、结构性结论:国际传播的本质仍是解释权竞争 更准确的理解是,国际传播本质上是不同解释体系之间的长期竞争,而非信息流动的单向控制。 其关键不在于“让谁闭嘴”,而在于“谁的解释更具结构性说服力”,以及“谁能在跨文化语境中建立起稳定的意义连接”。 把国际传播简化为“压制对手声音”,在相当程度上继承了传统宣传观的认知结构,同时也受到安全逻辑与对抗性传播经验的共同影响。...

传播学

人工智能对国际传播的八大影响

文/毕研韬  2026年6月3日发布 人工智能对国际传播的影响,可以从“生产机制—传播结构—认知环境—治理体系”四个层面来概括。 一、内容生产的自动化与规模化 生成式AI显著降低了文本、图像、视频与多语种内容生产成本,使信息生产从“人力密集型”转向“算法驱动型”。这使认知内容可以被快速批量生成与定制,强化了“高频叙事投放”的能力。 二、叙事定制与微观受众细分 基于数据分析与行为预测模型,AI可以对不同文化背景、价值结构与情绪状态的受众进行精细化画像,实现“同一议题多版本叙事”,推动传播从大众传播转向高度碎片化的个体传播。 三、信息操控的隐蔽性增强 深度伪造(deepfake)、语义生成与自动账号系统,使虚假信息更具真实性与传播拟真度,显著提高认知干预的隐蔽性与识别成本,削弱传统事实核查机制的有效性。 四、传播速度与反馈闭环加速 AI驱动的算法推荐系统强化“实时反馈—即时调整”的传播循环,使舆论形成周期显著缩短,认知战呈现“准实时调控”特征。 五、舆论空间的结构性极化 推荐算法基于注意力最大化逻辑,容易放大情绪化与对立性内容,导致信息茧房与群体极化,使国际传播环境更趋分裂化与阵营化。 六、认知安全边界模糊化 信息真伪、来源权威性与传播意图之间的界限被削弱,“真假混合态信息”成为常态,传统基于来源信任的传播秩序受到冲击。 七、国际传播权力结构再分配 掌握算力、数据与模型能力的主体,在全球信息流动中的议程设置能力显著增强,国际传播权力从“媒体中心”向“技术平台与模型中心”转移。 八、治理与反制难度上升 各国在算法透明性、内容监管与跨境信息治理方面面临制度滞后问题,形成“技术快速演化—制度缓慢响应”的结构性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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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研韬教授为海口市涉外干部讲解国际传播

文/唐摩崖  2026年5月31日发布 2026年6月29日,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毕研韬应邀为海口市涉外干部作专题讲座。本次讲座由中共海口市委外事工作委员会组织,旨在助力海口在更高水平开放背景下破解国际传播难题、提升治理者的全球沟通能力,来自全市各涉外单位的约60名业务骨干参加了此次培训。 毕研韬教授以“新时代海口市国际传播体系建构与策略优化”为题,围绕传播学核心理论、国际传播体系建构、国际传播策略优化及危机管理等维度,为与会涉外干部进行了系统深入的讲解。 讲座伊始,毕教授从传播学基础理论切入,引入了一系列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传播学核心概念,包括“跨界沟通者”(boundary communicator)、“文化翻译者”(cultural translator)和“跨界协调者”(boundary spanner)等。他指出,未来最重要的国际传播者,可能是跨文化的“认知协调者”(cognitive mediator),这类角色能够帮助人们摆脱自身文明框架的引力,在不同系统、组织、文化与社群之间实现沟通、调解与协调。 毕教授引用晚清幼童留美计划的历史案例说明,跨界沟通者在异质文化之间穿梭时会面临结构性困境——中介者往往不被任何一方完全信任,反而容易被两边质疑甚至攻击。这一生动案例引发了听众对国际传播复杂性的深刻思考。 在理论讲解的基础上,毕研韬教授进一步阐述了斯图亚特·赫尔“文本解读的三种倾向”理论——理想式样解读、商榷式解读与对抗式解读。他结合西方社会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各种立场分化,以及各国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不同理解,向涉外干部说明:意义、事实和真相都是社会建构的结果,在国际传播中必须充分理解目标受众的语境和认知框架,才能实现有效的跨文化沟通。 毕教授提出,要构建新时代国际传播体系,需要从十个层面协同推进,包括理念与理论体系、人才体系、媒介与平台体系、技术体系、制度与组织体系、内容生产体系、国际关系网络、认知安全体系、世界知识体系以及文明层能力。他强调,真正的国际传播力,最终取决于一个文明能否持续为世界提供意义、秩序、希望与价值支撑。 聚焦海南自贸港建设,毕研韬教授从地缘政治、制度逻辑与国际传播战略三个维度进行了深度剖析。他梳理了海南自贸港的战略定位,将国际传播定位为海南自贸港建设的“新质生产力”。在此基础上,毕教授创造性地提出了“制度传播”这一概念——将国际传播从传统“政策外宣”模式提升为“制度性叙事”逻辑,不仅要讲清楚“我们做了什么”,更要讲明白“我们为什么这样做”以及“这套制度如何回应全球关切”。他指出,清晰的制度逻辑表达和全球适配力的建构,是海南在去全球化、阵营化背景下成为“非对抗型经济节点”的关键。 在策略优化层面,毕教授为海口涉外干部提出了具体的行动建议。他提出传播工作应从“被动”到“主动”再到“超主动”转型升级,构建复合式KPI体系,将对国际规则及其运行方式的边际改变纳入国际传播效果评估范畴。他强调,传播不是附属工程,而是战略前置,应追求“认知资产”的长期积累,舆论治理的底层逻辑不是“防火”,而是“植树”——优化公共信任、知识系统、媒介素养与理性讨论空间。 毕教授特别指出,用人即传播,人才鉴别是当今官员的一项基本政治素养。 他建议政府“赋权专业人才”,构建“官员+专家+意见领袖”三位一体的协同机制。 在讲座最后,毕研韬教授结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忧患意识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类发展报告》中人类安全与发展相互关联的观点,就海南自贸港面临的潜在风险进行剖析。他提出,“过度防范是最大危机之一”,并以“乌罗波洛斯效应”(Ouroboros Effect)警示——系统在自我防御或维稳过程中,可能因过于封闭与过度反应而引发反噬。这一分析为与会者提供了深刻的反思视角。 在场参训干部对讲座反响热烈,表示讲座内容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指导价值,为海口市涉外干部在新形势下提升国际传播能力、讲好海口故事提供了系统性框架和行动路径。

亚洲传播学

海外中国异议叙事如何影响国家形象认知

海外中国异议叙事凭借其“内部来源”与高冲突表达特征,往往对中国国家形象产生超比例的认知塑形作用。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14日发布 一、问题的结构:从个体叙事到国家形象 在国际传播中,国家形象并不是一个整体事实的直接投影,而是一个被不断筛选、编码与放大的认知结构。对于中国而言,海外异议叙事只是这一结构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它往往具有较高的可见性与传播密度,从而在特定语境下产生超比例影响。 所谓“海外中国异议叙事”,通常指在境外公共空间中,由具有中国背景的个体或群体所生产的、对中国政治与社会持批评或否定立场的表达。这些叙事进入国际传播系统后,并不会以“来源权重平均分布”的方式被吸收,而是依据传播机制进行再加权。因此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是否存在异议叙事”,而在于其如何被结构性放大,并参与重塑外部认知。 二、传播机制:为何少数声音具有高可见性 在现代国际传播体系中,异议叙事往往具有天然的传播优势,这种优势来自多个相互叠加的机制。 首先是“内部证词效应”。来自中国内部或具有中国身份背景的批评声音,在外部受众那里通常被赋予更高可信度。其逻辑类似于信息学中的“来源可信度加权”,即内部来源被视为更具真实性证据。 其次是媒体选择机制。国际媒体在报道中国议题时,更倾向选择具有冲突性、人物化和情绪张力的素材。系统性的结构信息(例如宏观数据、日常社会运行状态)传播成本较高,而个体化冲突叙事更容易形成新闻价值。 再次是平台传播机制。在算法驱动的信息分发环境中,高情绪强度内容往往获得更高曝光率。这使得具有强烈立场表达的异议叙事在传播链条中获得额外放大。 这些机制叠加后,形成一种结构性结果:少数高表达强度的叙事,占据了远超其数量比例的可见空间。 三、认知后果:国家形象的“加权偏移” 当异议叙事进入国际传播循环,其对国家形象的影响并非线性,而是加权性的。 第一,它强化“内部否定性证词”的解释权重。外部受众往往将“来自内部的批评”视为更高等级信息来源,从而对其他类型信息产生相对折扣。 第二,它压缩认知多样性。在高密度传播环境中,外部受众接触到的中国相关信息结构可能发生偏移,即冲突性内容占比上升,而日常性、建设性或中性内容被边缘化。 第三,它形成“代表性错觉”。部分受众可能在无意中将高可见异议声音误认为“更广泛中国社会的真实代表”,从而对整体国家形象形成结构性误判。 这种现象并不只发生在中国议题上,而是国际舆论中普遍存在的“可见性替代代表性”问题。 四、叙事竞争:多源信息体系中的权重博弈 中国国家形象在国际传播中并非仅由异议叙事构成,而是由多重信息源共同塑造,包括官方信息、商业数据、学术研究、媒体报道以及普通个体经验。 然而,这些信息源在传播结构中的权重并不均等。异议叙事之所以突出,在于其同时具备三个特征:高冲突性、高人格化、高传播适配性。 相比之下,结构性叙事(例如经济发展、社会治理或长期趋势)在传播上往往缺乏即时情绪驱动,需要更高解释成本。 因此,国家形象在国际舆论中的形成,呈现出一种非对称结构:高强度叙事主导可见性,而低强度结构性事实支撑背景认知。...

亚洲

中国地方国际传播中心(ICC)的扩张与挑战

中国国际传播体系正在从中央向地方全面延伸,而真正决定其效果的,或许已不只是平台与流量,而是能否完成从“内部宣传逻辑”向“国际受众逻辑”的转换。 作者:毕研韬   2026年5月13日 最近几年,中国地方国际传播中心(ICC)一直在快速扩张。从省级国际传播中心,到地市级平台,再到部分县域试点,国际传播正在迅速向地方延伸。越来越多地方政府开始建设海外社交媒体矩阵、外语内容平台、国际传播工作室、城市国际品牌,“讲好地方故事”成为不少地区的重要工作方向。 这一趋势,引起海外研究机构持续关注。其中,境外独立研究平台China Media Project(CMP)近年来围绕中国ICC建设发布了多篇研究与分析文章。值得注意的是,CMP并不是将ICC简单视为地方媒体建设,而是将其置于中国国家传播体系重构、全球信息影响力竞争以及国际传播环境变化的大背景下观察。在其研究视角中,中国国际传播正在从传统中央媒体主导模式,逐步形成一种覆盖地方政府、高校、国企、文旅系统与产业平台的“全域传播网络”。 不过,相较于外部研究机构对制度结构与国家传播战略的关注,中国ICC当前面临的很多现实问题,其实根植于内部组织逻辑之中。换句话说,中国ICC的挑战,未必是“传播规模不足”,而是国际传播逻辑与现有宣传逻辑之间存在突出的适配问题。 国际传播体系正在向地方延伸 中国国际传播长期具有鲜明的组织化特征。从传统外宣体系,到中央重点媒体,再到后来的“大外宣”框架,中国国际传播一直以国家主导、体系化运行的方式展开。China Daily、CGTN、新华社等机构长期承担国家层面的国际传播任务。 当前ICC建设的真正变化,并不在于组织化本身,而在于国际传播体系开始明显向地方与基层延伸。CMP对此尤为关注。在其研究中,ICC不仅被视为地方媒体平台,更被视为中国国家传播体系向基层延伸的重要节点。也就是说,中国国际传播正在从“中央媒体主导”,逐渐形成一种“中央统筹、地方参与、多主体协同”的传播结构。 这种变化,与全球传播环境变化密切相关。在社交媒体时代,一个国家的国际形象,不再完全由中央媒体塑造。城市、地方文化、企业、文旅品牌乃至普通个体,都可能成为国际认知的重要来源。因此,中国推动地方国际传播,具有一定现实逻辑。问题在于,国际传播体系的扩展,并不必然自动转化为国际传播能力。 CMP观察到的几个突出问题 在持续追踪ICC建设过程中,CMP识别出几个较为突出的现象。 首先,是内容同质化问题。 CMP认为,许多地方ICC虽然强调“讲好地方故事”,但实际内容却存在较强模板化倾向。例如相似的城市宣传片结构、相近的短视频表达方式、类似的“文化+科技+开放”叙事框架、高度一致的城市国际化语言。 理论上,地方国际传播应当具有明显差异性,因为不同地区拥有不同文化资源、产业结构与社会经验,但现实中,“地方化”并未完全转化为“表达多样化”。 其次,是国际传播专业能力建设问题。 CMP多次提到,不少地方ICC虽然平台建设速度较快,但国际传播人才储备仍相对有限,尤其缺乏熟悉海外平台传播规律、国际受众心理与跨文化传播机制的专业团队。 对于许多地方而言,国际传播仍属于一个相对新的领域。从国际受众研究到全球平台运营,再到跨文化叙事能力建设,都还处于积累阶段。 第三,是传播效果与资源投入之间的落差问题。 CMP注意到,一些地方ICC在机构建设、平台搭建与内容生产方面投入较大资源,但海外传播影响力并未同步增长。例如,一些海外账号虽然更新频繁,但互动率、用户黏性与国际议题塑造能力仍然有限。...

传播学

毕研韬团队战略传播作品目录

(以发表时间为序;2026年5月9日更新) 一、专著及图书章节 1.毕研韬、王金岭.战略传播纲要.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9月。 2.毕研韬.战略传播.载毕研韬主编《品牌之道》.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11月,第336-343页。 二、期刊论文 1.毕研韬.战略传播中媒体的尴尬角色.《青年记者》,2010(11):69. 2.毕研韬、王金岭.战略传播初探.《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5):160-162. 3.毕研韬.中国企业海外形象塑造:战略传播视角.《科技智囊》,2011(10)32-38. 4.毕研韬.战略传播中的媒体运用.《新闻战线》,2013(10):77-79. 5.毕研韬、殷娟娟.新媒体、战略传播与边疆治理.《宜春学院学报》,2014(5):64-67. 6.毕研韬.以战略传播统摄我国反恐大业.China Media Report Overseas(中国传媒海外报告),2015,11(1):56-60. 7.毕研韬、林信焰.战略传播视角下的“一带一路”.《公共外交季刊》,2016(春季):73-79. 8.林信焰、毕研韬.战略传播概念演化研究.《琼州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3):104-108. 9.毕研韬.战略传播理论与实践探析.《战略研究》,2016(3):15-21. 10.毕研韬.厘清战略传播十个基本问题.《青年记者》2017(4):48-49. 11.毕研韬.从战略传播看我国海外利益保护.《公共外交季刊》,2020(6):56-63+124-125. 12.毕研韬.战略传播和跨文明对话: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传播的关键维度.《新传播》,2021(6): 35-37、41. 13.毕研韬.战略传播:溯源、发展及其启示.《对外传播》,2022(6):26-29. 三、报纸文章...

传播学

信息不再只是信息:国际传播正加速“安全化”

为什么同一条信息,在不同国家会被当作“威胁”?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5日发布 在过去较长一段时间里,国际传播通常被理解为信息交流、文化互动与国家形象塑造的过程,其核心逻辑是“开放”与“沟通”。然而近十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将跨境信息流动视为潜在风险甚至是信息武器,并通过制度手段加以应对。这一现象,笔者称为“国际传播安全化”。 需要首先澄清的是,安全化并不等同于“信息管控”,也不意味着所有传播活动都被视为威胁。更准确地说,它是一种在特定条件下,将“传播问题”转化为“安全问题”的过程。这一概念最早与哥本哈根学派相关,但在数字时代,其内涵已明显扩展。 一、什么是“国际传播安全化”? 可以将其理解为一个三阶段过程: 第一步是风险界定。某些跨境传播行为(如信息发布、内容分发、舆论引导)被描述为可能带来政治、社会或认知层面的风险,例如“虚假信息”“外部干预”等。 第二步是认知扩散。这些风险叙事通过媒体、专家或平台传播,逐渐被公众或决策层接受,形成一定程度的共识。 第三步是制度化。国家或相关机构通过法律、政策或平台规则,将这些风险纳入长期治理框架,例如加强内容监管、要求平台承担责任等。 这三个环节并非线性展开,而是相互强化。一旦进入制度层面,安全化往往具有持续性和路径依赖。 二、为什么会出现安全化? 国际传播安全化并非凭空产生,而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 首先是技术环境的变化。社交媒体、算法推荐与生成式人工智能大幅降低了信息生产与传播门槛,也增加了信息失真、操控与扩散的不确定性。在这种背景下,信息不再只是“表达”,而可能成为“影响工具”。 其次是国际关系结构的变化。在大国竞争加剧的情境中,信息被纳入更广泛的战略工具箱,传播活动更容易被解读为“意图性行为”,从而进入安全视野。 再次是社会认知结构的变化。当公众对信息真实性的信任下降时,更容易接受“风险叙事”,这为安全化提供了认知基础。 因此,安全化既有客观条件,也有主观建构。它不是“无中生有”,而是对现实风险的选择性放大与制度化回应。 三、谁在界定“风险”? 风险并不是自动显现的,而是被不同主体不断界定和重塑。 国家与政府机构通常拥有最终裁定权,它们可以通过法律和政策将某一问题正式纳入安全范畴。但在此之前,媒体、智库与专家往往首先提出问题框架,影响公众理解。与此同时,数字平台在内容分发与审核中的角色,使其在事实上参与了“风险界定”。 例如,Meta Platforms或Google通过内容标注、账号限制与算法调整,影响哪些信息被放大、哪些被边缘化。它们未必直接“定义风险”,但会改变风险的可见性与传播路径。 因此,国际传播安全化并非单一权力行为,而是一种多主体互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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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

中国地方国际传播中心(ICC)的扩张与挑战

中国国际传播体系正在从中央向地方全面延伸,而真正决定其效果的,或许已不只是平台与流量,而是能否完成从“内部宣传逻辑”向“国际受众逻辑”的转换。 作者:毕研韬   2026年5月13日 最近几年,中国地方国际传播中心(ICC)一直在快速扩张。从省级国际传播中心,到地市级平台,再到部分县域试点,国际传播正在迅速向地方延伸。越来越多地方政府开始建设海外社交媒体矩阵、外语内容平台、国际传播工作室、城市国际品牌,“讲好地方故事”成为不少地区的重要工作方向。 这一趋势,引起海外研究机构持续关注。其中,境外独立研究平台China Media Project(CMP)近年来围绕中国ICC建设发布了多篇研究与分析文章。值得注意的是,CMP并不是将ICC简单视为地方媒体建设,而是将其置于中国国家传播体系重构、全球信息影响力竞争以及国际传播环境变化的大背景下观察。在其研究视角中,中国国际传播正在从传统中央媒体主导模式,逐步形成一种覆盖地方政府、高校、国企、文旅系统与产业平台的“全域传播网络”。 不过,相较于外部研究机构对制度结构与国家传播战略的关注,中国ICC当前面临的很多现实问题,其实根植于内部组织逻辑之中。换句话说,中国ICC的挑战,未必是“传播规模不足”,而是国际传播逻辑与现有宣传逻辑之间存在突出的适配问题。 国际传播体系正在向地方延伸 中国国际传播长期具有鲜明的组织化特征。从传统外宣体系,到中央重点媒体,再到后来的“大外宣”框架,中国国际传播一直以国家主导、体系化运行的方式展开。China Daily、CGTN、新华社等机构长期承担国家层面的国际传播任务。 当前ICC建设的真正变化,并不在于组织化本身,而在于国际传播体系开始明显向地方与基层延伸。CMP对此尤为关注。在其研究中,ICC不仅被视为地方媒体平台,更被视为中国国家传播体系向基层延伸的重要节点。也就是说,中国国际传播正在从“中央媒体主导”,逐渐形成一种“中央统筹、地方参与、多主体协同”的传播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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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已建成9所“新型研究型大学”

文/《无界传播》信息中心 根据2025年10月19日第一届新型研究型大学建设发展圆桌论坛上的讨论,9所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名单及办学特色如下: 1. 福耀科技大学:由曹德旺创办,位于福州,定位为高起点、小而精、研究型、国际化的新型研究型大学,着重开展基础性、前沿科学技术研究,聚焦于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如先进制造、新材料等领域。 2. 南方科技大学:位于深圳,是公办新型研究型大学,借鉴世界一流理工科大学的学科设置和办学模式,以理、工、医为主,兼具商科和特色人文社科,采用“631”招生录取模式,即高考成绩占60%、学校组织的能力测试成绩占30%、高中学业成绩占10%。 3. 上海科技大学:由上海市人民政府与中国科学院共同举办,本科生培养遵循“宽口径、厚基础、小规模、国际化”原则,突出通识教育、专业教育、创新创业教育,研究生培养注重结合重大科学设施、项目和重点产业。 4. 西湖大学:位于杭州,是一所社会力量举办、国家重点支持的新型研究型大学,以高起点、小而精、研究型、国际化为办学定位,聚焦基础研究,师资力量雄厚,吸引了众多国际顶尖人才,致力于培养未来的学术领军人物。 5. 深圳理工大学:依托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以“产教融合、科教融汇办大学,学科交叉建专业、三院一体育人才”为办学特色,聚焦“新工科”“新医科”,构建面向国家战略发展需求的学科专业体系,为每名本科生配备高水平的学业导师、生涯导师和产业导师。 6. 康复大学:位于青岛,由山东省人民政府主办,以“康复+”为引领,构建医学、理学、工学为主体,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大康复学科专业体系,致力于培养具有先进康复理念和自主创新精神,能够引领康复事业发展的复合型拔尖创新人才。 7. 大湾区大学:位于东莞,是广东省属公办大学,定位为理工科、小而精、高水平的新型研究型大学,立足粤港澳大湾区科创枢纽,实施“双轮驱动”战略,松山湖校区依托大科学装置开展前沿研究,滨海湾校区联动龙头企业,推动成果转化。 8. 宁波东方理工大学:由社会力量举办、国家重点支持、省市共同建设,具有高起点、小而精、研究型、国际化的特点,实施3年体育必修课,要求学生全员加入体育俱乐部,在重大科研平台申报中形成“行政+学术”联合攻关机制。 9. 深圳技术大学:该校以培养高层次应用技术型人才为目标,紧密对接产业需求,注重实践教学和产教融合,与企业建立了广泛的合作关系,致力于为深圳及周边地区的产业发展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和技术支持。 据了解,中国正在筹建更多新型研究型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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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社会如何看待香港的政治生态?

围绕香港政治生态的国际认知,近年来呈现出明显的分化趋势。这种分化并非简单的信息差异,而是不同制度背景、价值体系与战略利益交织作用的结果。若仅从单一叙事出发,往往难以把握其整体面貌。更为有效的分析路径,是将其置于多重观察框架之中,考察不同国际行为体如何理解同一现实。 一、制度评价:从“高度自治”到“治理重构”的分歧 在部分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与英国的政策与舆论体系中,香港政治生态的变化,通常被界定为“制度收缩”或“治理模式转型”。关键节点被普遍指向香港国安法的实施,以及随后的选举制度调整。这一叙事强调政治参与空间、媒体环境及反对派活动范围的变化,并将其纳入对华政策评估体系之中。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中国官方及部分发展中国家更倾向于“治理重构”的解释路径。在这一框架下,2019年香港修例风波被视为制度漏洞集中暴露的结果,后续改革则被理解为恢复秩序、强化治理能力的必要举措。 两种叙事的差异,实质上反映的是“自由优先”与“稳定优先”两种政治逻辑的张力。 二、政策工具化:香港议题的外溢与嵌入 值得注意的是,香港问题在部分国家已从观察对象转变为政策工具。例如,美国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及香港自治法,将香港的政治与法治状况制度化纳入对华政策框架。这意味着,对香港政治生态的评价,不再只是学术或舆论判断,而是直接影响外交与经济政策的变量。 在这一过程中,香港逐渐被嵌入更大的地缘政治叙事之中,其“地方性问题”的属性被削弱,“国际议题”的属性则显著增强。这种外溢效应,使得对香港的认知更易受到战略竞争逻辑的塑形,而非单纯基于本地现实。 三、功能主义视角:金融中心地位的相对稳定 与政治评价的分化相比,跨国企业与国际金融机构的判断更趋务实。它们更关注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核心功能是否发生实质性变化。从现有公开信息看,香港在资本市场、离岸人民币业务及区域融资平台方面,仍保持较强竞争力。 不过,这种“功能性认可”并不意味着完全无忧。一些市场主体对政策透明度、法律环境可预期性以及国际人才流动的变化保持持续观察。这种态度可以概括为:在操作层面维持信任,但在预期层面趋于审慎。 四、知识生产与媒体叙事:认知框架的差异化建构...

亚洲

未来五年,中国的国际贸易环境将如何变化?

未来五年,中国所处的国际贸易环境,将呈现“结构性重组深化、制度摩擦常态化、区域整合加速化”的总体特征。判断这一趋势,不能仅凭短期数据波动,而应从全球规则体系、地缘政治约束、产业链重构和技术变迁四个维度综合分析。 文/毕研韬 一、全球贸易体系进入“低速稳定”阶段 以WTO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系仍在运转,但争端解决机制功能受限,规则更新滞后。全球贸易增长率已明显低于2001-2015年的高增长阶段。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近年来的预测,中期全球贸易增速大概率维持在温和区间,不会出现系统性崩塌,但也难以恢复高速扩张。 这意味着,中国未来面对的不是“全面脱钩”的世界,而是一个增速放缓、规则更复杂、合规要求更高的贸易体系。贸易本身仍是各国经济的基本支撑,但政治安全因素的权重上升。 二、中美经贸关系将长期处于“管控竞争”状态 中美关系仍是决定中国外贸环境的关键变量。过去几年,美国对半导体、先进制造设备和部分高技术产品实施出口管制与投资审查,这种制度化趋势短期内难以逆转。即便双边对话恢复,高科技领域的限制也不太可能全面松动。 未来五年,中美贸易不会完全脱钩,但结构将持续分层:消费品、农产品和部分中低端制造品仍保持规模往来;高端芯片、关键软件、核心装备等领域将维持较高壁垒。贸易规模可能波动,但真正的变化在于技术边界的制度化划分。这将抬高中国企业的技术替代成本,也倒逼自主创新能力提升。 三、中欧关系呈现“合作与审查并行” 欧盟在“去风险”(de-risking)框架下,加强对关键行业的外资审查和产业保护,同时并未放弃与中国的经贸合作。中国仍是欧盟重要贸易伙伴,欧洲市场对中国新能源、消费电子和机械设备存在稳定需求。 未来五年,中欧贸易总体规模可能保持,但摩擦形式将更加制度化。例如反补贴调查、碳边境调节机制、数据合规审查等工具使用频率可能提高。摩擦将成为常态,但全面对抗概率较低。欧洲内部也存在产业保护与市场需求之间的现实张力。 四、区域化趋势将继续强化...

传播学

制造情绪是国际传播的关键:原因与方法

情绪是影响判断和选择的重要力量,所以国际传播还要争夺“情绪塑造权”。 作者:毕研韬 发布:2026年8月29日 过去谈国际传播,人们首先想到的是信息。 国家需要通过信息输出展示发展成就、阐释重大事件、回应国际舆论、增进国际社会对自身的理解。因此,国际传播长期以来有一条比较典型的逻辑:提供信息→改变认知→影响态度→促进行动。 但近年来一批新的研究开始提醒我们:这条链条可能还缺少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情绪。 一个人并不是在完成所有信息处理之后才产生情绪。很多时候,情绪本身就在影响他注意什么、相信什么、如何解释信息,以及最终采取什么行动。 对于国际传播而言,这意味着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传播者争夺的可能不只是受众的认知,也包括受众面对一个国家、一种观点或一个国际事件时的情绪。 这也是为什么“情感战略传播”(Affective Strategic Communication)正在成为国际传播研究的新方向。 一、最新研究正在告诉我们什么?...

传播学

在低信任环境中,国际传播的三条突围路径

国际传播正在进入一个越来越明显的“低信任时代”。 作者:毕研韬  发布:2026年8月27日 公众不一定相信政府;A政府不一定相信B政府;不同国家的媒体不一定相信彼此;不同社会群体甚至对事实本身的认定都可能存在分歧。在这样的环境中,传统国际传播所依赖的一个基本逻辑——“先建立信任,再实现传播效果”——正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 2026年5月,荷兰鹿特丹伊拉斯姆斯大学(Erasmus University Rotterdam)助理教授Aviv Barnoy在《Communication Theory》发表论文Trustless Strategic Communication: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