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me 亚洲 美国民调:中国大陆民意对台湾友善但有底线
亚洲

美国民调:中国大陆民意对台湾友善但有底线

Share

美国最新民调显示,中国大陆民意对台湾整体友好,但在关键议题上坚守底线。

文/毕研韬

调查背景与来源

2026年3月9日,美国卡特中心(The Carter Center)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引发舆论关注。该调查由卡特中心与埃默里大学(Emory University)联合开展,并通过与中国本土调查机构合作实施,属于典型的跨国学术型民调项目。

本报告的数据来自两轮调查:一轮是2025年7月7日至8月15日进行的初步调查(共1428名受访者),另一轮是2025年10月27日至2026年1月1日进行的正式调查(共2506名受访者)。

总体情感:以“相对温和”为主基调

调查显示,中国大陆公众对台湾的整体情感呈现出明显的“温和正向”特征。以0至100分衡量的情感温度计中,平均得分为62分,这一数值通常被解释为“偏友好”。

这一结果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并未呈现出一种对抗性或敌意主导的社会情绪,而是体现出一种相对稳定的情感缓冲带。换言之,在普通公众层面,两岸关系并未被简单地内化为“敌我对立”,而仍保留一定的社会与文化亲近感。

安全关切与历史认同:大陆民意对台认知框架

地缘政治战略和技术竞争并不是中国公众认为台湾重要的首要原因。相反,更多人是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来看待台湾问题:例如,80%认为实现统一可以解决一个长期存在的历史问题;71%认为大陆与台湾拥有共同的文化传统;67%认为台湾问题与美国对中国的地缘战略遏制有关。

这次调查显示,大多数(83%)认为美国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受访者,把台湾问题视为最大风险。换句话说,美国威胁和台湾问题是高度绑定的。

尽管高科技竞争在西方关于美中竞争的讨论中占据核心地位,但仅有少数(45%)的中国公众认为,台湾半导体制造业是该岛对大陆价值的重要因素。

对武力选项的态度:倾向克制但并非绝对放弃

在是否应对台湾动用武力的问题上,调查结果呈现出较为复杂的结构。

一方面,多数受访者倾向于通过非军事手段处理两岸关系问题,相当比例(50%)认为军事行动可能带来负面后果。这表明,“避免冲突升级”仍是主流认知。

但另一方面,数据也显示出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趋势:2025年下半年,中国大陆公众反对以武力实现统一的比例有所下降。在2025年10月至2026年1月的调查中,38%的受访者认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通过武力实现统一,而45%的人表示不同意这一说法。

在是否使用武力问题上,公众态度呈现出一定的条件性:如果为了阻止明确的“台独”,多数人更倾向支持有限度的军事行动,例如针对离岛的打击(支持率为81%),而不是全面军事进攻(支持率为32%)。

这一变化意味着,大陆公众并非简单的“和平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而更接近一种条件性克制:即在一般情境下倾向避免使用武力,但在特定条件(例如政治或安全情境发生重大变化)下,并不完全排除强制性选项

政策路径偏好:交流与融合优先

在具体政策取向上,调查结果呈现出高度一致的趋势:公众普遍支持通过交流与合作来处理两岸关系,例如加强文化交流(86%)和经济联系(81%),以及出台相关政策吸引台湾商人和学生到大陆生活和发展(68%)。

这一结构具有明确指向:公众更倾向于“接触—互动—融合”的路径,而非“对抗—施压—冲突”的路径

从社会心理角度看,这种偏好反映出一种典型的低风险选择机制,即在不确定环境中优先选择成本较低、可逆性较强的政策工具。

群体差异:态度并非均质

调查还揭示出一定的社会分层特征,不同群体之间在对台认知上存在差异。

例如:女性群体整体上更倾向反对使用武力收入水平较低群体更偏好温和方式;受教育程度较高群体在部分问题上表现出更复杂甚至更为强硬的态度

这些差异说明,对台认知并非单一结构,而是受到社会经验、信息来源及风险感知等多重因素影响。

方法与解读的限制

尽管这项民调具有一定参考价值,但仍需保持必要的审慎。

首先,跨国民调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可能受到受访环境与表达方式的影响,例如社会期许偏差可能导致受访者在敏感议题上倾向选择“更可接受”的答案。

其次,问题设定本身对结果具有显著影响。例如,在是否使用武力的问题上,如果附带不同情境设定(如是否涉及“台独”假设),受访者的回答可能出现明显变化。

结语

总体来看,这项民调所呈现的中国大陆公众对台认知,可以概括为一种“情感友好、路径温和、立场有条件”的复合结构。

这种结构既不同于简单的对抗叙事,也不同于单一的和平叙事,而是在安全关切、现实考量与社会情感之间形成的一种动态平衡。

对理解当下两岸关系中的社会心理基础,这一发现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但其解释力仍有赖于更多公开数据与持续跟踪研究的支撑

毕研韬系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所在机构之立场

Related Articles

海南大学研究生复试风波:五个月了,至今未公布处理结果

投稿人:顾明川  发布时间:2026年9月10日 2026年4月,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研究生调剂复试工作发生重大失误。12名考生收到并确认复试通知后,学院临时取消了复试资格。对此,海南省教育厅回应称,确实是学校方面的原因。 据传,事件发生后,海南省委书记曾做出批示,教育部予以关注,海南省教育厅进行了调查。上述情况目前尚未见有关方面公开确认,但如果相关信息属实,那么公众更加有理由追问:为什么五个月过去了,至今仍然没有看到调查和处理结果? 12名考生最终能够恢复复试资格,只能说明考生眼前的问题得到了初步解决,并不意味着招生事件本身已经处理完毕。 有关方面至少应该回答几个基本问题:究竟发生了什么?问题出在哪里?责任如何认定?有关人员是否需要承担责任?学校采取了什么整改措施?如何避免类似问题再次发生? 这些问题长期没有公开答案,损害的已经不只是当事考生的权益。它首先损害的是高校自身的形象和公信力。 研究生招生是高校最重要、最敏感的工作之一,直接关系考生的学习机会和职业发展。考生和家长选择一所大学,不只是看学校排名、专业实力和就业前景,也判断这所学校是否公平、规范、可靠,是否值得信任。 如果面对一次已经造成实际影响的招生事件,学校迟迟没有公开责任认定和处理结果,公众难免会产生疑问:学校究竟如何看待这次事件?是否进行了反思?是否建立了防止类似问题发生的机制? 高校的声誉,不仅建立在取得了多少成绩之上,也建立在发生问题之后如何面对问题。 更值得警惕的是,如果相关部门已经介入,而事件长期没有公开结果,其负面影响可能进一步扩大。 教育主管部门承担着维护教育公平、规范招生秩序的重要职责。对于研究生招生这样的重大事项,如果出现问题之后长期没有公开处理结论,容易使考生和社会产生一种不良感受:面对高校招生中的问题,究竟有没有一个明确、有效的监督和问责机制?...

依赖外国网红:中国国际传播的一个陷阱

中国真正需要的不是在“记者”和“网红”之间二选一,而是建立一个更加开放、多元的国际传播生态。 作者:毕研韬  发布:2026年9月7日 近期,《纽约时报》前驻华记者王月眉(Vivian Wang)接受“不明白播客”主持人袁莉采访的内容,引起了关注。 在采访中,王月眉提出了一个判断:中国似乎越来越不需要外国记者,而希望通过外国网红、视频博主让世界“看见中国”。 这种变化意味着中国国际传播能力的提升,还是中国越来越难以被外部社会完整理解? 一、外国网红正在成为中国国际传播的新入口 外国网红传播有一个传统媒体很难比拟的优势:它更像朋友推荐。 一个外国人说“我来到中国以后发现高铁这么方便”,这种第一人称叙事降低了传播的距离感,也绕开了传统国际新闻长期存在的政治框架。 问题在于:网红能够替代记者吗?答案是:不能,至少不能完全替代。 二、记者和网红看到的是两个不同的中国...

“认知福祉”:一个中国学者陌生的重要概念

近年来,Epistemic Welfare(认知福祉)概念进入西方学术讨论,用于讨论政府与社会是否有责任为人们建构可靠认知而创造必要条件?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9月6日 一、从“信息获得”到“认知福祉” “认知福祉”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心理幸福,也不是简单地让人获得更多信息。 2023年,法律学者Klaudia Majcher从权利角度提出epistemic welfare。此后,Aaron Hyzen、Van den Bulck、Manuel...

被星宇解约的年轻人:瞄准企业软肋,开启新式维权

2026年夏天,常州星宇车灯股份有限公司把自己和107名刚刚走出校园的年轻人推上了舆论场。 作者:毕研韬  发布:2026年8月29日 星宇股份2026年招录了440名高校毕业生。入职一个多月后,公司集中约谈部分员工。据多名毕业生反映,他们被要求在主动离职和调往生产一线之间做出选择,最终107人与公司解除劳动合同。 8月25日,常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发布调查通报,确认了107人解除劳动合同的事实,并指出企业在协商过程中“方法简单生硬,缺乏充分有效沟通”,对公司人力资源总监做出停职处理。8月27日,星宇股份公开致歉,公布了包括求职生活补贴、住宿和进一步补偿在内的补救方案。 事情本来可以止步于此:企业道歉,员工维权,地方部门介入,舆论批评,但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真正值得关注的是,这些年轻人把维权的目光投向了境外。 一、年轻人失去的,不只是一个岗位 对应届毕业生来说,被解约意味着什么? 不是简单地“重新找工作”。 他们刚刚步入社会,职业规划、求职节奏和人生安排都建立在这份工作之上。 更重要的是,应届毕业生身份具有特殊的就业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