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讨论台海风险时，通常更关注军事力量、战略部署与外部变量。但是在更深层的结构中，战争是否发生，越来越取决于它如何被认知与定义，而不仅是具体行为本身。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22日发布
一、战争与和平的思想起点
战争与和平的关系，从来不只是军事力量的对抗问题，更是认知结构与解释框架的竞争问题。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组织法》序言指出：“战争起源于人之思想，保卫和平之屏障亦须于人之思想中建立。”这一判断意味着，冲突首先生成于观念与认知之中。
从这一视角看，台海问题的风险结构正在发生一种隐性转变：从对行为本身的关注，逐步转向对行为如何被解释与定义的关注。
传统分析多聚焦于军事力量对比、战略部署变化以及外部介入因素，这些因素构成冲突发生的物质与结构条件。
但在复杂互动环境中，同一行为在不同认知框架下可能被完全不同地定义，其意义的不确定性本身，正在成为影响局势演化的关键变量。
二、从行为冲突到解释冲突
在冲突演化过程中，真正决定是否升级为战争的，并不仅仅是某一具体行为的发生，而是该行为如何被认知与定义。
在不同解释结构下，同一军事或政治动作，可能被视为威慑、试探、误判或直接敌对信号。这种认知差异，直接影响各方对局势的判断，并进一步影响是否采取升级性行动。
从机制上看，战争是否发生，取决于行为如何被认知与定义，而不仅是行为本身。
这一过程通常通过“升级阈值”体现出来。所谓升级阈值，是指各方在特定情境下对意图、风险、成本与未来走势的综合判断。
当某一行为被解释为突破安全底线或不可容忍的威胁时，冲突就可能从有限对抗转向更高烈度的升级路径。
三、认知阈值与安全困境的放大
这一判断过程并非静态，而是持续反馈的。
在高紧张环境中，各方往往倾向于对对方行为进行更为负面的解释，从而强化自身的防御措施。
这种防御性调整，又会被对方重新解读为威胁升级，进而进一步强化原有认知判断。
这种循环结构，使安全困境不仅存在于行为层面，也存在于认知层面，并在传播与信息环境中被不断放大。这就是我去年提出的“认知安全困境”。
在这一过程中，一个更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关于战争的预期本身，正在逐渐成为影响现实的重要变量。
当“战争可能发生”逐渐被广泛接受为默认判断时，政策重心会发生转移，由避免冲突逐步转向应对冲突；沟通空间会相应压缩，使得误解纠正的可能性下降；同时，长期稳定机制也可能被短期风险管理逻辑所替代。
四、解释空间的单向收敛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解释空间的单向收敛。当越来越多的分析框架预设冲突不可避免时，系统对其他可能性的容纳能力会下降。
任何缓和信号都可能被重新解释为策略性调整，而非结构性变化。在这种情况下，不确定性并未消失，而是被统一编码为高风险预期，从而削弱系统的弹性。
这种结构变化的后果并不立即表现为冲突爆发，而是表现为“可选路径减少”。当政策与舆论逐渐围绕单一未来展开组织时，现实的多路径性被压缩，系统逐渐失去缓冲空间。
五、结语：认知如何塑造现实
因此，台海问题的风险，不仅存在于现实行为层面，也存在于认知结构层面。从更根本的意义上说，战争是否发生，最终取决于行为如何被认知与定义，而不仅是行为本身。
在这一意义上，真正需要关注的，或许并不只是冲突本身的发展路径，而是关于冲突的理解方式是否正在趋于单一化。当解释空间不断收缩时，现实选择空间也会随之变窄。这种结构性变化，可能比单一事件更具长期影响。
毕研韬系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所在机构之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