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战略界密集讨论弹药、军工和持续作战能力,表面是在暴露短板,实质是在向中国、盟友和美国国内同时释放一个信号:美国正在为可能的长期大国竞争提前补课。 作者:毕研韬 发布:2026年8月25日 近期,美国多个重要智库和战略研究机构密集讨论美国军工体系、弹药库存以及持续作战能力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讨论越来越明确地与未来可能发生的中美军事冲突联系起来。 这不是简单的军事装备问题。为什么此时美国战略界集中讨论自身的战争能力?这些公开讨论又在向谁传递信息? 一、美国战略界开始正视“持久战能力” 2026年8月,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CFR)发布报告《弹药告急:重建美国军工体系、威慑中国的两年冲刺》(Out of Ammo: A Two-Year Sprint to Rebuild the American Arsenal and Deter China),直接将美国的弹药库存和国防工业能力与对华威慑联系起来。 报告认为,美国目前的武器库存和生产能力不足以可靠支撑一场高强度的对华战争,特别是台海发生长期冲突的情况下。报告提出,美国需要在未来两年内迅速扩大弹药生产,并重建国防工业体系。 值得注意的是,CFR讨论的并不是美国武器是否先进,而是能否持续生产和补充。 这一问题在美国战略界已经讨论多年。...
2026-08-25近日,美国扩大对外国签证申请人社交媒体账号审查范围的消息引发关注。 作者:毕研韬 发表:2026年8月8日 根据美国国务院相关安排,部分外国签证申请人在申请赴美签证时,可能需要接受更严格的网络背景审查,包括对其公开社交媒体账号、网络身份和公开发表内容进行评估。 美国认为,社交媒体审查可以帮助签证官更全面了解申请人的背景,识别可能涉及虚假身份、非法活动、暴力风险或其他国家安全隐患的信息。 在数字平台已经成为信息传播、社会动员和国际影响活动重要空间的背景下,政府希望通过增加信息来源,提高签证审查能力。 然而,这一政策也引发新的争议:如何区分真实安全风险与正常观点差异?数字足迹是否会成为影响一个人国际交流机会的长期标签?如果其它国家跟进效仿,这将如何影响全球社交媒体生态?这些问题正在成为数字时代国际传播和全球治理中的新议题。 一、美国为何扩大签证社交媒体审查? 从美国政府角度看,加强签证审查具有现实安全背景。 近年来,网络空间已经成为国家安全竞争的重要领域。外国影响行动、虚假信息传播、网络操纵以及极端主义活动,都可能通过数字平台跨越国界传播。传统的身份审查方式,越来越难以全面了解申请人的背景。 因此,美国认为,通过公开社交媒体信息了解申请人的网络活动,可以作为传统安全审查的补充。 据公开报道,美国此次扩大社交媒体审查,主要涉及部分需要进一步安全评估的外国签证申请人,包括学生签证(F类)、交流访问签证(J类)、部分工作类签证(如H类)以及其他相关非移民签证类别。 审查内容主要集中于申请人的公开网络信息,包括公开社交媒体账号、个人发表的公开内容、网络身份真实性、是否存在与安全风险相关的信息等。 需要指出的是,签证审查本身属于国家主权范围。世界各国通常都会对外国人员入境进行安全评估,美国并非唯一采用背景调查机制的国家。 因此,争议的核心并不是“是否应该审查”,而是“审查应该达到什么边界”。 二、从安全审查到数字身份评估 社交媒体审查带来的最大变化,是改变了传统的身份判断方式。 过去,一个人的身份主要由现实行为定义,例如职业经历、社会关系、法律记录等。 在数字时代,一个人在网络空间留下的表达,也逐渐成为评价其身份的重要依据。 但网络表达具有明显的情境性。 社交媒体上的评论可能只是某一阶段的思考、对特定事件的回应,甚至是在信息不完整情况下形成的暂时判断,并不必然代表一个人长期稳定的价值取向或行为倾向。 因此,评估一段网络表达不能脱离其产生背景,不能作为评价一个人的固定标签。 数字治理面临的真正挑战在于:如何理解和解释这些网络记录。...
2026-08-08当国际环境发生剧烈变化时,少数族群可能成为政治情绪传导的对象。 作者:毕研韬 发布:2026年8月4日 1882年,美国国会通过《华人排斥法》(Chinese Exclusion Act)。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部以特定族群和国籍为对象、系统限制移民的联邦法律。该法案不仅限制中国劳工进入美国,也强化了华人在美国社会中的制度性排斥。此后,美国又出台一系列限制措施,影响华人家庭团聚、移民权利和社会融入。直到1943年,美国才正式废除排华法案,而1965年《移民与国籍法》的改革则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华人移民结构。 对今天的美国华人而言,排华历史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集体记忆。它提醒人们,一个族群即使长期参与一个国家的发展,也可能因为国际环境变化、政治情绪转向或社会危机而重新面对身份审视。 近年来,随着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美国社会围绕中国相关议题的讨论明显增加。从科技竞争、投资审查,到科研合作和外国影响问题,涉华议题越来越多地进入国家安全框架。在这一背景下,一些美国华人开始担忧:当国家关系紧张时,自己的族裔背景、文化联系甚至家庭来源,是否会成为额外的社会负担? 这种担忧并不意味着美国正在重返19世纪末的排华时代,而更多体现了一种由历史经验塑造的身份不安全感。 一、排华历史留下的长期心理影响 19世纪后半叶,大量中国劳工来到美国,参与铁路建设、农业开发和城市经济发展。然而,随着经济竞争加剧和社会矛盾扩大,部分政治力量开始将经济问题归因于华人移民,并推动排华政治。 1882年《排华法案》的实施,使美国华人的社会处境发生重大变化。由于移民限制和家庭团聚障碍,许多华人长期处于家庭分离状态。与此同时,一些特殊的移民现象也在这一时期出现,例如部分华人利用身份记录缺失等历史条件,通过复杂方式证明亲属关系,以寻求进入美国的机会。这些现象本身也是排华制度环境下的产物。 二战期间,美国与中国成为盟友,美国社会对华人态度逐渐改善。1943年,《麦诺森法案》(Magnuson Act)废除了排华法案,但仍保留严格移民限制。直到1965年移民制度改革之后,美国华人才真正进入快速增长阶段。 因此,美国华人的历史经验具有双重性:他们既经历过制度性排斥,也通过教育、创业和社会参与逐渐成为美国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从移民群体到美国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今天的美国华人与19世纪末已经发生巨大变化。 根据美国人口统计相关数据,华裔美国人口规模已超过500万,成为美国亚裔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华人在科技、教育、医学、商业和文化等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大量华裔美国人参与美国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的发展。 然而,社会地位的提升并没有完全消除身份困惑。 对早期华人移民而言,核心问题是“能否进入美国”,而对今天许多华裔美国人而言,更多的问题是“如何被理解”。 大量第二代、第三代华裔美国人在美国出生、成长,并将美国视为自己的国家。但在中美关系紧张时期,他们有时仍可能因为族裔背景、中国家庭联系或文化身份而受到额外关注。 这种经历形成了一种现代身份困境:法律身份已经美国化,但社会认知有时仍可能受到国际政治影响。 三、国家安全关注与族群身份之间的张力...
2026-08-04台湾问题如果以某种方式解决,将不仅改变两岸关系,也可能成为影响21世纪国际格局的重要事件。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23日 但需要认识到,统一不是历史进程的终点,而是新的战略阶段的开始。北京需要面对国际社会重新定位、两岸社会整合、国家形象重塑、地区安全结构调整以及国际秩序解释权竞争等一系列新问题。 一、国际社会震荡与战略重新定位 台湾问题长期处于亚太安全体系的中心位置。一旦台湾问题解决,美国及其盟友需要重新定义对华战略。 长期以来,美国、日本以及部分西方国家将台湾问题视为地区安全体系的重要变量,并围绕台海稳定构建军事部署、联盟合作和政策框架。 如果台湾问题结束,美国需要重新评估印太战略重点;日本需要重新思考西南方向安全政策;美国盟友体系需要寻找新的战略支点。 但是,台湾问题解决并不意味着大国竞争结束。 竞争可能从地缘安全领域进一步转向科技竞争、产业链竞争、国际规则竞争、全球治理模式竞争。 因此,台湾问题结束可能改变竞争方式,而不会消除竞争本身。 二、国际社会将围绕台湾问题形成新的叙事竞争 重大国际事件从来不仅是政治事实,也是意义生产过程。 台湾问题解决之后,国际社会可能出现不同解释框架。 一种叙事可能认为:一个长期存在的历史问题得到解决,中国实现国家统一,亚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另一种叙事可能认为:亚洲力量平衡发生重大变化,国际秩序面临调整。 此外,不同国家、不同社会群体也可能形成不同理解。因此,统一之后的重要问题将从“如何实现统一?”,转变为“世界如何理解统一?” 这意味着国际传播的重要性不会下降,反而可能进入新的阶段。 三、两岸社会整合将成为长期治理挑战 政治统一解决的是主权问题,但不能自动解决社会融合问题。 两岸长期分离发展,在社会经验、身份认同和政治文化方面形成差异。 未来挑战主要包括: 第一,共同身份如何形成?如何让不同社会背景的人群形成新的共同认同,是长期问题。...
2026-07-23近年来,美国围绕“外国影响”(Foreign Influence)的监管持续加强,高校、智库、媒体、游说机构等都成为美国政府重点关注的领域。与此同时,一个很多中国人并不熟悉的问题也逐渐进入公众视野: 在美国,发表一篇文章也可能进入“外国影响”监管视野。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1日 看到这里,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可能是:“美国不是强调言论自由吗?为什么发一篇文章也会受到监管?” 实际上,这里的关键并不是文章本身,而是文章背后的关系、目的和身份。 一、美国关注的,不只是文章内容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言论自由。正常发表学术论文、新闻评论、时事分析或个人观点,一般不会因为观点本身而受到《外国代理人登记法》(FARA)的监管。 但是,如果一篇文章同时具有以下特征,就可能进入美国政府的关注范围: 文章是受外国政府、外国政党或外国机构委托撰写;发表目的是影响美国公众、国会议员或政府部门对某项政策的看法;作者与外国主体之间存在代理、指挥、控制或资助关系,而这些关系没有依法披露。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关注的重点就不再是文章表达了什么观点,而是作者是否实际上代表外国主体在美国开展影响活动,以及这种关系是否应当依法登记和公开。 二、为什么美国如此重视“外国影响”? 美国的逻辑并不是所有外国声音都值得警惕,而是认为,美国公众和政府有权知道,一项政治传播活动是否代表某个外国主体。 因此,美国《外国代理人登记法》建立了一项基本原则:透明。 如果一个人在美国代表外国政府或其他外国委托方从事影响美国政治、政策或舆论的活动,原则上应当向美国司法部履行登记义务,并公开相关关系。 换句话说,美国法律更关心的是: 谁在组织这项活动?谁提供资金支持?是否接受外国主体的指示或控制?美国公众是否知道这种关系的存在? 在美国看来,这些信息属于公共知情权的一部分。 三、哪些文章更容易进入监管视野? 从近年来美国司法实践来看,下列情形更容易引起执法部门关注。 第一,受外国主体委托发表政策倡议文章。 例如,受外国政府或其代理机构委托,在美国媒体刊发评论文章,希望影响美国政府对某一议题的政策立场,而作者没有依法披露这种委托关系。...
2026-07-012024年7月12日,美国《促进解决西藏-中国争端法》(Promoting a Resolution to the Tibet-China Dispute Act)正式生效,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6月28日 从国际传播角度观察,这部法律有一个值得关注的变化:涉藏历史叙事和公共信息开始纳入美国法律政策框架。 这一变化虽然并未立即带来大规模政策调整,却反映出美国涉藏政策关注重点的进一步延伸。 一、从传统议题扩展到历史叙事 长期以来,美国涉藏政策主要围绕宗教、文化、民生、教育等议题展开。 例如,2020年通过的Tibetan Policy and Support Act of 2020重点涉及宗教事务、生态环境、推动对话等内容。 相比之下,2024年生效的法律新增了一项值得关注的内容。 根据法律文本,美国政府被要求就有关西藏历史、地位等问题加强政策说明和公共沟通,并将这一要求写入法律条文。这意味着,除了传统议题之外,历史叙事和信息传播也成为法律关注的内容。...
2026-06-28近年来,美国围绕西藏议题逐步形成由法律、年度报告、政策声明和国会监督共同构成的政策体系。与2024年《促进解决西藏—中国争端法》(Promoting a Resolution to the Tibet-China Dispute Act)生效后的立法高潮相比,2025年并未出台新的重大涉藏法律,但美国政府和国会继续通过年度报告、政策建议和监督机制推动相关政策落实,体现出涉藏政策的连续性和制度化特点。本文依据公开资料,对2025年的重要涉藏政策文件进行简要梳理。 一、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CECC)《2025年度报告》 2025年12月,CECC发布《2025年度报告》,继续设立西藏专章,对过去一年西藏相关情况进行梳理,并向美国国会和行政部门提出政策建议。报告围绕宗教活动、文化保护、语言教育、生态环境以及相关法律政策等议题进行了总结,同时建议美国政府继续落实《2020年西藏政策与支持法》和《促进解决西藏—中国争端法》等既有法律。 与往年相比,2025年度报告延续了近年来的基本框架,没有出现重大调整,但继续将西藏作为CECC年度报告的独立章节,反映美国国会对华政策持续关注西藏议题。 二、美国国务院持续落实既有涉藏法律 2025年,美国国务院继续执行近年来通过的涉藏法律,包括《2002年西藏政策法》《2018年对等进入西藏法》《2020年西藏政策与支持法》以及2024年生效的《促进解决西藏—中国争端法》。 根据法律要求,美国国务院继续开展有关涉藏工作的政策协调,并推进相关年度报告制度,包括涉及进入涉藏地区情况、人权和宗教自由等内容。这些报告已成为美国涉藏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会监督行政部门落实法律的重要依据。 三、国会持续关注涉藏政策落实 2025年,美国国会没有通过新的涉藏重大法律,但继续通过CECC年度报告、公开声明以及相关监督机制,要求行政部门落实已有涉藏法律。 从公开文件可以看出,国会关注的重点依旧包括宗教事务、文化和语言保护、教育政策、生态环境以及《促进解决西藏—中国争端法》的执行情况等内容。这表明,美国涉藏政策的重点已逐渐从立法扩展到法律执行和政策监督阶段。 四、结语 总体看,2025年美国涉藏政策进入相对平稳的发展阶段。虽然没有新的重大立法,但通过年度报告、政策协调和国会监督等机制,近年来出台的涉藏法律继续得到推进和落实。 从公开资料可以观察到,美国涉藏政策已形成“法律—报告—监督—政策建议”相互衔接的运行模式,具有较强的连续性和制度化特征。这一趋势值得持续关注,也为观察美国涉藏政策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公开、可验证的参考框架。
2026-06-282026年香格里拉对话显示:它正在从一个讨论军事安全的论坛,逐渐演变为一个讨论体系安全和国际秩序的论坛。 文/毕研韬 2026年6月2日发布 2026年5月31日,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Shangri-La Dialogue)在新加坡闭幕。作为亚太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安全论坛之一,“香格里拉对话会”长期被视为观察地区战略格局变化的重要窗口。过去,人们更多关注中美在这一平台上的公开交锋,以及南海、朝鲜半岛和台海等热点议题的发展。 然而,与往届相比,今年的香格里拉对话会呈现出一些新的变化。这些变化不仅反映地区安全环境的转型,也折射出全球秩序正在进入一个新的竞争阶段。 一、从“军事安全”转向“体系安全” 过去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主要聚焦舰队部署、导弹发展、军费增长以及地区军事平衡等传统安全议题。 今年的讨论中,一个显著变化是安全概念的外延明显扩大。 海底通信电缆、关键基础设施、人工智能、无人作战系统、供应链安全以及灰色地带行动(Grey Zone Operations)成为高频词汇。澳大利亚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尔斯甚至在会议上提出:“海床已经成为战场。”他特别提到台湾海峡和波罗的海近年来多起海底电缆受损事件,并认为这些现象已经超出一般技术事故的范畴。 这一变化意味着,各国对于安全的理解正在发生结构性转变。 未来国际竞争不仅发生在陆地、海洋和空中,也发生在数据网络、卫星系统、人工智能平台以及全球基础设施之中。 安全问题正在从军事领域扩展为一个覆盖技术、经济、信息与认知空间的复合体系。 二、东盟的战略自主意识进一步增强 长期以来,外界习惯将香格里拉对话会视为中美竞争的重要舞台,但今年会议释放出的一个重要信号是:越来越多东盟国家不愿意被简单纳入中美对抗框架。 对于东南亚国家而言,最重要的目标并不是在大国之间选边站队,而是维持战略自主性(Strategic Autonomy),尽可能保持外交与安全政策的独立空间。 事实上,随着中美竞争持续升级,东盟国家越来越意识到,如果被迫卷入大国对抗,其经济利益、安全利益以及区域稳定都可能遭受冲击。 因此,本届会议中,“合作”“平衡”“开放”“包容”等词汇被频繁提及,而不是冷战时期常见的阵营对立逻辑。 这反映出东南亚国家正在努力塑造自身作为地区秩序参与者,而非被动接受者的角色。 三、中国的“缺席效应”成为焦点...
2026-06-02文/王逸云 2025年1月8日,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张军在2025年年会新闻发布会上说: “当今世界面临着方向危机、信任危机、治理危机。其中,最大的挑战之一是信任危机。……。希望我们的年会能够为减少国际社会的信任赤字发挥积极作用。增进互信需要对话和沟通,而促进对话正是我们年会的一个特色和优势。” 在此请教三个问题: 其一,“当今世界面临着方向危机”是事实判断,还是价值判断?这是多大范围内的共识? 其二,对话和沟通就一定能增进互信吗?以中美关系为例,高频对话是否总能增进战略互信,还是会扩大战略互疑? 其三,博鳌亚洲论坛能在多大程度上帮助减少国际信任赤字?如要消除全球信任危机,论坛还需要哪些人才?进行哪些论证和设计? 真心期待论坛能持续提高举办质量,能以科学的方式促进相互信任。
2025-04-01我们的判断与情绪几乎时时被无形之手牵引,却少有人察觉;或许正因无从摆脱,多数人选择不去追问,于喧嚣之中反得一份自以为的安宁。 坦率而言,我已相当长一段时间未讨论认知操纵策略,尽管这是《战略传播前沿》创立时的核心议题之一。现实环境的变化,使这一主题逐渐变得复杂而沉重。 这些策略的实际运用,早已跨越传统意义上的战争与和平边界,也模糊了国内舆论与国际博弈之间的区分。在技术条件成熟之后,叙事、情绪与议程的塑造不再局限于特定场域,而成为持续运转的结构性力量。 然而,在日常的信息洪流中,真正愿意严肃关注这一议题的人并不多。多数人更关心具体立场与即时结论,而非背后的机制与逻辑。 写作终究是一种对话。如果缺乏稳定而理性的读者群体,深入讨论这些问题便显得近乎自言自语。既然无人倾听,文本的公共意义何在?这并非情绪化的抱怨,而是对传播现实的一种判断。 但沉默并不能改变结构。与其回避,不如在必要时重新展开讨论。至少,对少数仍然关心“机制如何运作”的读者而言,这些分析依然具有价值。 毕研韬 于海之南 生成式人工智能普及之后,信息生产的门槛大幅降低。问题已不只是“有没有假新闻”,而是信息是否在被有组织地塑造。所谓网络认知操纵,并非单条谣言,而是通过系统性设计影响公众的注意力、情绪与判断路径。包括OpenAI、Meta在内的多家机构在安全报告中,都披露过“协调式虚假行为”的案例。其核心在于:不是一个账号在说话,而是一套结构在运作。 以下八种方式,是常见的网络认知操纵策略。本文仅解释其基本逻辑,而刻意避免披露具体操作细节。 一、叙事拟态化(Narrative Mimicry)...
2026-02-27文/梅念安 2025年3月,国务卿马可·卢比奥(Marco Rubio)启动了名为“捕获与撤销”(Catch and Revoke)的计划,利用AI技术审查持有学生签证者的社交媒体账户,特别关注被视为支持哈马斯或其他被指定为恐怖组织的内容。 美国联邦官员已开始在未提前通知的情况下撤销一些国际学生的合法居留权,绕过通常与学校协调的程序。 然而,这种做法引发了对言论自由和隐私权的担忧。批评者认为,使用AI监控社交媒体可能导致误判和侵犯隐私,违反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赋予的权利。 因此,国际学生和签证申请者在使用社交媒体时应谨慎,避免发表可能被视为支持恐怖组织或其他被视为威胁国家安全的言论,以防止签证被撤销或申请被拒绝。 笔者更担心的是,美国审查留学生社交媒体账户的做法,为其它国家采取类似做法提供了榜样与合法性基础,同时会刺激更多国家效仿。 在美留学期间被监控的经历,很可能会给外国学生留下心理阴影。 如何平衡安全与自由、安全与开放、安全与发展,现在是若干国家面对的选择。
2025-04-04By Bi Yantao On December 18, 2025, the Hainan Free Trade Port...
2025-10-24作者:林望之(东亚事务观察者) 从乌克兰的弹痕累累,到加沙地带的断壁残垣,21世纪的战争图景愈发令人警醒。2022年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打破了欧洲安全架构的基本假设;2023年哈马斯突袭以色列,再次撕裂中东局势。两场战争虽地域有别、背景各异,却都暴露出全球安全体系在新旧交替中的深层脆弱。 在东亚,作为美国最重要盟友的韩国与日本,正处于一个微妙而危险的战略夹缝之中。回望乌以两场战争,对于高度发达、体制稳健,却深陷地缘风险的韩国与日本,提出了五大不容忽视的警示。 一、战争“爆发性”增强:威慑不再等于安全 无论是乌克兰的大军扩编,还是以色列的铁穹系统,在战争来临时都未能构成有效阻挡。对韩国而言,即便拥有精密反导系统与美军支持,仍不得不面对朝鲜潜在的“非理性”行动;对日本而言,解禁集体自卫权也未必能让其免于东海、台湾或朝鲜半岛的战争风险波及。 战争已经从“可能性”变成了“可预见性”,甚至是“不可避免性的管理问题”。 韩国与日本必须重新评估战争的“爆发门槛”,从民防体系、社会心理到政府指挥链条,提升国家应对突发高烈度战争的持续力。 二、安全承诺不能替代自主防御 乌克兰得到了来自美欧的大量军事援助,但在开战初期依然孤军奋战;以色列虽为美国最坚定的盟友,却在哈马斯突袭中陷入措手不及。 这对深度依赖美国安全保护伞的日韩来说,是一次现实主义的警钟:大国承诺再坚定,也无法替代国家的战略自主能力与自我防御资源。 韩国需要考量:在台海危机与中东战事并行时,美国是否仍有余力完全兑现对韩防卫承诺?日本也应深入反思,如何在同盟机制下保持足够的自主判断与战略回旋余地。 三、历史与领土问题容易被重新武器化...
2025-07-155月12日,美国一家颇具全球影响力的大报刊文称,中国社会越来越相信“美国正在衰退”。文章认为,特朗普重返白宫后,美国政治极化、社会撕裂、财政压力与国际影响力变化,正在被越来越多中国人视为“美国走向衰落”的证据。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18日发布 这篇报道之所以值得关注,是因为它提出了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如果“美国衰退”逐渐从一种分析性判断,变成一种广泛的社会情绪,它就不再只是舆论现象,而可能成为影响战略认知的心理框架。从传播学角度看,这是一个典型的“认知塑造现实”问题。 “美国衰退论”为何会扩散? 客观地说,中国社会近年来出现“美国衰退论”,并非毫无依据。 过去十多年,美国确实暴露出许多结构性问题,譬如政治极化加剧、社会撕裂扩大、枪支暴力频发、债务规模持续上升、两党恶斗不断、国际战略资源被大量消耗、制造业空心化问题长期存在。尤其是特朗普现象,对中国社会认知产生了巨大冲击。 在很多中国人看来,美国长期向外输出“政治制度优越性”,但美国自身却出现严重政治混乱,这种反差极大削弱了美国制度的“神圣感”。 与此同时,中国制造业升级、科技进步、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国际影响力提升,也增强了中国社会的国家自信。 在这种背景下,“东升西降”开始逐渐成为部分舆论中的主流叙事,但问题在于:趋势判断,和情绪化确定感,并不是一回事。 美国真的“衰退”了吗? 如果从相对力量变化看,美国确实不像冷战结束后那样拥有压倒性优势,但如果因此得出“美国已经不行了”的结论,则很可能是另一种认知简化。...
2026-05-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