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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校共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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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党政机关应审慎与高校共建专业机构

政校共建机构,初衷是借助高校专业力量提升治理能力,但现实中,机构的行政负责人未必就是最适合的专业领军人才,机构建起来了,真正优秀的专业人才却可能被排除在外。 作者:毕研韬  发布:2026年8月20日 首先声明,本文主要讨论党政机关与高校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共建学院、研究院(中心)等机构的问题。至于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等领域,笔者并不熟悉,因此不敢妄加评论。 近年来,党政机关与高校共建学院、研究院(中心)已蔚然成风。合作初衷值得肯定:党政机关希望依托高校专业资源提升治理实力,高校期待借助党政扶持转化科研成果,进而推动学科发展。 但有三个问题值得反思:党政机关了解今日之高校吗?政校共建是党政机关对接高校资源的最优方式吗?共建机构真能帮助提升职能部门的专业素养与治理效能吗?对此不能想当然地给出肯定答案。 一、共建逻辑:传统路径与跟风惯性 共建机构大致源于两个考量:历史传统的延续与跟风效仿的倾向。 长期以来,高校被视作高层次人才、知识与智力资源的重要集聚地。党政机关处理专业性事务时,寻求高校协作本具内在合理性。但当下,这种合作逻辑正在被简单化处理。看到其他地区、其他部门与高校共建机构,便跟风设立,仿佛“不共建,工作就落后了”。 然而广为流行的未必都是好的,新冠肺炎疫情曾风靡全球,但世人都谈之色变。 党政机关在筹划与高校共建机构时,首要应厘清三个核心问题:开展共建是否确属必要?不共建机构,能否实现同等工作目标?共建之后,究竟能够新增哪些履职能力? 倘若上述问题没有清晰答案,仅仅效仿外界做法就挂牌成立学院、研究院或研究中心,最终很可能只是新增一块机构牌子,而并未真正提升治理能力。 二、高校资源不能简单等同于专业能力 过去,人们普遍将高校视作高层次人才与专业知识的汇集地,这一判断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具备现实基础。 但如今高校内部已经出现高度分化。校际之间办学水平差距显著,同一高校内部,不同学院、不同团队、不同学科同样参差不齐。尤其是新兴领域、交叉学科以及政策关联性较强的研究方向,兼具现实问题意识、长期学术积淀与实践研判能力的研究人才犹如凤毛麟角。 由此可见,当下不能认为:对接一所高校,就等同于获得了相应专业能力;找到学院负责人,就找到了该领域顶尖专家;挂牌成立研究院,就自动形成了专业支撑能力。现实当中,这三组推论均未必成立。 更重要的是,高校官员与专业领军人才不能混为一谈。在现行高校管理体制下,校领导、院长等行政职务经由组织程序任命。能够担任这类管理职务,说明其具备相应行政管理素养与任职条件,但并不代表其就是特定研究领域专业水平最高的人才,更不意味着其天然适合牵头新建共建机构。行政管理岗位与学术专业水平,本就是两套评价体系。 三、核心风险:行政选人与专业需求发生错位 党政机关与高校共建机构,首先需要确定牵头负责人。在实际操作中,负责人往往优先从高校现有行政体系中遴选,多为校领导、院长等官员。 这种方式便于行政管理协调,却潜藏一个根本性隐患:被选定的负责人,是否是该领域最专业的领军人? 高校内部专业能力最突出的学者,未必担任行政职务;具备现实问题意识、研究功底与实践经验的研究者,不一定身居院长岗位;即便是一所学校最优秀的专家,也有可能并不隶属于承接共建任务的学院。 于是容易出现一种尴尬局面:党政机关本意是借力高校的优质专业资源破解现实难题,最终却依托高校行政体系确定机构负责人,再由负责人去整合调配自己中意的研究力量。 这就把本应属于专业能力遴选的事项,异化为行政组织遴选。结果便是:机构牌子立起来了,配套经费落实了,但真正顶尖的专业人才却很可能被排除在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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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

为什么中国的大学文科教育被轻视?

文/ChatGPT 中国大学的文科教育长期存在一个悖论:学生数量仍然可观,但在社会认同、资源配置和政策倾斜上却相对处于弱势。理解这一现象,需要从经济、政治、文化三个维度进行系统分析,同时关注不同群体对文科教育的态度和行为逻辑。 一、经济逻辑:市场导向、资源偏倚与经费短缺 在经济结构和产业需求的双重作用下,社会和高校管理层普遍将教育与经济回报直接挂钩。理工科专业能够快速对接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和就业市场,因此受到政策、经费和社会关注的优先支持。 相比之下,文科教育的贡献不易量化,其产出主要表现为批判性思维、社会洞察力、文化理解与伦理判断。这种长周期、间接性的价值难以被短期经济指标衡量,导致文科院系在招生计划、科研经费和职称评定等方面处于劣势。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文科课题的科研经费普遍较少。这不仅限制了文科教师开展大型调研、跨学科合作和国际交流的能力,也直接影响科研产出和学术影响力。在绩效考核与排名体系中,科研经费和产出是重要指标,资金不足使文科教师在考核中处于劣势,从而形成“经费—产出—考核”的负循环。 二、政治逻辑:思想的敏感性与制度控制 文科教育的核心在于反思社会、质疑权力、分析价值,而这些能力恰恰触及政治权力最敏感的领域。中国高校的文科院系在意识形态和社会责任的双重框架下,往往被要求在学术探索与政治安全之间找到平衡。 这种政治环境产生了双重影响:文科被承认“重要”,承担社会文化、思想引导的功能;文科又被要求“安全”,批判性与独立性受到制度约束。结果是,文科教育在制度上被定位为“必要但受控”,其批判精神和社会反思功能难以充分发挥,社会对文科价值的认知也随之下降。 三、文化逻辑:功利社会与认知偏好 在高度竞争的社会环境下,人们倾向选择确定性和可量化的路径。理工科代表就业确定性与市场收益,而文科更多关注价值、伦理与公共事务,具有天然的不确定性。 同时,公共讨论空间的有限,使文科教育的社会影响力难以显现。文化心理与社会舆论形成一种反馈循环:文科越被边缘化,社会越难意识到其潜在价值;社会越忽视文科,文科教育自身就越倾向技术化和指标化,进一步弱化了批判性和思辨性。...

亚洲传播学

敦煌外籍主播事件:对各省国际传播中心的警示

近日,敦煌市融媒体中心拟聘用美籍主播古爱华(Edward Kuperman)事件引发舆论热议。表面上这是地方媒体的人员聘用争议,但随着境外媒体报道和国内舆论讨论深入,其影响已超越地方层面,成为观察地方国际传播建设和开放治理能力的案例。 新加坡《联合早报》7月25日报道称,古爱华“遭中国网民网暴”,并提及部分网民提出“反华”“间谍”质疑;台湾“中央社”7月28日报道称,部分网民质疑古爱华背景,并批评官方传播阵地“竟用公款资助具反华背景的人士”;香港英文媒体《The Standard》报道称,一些网民指控古爱华为外国间谍;香港《明报》文章说,“部分网民质疑他‘反华’,是美国向中国渗透的‘间谍’”。 据报道,古爱华已经放弃聘任资格。目前,敦煌市委宣传部已成立调查组。 从事件影响看,此事已经不宜仅作为地方招聘事件处理。由于涉及地方国际传播实践、公共资源使用、国际舆论环境、国家安全风险、中国对外开放形象,建议从更高层级开展调查评估,总结经验教训。 一、地方国际传播中心进入快速发展期 近年来,各地纷纷建设地方国际传播中心,探索通过城市形象传播、文化交流、旅游传播和融媒体平台向国际社会讲述地方故事。这一趋势具有积极意义。 但是,地方国际传播中心的大规模建设,也带来了新的治理挑战。 一些地方在快速推进过程中,存在建设速度快于制度建设、传播需求快于专业能力提升的问题。 如果缺乏系统设计,就容易出现“重形式、轻机制”“重传播、轻治理”的问题。 二、敦煌事件提醒:国际传播建设需要制度先行...

亚洲北美

中美对俄乌战争的态度:共同点与分歧点

文/唐摩崖 自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中美两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言行一直引发关注。作为当今最具影响力的两个大国,两国对战争的看法和立场既有部分交集,也存在深层分歧。这些差异不仅反映了各自的战略利益、价值理念与全球角色定位,更折射出当前世界秩序所面临的结构性张力。 一、表层立场的交集:避免失控,强调稳定 尽管中美在俄乌战争中的具体表态不同,但在某些宏观原则上,两国存在一定共识。 共同强调主权原则。美国以“捍卫乌克兰主权”为基本立场,强调国际秩序不可因武力改变国界。中国虽然拒绝谴责俄罗斯,却同样在多个场合重申“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并将此作为政治解决冲突的前提。 反对战争升级尤其是核风险。两国均明确反对在乌克兰战场上动用核武器。中国多次重申“核战争打不得”,美国也一再警告俄罗斯不得动用核武。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美在维护战略稳定方面的底线共识。 避免直接卷入军事冲突。尽管美国对乌克兰提供了大量军事援助,中国则与俄罗斯保持高层互动并加强经贸联系,但双方均未跨越军事介入的红线。这反映出双方都试图控制战争外溢,避免被动卷入大国冲突的漩涡。 二、核心分歧:战争性质与责任认知不同 中美的根本分歧,集中体现在对战争性质的认定、责任归属的判断,以及对俄罗斯角色的理解上。 对战争的定性南辕北辙。美国将俄乌战争视为侵略行为,是对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挑战,并借此塑造“民主对抗威权”的意识形态框架。中国则更强调冲突的地缘背景与历史根源,认为北约东扩不可忽视,主张“劝和促谈”而非对抗升级。 对俄罗斯的角色定位截然不同。在美国战略认知中,俄罗斯是当前世界秩序的破坏者,是应被孤立和削弱的对象。中国则将俄罗斯视为多极世界的重要一极,是维护全球战略平衡的重要伙伴。这种差异导致中方即使不支持战争本身,也始终保持对俄关系的政治稳定性。 在全球舆论场的博弈方式不同。美国主导西方叙事体系,通过媒体、联盟体系强化对俄罗斯的道义谴责,同时将中国与俄罗斯“捆绑化”处理,指责中国“间接援助俄罗斯”。中国则在全球南方国家中塑造“中立调解者”形象,强调自身并未提供武器援助,反而努力推动政治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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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研韬出席“中国(海南)-东盟2026智库论坛”专题研讨会

2026年9月17日上午,中国(海南)-东盟2026智库论坛的重要活动之一——向海图强的形势与路径专题研讨会在海口举行。 作者:唐摩崖 发布时间:2026年9月17日 50位优秀论文作者应邀参加研讨会,其中20位作者围绕蓝色经济合作、海洋新质生产力培育、制度型开放等作交流发言。 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毕研韬教授出席研讨会,并就中国-东盟经济合作的潜在风险与对策做了专题汇报,受到与会者认可与好评。这项研究是由毕教授与海南科技职业大学设计学院唐玥宸博士共同完成的。 本次论坛由海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海南省社会科学院)、中国南海研究院、华阳海洋研究中心联合主办。据悉,中国(海南)-东盟智库论坛已连续举办十届。

传播学

中国国际传播的六个误区

中国的国际传播在近年来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依然存在一些误区,影响了其在全球范围内的形象塑造和影响力的扩展。以下是一些常见的误区: 1. 过度依赖“喉舌”模式 中国的国际传播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传统的“喉舌”传播模式,即通过官方媒体直接发布国家立场和声音,强调话语权控制。然而,这种模式在全球化信息时代过于单向和官方,缺乏互动性和透明度。现代国际传播需要与全球公众的双向交流和对话,而非单纯的宣讲。 2. 缺乏多样化的声音 中国国际传播以官方视角为主,依赖少数几家大型国有媒体,缺乏足够的民间声音和多元化表达。这使得外界对中国的理解停留在表面,难以全面感知中国社会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况且,中国国有媒体平台的传播力有限。与西方相比,中国的传播渠道过于集中,缺乏跨文化合作和多样化传播网络。 3. 文化输出不足 尽管中国文化有着深厚的底蕴,但在国际传播中,中国文化的输出往往过于注重政治宣传和经济成就,而忽视了文化本身的魅力和影响力。文化传播不仅是“硬实力”的展示,也需要通过音乐、电影、文学等多样化形式来触及人们的心灵,使外界能够从更丰富的层面理解中国。 4. 低估受众的文化差异...

传播学

从认知作战到机器认知:国际竞争的新战场正在形成

过去十余年,“认知作战”逐渐成为国际政治中的高频词汇。 文/毕研韬  2026年6月3日发布 从社交媒体上的信息操纵,到针对特定群体的舆论引导,再到围绕重大国际事件展开的叙事竞争,各国越来越认识到:影响一个人的认知,有时比摧毁一件武器更具战略价值。 然而,随着人工智能特别是大语言模型的快速发展,一个新的变化正在出现:国际竞争的对象正在从人类认知扩展到机器认知。 这意味着,一场新的竞争正在形成。 一、AI正在成为新的认知基础设施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将人工智能视为一种工具,但事实上,人工智能正在逐渐演变为一种基础设施。 过去,人们通过报纸、广播、电视和互联网获取信息;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通过AI获取知识、理解事件和形成判断。 更重要的是,AI的影响对象不仅是普通公众。 在政府部门、企业、媒体、智库、金融机构和军事系统中,人工智能已经广泛参与信息搜集、数据分析、风险评估和辅助决策。 换句话说,AI正在成为连接信息与决策的重要中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