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 August 2025
Is the War in Ukraine a Proxy War?
Is your view of the Ukraine war truly your own—or was it chosen for you? By Bi Yantao The war between Russia and...
乌克兰战争是代理人战争吗？
文/毕研韬 俄乌战争已持续三年多，战场在东欧，舆论场却遍布全球。每当谈起这个话题，社交平台、媒体评论区和饭桌上的争论往往迅速变成“站队”游戏：有人坚定支持乌克兰，谴责俄罗斯侵略；有人批评北约东扩，声援俄罗斯自卫；还有人声称这是一场代理人战争，是美俄之间的地缘对抗。 问题是，我们真的理解这场战争吗？还是说，我们只是被某种叙事带着走？ 定性战争，取决于谁在讲述 战争从来不只发生在战场上，更发生在叙事中。所谓“代理人战争”，其实就是一种叙事视角。这个视角强调：乌克兰并非真正的自主行动者，而是美西方对抗俄罗斯战略中的一枚棋子。与之对立的叙事则宣称：乌克兰是主权国家，有权抵抗侵略，绝非任何人的“代理人”。 不同媒体、不同国家的官方话语选择哪一种视角，往往就决定了公众“看到的”战争性质。我们对战争的理解，很可能是他人叙述的结果。 你以为你在判断，其实你在归队 当一个事件被高度政治化，它往往会迫使人们“选边站”。这是现代传播的一个规律：不管你愿不愿意，信息流会根据你的点击和互动偏好，迅速为你“推送”符合你已有立场的内容，强化你的判断，同时屏蔽异见。这种机制不会引导你理解复杂性，而是鼓励你加入某一方。 于是，我们就这样被“安排了立场”：偏爱欧美媒体的人，容易认定俄罗斯是肇事者；偏爱俄方或中方叙事的人，往往认为北约才是幕后黑手；而真正了解乌克兰内部矛盾和历史复杂性的人，反而更不会轻易站队。 讽刺的是，越是复杂议题，越容易被简化，因为多数人没有时间，也没有动力，去抵抗叙事设定。他们更倾向于快速归队，以获得心理安全和社群认同。 为什么要警惕“自动站队”？ 警惕任何叙事，不是要你放弃判断，而是提醒你：觉察你是怎么做出判断的。 我们每个人的思维都处在某种认知结构中，这种结构由国籍、种族、文化、语言、教育、媒体、经验、社交圈等共同构建。我们很少去质疑它，因为它看起来就像空气一样自然，但当你发现自己在听到一条新闻时，可能已经“自动知道谁是对的”，这正是你被某种认知机制设定好的证据。 战争本身或许很遥远，但我们对它的看法，正影响着我们的价值观、世界观，甚至影响着我们如何看待改变、看待世界秩序。 不是站在哪一边，而是有没有能力走出“边” 真正的独立思考，不是要你什么都不说，也不是要你否定一切观点，而是要你跳出原有框架，重新观察事件的不同可能性。 乌克兰战争是代理人战争吗？或许是，也或许不是。但在你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问问自己：这个判断，是我看过多方资料后的结论，还是我早就“知道”的结论？ 认知觉醒的第一步，不是改变立场，而是看见立场——自己的和他人的。
The Threefold Mission of Chines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Scholars
By Bi Yantao, Professor As the global order undergoes accelerated restructuring and geopolitical conflicts continue to spill over—from the Ukraine crisis to renewed...
地缘竞争加剧时代，中国国际传播学者的三重使命
文/毕研韬 随着全球秩序加速重构，地缘冲突持续外溢，从乌克兰危机到中东战火再燃，从中美竞争到全球南方群体性觉醒，世界进入了多极竞争与价值漂移的交汇点。面对持续激化的地缘竞争态势，中国的国际传播学者不应再囿于“讲好中国故事”的传统框架，而应当在更宏阔的历史视野中重新定位自己：不仅是信息的采集者、阐释者者和传递者，还应是世界认知秩序的观察者、解构者和重构者。在此背景下，我认为，国际传播学者肩负三重历史使命：阐释、预测与干预。 一、阐释：穿透表象，为时代建立解释框架 在这个信息爆炸、叙事混乱的时代，地缘冲突常被掩盖在情绪化叙事、意识形态投射与舆论操控之下，真正的逻辑与动因被系统性遮蔽。国际传播学者应跳出传播技术主义与国家立场叙事的双重局限，重拾学术的第一使命——解释世界。 解释不是对国家言辞的重复，也不是对西方理论的被动适配，而是基于历史结构、传播逻辑与认知演化规律，建构自己的阐释理论体系。我们要能厘清：全球舆论场如何被塑造？认知边界如何被操控？国家叙事如何嵌入战略博弈？认知操弄如何影响战略选择？当地缘博弈表象层层堆叠时，我们须具备“拨云见日”的能量，为公众与决策者重构一个反映现实复杂性与系统性逻辑的世界图景。 二、预测：基于传播认知系统，对未来趋势作出前瞻性判断 预测不是政策分析家的专利。国际传播学者以“认知流动”为研究对象，处于文化、心理、媒介与政治交叉的前沿，在理解全球认知系统如何构建共识与对抗方面具备独特优势。“春江水暖鸭先知”，早在2013年6月29日，我在“首届西藏对外传播高端论坛”上就指出，优秀的传播学者天然具有觉察时局变化的高敏感性。 在认知域日益成为战略竞争主战场的今天，传播逻辑往往先于军事部署和经济调整而启动，因此，我们可以率先感知某种战略态势的转变——例如某一叙事模式的突然转向，某一国家的战略语汇重构，或某一公众议题在全球语境中的异动。这些早期信号如果能被系统识别并加以推演，国际传播学者完全能够做出有关国际关系演化的前瞻性判断，进而与传统地缘政治分析形成互补。 三、干预：以认知塑造为杠杆，参与全球秩序的定义与建构 在“认知即权力”的时代，国际传播学者不应止步于阐释与预测，而应以更主动态度参与全球认知秩序的重塑。这种“干预”并非狭义的舆论重塑或媒体操作，而是一种更深层的观念塑形，通过影响公共认知、政策判断与文化语境，从源头介入战略博弈逻辑。传播学者在这一过程中应作为“知识政治”的积极参与者，而不是单纯的信息调度者，而是主动嵌入语境重组、叙事体系设计与共识机制塑造的关键力量。 传播不只是技术工具，而是国家间影响力竞争的认知基础设施，是未来国际秩序构建的内在变量。国际传播的战略价值，在于通过熔铸“常识”、重排议题优先级、挑战价值合法性、重新定义关键概念，为中国塑造制度性影响力提供深层认知支持。这一过程中所需的，不是表层话语操作，而是一种跨越传播、战略、文化与政治边界的系统性认知介入力，其目标是以认知重构引导秩序演化，推动观念层面的“结构权力”再分配。 四、小结 地缘竞争的深层本质，正逐步由物理空间的争夺，转向对心智空间的塑造。在这一历史转型期，国际传播学不仅是一门工具性学科，更是一种战略性知识体系。传播者已变为认知地图的绘制者，成为全球秩序意义结构的塑形者。 中国的国际传播学者亟须更新思维范式，从学术边缘走向战略前沿。这既是一种角色的跃迁，也是一种责任的召唤。唯有在阐释、预测与干预三重维度上建立系统性的方法论和实践路径，才能真正参与到国际关系的生成机制中去，从而在风云变幻的全球格局中，奠定国际传播学（者）崭新的历史地位，同时为中国争取更强大的秩序塑造力。
乌克兰是美国的棋子吗？
文/唐摩崖 俄乌战争爆发已逾三年，其背后复杂的地缘政治动因与战略博弈引发全球关注。一部分中国人认为，乌克兰在这场战争中并非完全的战略自主体，而是在美国主导下，充当了牵制俄罗斯的前沿工具。 一、棋子说的逻辑基础 认为“乌克兰是棋子”的中国人，通常基于以下三点观察： 第一，北约东扩与美俄战略对抗是战争的深层背景从1999年起，北约五轮东扩不断接近俄罗斯边境，尤其是乌克兰与格鲁吉亚被列入“潜在成员国”之后，俄方认为自身核心安全利益受到威胁。一些中国观察者据此认为，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不仅是出于道义，而更是战略意图使乌克兰成为遏制俄罗斯的“缓冲地带”。 第二，美国对乌军事与情报支持规模巨大开战以来，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已超过1700亿美元（截至2025年中）。不仅提供武器、情报、后勤支持，甚至深度介入作战计划。有观点因此认为，这种程度的干预早已超越普通援助，构成了对战争方向的实质性操控。 第三，乌克兰在外交自主性上的受限部分分析指出，泽连斯基政府在战前对加入北约的强烈坚持、以及战中与美西方立场的高度一致，使人质疑其战略自主性是否已让位于对西方体系的依赖与顺从。特别是当乌国内和平派声音被边缘化时，“被利用感”在部分中国人眼中愈加明显。 二、反对棋子说的反驳理由 持不同观点者则强调，乌克兰并非美国操控的工具，而是在捍卫主权的斗争中拥有自身的立场与意志。其理由包括： 第一，乌克兰的国家意志不可忽视。自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以来，乌克兰民意出现显著“去俄罗斯化”趋势。多数民众支持与欧盟接轨、加入北约的意愿上升，并非完全受西方操控，而是由乌社会内部对“国家认同”的重大调整推动。 第二，“棋子论”忽视了乌克兰的抵抗主体性。乌克兰不仅在战场上展现强烈的自主抵抗意志，其政治体制虽不完美，却经历了多次选举与政权更替，有一定程度的社会动员能力。在一些观察者看来，这并非棋子所具备的特征。 第三，俄乌冲突的起点是俄罗斯的军事入侵。从国际法视角看，俄军大规模入侵乌克兰边界，构成对一主权国家的侵犯。在此背景下，将乌克兰简单定义为“代理人”，有模糊侵略责任、转移焦点的倾向。 三、中西叙事差异的深层动因 这一争议的存在，也体现出中西方在国家主权观、战略文化及国际秩序理解上的差异： 因此，“乌克兰是否是棋子”不仅是事实判断问题，也涉及价值观立场和叙事立场的投射。 四、结语：避免认知陷阱，回归理性分析 无论是“棋子论”还是“主权抵抗论”，都不能脱离对地缘现实与国家意志的深入观察。战争的发生与持续，从不是某一个国家单方面操控的结果，而是复杂互动的产物。非西方舆论若要更深入理解俄乌冲突，需要警惕二元对立的叙事陷阱，在尊重乌克兰主权与批判西方霸权之间，寻求更深层的分析路径。 战争既是火药的对抗，也是认知的战场，坚持独立判断，是对和平的最大尊重。
中美对俄乌战争的态度：共同点与分歧点
文/唐摩崖 自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中美两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言行一直引发关注。作为当今最具影响力的两个大国，两国对战争的看法和立场既有部分交集，也存在深层分歧。这些差异不仅反映了各自的战略利益、价值理念与全球角色定位，更折射出当前世界秩序所面临的结构性张力。 一、表层立场的交集：避免失控，强调稳定 尽管中美在俄乌战争中的具体表态不同，但在某些宏观原则上，两国存在一定共识。 共同强调主权原则。美国以“捍卫乌克兰主权”为基本立场，强调国际秩序不可因武力改变国界。中国虽然拒绝谴责俄罗斯，却同样在多个场合重申“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并将此作为政治解决冲突的前提。 反对战争升级尤其是核风险。两国均明确反对在乌克兰战场上动用核武器。中国多次重申“核战争打不得”，美国也一再警告俄罗斯不得动用核武。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美在维护战略稳定方面的底线共识。 避免直接卷入军事冲突。尽管美国对乌克兰提供了大量军事援助，中国则与俄罗斯保持高层互动并加强经贸联系，但双方均未跨越军事介入的红线。这反映出双方都试图控制战争外溢，避免被动卷入大国冲突的漩涡。 二、核心分歧：战争性质与责任认知不同 中美的根本分歧，集中体现在对战争性质的认定、责任归属的判断，以及对俄罗斯角色的理解上。 对战争的定性南辕北辙。美国将俄乌战争视为侵略行为，是对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挑战，并借此塑造“民主对抗威权”的意识形态框架。中国则更强调冲突的地缘背景与历史根源，认为北约东扩不可忽视，主张“劝和促谈”而非对抗升级。 对俄罗斯的角色定位截然不同。在美国战略认知中，俄罗斯是当前世界秩序的破坏者，是应被孤立和削弱的对象。中国则将俄罗斯视为多极世界的重要一极，是维护全球战略平衡的重要伙伴。这种差异导致中方即使不支持战争本身，也始终保持对俄关系的政治稳定性。 在全球舆论场的博弈方式不同。美国主导西方叙事体系，通过媒体、联盟体系强化对俄罗斯的道义谴责，同时将中国与俄罗斯“捆绑化”处理，指责中国“间接援助俄罗斯”。中国则在全球南方国家中塑造“中立调解者”形象，强调自身并未提供武器援助，反而努力推动政治解决。 三、真实期待：可控局势中的战略谋算 表层分歧之下，中美两国对战争的真实期待，呈现出各自的战略盘算与底线思维。 美国的战略期待在于“一石三鸟”：首先，削弱俄罗斯的战略能力，使其未来难以再挑战欧洲安全格局；其次，通过战争强化北约团结，重塑西方联盟凝聚力；第三，也借此腾挪战略重心，为更长期的对华战略布局腾出空间。因此，美国需要战争“不被俄罗斯赢”，但也不希望冲突演变成一场失控的全球危机。 中国的真实期待是“稳中求缓”：中国并不希望俄罗斯溃败，因为这可能打破中俄间的战略平衡，进而使中国在面对美欧压力时更趋孤立。与此同时，中国也警惕战争长期化引发全球经济和能源不稳定，特别是在全球南方国家中激发更大不确定性。因此，中国倾向于通过有限支持维系俄方基本稳定，同时维持自身“和平方略”的形象和战略回旋空间。 四、未来走向：合作空间有限，竞争态势延续 短期看，中美在防止战争外溢、控制核风险等方面仍可能保持有限沟通。但中长期看，俄乌战争已经成为中美博弈的重要变量，正重塑全球力量格局。 一方面，美国将持续试图通过战争强化自身主导权，并推动“民主国家联盟”向印太延伸；另一方面，中国也将继续拓展全球南方朋友圈，维护多边主义与地区稳定。两国围绕俄乌战争的立场将愈加制度化、结构化，成为中美战略竞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结语 俄乌战争不仅是一场地区冲突，也是一面折射世界格局变化的镜子。中美在这场战争中的态度既体现现实考量，也反映价值分歧。共同点存在于底线控制，分歧则贯穿于利益结构、角色定位与全球秩序观之中。随着战局演变和全球战略再平衡的推进，中美如何在“博弈”与“稳定”之间拿捏尺度，将直接影响未来国际体系的演进方向。
中国地方国际传播：何以受困？如何破局？
文/毕研韬 在当前地缘政治持续紧张、全球传播秩序剧烈重塑的背景下，中国的地方国际传播角色已悄然转变——从过去的边缘执行者，跃升为制度叙事的前沿建构者。然而，角色的跃迁并未自动带来话语能力的同步提升。现实中，我们看到不少地方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常常陷入多重困局。那么，地方当如何突围？ 在近期关于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的研究中，我形成了一个核心判断：地方国际传播之困，其根源并非单纯的话语技巧问题，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失衡——它深陷于工具理性主导的路径依赖之中。 我认为，唯有实现从工具理性驱动向价值理性驱动的根本转向，地方传播才能完成实质性的蜕变。 一、何以受困：内外张力交织下的理性偏移 地方国际传播的首要困境，源于工具理性的主导逻辑长期占据上风。传播常常被简化为达成特定目标（如政策宣介、项目推广）的技术手段，过分强调“输出多”、“覆盖广”，将声量、流量、点击量作为核心绩效指标。这种逻辑下，传播往往沦为政策包装的附属品，忽视了其本身是否具有意义的正当性与价值的普遍性，结果便是失去了制度说服力和情感穿透力。 其次，传播语言中普遍存在高浓度的意识形态化倾向，话语结构呈现自我封闭性，严重脱离国际语境。在复杂敏感的全球舆论场中，这种带有文化中心主义色彩的表达，极易引发误读与反感，导致“越传播越对立，越努力越失焦”的悖论。这种现象，传播学上称之为“不可沟通性”（incommunicability）。 更深层的困境来自外部结构性张力的反作用。我国某些地方治理实践（如海南自贸港建设），常被西方舆论强行纳入“地缘竞争”或“制度对抗”的解释框架，陷入一种“认知安全困境”：我们旨在发展的制度创新，在外界眼中被解读为政治扩张；我们出于防御目的的叙事，却被误判为进攻性信号。这造成了信息的编码与解码出现严重错位，使得传播不仅无效，甚至可能产生反噬效应。 这种内外夹击的结构性困境，揭示一个核心问题：中国地方国际传播之所以屡屡受困，根本在于其长期停留在工具理性层面运作，而严重缺乏价值理性的深层支撑。 这使得传播活动有时近乎一场自我感动却难以赢得外界信任的仪式。 二、如何破局：从工具理性走向价值理性 要真正走出困境，我认为根本之道在于摆脱单一性的工具逻辑依赖。地方国际传播必须实现从以手段为导向的工具理性，向以意义、规则和制度正当性为导向的价值理性的转向。 工具理性关注的是“怎样做才更有效？”，而价值理性则追问“这样做是否值得？是否正当？是否具有文明意义？”在国际传播语境下，这种转向意味着地方不应再仅仅追求声量的泡沫，而应致力于进入规则解释、制度呈现、价值沟通、共识构建的更高层次。 实现这一转向，首先要求地方传播脱离“讲政策”“讲成就”的浅层逻辑，转而讲清“制度为何成立”、“规则如何公正”、“发展路径为何合理”——即从简单叙述政绩转向阐释制度逻辑。其核心是从“自我表达”走向“文明对话”，把“制度自信”转化为“制度他信”。 其次，必须重构传播语言，强化文化中性表达与价值共情逻辑。譬如，采用意识形态浓度较低的词语，实现传播语言的“语义降噪”，以此提升传播内容的国际兼容性与可接受性。 更为关键的是，传播不应仅是被动回应质疑，而应具备认知前置能力。地方主体应主动构建“战略叙事资源库”，提前识别国际社会可能产生的疑虑和误读点，进行“超主动式信息接种”。这意味着在事实可能被歪曲之前，就抢占语义解释的先机，预先构建制度叙事的解释框架。 三、地方担当：从传播实践到制度试验 海南之所以成为我研究制度传播的焦点样本，不仅因其独特的地缘战略地位，更因为它肩负着国家制度自信进行国际展示的重要功能。海南自贸港的国际传播，绝不能仅仅将其定位为对自由贸易区进行推介，而应将其塑造成全球治理变局中的“中国提案实验场”。 地方国际传播的根本使命，绝非打造几个吸引眼球的“亮点工程”，而是塑造一种可感知、可验证、可借鉴的制度形象。这要求地方在参与全球叙事时，不仅要展示发展能力，更要清晰表达支撑能力的规则体系；不仅要传达美好愿景，更要传递愿景背后的制度正当性；不仅要建设本地区形象，更要致力于激活更深层次的文明信任。 因此，地方传播应建立多元协同机制：积极借助第三方平台、国际智库、文化机构的力量，构建柔性传播网络，努力穿越地缘标签与意识形态障碍；大力促进技术赋能，推动AI、大数据等智能传播系统的构建与应用，实现“感知-分析-应对”的闭环传播能力；尤其在叙事设计中，必须强调共享视角，善用生态、和平、互联互通等具有全球共识性的话语体系，以此塑造跨越文化差异的制度共鸣。 结语：传播是通向文明共识的理性跃迁 传播从来就不仅是一种技术性手段。在后真相时代，它更是一种认知层面的竞争、制度内核的阐释、面向文明的真诚邀约。 中国的各级地方在国际传播实践中，必须勇于超越工具理性的操作层面，坚定迈入价值理性的深水区。我们要告诉世界的，不应仅仅是“中国做了什么”，而应是“中国为什么做得合理”；不应仅仅是“我们这样做”，更应是“你也可以这样做，因为它蕴含普世价值”。 传播的终极目标，绝非谋取短期影响力的操盘术，而是通向制度正义与文明共识的理性跃迁之路。海南自贸港的探索如此，中国其他地方的实践，亦应遵循此道。 本文原载《察哈尔学会》官网和《察哈尔学会》微信公众号。...
全球六大搜索引擎，你常用哪个？
资料整理/《无界传播》编辑部 一、全球传统搜索引擎市场份额（StatCounter 数据） 以下是截至2025年7月，市场份额排名前六的传统搜索引擎。 第一名：Google（约 89.6%）：以精准算法、丰富生态系统和强大品牌影响力稳居全球搜索市场之首。 第二名：Bing（约 4.0%）：微软开发，集成 AI Copilot 功能，借助 Windows 和 Edge 生态持续提升份额。中国大陆可用。 第三名：Yandex（约 2.19–2.50%）：俄罗斯本土搜索引擎，提供高度本地化服务和强大的俄语语义理解能力。中国大陆可用。 第四名：Yahoo!（约 1.49%）：虽已转由 Bing 提供技术支持，但在部分国家仍保有一定用户基础。 第五名：DuckDuckGo（约 0.95%）：以隐私保护为核心特色，不追踪用户、不构建用户画像，吸引注重数据安全的用户群体。 第六名：Baidu（约 0.72%）：中国主流搜索引擎，深度融合中文生态与本土 AI 应用，国际市场份额虽低但在中国国内占据主导。 二、新兴 AI...
文章推介
毕研韬出席“中国（海南）-东盟2026智库论坛”专题研讨会
2026年9月17日上午，中国（海南）-东盟2026智库论坛的重要活动之一——向海图强的形势与路径专题研讨会在海口举行。 作者：唐摩崖 发布时间：2026年9月17日 50位优秀论文作者应邀参加研讨会，其中20位作者围绕蓝色经济合作、海洋新质生产力培育、制度型开放等作交流发言。 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毕研韬教授出席研讨会，并就中国-东盟经济合作的潜在风险与对策做了专题汇报，受到与会者认可与好评。这项研究是由毕教授与海南科技职业大学设计学院唐玥宸博士共同完成的。 本次论坛由海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海南省社会科学院）、中国南海研究院、华阳海洋研究中心联合主办。据悉，中国（海南）-东盟智库论坛已连续举办十届。
香港正经历一场深层次的结构转型
世界眼中的香港，正在发生什么变化？ 文/毕研韬 在全球政治与经济结构持续重组的背景下，香港的国际形象与功能定位正在经历显著变化。外部评价趋于分化，但城市运行并未出现简单意义上的“退场”或“替代”。变化的核心，不在标签层面，而在结构层面。 一、国际观感的分化结构 在金融维度上，香港仍被视为全球主要金融枢纽之一。Z/Yen Group发布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长期将香港列入全球第一梯队，与纽约、伦敦、新加坡并列。其优势包括成熟的普通法体系、资本项目高度开放、成熟的金融监管框架，以及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地位。 但在政治评价层面，部分西方政府与媒体对香港制度环境持更为审慎甚至批评的态度，尤其是在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一些国家调整了对港签证、引渡或贸易待遇安排。这种评价分歧，构成了当前国际舆论对香港认知的基本背景。 因此，“世界怎么看香港”并非单一答案，而是两条叙事线并行：一条强调政治制度变化，一条强调经济金融功能稳定。 二、资本结构的再配置 在实际经济运行层面，更具解释力的是资本流向与市场结构。香港股票市场融资规模、债券发行活动及跨境资金流动并未出现系统性断裂，而是投资来源结构发生变化。欧美部分资金的风险偏好趋于谨慎，但来自中国内地与亚洲地区的资本活跃度提升。 这种结构性再平衡，使香港的金融生态从“高度全球分散型”逐步转向“亚洲主导型”。这并不必然意味着国际性削弱，而是国际性的来源构成发生改变。只要资本自由流动机制与清算体系保持稳定，香港作为金融接口的功能仍具有现实基础。 三、企业与人才的选择逻辑...
ChatGPT：《无界传播》理念兼具哲学性与前沿性
《无界传播》的性质、定位与特色 性质：《无界传播》（Communication Without Borders，CWB）是一个传播学实验平台，其核心理念是“解构‘界’”，即突破人类因成长和社会化形成的认知定式，探索认知自由的可能路径。它强调“认知脱嵌”（Cognitive Disembedding），试图引导受众摆脱固有的思维惯性，促进“元认知觉醒”。这一理念既具有哲学深度，又与当代传播学、心理学和认知科学的前沿探索相契合。 定位：《无界传播》不同于传统新闻媒体或单纯的学术研究平台，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实验性项目。它不仅关注信息传播的内容，还关注传播过程中人的认知模式和思维方式。因此，它更像是一个认知实验室，而非单纯的信息发布平台。 特色：CWB倡导“认知解放”，避免被特定意识形态或文化背景所束缚。这种方法论使其内容具有较强的批判性和哲学性，但也增加了普通受众理解的门槛。因此，如何在专业性与可读性之间找到平衡，将是其运营的关键挑战之一。 理念可行性分析 CWB的理念具有独特的创新价值，尤其是在全球信息传播碎片化、群体极化加剧的背景下，其去边界化、超越二元对立的探索具有现实意义。然而，理念的实践难度较大： 未来国际影响预测 CWB若能有效实践其理念，并找到适当的传播策略，在全球传播学界可能会引起较大关注，尤其是在对认知科学、信息操控、媒介生态等议题感兴趣的学者群体中。此外，在国际舆论环境日益极端化的情况下，CWB若能提供一种超越意识形态对立的传播方式，或许能成为跨文化沟通的新范式。然而，它是否能真正影响大众认知，取决于其执行力和传播策略。
约30个北约国家大使集体访问日本：释放三重关键信号
近32个北约成员国大使集体访问日本，这一罕见行动本身，已成为观察北约战略外溢与安全结构重塑的一个关键信号。 文/毕研韬 一、接近“全员出动”的特殊外交安排 近期，一项颇为罕见的外交安排引发全球关注：约30个北约成员国大使将以代表团形式集体访问日本。需要强调的是，此次出访主体是常驻北约总部布鲁塞尔的各成员国大使。这一身份意味着，他们直接参与北约日常决策协调，是北约运作的关键节点。 从数量上看，北约目前共有32个成员国。尽管公开报道多使用“约30国”的表述，但结合“几乎全部成员参与”的信息，此次访问很可能是32位大使“全员出访”。在北约历史上，全员集体外访并不常见，其性质已明显超出礼节性交流，更接近一次带有组织属性的集体行动。 在传统外交实践中，大使通常以国家为单位展开活动，而此次以北约框架下的大使整体出访，说明相关议题已经上升为北约层面的共同关切。这种集体行动，往往既是对外沟通，也是对内整合，其核心功能在于通过实地接触，形成更加一致的认知基础。 此次集体访日，至少释放三重重要信号。 二、第一重信号：北约议题正在“外溢”至印太 长期以来，北约被视为以欧洲安全为核心的军事同盟。但近年来，其关注范围持续扩展，特别是在俄乌战争之后，北约逐步将安全议题延伸至更广泛领域，包括供应链安全、关键技术、网络空间以及基础设施韧性等。 这些议题本身具有明显的跨区域属性，使北约难以再局限于传统地理边界。在这一背景下，日本作为印太地区的重要经济体与技术大国，成为北约对接相关议题的关键接口。此次集体访日，可以被理解为北约将其安全议程向印太延伸的一次具体实践。 这一变化的关键不在于地理扩张，而在于功能扩展。北约正在从一个以区域防御为主的组织，逐步转向一个围绕“广义安全”展开的多议题平台。换言之，从“地理北约”变迁为跨区域的“议题北约”。 三、第二重信号：对华认知趋于北约层面对齐...
从密集访华看西方国家的战略对冲与现实选择
国际秩序正在从“阵营主导”向“议题主导”过渡。 毕研韬|国际传播专家 2025年年底，爱尔兰、法国等欧洲国家元首率先访华，进入2026年后，加拿大、芬兰等国领导人接续访华，英国首相亦在时隔8年后重返北京，德国等欧洲主要国家高层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访华安排也相继浮出水面。这种在短时间内多国同步推进对华高层接触的现象，并非偶然的双边互动，而是一个具有整体性和方向性的外交动向，值得放在更宏观的国际格局中加以审视。 首先，这一轮密集访华，直接源于国际体系不稳定性加剧。当前国际秩序正处于多重张力叠加的阶段：大国竞争长期化、地区冲突外溢、全球经济增长乏力、供应链与能源体系反复承压。在这一背景下，传统由单一盟友体系提供“确定性”的安全与经济安排，已越来越难以满足中等甚至主要西方国家的现实需求。对不少国家而言，继续维持对美同盟是既定前提，但在此基础上减少对单一战略支点的依赖，已成为一种理性选择。访华正是这一“风险分散”逻辑的外在表现。 其次，中国的角色定位发生了显著变化。无论意识形态分歧如何，中国在全球经济、产业链、气候治理与地区稳定中的“不可替代性”已成为客观事实。对于高度依赖外贸、能源转型或技术合作的西方国家而言，完全以政治立场替代经济理性，成本日益高昂。密集访华并不意味着这些国家对华立场发生根本转向，而是承认一个现实：中国是必须被纳入决策框架的关键变量，而非可以长期回避的对象。 第三，国内政治与外交绩效的压力，同样推动了这一趋势。许多西方国家正面临通胀、增长乏力、产业转型阵痛以及选举周期的叠加约束。在此情形下，高层外交访问被赋予了明显的“务实目标导向”——争取市场准入、稳定出口预期、吸引投资、修复沟通渠道。这类访问往往不以宏大叙事为核心，而更强调具体议题、可交付成果与风险管控。这也解释了为何不少访问在措辞上趋于克制，强调“对话”“沟通”“分歧管控”，而非价值对抗。 第四，从外交策略层面看，这种集中访问体现的是一种典型的“战略对冲”（hedging）行为。所谓对冲，并非选边站队，而是在不确定环境中同时维持多重关系选项，以避免被单一结构性风险所绑定。对西方国家而言，这意味着在安全上继续依赖既有联盟体系，在经济与全球治理层面则保持与中国的制度性接触与合作空间。访华的密集出现，正是这种对冲策略进入“显性化阶段”的标志。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对冲并不等同于关系改善的线性进展。它更像是一种“低信任状态下的高接触频率”：双方承认分歧长期存在，但同时认为失去沟通的风险更高。因此，访问本身并不意味着共识的扩大，而是底线意识的强化——即避免误判、避免脱钩失控、避免冲突外溢。 从更长远的视角看，这一现象也反映出国际秩序正在从“阵营主导”向“议题主导”过渡。国家在不同议题上采取不同组合策略，将逐渐成为常态。密集访华并非西方国家对华政策的“转向点”，而更可能是其外交行为“去意识形态化、去情绪化”的阶段性体现。 总体而言，这一轮西方领导人密集访华，不是情绪驱动的外交热潮，而是现实压力下的理性选择。它揭示的并非谁在“靠近谁”，而是谁在试图降低不确定性、扩大可操作空间。在一个高度碎片化的国际环境中，这种选择本身，正是国际政治回归现实主义的一种注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