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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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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两岸认知安全困境,民间应行动起来

当官方沟通受到制约,民间能否通过持续对话打破猜疑循环,为两岸关系保留理性空间? 作者:毕研韬 | 发布时间:2026年10月13日 台海两岸的安全困境,不仅存在于军事领域,也存在于认知领域:一方为维护自身安全而采取的措施,可能被另一方理解为敌意信号,进而引发新的防范与反制。双方不断根据对方的反应强化原有判断,最终可能陷入相互猜疑、相互防范的恶性循环。 如果这一循环持续下去,两岸即使没有发生新的重大冲突,也可能在认知层面不断拉大距离。如何阻止这种趋势?在官方沟通受到政治因素制约的情况下,推动两岸民间认知对话,值得认真探索。 一、认知安全困境如何形成? 传统安全困境强调,一方为增强自身安全而采取的行动,可能使另一方感到更加不安全,从而引发相互强化的安全竞争。将这一逻辑引入认知领域,可以发现类似的运行机制——认知安全困境。 例如,台湾方面将大陆的某些信息活动认定为认知战,并据此加强信息监测、风险教育和传播反制。这些措施有其自身的安全逻辑,但如果认知战概念被过度泛化,部分台湾民众就可能逐渐将大陆来源的信息、社会交流乃至一般性的政治表达,都视为潜在威胁。 与此同时,大陆方面也可能将台湾相关的安全政策、政治表述和传播行动理解为对抗性信号,并据此调整自身政策。大陆采取的进一步行动,又可能强化台湾社会原有的威胁判断。 由此形成一种负向循环:一方的防御措施成为另一方判断威胁的依据,另一方的反应又被视为原有判断正确的证据。 需要指出的是,这并不意味着两岸所有行动的性质、责任和影响完全相同,也不能据此断言所有安全措施都会产生反作用。问题在于,当双方越来越依赖对对方意图的推测来理解其行为时,事实核验与理性判断就可能让位于既有的威胁预期。 认知安全困境最值得警惕之处,是双方可能在努力维护自身安全的过程中,逐渐削弱彼此的安全感。 二、为什么单纯加强反制难以破局? 面对认知威胁,增强信息核验能力、识别虚假信息和防范隐蔽操纵,当然具有必要性。但如果应对思路主要集中于识别对手、揭露对手和反制对手,就可能忽略一个更深层的问题:自身的防御行为是否也在改变对方的威胁感知? 当认知战成为解释复杂两岸关系的主要框架时,容易出现一种倾向:对方的行动被优先理解为有意操纵,而不是先区分其性质、来源、证据和实际影响。如此一来,新的信息未必能够修正原有判断,反而可能被纳入既有的对抗性解释。 这并非台湾独有的问题。任何一方都可能陷入类似的认知惯性:强调对方的威胁,却低估自身行为对对方判断的影响;要求对方理解自己的安全焦虑,却不愿认真分析对方为何感到不安全。 因此,破解认知安全困境不能仅仅依赖增加传播声量,也不能指望一方单方面改变叙事,就能让另一方同步调整认知。更现实的方向,是为不同认知之间的接触、检验和修正创造条件。 三、官方互信不足,民间对话仍有空间 两岸政治分歧复杂,官方沟通渠道受到多重因素制约。要求双方首先建立政治互信,再开展认知对话,可能使问题陷入循环:因为缺乏互信,所以无法对话;因为缺乏对话,又难以减少误判。 民间对话的意义,在于不必以解决根本政治分歧为前提。 两岸学者、媒体从业者、教育工作者、社会组织成员及其他具有公共责任感的人士,可以围绕彼此的风险认知、信息判断和社会心理展开交流。参与者不必持有相同的政治立场,也不必对两岸关系的未来持有一致判断。 这种对话首先要回答的,不是“谁的立场正确”,而是几个更基础的问题:双方如何理解对方的行动?哪些事实存在争议?哪些判断来自亲身经验,哪些来自媒体叙事?双方各自担忧什么,又有哪些担忧没有被对方准确理解?...

传播学

海南大学毕研韬教授新书《国际传播新维度》出版

当今世界,国际传播已成为塑造全球认知图景、国际关系格局与国家战略空间的重要力量。在地缘博弈加剧背景下,国际传播正加速安全化转向,信息与传播的工具化乃至武器化现象令人担忧。在此背景下,国际传播将如何自救,又如何突围? 作者:唐玥宸  发布时间:2026年10月11日 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毕研韬教授认为,今天,要进一步理解国际传播的嬗变、释放国际传播的功能,就需要从更新视角深入探索国际传播的本质与规律。为此,近些年他先后提出了“有组织的信息操纵”“制度传播”“战略传播2.0”等新概念和新理论。 毕教授从事国际传播研究与实践近四十年,如今他把最新研究成果汇集成《国际传播新维度——认识国际传播的五大“法门”》一书。该书由毕教授与范颖合著,全书17.5万字,近日由中国民族文化出版社出版。在书中,作者重新界定了国际传播等概念,随之从认知安全、战略传播、人工智能、战略理解、战略叙事五个角度,集中剖析国际传播的运行逻辑。 毕研韬说,《国际传播新维度》是《战略传播纲要》的姊妹篇。《战略传播纲要》由毕研韬与王金岭合著,2011年由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和中央编译出版社联袂出版,刘永治上将、张序三中将和阮次山先生为之作序。该书被乌克兰国家图书馆收藏。莫斯科大学教授帕申采夫曾两次指出,《战略传播纲要》的出版是中国战略传播概念发展的重要事件。北约战略传播卓越中心的一份文献把此书列为中国早期战略传播三部专著之一。 作者唐玥宸博士系海南科技职业大学设计学院副教授。

传播学

FBI搜查一家华裔媒体,这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一个传播平台越靠近某个国家的文化和政治资源,就越需要证明自身的独立性、透明度和公共价值。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8月2日 近日,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对南加州多个地点展开搜查行动,其中涉及鹰龙传媒(EDI Media)创办人苏彦韬(James Su)的住所和办公地点。 此次行动涉及“外国影响力”调查方向,但截至目前,美国司法部门尚未公布针对鹰龙传媒或其负责人的正式指控。 所谓“华裔媒体”,可以理解为是“华裔社区媒体”的简称,强调服务于华人社区。 鹰龙传媒为何进入FBI视野?美国究竟关心什么? 近年来,在大国竞争背景下,媒体、文化交流平台和社会组织,正在越来越多地被纳入“外国影响力”讨论范围,成为美国政府密切关注的对象。 一、鹰龙传媒是一家怎样的华裔媒体? 鹰龙传媒成立于1993年,总部位于美国加州,是一家面向华人社区的综合性多媒体公司。 鹰龙传媒集电视、广播、网络媒体和文化活动于一体。其旗下平台主要服务美国华人,同时也参与中美影视文化交流,其中最具影响力的项目之一是“中美电影节”。 从业务模式看,鹰龙传媒具有典型的海外华人媒体特点:一方面,它服务移民社区,为美国华人提供中英双语信息和文化内容;另一方面,它又连接中国文化资源和美国社会,通过影视、文化活动等方式推动中美交流。 正因为这种“双重属性”,它既可以被看作海外华人社会的重要文化平台,也可能成为美国安全部门观察中国海外影响力时关注的对象。 二、美国到底关注什么? 如果仅从影响力看,鹰龙传媒并不是美国主流媒体市场中的重要竞争者。它的主要受众是华人社区,也不是美国大众新闻体系中的全国性媒体。 那么,美国安全部门为什么关注它? 一个重要变化是:美国近年来对外国影响力的理解已经发生变化。过去,美国主要关注中国政府机构、中国官方媒体,以及明确具有政府背景的国际传播平台。近年来,关注范围逐渐扩大到海外华人媒体、文化交流组织、社会团体、地方政治关系网络。 背后的逻辑是,美国越来越重视“关系网络”本身。换句话说,美国关注的不只是“这个机构传播了什么?”,还包括“这个机构连接了谁?”“这些连接是否可能影响美国社会认知和政治环境?” 这是近年来美国政策研究中频繁出现“影响力网络”“关系映射”(network mapping)等概念的原因。 三、从媒体问题到安全问题...

传播学

欧盟发布新报告:剑指外国信息操纵与干预

欧盟关注的不再只是信息是否真实,而是信息传播背后是否存在组织化影响行为。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6月20日 近年来,国际传播领域正在发生一场深刻变化。过去被视为信息交流、媒体传播和公共外交的问题,越来越多地被纳入国家安全与战略竞争框架之中。2026年3月12日,“欧盟对外行动署”(EEAS)发布第四份《外国信息操纵与干预威胁报告》(4th EEAS Report on Foreign Information Manipulation and Interference Threats),再次引发国际社会关注。 这份报告不仅是一份舆情分析文件,更反映出欧盟对于国际传播、跨境信息流动和认知安全问题的最新认知与制度安排。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折射出国际传播安全化趋势正在进一步深化。 一、从“虚假信息”到“外国信息操纵与干预” 长期以来,欧盟一直关注虚假信息(Disinformation)问题。然而近年来,欧盟逐渐认为,仅仅关注信息真假已经不足以解释复杂的信息环境。许多影响活动并不依赖虚假内容,而是通过选择性呈现、议题设置、情绪放大、网络协同行动等方式影响公众认知。 在这种背景下,欧盟启用了新概念——FIMI(Foreign Information Manipulation and Interference),即“外国信息操纵与干预”。 根据欧盟的定义,FIMI并不等同于虚假信息,而是指外国行为体通过协调化、系统化方式,对信息环境实施影响,以达到政治、战略或地缘目标。 这一概念的出现,标志着欧盟治理重点已经从“内容真假”转向“影响过程”。换句话说,欧盟关注的不再只是信息是否真实,而是信息传播背后是否存在组织化影响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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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认知战”成为高频词:台湾需警惕反噬风险

当认知战概念被持续扩展并高频使用时,其解释边界与社会效应也随之发生变化。本文从传播学视角出发,观察这一概念在台湾语境中的扩散路径及其可能带来的长期影响。 作者:毕研韬  时间:2026年6月9日 近几年,“认知战”已成为台湾公共讨论中的高频词汇。从选举政治到两岸关系,从媒体报道到社交平台,从假讯息治理到国家安全论述,“认知战”几乎无处不在。 认知战并非凭空出现的概念。在数字化时代,利用信息影响认知、塑造态度、改变行为,已经成为国际竞争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俄罗斯、中国、欧盟等主要政治体,都高度重视信息操纵、舆论影响和心理战问题。因此,台湾社会关注认知战,本身具有现实基础。 然而,任何概念都有其适用边界。当一个概念被过度使用、泛化使用时,其传播效果可能发生逆转。对于台湾而言,真正需要警惕的,也许并非认知战本身,而是“认知战”概念的过度扩张所可能带来的长期反噬。 一、从安全概念到万能解释框架 认知战最初主要用于描述有组织的信息操纵行为。例如,通过虚假信息、机器人账号、协同传播网络等方式,影响公众判断和社会情绪。 但近年来,在部分公共讨论中,“认知战”的外延不断扩大。某些网络谣言被称为认知战,某些政治批评被称为认知战,某些与主流立场不同的意见被怀疑是认知战,甚至某些社会矛盾和治理问题也被归因于认知战。 当一个概念开始解释越来越多现象时,它看似无所不能,实际上却可能逐渐失去解释力。 传播学研究表明,任何概念一旦出现“概念通胀”,其分析价值便会下降,因为如果所有问题都能被解释为认知战,那么认知战最终也就失去了区分不同现象的能力。 此时,认知战不再是一个分析工具,而逐渐演变为一种默认解释框架。 二、警觉提升之后,可能出现警觉疲劳 安全传播的目标是提升社会警觉性,但警觉性并非越高越好。 在风险传播研究中,有一个广为人知的现象——“警报疲劳”,是指当人们长期处于高强度风险提醒之下时,最初的警觉往往会逐渐转变为麻木。 如果每天都在讨论认知战,如果几乎所有争议事件都与认知战有关,如果各种不同声音都可能被纳入认知战框架,那么公众最终可能产生两种反应:第一种反应是疲劳;第二种反应是怀疑。 人们开始怀疑:究竟哪些是真正的认知战?哪些只是正常的信息流动和意见竞争? 一旦公众开始普遍产生这种疑问,认知战概念本身的公信力便可能受到损害。 其结果反而是:当真正的认知战出现时,社会未必还能保持足够敏锐的辨识能力。这和“狼来了”的故事异曲同工。 三、当“认知战”成为社会心理 比概念泛化更值得关注的,是其可能产生的心理效应。 社会学中的“托马斯定理”指出:如果人们将某种情境定义为真实,那么它在后果上就是真实的。 当越来越多民众相信自己长期处于认知战环境之中时,这种认知本身便会开始影响社会行为。...

亚洲

台海真正的危机,是人们越来越相信战争不可避免

人们讨论台海风险时,通常更关注军事力量、战略部署与外部变量。但是在更深层的结构中,战争是否发生,越来越取决于它如何被认知与定义,而不仅是具体行为本身。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22日发布 一、战争与和平的思想起点 战争与和平的关系,从来不只是军事力量的对抗问题,更是认知结构与解释框架的竞争问题。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组织法》序言指出:“战争起源于人之思想,保卫和平之屏障亦须于人之思想中建立。”这一判断意味着,冲突首先生成于观念与认知之中。 从这一视角看,台海问题的风险结构正在发生一种隐性转变:从对行为本身的关注,逐步转向对行为如何被解释与定义的关注。 传统分析多聚焦于军事力量对比、战略部署变化以及外部介入因素,这些因素构成冲突发生的物质与结构条件。 但在复杂互动环境中,同一行为在不同认知框架下可能被完全不同地定义,其意义的不确定性本身,正在成为影响局势演化的关键变量。 二、从行为冲突到解释冲突 在冲突演化过程中,真正决定是否升级为战争的,并不仅仅是某一具体行为的发生,而是该行为如何被认知与定义。 在不同解释结构下,同一军事或政治动作,可能被视为威慑、试探、误判或直接敌对信号。这种认知差异,直接影响各方对局势的判断,并进一步影响是否采取升级性行动。 从机制上看,战争是否发生,取决于行为如何被认知与定义,而不仅是行为本身。 这一过程通常通过“升级阈值”体现出来。所谓升级阈值,是指各方在特定情境下对意图、风险、成本与未来走势的综合判断。 当某一行为被解释为突破安全底线或不可容忍的威胁时,冲突就可能从有限对抗转向更高烈度的升级路径。 三、认知阈值与安全困境的放大 这一判断过程并非静态,而是持续反馈的。 在高紧张环境中,各方往往倾向于对对方行为进行更为负面的解释,从而强化自身的防御措施。 这种防御性调整,又会被对方重新解读为威胁升级,进而进一步强化原有认知判断。 这种循环结构,使安全困境不仅存在于行为层面,也存在于认知层面,并在传播与信息环境中被不断放大。这就是我去年提出的“认知安全困境”。 在这一过程中,一个更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关于战争的预期本身,正在逐渐成为影响现实的重要变量。 当“战争可能发生”逐渐被广泛接受为默认判断时,政策重心会发生转移,由避免冲突逐步转向应对冲突;沟通空间会相应压缩,使得误解纠正的可能性下降;同时,长期稳定机制也可能被短期风险管理逻辑所替代。 四、解释空间的单向收敛...

传播学

西方最新研究:生成式AI正在重塑信息战形态

AI正在让信息战越来越不像信息战,让普通大众更难以识别。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20日发布 近日,一篇发表于arXiv的最新研究 Amplification to Synthesi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Cognitive Operations Before and After Generative AI(《从放大传播到内容合成:生成式AI出现前后认知行动的比较分析》)引发西方安全研究圈关注。论文作者Liz Cho与Dongwook Yoon通过分析2016年与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期间超过13万条社交媒体内容,试图回答一个关键问题:生成式AI是否已经改变了信息战的运行逻辑?研究给出的答案是:很可能已经改变。 论文认为,传统的信息操控主要依赖“重复传播”与“流量放大”,而生成式AI时代的信息影响行动开始转向“原创生成”“叙事定制”与“拟人化表达”。这意味着,未来的信息战可能不再像过去那样容易识别。 从“转发放大”到“内容生成” 论文最重要的发现,是2016年与2024年网络传播模式出现了明显变化。研究显示:2016年的相关传播内容,大量依赖转发与重复,而2024年的内容,则更多表现为“原创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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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学

声誉安全:国际传播研究的新视角

声誉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特殊的战略资产:它降低国际社会的判断成本,也降低国家在危机中的信任损失。 作者:毕研韬  发布:2026年8月31日 在国际竞争日益表现为认知竞争、信任竞争和规则竞争的今天,一个国家面临的风险已经不只是军事、经济或技术风险,也包括国际社会如何认识它、信任它以及是否愿意与它合作。由此,“国家声誉”逐渐进入国际传播、安全与战略研究视野。 “声誉安全”(reputational security)并非新概念。早在2017年,美国南加州大学公共外交学者Nicholas Cull就提出这一概念,并将其视为对“软实力”理论的重要延伸。近年来,这一概念开始进入战略传播和公共外交研究,学者开始讨论国家声誉如何影响国际信任、政策合法性以及国家应对外部风险的能力。 真正值得关注的是,国际传播的目标正在从塑造国家形象,进一步转向维护国家声誉及其所产生的国际信任。 一、从国家形象到声誉安全 传统的国家形象研究主要回答“世界怎么看我”。国家品牌研究进一步关注“如何形成积极印象”,软实力理论则关注这种积极印象能否转化为吸引力。 “声誉安全”提出:当国际环境出现危机、冲突和高度不确定性时,一个国家能否依靠长期积累的声誉,维持国际社会对它的基本信任? 这一区别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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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星宇解约的年轻人:瞄准企业软肋,开启新式维权

2026年夏天,常州星宇车灯股份有限公司把自己和107名刚刚走出校园的年轻人推上了舆论场。 作者:毕研韬  发布:2026年8月29日 星宇股份2026年招录了440名高校毕业生。入职一个多月后,公司集中约谈部分员工。据多名毕业生反映,他们被要求在主动离职和调往生产一线之间做出选择,最终107人与公司解除劳动合同。 8月25日,常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发布调查通报,确认了107人解除劳动合同的事实,并指出企业在协商过程中“方法简单生硬,缺乏充分有效沟通”,对公司人力资源总监做出停职处理。8月27日,星宇股份公开致歉,公布了包括求职生活补贴、住宿和进一步补偿在内的补救方案。 事情本来可以止步于此:企业道歉,员工维权,地方部门介入,舆论批评,但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真正值得关注的是,这些年轻人把维权的目光投向了境外。 一、年轻人失去的,不只是一个岗位 对应届毕业生来说,被解约意味着什么? 不是简单地“重新找工作”。 他们刚刚步入社会,职业规划、求职节奏和人生安排都建立在这份工作之上。 更重要的是,应届毕业生身份具有特殊的就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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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税大战:BBC不懂中国

文/毕研韬 美国东部时间4月2日下午4时(北京时间4月3日凌晨4时),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执行全面新对等关税政策。 北京时间4月3日下午6时(美国东部时间4月3日凌晨6时),中国宣布采取反制措施。中国反应之快,让外界吃惊。 BBC(中文)解读说,中国选择这个时间宣布,“某种程度上想在国内掩盖这一新闻,不要过于惊吓到民众”。 这个臆测毫无依据。这么重大的事件,在什么节点发布有啥区别?何况,在自媒体时代,周五下午六时,不正在黄金时段吗? BBC中文还关心“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这个时候在做什么”。BBC杜撰到: “习和其他六位政治局常委在外出植树,强调应对砍伐森林的必要性。这展示了面对特朗普时的镇定,显示了一种气氛:华盛顿你尽力去做吧,这里是中国,我们对你的胡言乱语不感兴趣。” 如果BBC稍微做点功课就知道,一年前(2024年)的4月3日上午,习近平等中国领导人也在参加义务植树活动。 4月3日或4日参加植树活动,是中国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参加义务植树活动的惯例时间。 BBC(中文)这次的误读,说明了什么?是不懂中国,还是其它原因?BBC的这种低级错误,该怎样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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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Universities: A Grand Makeshift Troupe

By Lin Zhaoyuan In China, the academic reputation of universities no longer...

亚洲

新疆与西藏:应对外传递什么信号?

新疆与西藏长期处于国际舆论的聚光灯下。近期,星巴克在乌鲁木齐开店引发西方批评,美国国会连续推进涉藏法案,这再次提醒我们:新疆与西藏早已不只是国内治理议题,而是中外叙事竞争的前沿。外界关注什么、质疑什么、放大什么,直接关系到中国的国际形象与战略空间。那么,面对持续的审视与质疑,新疆与西藏应如何破局?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10月4日 首先必须承认一个现实:信息高度不对称,信任严重不足。西方主流叙事强调大规模管控、文化同化与权利限制,部分国家和组织甚至使用“种族灭绝”“危害人类罪”等强烈定性。中国则强调反恐、去极端化、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并指出相关指控缺乏证据。 双方的叙事都受到政治立场影响,难以完全排除偏见。封闭容易加剧猜测,有限开放又常被指为“舞台化展示”。由此形成一种困境:不开放,容易被认为“有事要藏”;开放后若出现负面信息,又可能被视为对既有指控的印证。在这种环境下,单纯依靠声明和驳斥,效果有限。更有效的信号,应当建立在可验证的行动之上。 第一,让发展成果真实可感。经济增长、就业增加、基础设施改善和民生进步,都是重要的事实依据。当普通居民的生活水平、教育机会和社会流动条件得到切实改善时,极端化叙事的说服力便会受到削弱。国际企业进入、旅游业发展、本地消费活跃,本身也是观察当地社会状况的窗口。企业的长期经营比短期参访更具持续性,也有助于形成多渠道的信息流动。把发展作为安全的基础,而不是让安全逻辑长期压制发展,是更可持续的路径。 第二,在安全与包容之间寻求平衡。安全不可或缺,尤其是两地都曾面临真实的暴力威胁。但历史经验表明,单纯依赖高压治理,可能积累隐性疏离。西方国家处理原住民和地区认同问题的历史教训值得参考:加拿大、澳大利亚曾推行强制寄宿学校政策,造成长期创伤与不信任;魁北克、巴斯克等地的经验则表明,经济联系、政治协商及一定程度的自治安排,可以影响分离主义诉求的发展。对中国而言,在维护国家主权和统一的前提下,为语言、文化传承和教育保留适当空间,以机会公平和社会流动增强认同,往往比试图消除所有差异更具可持续性。观念惯性是现实阻力,过度放开也可能带来治理风险,关键在于循序渐进、及时评估,以实际效果检验调整方向。 第三,接受一定程度外部观察。完全封闭会持续强化外界的负面想象。邀请非西方智库、部分宗教团体和相对独立的学术机构开展较长时间的实地观察,比单纯面向立场鲜明的西方人权组织更具现实可行性。国际企业的供应链审计和第三方合规检查,也可成为补充渠道。透明度不必一步到位,但应朝着可交叉验证的方向推进。真正的自信,不是拒绝一切审视,而是让更多事实经得起不同视角的检验。 第四,区分具体问题与整体定性。把所有批评一概斥为“反华噪音”,或把所有政策都上升为不可讨论的主权问题,都会压缩对话空间。相反,针对用工、教育、宗教场所使用等具体议题,以数据和事实回应,更有助于积累可信度。同时,也应指出,将企业的商业行为直接等同于政治站队,是一种不合理的道德绑架。只有减少非黑即白的判断,才有可能打破相互猜疑的循环。 西藏与新疆的情况并不完全相同。西藏议题延续时间更长,更侧重文化与宗教认同;新疆则因安全叙事、供应链争议及相关指控,更容易引发即时的国际反应。但两者共同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维护国家统一与社会稳定的同时,减少被外界单一化、极端化解读的空间。 归根结底,最有说服力的信号,既不是情绪化反击,也不是完美无缺的自我宣传,而是持续、可见、可验证的进步:人民生活不断改善,社会保持正常运转,极端思想失去滋生土壤,治理方式在实践中持续优化。发展夯实安全基础,安全为发展提供保障,二者需要动态平衡。外部质疑不会一夜消失,但只有让事实持续积累、让行动经得起检验,才能逐步改善国际认知,拓展自身的叙事空间。 毕研韬系传播学教授,主要研究国际传播、国际冲突与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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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务院:中国的传播,已不只是传播

从信息传递到认知塑造,传播正在被纳入安全与竞争逻辑之中。 文/毕研韬 一、从术语变化看政策转向 2026年2月,美国国务院向国会提交的评估材料中,将中国对外传播活动纳入“影响力操作”(influence operations,也译作“影响力行动“)框架。这一表述并非修辞调整,而是政策语境中的功能性重新定义。 在美国国家安全与战略传播语境中,“影响力操作”是指行为主体基于明确目标,系统性地设计并实施信息行动,通过可识别路径影响特定受众的认知、态度或行为,并能够对效果进行评估与调整的过程。 在美国国家安全体系中,“影响力操作”通常与情报、心理战和战略传播并列,它强调三个要素:目标受众、投送机制、可评估的效果。 这意味着,美国政府不再将相关传播视为“表达行为”,而是视为可分析、可归因、可反制的行动体系。 二、判断依据:三类可观察证据 报告的逻辑建立在三类可被追踪的现象之上: 1. 传播与项目绑定(policy-cont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