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安全
FBI搜查一家华裔媒体，这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一个传播平台越靠近某个国家的文化和政治资源，就越需要证明自身的独立性、透明度和公共价值。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8月2日 近日，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对南加州多个地点展开搜查行动，其中涉及鹰龙传媒（EDI Media）创办人苏彦韬（James Su）的住所和办公地点。 此次行动涉及“外国影响力”调查方向，但截至目前，美国司法部门尚未公布针对鹰龙传媒或其负责人的正式指控。 所谓“华裔媒体”，可以理解为是“华裔社区媒体”的简称，强调服务于华人社区。 鹰龙传媒为何进入FBI视野？美国究竟关心什么？ 近年来，在大国竞争背景下，媒体、文化交流平台和社会组织，正在越来越多地被纳入“外国影响力”讨论范围，成为美国政府密切关注的对象。 一、鹰龙传媒是一家怎样的华裔媒体？ 鹰龙传媒成立于1993年，总部位于美国加州，是一家面向华人社区的综合性多媒体公司。 鹰龙传媒集电视、广播、网络媒体和文化活动于一体。其旗下平台主要服务美国华人，同时也参与中美影视文化交流，其中最具影响力的项目之一是“中美电影节”。 从业务模式看，鹰龙传媒具有典型的海外华人媒体特点：一方面，它服务移民社区，为美国华人提供中英双语信息和文化内容；另一方面，它又连接中国文化资源和美国社会，通过影视、文化活动等方式推动中美交流。 正因为这种“双重属性”，它既可以被看作海外华人社会的重要文化平台，也可能成为美国安全部门观察中国海外影响力时关注的对象。 二、美国到底关注什么？ 如果仅从影响力看，鹰龙传媒并不是美国主流媒体市场中的重要竞争者。它的主要受众是华人社区，也不是美国大众新闻体系中的全国性媒体。 那么，美国安全部门为什么关注它？ 一个重要变化是：美国近年来对外国影响力的理解已经发生变化。过去，美国主要关注中国政府机构、中国官方媒体，以及明确具有政府背景的国际传播平台。近年来，关注范围逐渐扩大到海外华人媒体、文化交流组织、社会团体、地方政治关系网络。 背后的逻辑是，美国越来越重视“关系网络”本身。换句话说，美国关注的不只是“这个机构传播了什么？”，还包括“这个机构连接了谁？”“这些连接是否可能影响美国社会认知和政治环境？” 这是近年来美国政策研究中频繁出现“影响力网络”“关系映射”（network mapping）等概念的原因。 三、从媒体问题到安全问题...
欧盟发布新报告：剑指外国信息操纵与干预
欧盟关注的不再只是信息是否真实，而是信息传播背后是否存在组织化影响行为。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6月20日 近年来，国际传播领域正在发生一场深刻变化。过去被视为信息交流、媒体传播和公共外交的问题，越来越多地被纳入国家安全与战略竞争框架之中。2026年3月12日，“欧盟对外行动署”（EEAS）发布第四份《外国信息操纵与干预威胁报告》（4th EEAS Report on Foreign Information Manipulation and Interference Threats），再次引发国际社会关注。 这份报告不仅是一份舆情分析文件，更反映出欧盟对于国际传播、跨境信息流动和认知安全问题的最新认知与制度安排。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折射出国际传播安全化趋势正在进一步深化。 一、从“虚假信息”到“外国信息操纵与干预” 长期以来，欧盟一直关注虚假信息（Disinformation）问题。然而近年来，欧盟逐渐认为，仅仅关注信息真假已经不足以解释复杂的信息环境。许多影响活动并不依赖虚假内容，而是通过选择性呈现、议题设置、情绪放大、网络协同行动等方式影响公众认知。 在这种背景下，欧盟启用了新概念——FIMI（Foreign Information Manipulation and Interference），即“外国信息操纵与干预”。 根据欧盟的定义，FIMI并不等同于虚假信息，而是指外国行为体通过协调化、系统化方式，对信息环境实施影响，以达到政治、战略或地缘目标。 这一概念的出现，标志着欧盟治理重点已经从“内容真假”转向“影响过程”。换句话说，欧盟关注的不再只是信息是否真实，而是信息传播背后是否存在组织化影响行为。...
当“认知战”成为高频词：台湾需警惕反噬风险
当认知战概念被持续扩展并高频使用时，其解释边界与社会效应也随之发生变化。本文从传播学视角出发，观察这一概念在台湾语境中的扩散路径及其可能带来的长期影响。 作者：毕研韬 时间：2026年6月9日 近几年，“认知战”已成为台湾公共讨论中的高频词汇。从选举政治到两岸关系，从媒体报道到社交平台，从假讯息治理到国家安全论述，“认知战”几乎无处不在。 认知战并非凭空出现的概念。在数字化时代，利用信息影响认知、塑造态度、改变行为，已经成为国际竞争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俄罗斯、中国、欧盟等主要政治体，都高度重视信息操纵、舆论影响和心理战问题。因此，台湾社会关注认知战，本身具有现实基础。 然而，任何概念都有其适用边界。当一个概念被过度使用、泛化使用时，其传播效果可能发生逆转。对于台湾而言，真正需要警惕的，也许并非认知战本身，而是“认知战”概念的过度扩张所可能带来的长期反噬。 一、从安全概念到万能解释框架 认知战最初主要用于描述有组织的信息操纵行为。例如，通过虚假信息、机器人账号、协同传播网络等方式，影响公众判断和社会情绪。 但近年来，在部分公共讨论中，“认知战”的外延不断扩大。某些网络谣言被称为认知战，某些政治批评被称为认知战，某些与主流立场不同的意见被怀疑是认知战，甚至某些社会矛盾和治理问题也被归因于认知战。 当一个概念开始解释越来越多现象时，它看似无所不能，实际上却可能逐渐失去解释力。 传播学研究表明，任何概念一旦出现“概念通胀”，其分析价值便会下降，因为如果所有问题都能被解释为认知战，那么认知战最终也就失去了区分不同现象的能力。 此时，认知战不再是一个分析工具，而逐渐演变为一种默认解释框架。 二、警觉提升之后，可能出现警觉疲劳 安全传播的目标是提升社会警觉性，但警觉性并非越高越好。 在风险传播研究中，有一个广为人知的现象——“警报疲劳”，是指当人们长期处于高强度风险提醒之下时，最初的警觉往往会逐渐转变为麻木。 如果每天都在讨论认知战，如果几乎所有争议事件都与认知战有关，如果各种不同声音都可能被纳入认知战框架，那么公众最终可能产生两种反应：第一种反应是疲劳；第二种反应是怀疑。 人们开始怀疑：究竟哪些是真正的认知战？哪些只是正常的信息流动和意见竞争？ 一旦公众开始普遍产生这种疑问，认知战概念本身的公信力便可能受到损害。 其结果反而是：当真正的认知战出现时，社会未必还能保持足够敏锐的辨识能力。这和“狼来了”的故事异曲同工。 三、当“认知战”成为社会心理 比概念泛化更值得关注的，是其可能产生的心理效应。 社会学中的“托马斯定理”指出：如果人们将某种情境定义为真实，那么它在后果上就是真实的。 当越来越多民众相信自己长期处于认知战环境之中时，这种认知本身便会开始影响社会行为。...
台海真正的危机，是人们越来越相信战争不可避免
人们讨论台海风险时，通常更关注军事力量、战略部署与外部变量。但是在更深层的结构中，战争是否发生，越来越取决于它如何被认知与定义，而不仅是具体行为本身。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22日发布 一、战争与和平的思想起点 战争与和平的关系，从来不只是军事力量的对抗问题，更是认知结构与解释框架的竞争问题。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组织法》序言指出：“战争起源于人之思想，保卫和平之屏障亦须于人之思想中建立。”这一判断意味着，冲突首先生成于观念与认知之中。 从这一视角看，台海问题的风险结构正在发生一种隐性转变：从对行为本身的关注，逐步转向对行为如何被解释与定义的关注。 传统分析多聚焦于军事力量对比、战略部署变化以及外部介入因素，这些因素构成冲突发生的物质与结构条件。 但在复杂互动环境中，同一行为在不同认知框架下可能被完全不同地定义，其意义的不确定性本身，正在成为影响局势演化的关键变量。 二、从行为冲突到解释冲突 在冲突演化过程中，真正决定是否升级为战争的，并不仅仅是某一具体行为的发生，而是该行为如何被认知与定义。 在不同解释结构下，同一军事或政治动作，可能被视为威慑、试探、误判或直接敌对信号。这种认知差异，直接影响各方对局势的判断，并进一步影响是否采取升级性行动。 从机制上看，战争是否发生，取决于行为如何被认知与定义，而不仅是行为本身。 这一过程通常通过“升级阈值”体现出来。所谓升级阈值，是指各方在特定情境下对意图、风险、成本与未来走势的综合判断。 当某一行为被解释为突破安全底线或不可容忍的威胁时，冲突就可能从有限对抗转向更高烈度的升级路径。 三、认知阈值与安全困境的放大 这一判断过程并非静态，而是持续反馈的。 在高紧张环境中，各方往往倾向于对对方行为进行更为负面的解释，从而强化自身的防御措施。 这种防御性调整，又会被对方重新解读为威胁升级，进而进一步强化原有认知判断。 这种循环结构，使安全困境不仅存在于行为层面，也存在于认知层面，并在传播与信息环境中被不断放大。这就是我去年提出的“认知安全困境”。 在这一过程中，一个更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关于战争的预期本身，正在逐渐成为影响现实的重要变量。 当“战争可能发生”逐渐被广泛接受为默认判断时，政策重心会发生转移，由避免冲突逐步转向应对冲突；沟通空间会相应压缩，使得误解纠正的可能性下降；同时，长期稳定机制也可能被短期风险管理逻辑所替代。 四、解释空间的单向收敛...
西方最新研究：生成式AI正在重塑信息战形态
AI正在让信息战越来越不像信息战，让普通大众更难以识别。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20日发布 近日，一篇发表于arXiv的最新研究 Amplification to Synthesi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Cognitive Operations Before and After Generative AI（《从放大传播到内容合成：生成式AI出现前后认知行动的比较分析》）引发西方安全研究圈关注。论文作者Liz Cho与Dongwook Yoon通过分析2016年与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期间超过13万条社交媒体内容，试图回答一个关键问题：生成式AI是否已经改变了信息战的运行逻辑？研究给出的答案是：很可能已经改变。 论文认为，传统的信息操控主要依赖“重复传播”与“流量放大”，而生成式AI时代的信息影响行动开始转向“原创生成”“叙事定制”与“拟人化表达”。这意味着，未来的信息战可能不再像过去那样容易识别。 从“转发放大”到“内容生成” 论文最重要的发现，是2016年与2024年网络传播模式出现了明显变化。研究显示：2016年的相关传播内容，大量依赖转发与重复，而2024年的内容，则更多表现为“原创生成”。...
文章推介
2026年香格里拉对话会的六个特征
2026年香格里拉对话显示：它正在从一个讨论军事安全的论坛，逐渐演变为一个讨论体系安全和国际秩序的论坛。 文/毕研韬 2026年6月2日发布 2026年5月31日，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Shangri-La Dialogue）在新加坡闭幕。作为亚太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安全论坛之一，“香格里拉对话会”长期被视为观察地区战略格局变化的重要窗口。过去，人们更多关注中美在这一平台上的公开交锋，以及南海、朝鲜半岛和台海等热点议题的发展。 然而，与往届相比，今年的香格里拉对话会呈现出一些新的变化。这些变化不仅反映地区安全环境的转型，也折射出全球秩序正在进入一个新的竞争阶段。 一、从“军事安全”转向“体系安全” 过去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主要聚焦舰队部署、导弹发展、军费增长以及地区军事平衡等传统安全议题。 今年的讨论中，一个显著变化是安全概念的外延明显扩大。 海底通信电缆、关键基础设施、人工智能、无人作战系统、供应链安全以及灰色地带行动（Grey Zone Operations）成为高频词汇。澳大利亚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尔斯甚至在会议上提出：“海床已经成为战场。”他特别提到台湾海峡和波罗的海近年来多起海底电缆受损事件，并认为这些现象已经超出一般技术事故的范畴。...
欧美766位涉华专家预测中国：技术前景光明，地缘阴云笼罩
欧美766位涉华专家对中国的预测，正悄然重塑西方对华政策与国际叙事。 毕研韬 当欧洲政策与学术界试图勾勒未来中国的图景时，他们给出的并非单一论断，而是一种内在矛盾的认知架构：在技术与产业层面，他们高度乐观；在地缘政治与制度环境层面，他们则趋于悲观。这种“技术乐观+地缘悲观”的组合，已然成为当前西方对华认知的重要基调。 一、报告背景：一份“认知预期”的集中展现 2026年1月，德国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Mercator Institute for China Studies）发布了《2026年中国预测》（China Forecast 2026）。该报告基于一项大规模专家调查，调查时间为2025年10月至11月，共收集了766名涉华专家与观察人士的意见，其中约八成来自欧洲。 需要指出的是，这并非一份基于统计模型的预测报告，而是一种典型的精英认知调查。它反映的并非中国“将如何发展”，而是西方政策与学术界认为“中国将如何发展”。这种预期本身就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因为它往往会转化为政策制定的依据与行动的逻辑。...
An Initiative to Global Peace Scholars: Participating in Conflict Mediation and Building a Peaceful Future Together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
美国要求举报与中国科研合作，这意味着什么？
科研合作不再只是学术事务，而被明确纳入国家安全架构。 文/毕研韬 2026年4月，美国国会围绕对华科技竞争释放出一项新的政策信号：美国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向高校施压，要求进一步强化对涉华科研合作的内部审查机制，其中包括完善内部报告与监督渠道。这一动向迅速引起学术界关注。它表明，中美科技竞争正在进入一个更为细致、也更具制度约束力的阶段——科研合作不再只是学术事务，而被明确纳入国家安全架构。 从政策限制到内部合规 回顾过去数年，美国对中美科研合作的政策重点，主要体现在“政策限制”。通过出口管制、实体清单以及签证审查等手段，对特定机构与人员设定合作边界，其核心目标在于防止关键技术外流。 此次变化的关键在于，监管方式开始发生转向：不再仅依赖政府层面的限制措施，而是逐步延伸至高校和科研机构内部。在新的政策压力下，大学需要建立更为系统的合规框架，对科研合作进行持续性审查，并对潜在风险进行内部识别和报告。 这种转变意味着，科研活动的运行逻辑正在发生调整。合作关系不再只依据学术价值来判断，同时也需要接受安全视角的审视。 内部监督机制的引入及其影响 在企业和金融领域，内部报告机制早已是常见的治理工具，其主要功能是弥补外部监管的信息不足。如今，这类机制被引入科研治理体系，其影响具有明显的外溢性。 首先，它改变了科研合作的基本环境。学术共同体长期依赖开放交流与相互信任，而内部监督机制的强化，使合作关系中增加了合规与风险评估的维度。这种变化，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跨机构、跨国合作的稳定性。 其次，“风险”的界定趋于扩大。在国家安全框架下，风险不仅限于明确违规行为，还可能涉及技术扩散、合作背景以及资金来源等因素。这种不确定性，使科研人员在实际决策中更加谨慎，部分敏感领域的合作可能因此减少。 再次，个体在科研治理中的责任有所上升。在新的制度安排下，研究人员既是科研活动的参与者，也需要承担相应的合规义务。这一变化，会对科研行为产生持续影响。...
美参议院最新报告：中国正在改写全球信息传播规则
报告指出，全球竞争的关键，正在从技术与贸易，转向对“认知规则”的争夺，而中国是其中最重要的推手之一。 文/毕研韬 一、一个明确信号：信息体系已进入大国竞争核心 2026年3月，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民主党成员发布报告The Price of Retreat 2.0: Undermining America’s Economic Edge...
社会韧性：台湾的安全护盾？
文/晁可然（亚太问题专家） 在当今全球安全形势日益复杂多变的背景下，“社会韧性”成为越来越多国家和地区关注的一个焦点。作为一个特殊的地缘政治体，台湾的安全环境面临多元挑战，社会韧性能否成为其重要的“安全护盾”，值得深入探讨。 一、什么是社会韧性？ 社会韧性指一个社会在遭受外部冲击或内部危机时，能够有效抵御、适应并迅速恢复正常状态的能力。这种能力不仅包括基础设施的稳定，更涵盖社会成员的心理承受力、信息识别力、社会凝聚力和制度的灵活应对机制。简言之，社会韧性体现了一个社会面对风险时的整体抗压和自我修复能力。 二、台湾提升社会韧性的努力 随着混合威胁（Hybrid Threats）形态日益多元，台湾正逐步将“社会韧性”视为整体安全战略的重要支柱。社会韧性不仅关乎应急响应能力，更涉及民众认知、社会心理与制度弹性等深层因素。 1.加强网络安全与信息防护 在面对虚假信息、认知操控和网络攻击等灰色地带手段时，台湾强化了网络空间的多元防线： 2.推进全民国防与公民教育 台湾将国防概念拓展至社会层面，强调全民意识的形成与民众素养的提升： 3.强化基层社区的应急与恢复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