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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海真正的危机,是人们越来越相信战争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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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讨论台海风险时,通常更关注军事力量、战略部署与外部变量。但是在更深层的结构中,战争是否发生,越来越取决于它如何被认知与定义,而不仅是具体行为本身。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22日发布

一、战争与和平的思想起点

战争与和平的关系,从来不只是军事力量的对抗问题,更是认知结构与解释框架的竞争问题。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组织法》序言指出:“战争起源于人之思想,保卫和平之屏障亦须于人之思想中建立。”这一判断意味着,冲突首先生成于观念与认知之中。

从这一视角看,台海问题的风险结构正在发生一种隐性转变:从对行为本身的关注,逐步转向对行为如何被解释与定义的关注。

传统分析多聚焦于军事力量对比、战略部署变化以及外部介入因素,这些因素构成冲突发生的物质与结构条件。

但在复杂互动环境中,同一行为在不同认知框架下可能被完全不同地定义,其意义的不确定性本身,正在成为影响局势演化的关键变量。

二、从行为冲突到解释冲突

在冲突演化过程中,真正决定是否升级为战争的,并不仅仅是某一具体行为的发生,而是该行为如何被认知与定义。

在不同解释结构下,同一军事或政治动作,可能被视为威慑、试探、误判或直接敌对信号。这种认知差异,直接影响各方对局势的判断,并进一步影响是否采取升级性行动。

从机制上看,战争是否发生,取决于行为如何被认知与定义,而不仅是行为本身。

这一过程通常通过“升级阈值”体现出来。所谓升级阈值,是指各方在特定情境下对意图、风险、成本与未来走势的综合判断。

当某一行为被解释为突破安全底线或不可容忍的威胁时,冲突就可能从有限对抗转向更高烈度的升级路径。

三、认知阈值与安全困境的放大

这一判断过程并非静态,而是持续反馈的。

在高紧张环境中,各方往往倾向于对对方行为进行更为负面的解释,从而强化自身的防御措施。

这种防御性调整,又会被对方重新解读为威胁升级,进而进一步强化原有认知判断。

这种循环结构,使安全困境不仅存在于行为层面,也存在于认知层面,并在传播与信息环境中被不断放大。这就是我去年提出的“认知安全困境”。

在这一过程中,一个更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关于战争的预期本身,正在逐渐成为影响现实的重要变量。

当“战争可能发生”逐渐被广泛接受为默认判断时,政策重心会发生转移,由避免冲突逐步转向应对冲突;沟通空间会相应压缩,使得误解纠正的可能性下降;同时,长期稳定机制也可能被短期风险管理逻辑所替代。

四、解释空间的单向收敛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解释空间的单向收敛。当越来越多的分析框架预设冲突不可避免时,系统对其他可能性的容纳能力会下降。

任何缓和信号都可能被重新解释为策略性调整,而非结构性变化。在这种情况下,不确定性并未消失,而是被统一编码为高风险预期,从而削弱系统的弹性。

这种结构变化的后果并不立即表现为冲突爆发,而是表现为“可选路径减少”。当政策与舆论逐渐围绕单一未来展开组织时,现实的多路径性被压缩,系统逐渐失去缓冲空间。

五、结语:认知如何塑造现实

因此,台海问题的风险,不仅存在于现实行为层面,也存在于认知结构层面。从更根本的意义上说,战争是否发生,最终取决于行为如何被认知与定义,而不仅是行为本身。

在这一意义上,真正需要关注的,或许并不只是冲突本身的发展路径,而是关于冲突的理解方式是否正在趋于单一化。当解释空间不断收缩时,现实选择空间也会随之变窄。这种结构性变化,可能比单一事件更具长期影响。

毕研韬系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所在机构之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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