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而言，更现实的挑战不是消除所有差异，而是理解不同地区认知形成的结构性原因，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更有效的沟通与理解机制。
文/毕研韬
在当今世界，很少有国家像中国这样，在不同地区引发如此明显的认知差异。根据Pew Research Center的跨国调查，在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家，对中国持负面看法的比例通常在70%-80%左右；在一些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对中国持正面或中性看法的人群却明显更多。例如，在部分非洲国家的调查中，对中国持正面评价的比例超过60%。换句话说，在一些国家，中国被视为主要战略挑战，而在另一些国家，中国却被看作重要的发展伙伴。
为什么世界对中国的认知差异如此之大？
一、意识形态：价值体系差异的长期影响
在国际政治研究中，政治制度和价值体系往往会影响国家之间的相互认知。
一些跨国调查显示，在强调自由主义政治价值的国家，公众更容易从政治制度和人权议题评价其他国家。例如Pew Research Center的调查发现，在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国家，对中国的负面评价往往与对中国政治制度的看法相关联。
相反，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公众对中国的评价更少从制度差异出发，而更多从经济发展经验、基础设施合作或贸易机会等现实因素出发。这意味着，在不同社会中，人们评价中国的标准并不相同。
这种差异反映出一种更深层的现象：国家形象不仅是国际政治或经济关系的结果，也与各国社会内部的价值体系有关。当不同社会拥有不同的政治价值框架时，对同一国家的评价自然会出现明显差异。
二、安全结构：地缘政治框架的影响
国家认知也受到安全结构的影响。对于处在美国安全体系中的国家而言，中国议题往往被纳入战略竞争框架之中。
在安全研究领域，这种现象通常被称为“同盟认知效应”。当一个国家处在某一安全联盟体系中，其对外部国家的认知往往会受到联盟叙事和安全议题的影响。例如在东亚和欧洲的一些国家，中国问题往往与地区安全、技术竞争或制度差异相联系。
这一点在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的调查中也有所体现。研究发现，欧洲国家在经济上希望维持与中国的合作，但在安全和制度议题上则保持较高警惕。这种“合作与警惕并存”的认知结构，使中国形象在一些国家呈现出复杂甚至矛盾的特点。
三、经济关系：利益结构影响国家认知
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经济联系往往是影响国家形象的重要因素。对许多发展中国家而言，中国首先是一个贸易伙伴、投资来源或基础设施建设合作方。
在非洲和部分拉丁美洲国家，中国参与港口、公路、电力、医院、学校等基础设施建设，使中国形象与“发展合作”联系在一起。世界银行和区域发展机构的多项研究都指出，中国企业在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领域的参与度显著上升，这种直接的经济接触会影响公众认知。
相比之下，在一些发达经济体，中国更常被放置在产业竞争的框架中。例如在高科技、制造业或供应链安全问题上，中国常被视为竞争者。这种利益结构差异，使不同国家在评价中国时形成不同的参照体系。
四、媒体叙事：信息环境塑造公众印象
公众对外国的印象，很大程度上来自媒体报道和信息传播环境。不同地区媒体在中国议题上的关注重点存在明显差异。
在西方媒体体系中，中国议题往往集中在政治制度、地缘政治竞争以及技术安全等方面。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媒体报道中，中国更多出现在贸易、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等议题中。这种议题框架的差异，会在长期传播中逐渐塑造公众的认知结构。
国际传播研究表明，当某一国家长期在特定议题框架中被讨论时，公众更容易形成稳定的印象。例如，如果一个国家在媒体叙事中主要与安全问题相关联，其国家形象往往更容易被政治化；如果主要与经济合作相关联，其形象则更容易与发展机会联系在一起。
五、认知结构：公众经验与历史记忆
除了经济和媒体因素，不同国家的历史经验也会影响对中国的认知。例如，一些亚洲国家在历史上与中国有长期文化或贸易联系，对中国的认知往往更复杂，也更具有历史维度。
同时，普通公众与中国的实际接触程度也会影响认知。近年来，中国游客、留学生和企业在全球范围的流动增加，在一些国家形成了更多日常层面的接触。社会学研究表明，直接接触往往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修正抽象印象，使认知更加多元。
六、全球认知结构正在变化
值得注意的是，全球对中国的认知并非固定不变。随着国际经济格局变化以及信息传播方式的改变，这种认知结构也在持续调整。
近年来，数字平台和社交媒体的兴起，使国际信息传播的主体更加多样化。除了传统媒体之外，企业、学者、旅行者以及网络内容创作者，都在参与跨国叙事。这种变化意味着国家形象不再完全由政府或主流媒体塑造，而是逐渐进入一个多主体传播的时代。
从国际传播的角度看，全球对中国认知差异的存在，本身就是国际体系结构差异的反映。不同国家的经济位置、安全环境、信息结构以及历史经验不同，自然会形成不同的认知视角。
因此，与其期待世界形成单一的中国形象，不如理解这种差异本身是国际社会多样性的体现。对中国而言，更现实的挑战不是消除所有差异，而是理解不同地区认知形成的结构性原因，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更有效的沟通与理解机制。
毕研韬系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