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境镇压
美国拟立法，把“跨境镇压”定义为刑事犯罪
美国国会正试图将一个近年来频繁出现的政治概念——“跨境镇压”（Transnational Repression），正式写入联邦刑法。 作者：《无界传播》评论员 发表时间：2026年7月15日 7月14日，美国民主与共和两党参议员共同提出《制止跨境镇压法案》（Stop Transnational Repression Act）。根据法案内容，外国政府及其代理人在美国境内实施骚扰、威胁、施压、跟踪、恐吓等行为将被认定为“跨境镇压”，最高可面临10年刑期。 值得关注的是，参议院工作人员向媒体透露，中国7月1日实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推动该法案的重要背景之一。美国认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赋予中国政府对境外相关人员追责的法律依据，因此有必要通过新的联邦法律予以回应。 如果法案最终通过，它将不仅是一部刑事法律，更意味着美国正在将“跨境镇压”塑造成一个新的国际政治概念，并赋予其法律效力。 一、一个政治概念正在完成制度化 近年来，美国政府越来越多使用“跨境镇压”这一概念。 2023年以来，美国联邦调查局、国务院、司法部、美国国会、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CECC）陆续发布大量报告，将中国、伊朗、俄罗斯等国列为实施“跨境镇压”的主要国家。 如今，美国试图进一步将其写入联邦刑法，这意味着一个政治概念正在完成制度化过程。这一过程通常包括四个阶段：概念提出、媒体传播和社会接受、政府政策采纳、法律确认。 一旦进入第四阶段，一个概念便具有了更强的政策约束力和国际扩散能力。 因此，《制止跨境镇压法案》不只是增加一个罪名，而是在法律层面正式确立了美国对于“跨境镇压”的定义权。 二、两种法律逻辑开始直接碰撞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此次立法与中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形成了鲜明对应。 中国强调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反分裂，认为任何危害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行为都应依法追责。 美国则强调个人权利、政治自由以及海外社群的安全，认为外国政府不得利用行政、司法或非正式方式，对境外人士实施威胁或施压。 双方并非仅仅存在法律条文上的差异，更体现出两种不同的治理理念。 在国际传播层面，这意味着双方正在围绕同一问题建立不同的话语体系。 中国强调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美国强调保护流亡社群、异议人士以及海外少数族群的人权。...
文章推介
为何很多人感到：再努力也难改变命运？
文/毕研韬 在公共讨论中，“努力是否还有意义”正从一句牢骚，演变为一种普遍的时代感受。随着现实经验中屡次遭遇挫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怀疑：个人付出与命运改变之间，是否仍存在稳定、可预期的通道？ 第一，问题的关键不在“个人”，而在“通道” 在社会高速增长期，社会结构具有较强的“流动弹性”。教育扩张、产业升级、城市化和全球化加速，为个体提供了多条上行通道。努力之所以被广泛信奉，并非源于道德教化，而是因为它在统计意义上“有效”。然而，当增长放缓、人口结构逆转、产业梯度趋于固化，这些通道开始收窄，其进入门槛、失败成本和不确定性显著上升。人们仍在努力，但回报越来越难以兑现，个体因此产生明显的挫败感。 第二，回报结构的变化削弱了努力的可见性 当代社会的回报越来越向资本、平台、规模和先发优势集中。许多努力不再直接转化为收入、地位或安全感，而是被吸纳进复杂的组织体系与分配结构中。对个体而言，付出依旧存在，但成果变得延迟、不确定，甚至难以识别。久而久之，“努力—回报”的因果链条在经验层面被打断。 第三，预期的坍塌比现实的恶化更具冲击力 不满并不总是源于绝对处境，而往往来自预期落差。对于曾经经历或目睹过快速流动的一代人而言，上行并非抽象概念，而是具体记忆。当社会从“普遍可能性”转向“结构性筛选”，心理冲击被放大。人们困惑的，并非生活立即崩塌，而是未来变得黯淡无光。 第四，制度与叙事之间出现了张力 社会仍在强调个人奋斗与积极进取，但现实环境在不断压缩个体选择空间。当主流叙事与结构现实脱节，努力容易被重新解读为责任转移：如果结果不佳，问题似乎只能归咎于个人。对个体而言，这种张力不会激发动力，反而加速认知疲劳与心理退缩；对社会而言，当叙事脱离结构真实，它将削弱公众对公平与理性的信任，从而影响整体社会信任与合作的基础。 第五，这并非某一国家的孤立现象 在不同制度与文化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人产生了类似感受。尤其是在经历过快速经济增长的国家，上行通道的数量和宽度普遍出现收缩，而社会结构的复杂性却在不断上升。国家之间的差异主要在于，是否允许对这种结构变化进行公开讨论，以及是否具备自我修复和制度调整的能力。...
经济下行是否还要考研？
是否该读研，取决于你的认知层次。 文/毕研韬 是否该读研，取决于你的认知层次。读研不仅为获取文凭，更是一场提升生命维度的修行：从“看山是山”的懵懂，到“看山不是山”的蜕变，此时的你已能透过表象管窥本质。 我期望研究生能更进一步：把实验室的灯光视为“禅修”的指引，把文献丛林看作打通“任督二脉”的修行场；以阳光心态“渡劫”，笃信文献标注与实验误差终将化为生命的年轮，继而抵达“看山还是山”的殊胜之境。 准备考研的你，或许正感到迷茫与压力，但请相信：凤凰涅槃后，你定能跃升至崭新的生命维度。
《无界传播》：透视中国的新窗口
文/毕研韬 2025年3月7月，《纽约时报》发表一篇评论文章，题为“美国对中国的现状一无所知，这很危险”，虽有些夸张，但不无道理。 2024年3月20日，新加坡《联合早报》一篇文章引述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高级顾问甘思德（Scott Kennedy）的话说，“厘清中国高层是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做出决策非常重要”。 2020年7月，美国某著名大学有项关于中国的民意调查，结论令人难忘，引人深思。不可思议的是，几年之后美国才有专家对此进行反省。 政治生态与传统文化等因素交叠震荡，令外界很难了解当今中国。 前些年，我还偶尔关注下海外华人关于中国的评论，现在早已懒得看了。出去若干年后，他们一方面深受海外影响，另一方面已不了解今日中国了，导致对中国的解读常常黄腔走板。 如今，《无界传播》将成为外界认识中国的一扇新窗户，有助于外部触摸当今中国真实的脉搏。 与此同时，《无界传播》也是国人了解国家的一个渠道。 中国高层基本依赖内参系统了解环境，而普通百姓主要通过大众传播了解世界，但今天这两个系统都已功能失调，不堪重负了。此时此刻，《无界传播》迎难而上，引领用户在重重迷雾中发现中国、认识世界。 这是《无界传播》的自我定位和历史使命。
中国传媒大学艺术考试发生重大失误
当隐瞒成本高于披露成本，信息披露不再只是道德姿态，而是制度理性的体现。 文/唐摩崖 一、一次由技术失误引发的制度性关注 近日，中国传媒大学在2026年艺术类本科校考中出现成绩录入错误，引发舆论关注。根据校方通报，在专业笔试中，约50名考生成绩被误录，但相关数据已完成更正，并同步启动问责程序。 从事实层面看，目前并无公开证据表明存在舞弊或制度性违规，但其影响并未停留在技术层面，而是迅速外溢至“考试公平”与“程序可信度”的讨论。这种外溢，反映的并非事件本身的严重性，而是其所触及的制度敏感区。 二、为何必须主动披露 相比失误本身，更值得关注的是校方的应对方式——在成绩正式公示前主动对外披露。 这一决策可以理解为一种风险最小化选择。艺术类校考具有高度竞争性与可比性，考生之间往往通过多渠道交叉验证成绩与排名。一旦出现异常，极易在小范围内形成质疑，并迅速向外扩散。 同时，此次错误发生在三试阶段，已接近最终录取环节，任何数据偏差都具有实质性影响。在这种条件下，信息一旦进入考生群体内部流通，就已处于“半公开状态”。如果继续延迟披露，事件一旦由外部曝光，其性质将从“技术性错误”转化为“隐瞒行为”，带来更高层级的问责风险。 因此，主动披露的核心作用，在于提前界定事件属性，将其限定在“可纠正的流程问题”之内，从而避免叙事失控。 三、“临界点”的出现：隐瞒不再是低成本选项 这一事件更深层的意义，在于它揭示一个正在形成的结构性变化：在高敏感领域，隐瞒往往比披露更危险。...
关税战暴露美国对华多重误判
文/唐摩崖 2025年，随着特朗普再次入主白宫，美国对中国的强硬政策明显升级，关税战重新登场。表面上，这是一场经济较量，但背后隐藏着一个更深层的问题：美国不懂中国。 这场新的关税攻势，不仅没能如期压制中国，反而激发出中国更强的应对动力。何以至此？问题的根源在于美国对中国的基本认知停留在过时的框架里。 误判一：以为“卡脖子”就能卡住发展 很多美国决策者相信，只要在中国某些关键技术成熟前下手，比如断供芯片、限制技术出口，就能有效阻止中国技术升级换代。这种认知忽略了中国发展系统的复杂性。 中国的发展不仅靠外部技术引进，更依赖内部的调整和创新。比如民营企业的活力、地方政府推动产业转型的积极性，以及国家在资源配置上的组织能力，这三者之间并不是简单配合。这种复杂的生态系统，让中国在受到外部打压时也能找到出路，自我修复。 误判二：误读了中国的社会运行机制 美国一些战略设计者误以为，只要通过极限施压手段，比如加征关税、技术封锁、金融制裁，就能对中国经济和民生造成重大冲击，进而激发社会不满，将压力传导到政治层面，最终迫使中南海做出让步。这种设想其实是典型的文化中心主义错误，是在用美国社会的运行逻辑去解释中国的政治稳定机制。 在美国，经济波动容易迅速反映到选举政治中，而在中国，国家的合法性来源更为多元，包括历史传统、发展目标与政府调控能力。中国具备更强的社会动员与资源配置能力，能够通过宏观调控、政策兜底和舆论引导，将外部冲击的负面效应有效缓冲。这种制度逻辑与文化心理，使得“经济打击—社会不稳—政治让步”的路径，在中国很难发生。 误判三：把全球化看成单向影响 美国还有一种惯性思维，认为中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而美国则是输家。现实却比这复杂得多。中国确实受益于全球化，但中国对全球化的参与并非单向接受，而是通过主动调适、规则适配与本土价值融合，形成了“嵌入但不依附”的发展路径。 这种路径解释了为何在遭遇技术封锁之后，中国不仅未出现预期中的“战略性退步”，反而加快了科技领域的国产替代与制度革新。这种灵活性，美国很难理解，却是中国应对外部压力的重要资本。...
乌克兰与以色列的战争，对韩国与日本的警示
作者：林望之（东亚事务观察者） 从乌克兰的弹痕累累，到加沙地带的断壁残垣，21世纪的战争图景愈发令人警醒。2022年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打破了欧洲安全架构的基本假设；2023年哈马斯突袭以色列，再次撕裂中东局势。两场战争虽地域有别、背景各异，却都暴露出全球安全体系在新旧交替中的深层脆弱。 在东亚，作为美国最重要盟友的韩国与日本，正处于一个微妙而危险的战略夹缝之中。回望乌以两场战争，对于高度发达、体制稳健，却深陷地缘风险的韩国与日本，提出了五大不容忽视的警示。 一、战争“爆发性”增强：威慑不再等于安全 无论是乌克兰的大军扩编，还是以色列的铁穹系统，在战争来临时都未能构成有效阻挡。对韩国而言，即便拥有精密反导系统与美军支持，仍不得不面对朝鲜潜在的“非理性”行动；对日本而言，解禁集体自卫权也未必能让其免于东海、台湾或朝鲜半岛的战争风险波及。 战争已经从“可能性”变成了“可预见性”，甚至是“不可避免性的管理问题”。 韩国与日本必须重新评估战争的“爆发门槛”，从民防体系、社会心理到政府指挥链条，提升国家应对突发高烈度战争的持续力。 二、安全承诺不能替代自主防御 乌克兰得到了来自美欧的大量军事援助，但在开战初期依然孤军奋战；以色列虽为美国最坚定的盟友，却在哈马斯突袭中陷入措手不及。 这对深度依赖美国安全保护伞的日韩来说，是一次现实主义的警钟：大国承诺再坚定，也无法替代国家的战略自主能力与自我防御资源。 韩国需要考量：在台海危机与中东战事并行时，美国是否仍有余力完全兑现对韩防卫承诺？日本也应深入反思，如何在同盟机制下保持足够的自主判断与战略回旋余地。 三、历史与领土问题容易被重新武器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