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际传播体系正在经历持续扩展与结构性调整,但在制度激励、宣传思维与组织惯性共同作用下,改革往往呈现出“可见推进与深层滞后并存”的复杂状态。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6月12日 近年来,中国对国际传播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 从中央到地方,从媒体机构到高校智库,从政府部门到社会组织,各类国际传播项目、平台和队伍快速发展。相关投入不可谓不大,参与人数不可谓不多,组织体系也日趋完善。 然而,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投入持续增加,改革呼声不断出现,但国际传播领域的许多深层问题却始终未能得到根本解决。 更值得关注的是,不少从业者其实已经意识到某些做法需要调整,也知道国际传播与国内宣传存在明显差异,但真正具有实质意义的改革却往往难以推动。 这意味着,问题可能并不仅仅出在传播层面。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国际传播改革面临的主要挑战,或许更多来自制度与组织结构层面。 一、不是看不到问题,而是不愿承担风险 许多人习惯把改革困难归因于认知不足,但在国际传播领域,情况往往并非如此。 随着全球传播环境变化,传统国际传播模式面临的局限越来越明显:海外受众结构在变化,媒体生态在变化,传播平台在变化,信息接收方式也在变化。 对于这些趋势,很多管理者和从业人员并非没有认识。 问题在于,认识到问题与推动改革是两回事。 在现有组织运行逻辑下,改革意味着不确定性,而维持现状往往意味着安全。 如果主动推动创新,尝试新的传播机制、新的评价体系或新的工作模式,一旦效果不理想,责任往往会具体落到个人身上。 相反,如果沿用既有做法,即使效果有限,因是照章办事,大家都在这样做,责任风险会被组织体系分散和吸收,很难追究到具体个人。 于是,一种理性的组织选择便出现了: 不改革未必有功,但通常不会有过,而一旦改革不理想,有可能会被追责。 在这样的激励结构下,改革动力自然会受到影响。 二、宣传思维与国际传播逻辑之间的张力 中国国际传播改革面临的另一个深层挑战,是宣传思维与国际传播逻辑之间长期存在的张力。 这里所说的宣传思维,并非贬义概念,也不是针对机构、群体甚至国家的批评。...
2026-06-12Dear Ambassador Perdue, Congratulations on your appointment as the United States Ambassador...
2025-05-10当国际环境发生剧烈变化时,少数族群可能成为政治情绪传导的对象。 作者:毕研韬 发布:2026年8月4日 1882年,美国国会通过《华人排斥法》(Chinese Exclusion Act)。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部以特定族群和国籍为对象、系统限制移民的联邦法律。该法案不仅限制中国劳工进入美国,也强化了华人在美国社会中的制度性排斥。此后,美国又出台一系列限制措施,影响华人家庭团聚、移民权利和社会融入。直到1943年,美国才正式废除排华法案,而1965年《移民与国籍法》的改革则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华人移民结构。 对今天的美国华人而言,排华历史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集体记忆。它提醒人们,一个族群即使长期参与一个国家的发展,也可能因为国际环境变化、政治情绪转向或社会危机而重新面对身份审视。 近年来,随着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美国社会围绕中国相关议题的讨论明显增加。从科技竞争、投资审查,到科研合作和外国影响问题,涉华议题越来越多地进入国家安全框架。在这一背景下,一些美国华人开始担忧:当国家关系紧张时,自己的族裔背景、文化联系甚至家庭来源,是否会成为额外的社会负担? 这种担忧并不意味着美国正在重返19世纪末的排华时代,而更多体现了一种由历史经验塑造的身份不安全感。 一、排华历史留下的长期心理影响 19世纪后半叶,大量中国劳工来到美国,参与铁路建设、农业开发和城市经济发展。然而,随着经济竞争加剧和社会矛盾扩大,部分政治力量开始将经济问题归因于华人移民,并推动排华政治。 1882年《排华法案》的实施,使美国华人的社会处境发生重大变化。由于移民限制和家庭团聚障碍,许多华人长期处于家庭分离状态。与此同时,一些特殊的移民现象也在这一时期出现,例如部分华人利用身份记录缺失等历史条件,通过复杂方式证明亲属关系,以寻求进入美国的机会。这些现象本身也是排华制度环境下的产物。...
2026-08-04文/嘉央 3月11日,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为其新书Voice for the Voiceless(《为无声者发声》)举行新书发布式。达赖喇嘛称,此书是“西藏未来的框架”。 他在书中说,他将在中国以外转世。这是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关于其转世的最新表态。 3月11日,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毛宁回答记者提问时说: “包括达赖喇嘛在内的活佛转世,都应当遵守国家法律、法规,遵循宗教仪轨、历史定制,按照‘国内寻访、金瓶掣签、中央政府批准’的方式产生。” 此前达赖喇嘛曾多次就其转世表态,包括是否转世、谁来决定是否转世、转世到哪里、转世成什么,等等。 达赖喇嘛的这次表态会是最终决定吗?现在下结论为时尚早。 西藏问题的本质是什么?解决西藏问题的阻力是什么?如何突破瓶颈?站在不同立场,答案截然不同。
2025-03-22文/唐摩崖 图/毕研韬 2025年9月6日,“2025全球南方媒体智库高端论坛”在中国昆明举办。联合国主管全球传播事务的副秘书长梅丽莎·弗莱明(Melissa Fleming)在开幕式视频致辞中指出,当今世界正面临虚假信息泛滥和有害内容传播等挑战。她呼吁国际社会采取切实行动,防止虚假信息牟利,避免有害内容被过度放大,共同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与跨文化交流。 弗莱明强调,信息传播的健康与平衡事关人类共同的未来。她表示,应在保障言论自由的同时保持对虚假新闻的警惕,努力重塑全球信息生态的平衡,把诚信与责任融入网络公共领域,从而为建设开放、健康、可持续的传播环境提供保障。 《无界传播》总编辑毕研韬教授出席了论坛开幕式,现场聆听了11位贵宾的精彩致辞。
2025-09-07文/毕研韬 2026年中国“两会”期间,农民养老金问题成为最受关注的民生焦点,共17位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聚焦农村养老痛点,或提交正式建议、或公开建言发声,推动农民养老金提升从“要不要涨”迈入“如何快涨、长效涨”的新阶段。 现状堪忧:地区差距显著,部分省份待遇偏低 当前,中国农民养老金整体水平稳步提升,但地区差异显著、部分省份待遇偏低的现状仍未改变。2026年,全国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已上调至每月163元,但这一“底线”在各地落实中差距明显。 从地区分布来看,经济发达地区基础养老金远超全国标准,上海以每月1555元位居首位,北京接近每月1000元,江苏、浙江多数地区在300-500元之间;而中西部部分省份仅略高于全国最低标准,甘肃等省份基本按163元的底线执行,四川、黑龙江等省份基础养老金为每月193元,与发达地区差距达数倍之多。 这种差异源于地方财政实力不同,地方补贴的多少直接决定了农民实际领取的养老金数额,也让农村老人的养老质量呈现出明显的区域不平衡。 建言献策:代表委员提出具体可行方案 针对这一现状,17位代表和委员纷纷建言献策,提出了具体且具操作性的建议。 全国人大代表毕利霞动情呼吁,将70岁以上农村老人的月养老金提高至400元,并免除其居民医保费,她的建议已引起财政部、民政部等部门的关注。 人大代表雷茂端建议,三年内将70岁以上农民养老金提至500元。测算表明这一举措每年新增支出仅占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0.83%,却能极大改善老人生活。 此外,还有代表建议五年内将农民养老金提高至1000元,建立“视同缴费”补偿机制,将农民交公粮、服义务工的年限纳入缴费年限;有政协委员建议,通过划拨国资收益、设立专项补助等方式,为养老金提升提供稳定资金支撑。 势在必行:提高农民养老金的三重意义...
2026-03-14By Bi Yantao On December 18, 2025, the Hainan Free Trade Port...
2025-1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