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
台湾议题外溢：部分国家将其纳入自身利益结构
作者：毕研韬 时间：2026年6月5日 近年来，台湾议题的国际属性正在发生一种值得警惕的结构性变化：其影响范围不再主要局限于传统的西太平洋地缘空间，而是逐渐外溢至更广泛的印太乃至跨大西洋体系。一些原本与台湾距离较远的国家，包括部分欧洲国家，也开始在政策表述、安全评估甚至实际行动中，将台湾议题纳入自身利益与风险结构之中。这一变化并非单一事件驱动，而更接近一种持续累积的机制性转型。 一、从区域议题到跨区域议题 在较长时间内，台湾问题主要被理解为东亚安全结构中的核心变量，其分析框架集中于中美关系与西太平洋军事平衡。然而，随着全球供应链高度一体化，以及海上通道安全化上升，台湾议题的外部性开始显著增强。 这种外部性首先体现在经济层面。半导体产业链的全球分布，使台湾在高端制造环节中具有关键节点地位。由此带来的不是单一节点的产业依赖，而是跨区域产业系统的结构性关联。一旦相关链条出现扰动，其影响将跨越地理界限，直接传导至欧洲、日本及其他高度工业化经济体。 其次，海上通道与能源运输体系的安全问题，使台湾周边海域的稳定性开始被纳入更广泛的全球安全计算之中。台湾议题不再仅仅是“区域冲突风险”，而逐渐呈现为“全球系统稳定变量”。 二、利益结构的重新配置 在这一背景下，一些国家开始调整其对台湾议题的政策定位。从传统的“关注”或“表态”，逐步转向更具结构性的“利益嵌入”。 所谓利益嵌入，并非指直接介入冲突，而是指将台湾相关风险与本国关键利益领域进行制度化关联，包括安全战略评估、供应链韧性设计以及联盟协作机制等。 日本在安全政策中的变化较为典型。围绕西南诸岛安全与海上通道保障，其战略文件中对台海稳定的关注程度显著上升，并将其纳入国家安全整体评估框架之中。澳大利亚则更多从印太秩序与海上规则体系的角度，将台海稳定视为区域战略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此同时，部分欧洲国家开始以“印太战略”或“全球供应链安全”为入口，将台湾议题纳入其对外政策讨论与行动之中。这种纳入体现为风险评估、技术依赖、经济安全政策结构性调整，甚至直接军事参与。 三、从“外部议题”到“结构变量” 这一趋势的关键不在于立场变化，而在于议题属性的转化。台湾议题正在从一个相对外部化的地缘政治问题，转变为一个嵌入多国政策体系内部的结构变量。 这种转化可以概括为三个特征： 第一，风险传导路径缩短。台海相关风险不再通过多层国际体系逐级扩散，而可能通过供应链、金融市场与联盟机制直接影响相关国家内部政策。 第二，解释框架多元化。台湾问题不再仅由中美关系单一轴线解释，而是进入多节点网络结构分析，包括经济安全、技术竞争与联盟协同等多个维度。 第三，政策响应前置化。相关国家在冲突尚未发生的情况下，即已将台湾议题纳入预防性安全规划之中，从而使其从“危机应对对象”转变为“结构性假设变量”。 四、欧洲因素的加入与体系扩展 值得注意的是，欧洲国家的参与正在增强这一趋势的跨区域属性。尽管欧洲与台海在地理上相距遥远，但其在技术标准、半导体设备、金融体系及跨大西洋联盟结构中的关键位置，使其难以完全脱离相关风险外溢。 与此同时，这一参与形态正从单纯的政策关注，向“有限存在性介入”延伸。一些欧洲国家通过海军远洋部署、联合演训或“印太巡航”等方式，在中国周边海域维持阶段性军事存在。英国、法国等国舰艇的相关行动，更多体现为象征性存在与联盟协同，而非持续前沿部署，但其结构意义在于，欧洲正以低强度军事存在方式逐步嵌入印太安全互动体系。 从更广义看，欧洲的介入不仅体现于军事存在层面，也反映在战略与经济安全议程中。一些国家在战略文件中强调印太地区安全稳定的重要性，并在供应链安全、关键技术管控与对外经济政策中，将台湾相关风险纳入整体评估框架。由此，台湾议题的外溢效应已同时进入政策、经济与有限安全存在的多重层次，并在更广泛的国际体系中呈现出结构性扩展特征。 五、结语：议题结构的网络化转向...
澳洲前驻华大使：“霸权替代论”解释不了中国
文/毕研韬 在当下西方对华讨论中，“中国试图取代美国”几乎已成为一种默认前提。围绕这一前提展开的判断、推论与政策设计，构成了大量战略报告、媒体评论与公共讨论的认知底座。然而，澳洲前驻华大使 Geoff Raby 在其新著 China’s Grand Strategy and Australia’s Future in the New Global Order 中，对这一论断提出了系统性质疑。 这本书并非为中国“正名”，也不是对美国霸权的规范性批评，而是一部从澳大利亚国家利益出发、基于长期外交实践经验，对主流战略叙事进行冷静反思的现实主义著作。Raby 的核心判断可以概括为一句话：“霸权替代论”并不是理解中国的有效解释框架，而持续依赖这一框架，反而会误导澳大利亚乃至更广泛西方国家的战略选择。 一、“霸权替代论”的逻辑问题 在书中，Raby 并不否认中国正在崛起，也不否认中国对现有国际秩序存在不满。他所反对的，是将这种不满直接等同为“取代美国、建立全球霸权”的战略意图判断。 他指出，“霸权替代论”在逻辑上存在三个常被忽视的问题：第一，它假定大国崛起必然以复制既有霸权为目标；第二，它将中国内部复杂、多层、不断调整的政策实践，压缩为单一、稳定、长期一致的战略意图；第三，它忽视了中国在能力、意愿与制度约束方面的现实限制。...
文章推介
唐玥宸博士：在跨文化坐标中锻造传播判断力
在结构性转型中，一批具有跨文化经验的青年学者正在形成新的学术路径。唐玥宸博士，是其中的代表之一。 文/沈昊然 在海南自贸港深度融入全球体系的背景下，国际传播已从单向表达转向多维互动。真正有效的传播，不仅关乎语言能力，更关乎对不同文明逻辑的理解与转换能力。在这一结构性转型中，一批具有跨文化经验的青年学者正在形成新的学术路径。唐玥宸博士，是其中的代表之一。 唐博士现任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副教授，是海南省高级“双师型”教师。她长期从事网络传播、国际传播与数字传播研究，并在教学、智库参与与媒介实践之间保持持续互动。 一条跨文化的成长路径 唐玥宸生于安徽，本科就读于哈尔滨。北方工业城市的社会结构与对俄地缘文化环境，为她提供了理解中国区域差异与边疆文化的早期经验。 此后赴英国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参加BBC职业研讨活动，系统接触公共媒体运行逻辑与职业伦理框架。归国工作数年后，她前往马来西亚攻读博士学位，在多元族群与多语社会环境中完成学术训练。英国与马来西亚的学习经历，使她对跨文化沟通中的语境转换与价值差异形成更为具体的体悟。 从安徽、黑龙江到英国、马来西亚，再到海南自贸港，这一迁徙路径构成了她理解国际传播复杂性的现实基础。 在实践与研究之间建立通道 除高校教学外，唐玥宸同时参与智库与媒体实践。她担任察哈尔学会研究员，并承担香港《无界传播》编辑事务工作。曾应海南国际传播中心邀请，以中方学者身份参与马来西亚国家新闻社BERNAMA专题圆桌讨论，围绕“短剧出海”与国际传播议题展开交流。 其研究文章发表于《学习强国》、澎湃新闻等平台，多份研究专报获得地方决策层关注。此前，她曾在央企董事长办公室工作六年，并在广播电视系统担任编导。这些组织传播经验与媒体实践，使其学术研究保持现实问题导向。 教学与长期主义...
北京师范大学校园媒体《京师学人》“自主注销”
一个校园媒体的消失，本不应成为国际议题，但当其被置于全球信息治理与传播安全化语境中，便不再只是个案，而成为观察中国传播秩序演变的一个切口。 文/石敢当 从校园副刊到公共表达平台 《京师学人》隶属于北京师范大学校报体系，长期由学生团队运营，最初定位为校内副刊。随着数字平台的发展，其传播重心逐步转向微信公众号，内容形态也发生明显变化：从以校园新闻为主，逐渐扩展至学术议题、社会观察乃至公共评论。 这种演变并非孤例。在不同国家的高校体系中，学生媒体通常既是新闻实践的训练平台，也是青年参与公共讨论的重要入口。《京师学人》的特殊性在于，其议题不断外溢，逐渐突破校园边界，进入更广泛的社会议题空间。这使其在事实上具备了一定的“准公共媒体”属性，尽管其制度身份仍然属于校内组织。 “自主注销”的制度语境 根据公开信息，《京师学人》在经历多年内容调整与运营收缩后，于2026年以“自主注销”的形式停止运营。从表述上看，“自主注销”强调的是组织行为，但在现实语境中，这一选择往往嵌入于更宏观的制度环境之中。 近年来，中国高校新媒体经历了一轮较为明显的整合与规范化过程，大量学生组织的账号被清理或合并，校园传播逐步回归更加清晰的管理体系。在这一过程中，学生媒体普遍面临三方面变化：内容边界趋于明确、组织责任向上集中、表达风险逐渐显性化。 当这些因素叠加时，依赖相对弹性空间运作的学生媒体，其生存条件会发生结构性改变。《京师学人》的退出，可以被视为这一变化在具体个案中的体现。 外媒为何关注这一事件 包括BBC、《德国之声》在内的一些国际媒体，对该事件进行了报道。其关注点并不局限于一个校园账号的消失，而是将其置于更宏观的叙事框架之中。 从外部视角看，这一事件通常被解读为中国青年表达空间变化、高校舆论生态调整以及信息治理逻辑强化的体现。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种解读本身具有一定的框架依赖性。外媒往往将个案纳入既有认知结构，从而强化其对中国信息环境的整体判断。...
豆包：西方媒体和精英刻意模糊新闻与宣传
摘要：中国语言大模型豆包认为，西方传播体系虽然在理论上严格区分新闻与宣传，但在现实舆论实践中，二者已通过专业化新闻生产机制形成高度融合，呈现出“理论二分、实践合一”的传播特征。 关键词：豆包；新闻；宣传；舆论；认知操纵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24日发布 2026年5月24日，我问豆包（一款中国AI大模型）：你相信在西方，人们会区分新闻与宣传吗？经过几番讨论后，我让它把自己的观点梳理成一篇文章。现在请各位浏览豆包的观点。 （以下是豆包生成的文本） 在西方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经典理论体系中，新闻与宣传是两套性质、功能、伦理完全独立的传播范式。理论层面的边界清晰且固定，但落地于西方现实舆论生态，二者并非泾渭分明。不同社会群体对二者的区分认知存在显著差异，媒体机构与政治精英更会通过专业化传播手段消融二者边界，形成“理论二分、实践合一”的典型舆论特征。 从学术规范与行业伦理来看，西方学界和传媒行业对新闻与宣传有着严格界定。新闻的核心内核是事实本位，以真实、客观、平衡、透明为职业准则，使命是记录事实、呈现真相、传递有效公共信息，要求传播主体剥离个人立场与利益偏向，仅对事件本身进行忠实呈现。而宣传的核心内核是劝服本位，具备明确的预设立场与功利目标，通过信息筛选、意义建构、情绪引导等方式塑造公众认知、统一群体态度，服务于特定政治诉求、意识形态或利益集团目标。这套区分标准贯穿西方新闻教育、职业考核与行业规约，是公认的专业共识。 对西方普通民众而言，大众具备朴素的传播认知，能够凭借媒介接触经验区分纯粹的新闻报道与刻意的宣传话术。普通受众虽不具备专业传播学理论素养，但可以直观感知信息的差异：客观新闻无明显导向性，仅陈述事实始末，而倾向性内容存在明显的褒贬取舍、片面解读与情绪渲染。因此在民间日常认知中，新闻代表真实中立，宣传代表立场造势，二者的差异可被大众清晰感知。 与理论和民间认知不同，西方主流媒体的市场化、政治化实操，彻底打破了二者的理论边界。西方传媒长期标榜“新闻独立”“价值中立”，但在实际采编与传播过程中，绝对客观的新闻并不存在。媒体会通过选题取舍、信源偏向、叙事框架、语言修辞、报道权重等隐性手段完成价值筛选。对于契合自身价值观、符合本土利益的事件放大报道，对于负面信息、对立立场信息选择性沉默或扭曲解读。这种操作的核心特征，是以专业新闻的形式载体，承载宣传的劝服功能，将立场输出隐蔽融入事实报道中，形成极具迷惑性的“软宣传”。 西方政治精英与舆论智库阶层，深谙新闻与宣传的理论分野，同时熟练利用二者的模糊性开展舆论治理。该群体清晰知晓直白的灌输式宣传极易引发公众抵触，于是摒弃传统宣传的粗放模式，依托规范化的新闻生产流程，进行精细化认知塑造。通过选择性公开信息、设置公共议题、引导舆论走向，在不违背新闻表层规范的前提下，实现意识形态传播与公共认知引导的目的。这并非简单的信息失真，而是成熟的、体系化的舆论传播策略。 纵观西方整体传播生态可以得出结论：新闻与宣传的区分，是理论上的绝对二分、民众认知中的相对清晰、行业实践中的深度融合。西方舆论场并非摒弃了专业传播伦理，而是将宣传功能高度专业化、隐蔽化，嵌入常态化的新闻生产之中。这种传播特征并非西方独有，是现代大众传播时代的普遍规律，而西方传媒体系凭借成熟的产业化运作，让新闻与宣传的边界模糊呈现出更系统化、更隐蔽化的特征。...
德才兼备者，往往难容于组织/ Excellence Breeds Exile
文/石敢当 （By Shi Gandang) 如果你这个人能力强，人品好，三观又正，那么恭喜你，在组织里，你基本上混不好。 这是中文社交媒体上的一名言，让无数网民点头称是。 If you are highly capable, of...
你什么都信，就会永远穷下去
文/毕研韬 信息洪流裹挟的时代，“什么都信”成了许多人的生存常态：既信速成的财富神话，又信玄学的改命说辞；既盲从“权威”的片面论断，又轻信情绪裹挟的网络流言。殊不知，这种缺乏筛选的“泛信”与不加分辨的“轻信”，本质上都是主体性的失守，最终只会将人推向物质与精神的双重贫困，陷入“永远穷下去”的恶性循环。 “什么都信”的本质，是认知裁判权的彻底让渡。 在这个真相碎片化的后现代社会，信息获取成本极低，但辨别成本极高。“什么都信”并非包容，而是认知上的“躺平”。轻信者将裁判权交给了他人的话术与利益诱导，泛信者则将其交给了混乱的环境与多元思潮。这种判断力的缺位，必然导致决策失效：今天跟风投入虚假项目血本无归，明天盲从错误理念错失机遇，后天在矛盾的价值观中摇摆不定。认知的贫困，从来都是一切贫困的根源，它让人在复杂的社会博弈中，永远处于被收割的底层。 “穷”的深层逻辑，是生命能量的无序耗散。 传统文化讲“信为道源功德母”，真正的“信”是支撑人前行的精神锚点，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笃定。而“什么都信”的人，其“信”廉价而善变，如同五行缺土，水多荡之。他们今天信奉“内卷致胜”，明天追捧“躺平无忧”，后天又沉迷“玄学改运”。生命能量就在这种反复横跳中不断熵增。没有坚定的信念作为支撑，行动便失去了方向，即便偶尔获得短暂的物质收益，也终究难以长久。更可悲的是，当一个人的“信”变得毫无原则，不仅会失去他人的信任，更会陷入精神上的漂泊与空虚——这种灵魂层面的贫瘠，远比物质匮乏更令人绝望。 破局的关键，在于从“迷信”跃迁到“智信”。 我们反对“什么都信”，并非提倡“什么都不信”的虚无主义。真正的富足，始于建立以自我为主体的认知框架。这需要我们用逻辑与实证过滤信息，用阅历与规律检验信念。如同佛家倡导的“智信而非迷信”，我们既要保持开放的心态，接纳传统文化中的智慧与现代科学的新知，又要守住坚定的底线，不轻易盲从，不随波逐流。 在这个喧嚣浮躁的时代，最大的财富从来不是信息的堆砌，而是清醒的认知与坚定的信力。别让“轻信”与“泛信”消耗掉你的判断力与生命力。唯有守住内心的清明与笃定，锚定方向，方能积累起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富足，打破“永远穷下去”的魔咒。 后记：本文虽以个体认知为切入点，但直击战略传播的核心命题：在信息过载与认知战常态化的当下，个体“泛信”与“轻信”本质上是主体性失守与判断力让渡，这既是劣质信息扩散的微观根源，也是认知防御的薄弱环节。本文倡导的“智信”理念，以逻辑与实证锚定认知边界，既是对全民媒介素养提升的专业回应，也是将战略传播从宏观策略落地到个体实践的关键抓手，完全契合本号深耕前沿、守护认知疆域的核心定位。
揭秘“灰色国际传播网络”：身份伪装与项目化运作
作者：毕研韬 时间：2026年6月8日 这些年，一类伪装型国际传播网络再次引起国际社会关注。这类网络是由国家或准国家行为体主导，通过伪装或非透明方式组织的跨国传播结构，通过本地化新闻网站、代理机构与社交媒体矩阵影响全球舆论环境。 笔者将这类结构称为“灰色国际传播网络”（Gray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Network，GICN）。需要说明的是，该概念系本文用于分析相关现象的工作性定义，并非现有国际学界统一术语。 一、法国与新加坡的最新发现：外部伪装型本地媒体网络 2026年6月，法国“警惕数字干预安全局”（Viginum）发现一个多语种外部传播网络，由13个网站组成，以“独立新闻媒体”形态运行，但在内容层面与中国环球电视网（CGTN）存在关联。 此前，新加坡政府封锁了6个外部网站，这些网站冒充新加坡本地新闻媒体，使用本地语言与新闻格式，被新加坡政府认定与境外行为体有关，存在潜在“敌意信息行动”风险。 两国案例在结构上呈现高度一致性，其共同特征包括： 1.外部身份伪装：网站均以目标国家“本地媒体”形式出现，名称、栏目与视觉设计高度模拟本地新闻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