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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任理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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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

德国史上首次折戟安理会,输在哪?

文/毕研韬 2026年6月4日发布 当地时间2025年6月3日,联合国大会举行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改选投票。德国在最后一轮仅获104票,未达到当选所需的三分之二多数(128票)。这是德国自1952年以来首次落选,六连胜纪录就此终结。 这次失利,暴露了德国外交政策在当下国际格局中面临的深刻挑战。其原因既有长期战略层面的错配,也有近期外交立场的副作用。 以下是DeepSeek总结的中国舆论场上的分析,大致反映了中国民间的看法,本文编辑只字未改,仅供德国及国际观察者参考。 一、长期战略上的“失分项” 1.价值观外交与现实需求脱节:德国近年推行的“价值观外交”缺乏普适性。尤其在巴以问题上对以色列的“特殊责任”立场,与多数全球南方国家关注的发展、债务及人道主义危机产生严重冲突,被视为“双重标准”而广受抵制。 2.“偏科”的全球角色:对乌克兰的大规模军援立场,违背了部分希望和平斡旋国家的期待。同时,大幅削减对发展中国家援助却持续高调援乌,导致了其国际号召力减弱。 二、竞选策略上的“失误” 3.加入竞选“起跑线”过晚:德国直到2020年才宣布参选,而竞争对手奥地利和葡萄牙早在2011年和2013年就已开始准备。这不仅违背了外交游说常理,也让德国在外交票仓的布局上远落后于对手。 4.高层外交投入不足:游说过程中,德国总理默茨因国内事务未能亲赴纽约,而对手则由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督战。这种关键时期的外交缺位,可能被视为对联合国外交工作的不重视。 5.错误的政治信号与低估对手:竞选前夕,德外长曾称对手为“较小的国家”,这种姿态被部分观察者认为轻慢了全球南方国家。此外,德国自称是“准常任理事国”,这样的强硬姿态在争取全球南方国家支持时,效果很可能适得其反。而两国最终凭借明确优势胜出。 三、外部环境因素 6.地缘政治的“阻击”:德外长认为,因其对乌克兰的坚定支持,俄罗斯在幕后积极游说多国,以阻止德国在安理会发出与俄立场相左的声音。 7.国内政治压力:国内经济萎靡及政府支持率跌至谷底也削弱了其外交投入的能力与信誉,打击了寻求合作的信心。 总的来说,德国此次竞选失败,是其在全球南方国家中政治支持基础薄弱的直接体现。德国虽保有经济实力,但这种以价值观为导向的强硬外交能否赢得普遍认同,将面临长期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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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学

西方最新研究:生成式AI正在重塑信息战形态

AI正在让信息战越来越不像信息战,让普通大众更难以识别。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20日发布 近日,一篇发表于arXiv的最新研究 Amplification to Synthesi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Cognitive...

传播学

中国学者提出的两个国际传播原创概念

中国国际传播研究不仅需要借鉴国外理论,也需要建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原创概念与理论。 作者:沈砚秋 | 发表时间:2026年10月24日 近年来,中国学者围绕国际传播的空间结构、制度基础和传播机制进行了探索,提出了一些具有本土特色的理论主张。 梳理这些成果,不能简单罗列新名词,也不能把一般传播学理论在国际传播领域的应用都视为原创。真正值得关注的是:研究者是否提出了新的问题意识、概念体系或解释框架,是否突破了既有理论的解释边界。 从目前梳理的成果看,周边传播与制度传播是两个值得重点讨论的原创理论。 一、周边传播:重新认识国际传播的空间逻辑 周边传播理论由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陆地教授于2013年首次提出,后经持续研究逐步发展为较为系统的理论框架。2024年,该理论入选中国新闻传播学2021—2022年度原创概念、理论评选的四项成果之一。 周边传播的核心贡献,在于将周边空间及其关系结构置于传播研究的重要位置。国家之间的地理距离、文化联系、历史交往和现实利益,会影响信息流动、受众认知及传播效果。国际传播因此不能仅仅理解为传播主体向境外受众输出信息,还需要研究传播发生的空间条件,以及国家之间的关系如何塑造传播过程。 陆地等学者在《周边传播的概念和特性》等研究中,进一步讨论了这一概念的内涵、理论依据、功能与应用,推动其从概念提出走向系统化建构。 周边传播的理论价值,在于将地理与关系因素纳入国际传播的分析框架,为理解周边国家之间的传播活动提供了不同于一般信息流动研究的视角。...

亚洲大洋洲

澳洲前驻华大使:“霸权替代论”解释不了中国

文/毕研韬 在当下西方对华讨论中,“中国试图取代美国”几乎已成为一种默认前提。围绕这一前提展开的判断、推论与政策设计,构成了大量战略报告、媒体评论与公共讨论的认知底座。然而,澳洲前驻华大使 Geoff Raby 在其新著 China’s Grand Strategy and Australia’s Future in...

传播学

把国际传播等同于对外宣传,就会令人反感

作者:毕研韬  时间:2026年6月6日 近年来,国际传播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从中央到地方,从媒体到高校,从企业到社会组织,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参与国际传播实践。然而,在实际工作中,一个值得警惕的误区依然存在:把国际传播简单理解为对外宣传。 这种理解看似合理,实际上却可能带来相反的效果。许多国际受众并不会因为信息传递得更多而增加认同,反而可能因为感受到强烈的宣传色彩而产生抵触情绪。这正是“说服知识理论”所揭示的现象。 一、国际传播不等于对外宣传 在中国语境中,“宣传”通常是一个中性词,指传播理念、政策和信息,但在国际语境中,情况并非如此。 在英语世界中,“宣传”对应的propaganda一词长期带有明显的负面含义。对许多人来说,它往往意味着单向灌输、选择性表达、情绪操控,甚至认知控制。因此,一旦国际受众认为某种传播活动属于“宣传”,他们首先产生的往往不是兴趣,而是警惕。 这也是为什么一些内容在国内反响良好,却难以获得国际受众认同的重要原因之一。 问题并不一定出在内容本身,而在于传播逻辑。 许多人思考国际传播时,习惯从传播者的角度出发:我想说什么?我要表达什么?我要让别人知道什么? 相反,国际传播首先需要考虑的是:对方关心什么?对方能够理解什么?对方愿意接受什么? 如果传播活动始终围绕传播者展开,而忽视受众的认知习惯和文化背景,那么传播就很容易演变为单向输出,而这恰恰是现代受众最反感的传播方式之一。...

传播学

把“走亲戚”看成权力博弈:西方媒体误读习近平访朝

作者:毕研韬   时间:2026年6月10日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访问朝鲜后,不少西方媒体迅速给出了自己的解读。在许多报道和评论中,人们熟悉的词汇再次出现:影响力竞争、战略博弈、地缘政治、平衡俄罗斯、制衡美日等等。 一些评论甚至认为,此次访问“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因为没有公布重大协议,也没有宣布新的战略安排。 然而,从中国人视角看,这类分析很可能误读了此次访问的本质。问题不在于西方媒体掌握的信息太少,而在于它们观察这一事件时所使用的分析框架本身存在局限。 一、西方媒体为何总在寻找“隐藏议程”? 长期以来,西方国际关系研究深受现实主义理论影响。 在这一理论框架下,国家被视为追求权力、安全和利益的理性行为体。国家之间的互动,往往被解释为影响力竞争、利益交换和战略博弈。 因此,当习近平访问朝鲜时,许多西方分析者首先想到的问题是:“双方为何保持往来?”“中国想获得什么?”“朝鲜会提供什么?”“谁在争夺对朝鲜的影响力?” 在这种框架下,访问本身似乎没有意义,真正重要的是访问背后隐藏的战略目的。 于是,一个原本可能十分简单的外交行为,被赋予了层层复杂的战略想象。 问题在于,这些解读很多时候缺乏直接证据支撑。...

Blog传播学

中国大陆出版的《战略传播纲要》引发国际关注

今天,毕研韬教授更关心如何运用战略传播推动跨文明对话、减少误解、促进合作与和平。此一时,彼一时也。 作者:叶承安  发布时间:2026年10月1日 《战略传播纲要》由海南大学国际传播学者毕研韬和战略专家王金岭合作完成,于2011年9月由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和中央编译出版社联袂出版。全书26万字。 该书的出版引发包括台湾军方在内的国际战略界关注。 乌克兰国家图书馆(Vernadsky National Library of Ukraine)收藏了《战略传播纲要》,该馆图书目录完整记录了《战略传播纲要》信息,包括作者(毕研韬、王金岭,Бі Яньтао, Ва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