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 June 2026
美国涉藏政策新变化：国际传播进入法律框架
2024年7月12日，美国《促进解决西藏-中国争端法》（Promoting a Resolution to the Tibet-China Dispute Act）正式生效，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6月28日 从国际传播角度观察，这部法律有一个值得关注的变化：涉藏历史叙事和公共信息开始纳入美国法律政策框架。 这一变化虽然并未立即带来大规模政策调整，却反映出美国涉藏政策关注重点的进一步延伸。 一、从传统议题扩展到历史叙事 长期以来，美国涉藏政策主要围绕宗教、文化、民生、教育等议题展开。 例如，2020年通过的Tibetan Policy and Support Act of 2020重点涉及宗教事务、生态环境、推动对话等内容。 相比之下，2024年生效的法律新增了一项值得关注的内容。 根据法律文本，美国政府被要求就有关西藏历史、地位等问题加强政策说明和公共沟通，并将这一要求写入法律条文。这意味着，除了传统议题之外，历史叙事和信息传播也成为法律关注的内容。...
2025年美国涉藏重要政策文件：法案、报告与听证会
近年来，美国围绕西藏议题逐步形成由法律、年度报告、政策声明和国会监督共同构成的政策体系。与2024年《促进解决西藏—中国争端法》（Promoting a Resolution to the Tibet-China Dispute Act）生效后的立法高潮相比，2025年并未出台新的重大涉藏法律，但美国政府和国会继续通过年度报告、政策建议和监督机制推动相关政策落实，体现出涉藏政策的连续性和制度化特点。本文依据公开资料，对2025年的重要涉藏政策文件进行简要梳理。 一、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CECC）《2025年度报告》 2025年12月，CECC发布《2025年度报告》，继续设立西藏专章，对过去一年西藏相关情况进行梳理，并向美国国会和行政部门提出政策建议。报告围绕宗教活动、文化保护、语言教育、生态环境以及相关法律政策等议题进行了总结，同时建议美国政府继续落实《2020年西藏政策与支持法》和《促进解决西藏—中国争端法》等既有法律。 与往年相比，2025年度报告延续了近年来的基本框架，没有出现重大调整，但继续将西藏作为CECC年度报告的独立章节，反映美国国会对华政策持续关注西藏议题。 二、美国国务院持续落实既有涉藏法律 2025年，美国国务院继续执行近年来通过的涉藏法律，包括《2002年西藏政策法》《2018年对等进入西藏法》《2020年西藏政策与支持法》以及2024年生效的《促进解决西藏—中国争端法》。 根据法律要求，美国国务院继续开展有关涉藏工作的政策协调，并推进相关年度报告制度，包括涉及进入涉藏地区情况、人权和宗教自由等内容。这些报告已成为美国涉藏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会监督行政部门落实法律的重要依据。 三、国会持续关注涉藏政策落实 2025年，美国国会没有通过新的涉藏重大法律，但继续通过CECC年度报告、公开声明以及相关监督机制，要求行政部门落实已有涉藏法律。 从公开文件可以看出，国会关注的重点依旧包括宗教事务、文化和语言保护、教育政策、生态环境以及《促进解决西藏—中国争端法》的执行情况等内容。这表明，美国涉藏政策的重点已逐渐从立法扩展到法律执行和政策监督阶段。 四、结语 总体看，2025年美国涉藏政策进入相对平稳的发展阶段。虽然没有新的重大立法，但通过年度报告、政策协调和国会监督等机制，近年来出台的涉藏法律继续得到推进和落实。 从公开资料可以观察到，美国涉藏政策已形成“法律—报告—监督—政策建议”相互衔接的运行模式，具有较强的连续性和制度化特征。这一趋势值得持续关注，也为观察美国涉藏政策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公开、可验证的参考框架。
全球同行持续关注毕研韬教授研究成果
作者：唐玥宸 发表时间：2026年6月28日 2026年2月12日，美国独立研究机构China Media Project（简称CMP）发表研究报告《C+：理解中国全球信息影响力的转型战略》，报告引用了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毕研韬教授的研究结论。由于CMP团队的调查结论与毕教授早些时期发表的文章略有出入，该报告专门列表比较了二者的不同之处。 在2008年至2022年期间，毕研韬教授主要围绕战略传播（简称SC）开展研究。战略传播起初用于组织传播、公共关系、企业传播等领域，但9·11事件后美国率先将其纳入国家安全实践体系。在地缘博弈加剧的时代背景下，许多国内外同行持续关注毕教授研究成果，涉及战略传播、国际传播、国家形象、认知塑造等方向。 “北约战略传播卓越中心”主办的刊物《Defence Strategic Communications》在2021年春秋号上刊发一篇长文，专题考察中国的战略传播话语。该文介绍了毕研韬、王金岭合著的《战略传播纲要》一书，重点讨论了该书对战略传播的定义。北约这篇文章还介绍了毕研韬、殷娟娟合写的文章，聚焦于社交媒体时代战略传播在边疆治理中的运用。北约研究同时关注了毕研韬、林信焰合署的文章，重点是战略传播在维护“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价值。 2013年2月，莫斯科大学帕申采夫E.H.教授在《公共管理》发表文章，较为详细地介绍了《战略传播纲要》。文章说，“2011年秋季出版的《战略传播纲要》应被视为中国战略传播概念发展的重要事件。该书作者是毕研韬、王金岭。中国的刘永治将军和张序三将军高度称赞此书，他们和《凤凰卫视》首席时事评论员阮次山共同为该书撰写了序言。” 2026年两位俄罗斯学者在《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学报·国际关系》发表文章说，“在中国战略传播研究领域，毕研韬和王金岭两位学者值得特别关注。2011年，他们提出了中国较为系统、也较为完整的战略传播定义之一”。文章接着说，“毕研韬进一步指出：实施战略传播的首要主体是民族国家。当个人或组织参与战略传播时，他们只是国家战略框架中的组成部分。”文章指出，毕研韬厘清了战略传播与国际传播、策略传播的关系。 台湾战略界对毕教授成果的研究更为细致深入。台湾《陆军学术月刊》（现已改名为《陆军学术双月刊》）在2018年12月发表台湾“国防大学”两位军官的文章，探索战略传播如何运用于南海岛礁争议。文章介绍了毕教授的相关成果，包括战略传播定义、战略传播作业流程、目标受众分类等。 台湾《复兴岗学报》是历史悠久的军事学术期刊，是研究政治作战、战略传播、心理作战、国际关系和军队政治教育的重要文献来源。该刊2010年5月、2025年6月刊发的两篇文章借鉴了毕教授的观点，分别探讨战略传播在资讯作战、“孔子学院”建设中的作用。 台湾《国防安全周报》在2023年2月4日发行的第72期文章中，将毕教授对战略传播的定义上升到中国大陆官方对战略传播的定位。该文说，《战略传播纲要》是中共推出的首部战略传播中文专著。对此毕研韬教授指出，该书系个人学术成果，但少数台湾专家有误解。 据不完全统计，台湾已有3篇博士毕业论文和10篇硕士毕业论文参考毕教授文献展开论证，其中4篇出自“国防大学”、3篇来自政治大学，主题包括战略传播、国家形象、软权力、混合战等。 除上述文章外，《台湾传播学刊》在2025年6月刊发一篇文章，探讨战略传播概念在不同政治制度下的本土化发展。文章写道，“首部以中文发行的策略沟通专著《战略传播纲要》是中共策略沟通研究的核心书籍，作者毕研韬和王金岭特别针对舆论作业进行了讨论，具体指出舆论作业所要遂行的三项策略沟通任务”。文章还介绍了毕研韬、林信焰对北约战略传播概念的梳理。 《传播与社会学刊》是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浸会大学合办的中文学术期刊。该刊在总第62期（2022年）上的一篇文章梳理了战略传播在不同国家、文化的演化。在中国大陆部分，文章介绍了毕研韬创建的“国际战略传播学会”以及毕教授指出的中国大陆对战略传播的十个误解。 近年来，毕研韬教授的研究重点逐步拓展至国际传播与国际冲突的关系研究上，更多关注传播在减少国际误解、促进跨文化理解中的作用。为此，他在2023年为海南大学公共关系学专业开设了《国际冲突与和平》选修课。目前他围绕“认知脱嵌”开展的研究与实践都是服务于这一目标。 唐玥宸系海南科技职业大学设计学院副教授、传播学博士、察哈尔学会研究员。
西藏国际传播：必须回应国际关切，这不是选择题
国际传播的起点，不是表达自己，而是理解受众；不是回避关切，而是真诚回应。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6月26日 近年来，中国持续增加对西藏国际传播的投入。从媒体报道、纪录片、国际论坛，到邀请外国媒体、专家学者和青年代表赴藏参访，再到刚刚举行的第二届西藏国际传播大会，可以看出中国希望进一步提升西藏国际传播能力，增进国际社会对西藏的了解。 但要实现传播目标就必须深入思考：国际传播究竟应该传播什么？ 这是一个比传播渠道、传播技术更重要的问题。如果传播内容与国际社会的认知关切长期错位，再丰富的信息供给，也未必能够有效促进国际理解。 国际传播当然需要主动讲好自己的故事，但对于西藏这样一个长期被国际舆论关注的议题而言，回应国际关切，不是可有可无的选择，而是提升传播效能必须完成的一道必答题。 一、国际社会关注西藏，已经成为制度性议题 有人认为，只要持之以恒地进行正面宣传，国际社会对西藏的疑问就会被逐渐化解。然而，现实并非如此。 近一个时期，美国国务院再次发布两份涉藏年度报告。一份依据美国有关涉藏法律，就所谓西藏Negotiations向国会提交年度评估；一份依据《对等进入西藏法》，评估美国人员进入西藏地区的情况。 无论中方是否认同这些报告的立场，它们都反映出一个客观事实：西藏议题在美国已经不是偶发性的外交议题，而是制度化议题。 除上述两份年度报告外，美国国务院每年发布的其它报告中，西藏也几乎都是固定章节。 这意味着，围绕西藏的信息生产、政策讨论、国会监督、媒体报道和社会组织传播，已经形成持续运行的制度机制。 因此，西藏国际传播面对的，并不是某一轮国际舆论，而是一套长期存在、不断更新的信息体系。 二、回应国际关切，不等于接受他人的叙事 在实践中，一个较为普遍的担忧是：如果持续回应国际社会关切，是否意味着进入了他人设置的话语框架？ 这种担忧可以理解，但传播学上需要作出区分。 回应国际关切，并不等于接受国际关切背后的价值判断，更不意味着认可他人的叙事。 国际社会提出的问题，有的建立在事实基础上，有的存在误解，有的受到不同政治立场影响，还有的可能包含错误信息。 回应这些问题，并不意味着默认其前提，而是通过公开事实、充分证据和完整背景，帮助国际受众形成更全面、更准确的理解。 如果国际社会长期关注某些议题，而传播者始终选择回避，那么国际受众就只能从其他信息来源寻找答案。这种情况下，传播主动权反而更容易流失。 从传播规律来看，沉默并不会消除关切，回应才有可能减少误解。 三、回应国际关切与主动设置议程，并不矛盾...
欧洲激辩“中国冲击2.0”：中国总理李强正面回应
2026年6月24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上明确表示，所谓“中国冲击2.0”并不存在，并提出应更多关注“中国机遇2.0”。这一表态并非偶然。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6月25日 过去一年多来，欧盟内部围绕China Shock 2.0（中国冲击2.0）展开了持续争论。一边担忧中国新能源、高端制造和工业技术竞争力快速提升可能对欧洲产业形成压力，另一边则认为，将复杂的全球产业变迁归结为“中国冲击”并不能真正解释欧洲自身面临的问题。 在这一背景下，李强的公开回应，实际上也是对欧洲相关讨论的一次直接表态。 一、欧洲为何就“中国冲击2.0”激辩 与二十年前相比，欧洲今天面对的中国已经发生明显变化。 所谓“中国冲击1.0”，通常指中国加入世界贸易体系后，凭借规模化制造能力进入全球市场，对欧美部分传统制造业造成的竞争压力。相关讨论主要集中于就业转移、产业外包和区域经济失衡等问题。 “2.0”的提出，则反映出竞争格局的变化。 如今讨论的重点已不再是纺织、家具或低端制造，而是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光伏设备、储能系统、工业机器人等战略性产业。 在欧洲部分政策制定者看来，中国企业在这些领域的快速发展正在改变全球产业竞争格局，因此有必要重新审视欧洲产业政策。 与此同时，也有大量学者和政策研究者认为，将欧洲产业面临的压力简单归因于“中国冲击”并不充分。 欧洲自身长期存在投资不足、能源成本上升、创新转化效率下降以及内部市场碎片化等问题。这些结构性因素同样影响着欧洲产业竞争力。 因此，欧盟内部的争论实际上并非围绕“中国是否崛起”，而是围绕一个更深层的问题： 欧洲应如何解释自身在全球产业重组中的位置变化？ 二、从经济概念到政策框架 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冲击2.0”已经不只是一个经济学概念。 近年来，欧盟逐渐将经济议题纳入“战略自主”“经济安全”“供应链韧性”等框架之中。在这一过程中，“China Shock 2.0”开始承担新的政策功能。 首先，它是一种解释工具。面对欧洲制造业竞争力下降、部分产业外迁以及绿色转型成本上升等问题，该概念为政策讨论提供了一个相对统一的解释框架。...
西方为何总是误判中俄朝关系？
近期，随着俄朝关系持续升温，一些西方媒体和研究机构再次提出一个熟悉的判断：俄罗斯正在取代中国成为朝鲜最重要的伙伴，北京对平壤的影响力正在下降，中俄朝三边关系的结构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6月25日 类似观点并不新鲜。从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特别是俄朝高层互动明显增加之后，“朝鲜正在转向俄罗斯”“中国被边缘化”“莫斯科正在取代北京”等叙事频繁出现在西方舆论场中。 然而，如果把时间尺度拉长，把观察视野从短期事件扩展到长期结构，就会发现这类判断往往高估了俄朝关系变化的影响，同时低估了中国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的特殊地位。 更值得关注的是，这种误判并非偶然，而是源于一种长期存在的认知框架偏差。 一、西方为何认为中国正在失去对朝影响力？ 从表面上看，西方观察者得出这一结论并非毫无依据。 近年来，俄朝关系确实出现明显升温。 双方高层互访频繁，政治关系显著加强；军事、安全和经济合作不断扩大；俄罗斯在联合国安理会涉朝问题上的立场也出现调整。 从这些现象出发，许多西方分析机构进一步推导出一个结论：朝鲜正在减少对中国的依赖，而俄罗斯则正在填补这一空缺。 问题在于，这种分析往往停留在现象层面。 它能够观察到俄朝关系的变化，却未必能够准确理解这种变化在整个东北亚战略结构中的真实含义。 事实上，俄朝关系升温与中国影响力下降，并不必然构成逻辑上的因果关系。 一个国家外交空间的扩大，并不意味着另一个国家影响力的消失。 朝鲜获得更多战略选择，不等于中国失去其战略地位；俄罗斯作用增强，也不意味着中国被俄罗斯取代。 二、西方分析框架的问题在哪里？ 西方对中俄朝关系的误判，根源在于其分析框架本身。 长期以来，许多西方研究机构习惯于用联盟政治逻辑观察东北亚政治。 在这种框架中，国家关系往往被理解为一种相对固定的阵营结构。 如果一个国家与某一伙伴关系加强，就意味着与另一伙伴关系减弱；如果一方获得影响力，另一方就必然失去影响力。 这种思维方式在北约体系内部或许具有一定解释力，但放在东北亚地区却容易失真。 中俄朝三国之间并不存在类似冷战时期军事同盟体系那样的严格等级结构。...
美国对华政策新信号：一份国会报告透露的变化
2026年6月，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CECC）发布报告Report on the PRC’s Transnational Repression and Malign Influence in 2025《2025年中国跨国压制与恶意影响报告》。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6月24日 表面看这是一份专题研究报告，但如果置于近年来美国涉华政策演变的大背景下观察，那么真正值得研究的不是报告提出了哪些具体案例，而是美国政策界正在重新理解中国。 一、一份值得关注的国会报告 CECC成立于2000年，由美国国会和行政部门共同组成，长期关注中国相关议题。虽然委员会本身并不直接制定外交政策，但其研究报告往往能够反映美国政策界的重要思考方向，并对后续立法和政策讨论产生影响。 这份报告以“跨境压制”和“恶意影响”为核心主题，系统梳理了美国方面所关注的一系列涉华议题，包括中国统一战线工作、海外华人社群活动、中国海外影响力建设、媒体传播与信息活动、学术与教育交流、社交媒体平台传播等。 这些内容过去往往分别出现在不同领域的研究和政策文件之中，但在这份报告中，它们被纳入同一个分析框架进行讨论。 这一变化本身值得关注，因为它表明，美国政策界已经不再将这些问题视为彼此独立的现象，而是开始尝试用统一的逻辑进行解释。 二、这份报告传递了什么信号 与具体案例相比，这份报告更重要的价值在于它所反映的认知框架变化。 过去十余年，美国涉华讨论经历了明显的演变过程。 早期讨论主要集中于贸易、投资和产业竞争。...
欧盟发布新报告：剑指外国信息操纵与干预
欧盟关注的不再只是信息是否真实，而是信息传播背后是否存在组织化影响行为。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6月20日 近年来，国际传播领域正在发生一场深刻变化。过去被视为信息交流、媒体传播和公共外交的问题，越来越多地被纳入国家安全与战略竞争框架之中。2026年3月12日，“欧盟对外行动署”（EEAS）发布第四份《外国信息操纵与干预威胁报告》（4th EEAS Report on Foreign Information Manipulation and Interference Threats），再次引发国际社会关注。 这份报告不仅是一份舆情分析文件，更反映出欧盟对于国际传播、跨境信息流动和认知安全问题的最新认知与制度安排。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折射出国际传播安全化趋势正在进一步深化。 一、从“虚假信息”到“外国信息操纵与干预” 长期以来，欧盟一直关注虚假信息（Disinformation）问题。然而近年来，欧盟逐渐认为，仅仅关注信息真假已经不足以解释复杂的信息环境。许多影响活动并不依赖虚假内容，而是通过选择性呈现、议题设置、情绪放大、网络协同行动等方式影响公众认知。 在这种背景下，欧盟启用了新概念——FIMI（Foreign Information Manipulation and Interference），即“外国信息操纵与干预”。 根据欧盟的定义，FIMI并不等同于虚假信息，而是指外国行为体通过协调化、系统化方式，对信息环境实施影响，以达到政治、战略或地缘目标。 这一概念的出现，标志着欧盟治理重点已经从“内容真假”转向“影响过程”。换句话说，欧盟关注的不再只是信息是否真实，而是信息传播背后是否存在组织化影响行为。...
Decoding China Beyond Headlines
By Bi Yantao Published on June 19, 2026 For four decades, my academic and professional journey has been closely connected with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西藏国际传播大会：究竟要影响谁？
举办国际传播大会并不意味着实现国际传播。面对复杂的国际认知环境，西藏国际传播究竟希望影响谁，又如何进入他们的理解框架？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6月18日 6月16日，第二届西藏国际传播大会在拉萨召开。大会以“理解与支持·共情与共鸣——全面增强涉藏国际传播效能”为主题，围绕叙事创新、技术赋能、主体协同等议题展开讨论，吸引了来自媒体、高校、智库和相关机构的数百名代表参加。 然而截至北京时间6月18日15时，西方主流英文媒体几乎都没有报道。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现象。 目前能够检索到的报道主要来自中国官方媒体、港澳台媒体以及部分国际友中媒体。 那么，西藏国际传播大会，到底要影响谁？ 一、选准目标受众，决定传播能否成功 国际传播首先要选择受众，而不是生产内容。如果目标受众不明确，再丰富的内容供给也可能无法产生预期效果。 从第二届西藏国际传播大会的公开议程看，其核心目标是“讲好新时代西藏故事”“增强涉藏国际传播效能”“提升国际传播力、影响力和穿透力”。 问题在于，这些信息最终要传递给哪些人？西方主流社会？国际媒体？海外学界？国际组织？发展中国家公众？海外华人群体？ 西藏国际传播大会，是侧重内部动员，还是对外传播？ 面向不同受众，所用的话语体系、媒介渠道、传播主体和传播策略不尽相同。 如果目标受众不清晰，传播活动就难以进入精准传播阶段。 二、目前报道大会的，主要是哪几类媒体？ 从公开情况看，目前关注大会的媒体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中国官方媒体，包括新华网、CGTN、环球时报等。 这些媒体是中国官方国际传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报道主要集中于大会召开、技术创新以及如何更好讲述西藏故事等内容。 第二类是部分港澳台媒体，例如《南华早报》、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TVB）、台湾《风传媒》等。 第三类是国际友中小众媒体，散布于欧洲、亚洲等地。 值得注意的是，相关报道大多属于活动简讯，而未展开深入讨论。 换句话说，目前的传播基本仍停留在既有圈层内部，而国际主流公共舆论场尚未回应。 报道本次大会的媒体中，《南华早报》是最具国际传播价值的媒体之一，其报道有助于信息突破中文圈，触达更多全球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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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赖外国网红：中国国际传播的一个陷阱
中国真正需要的不是在“记者”和“网红”之间二选一，而是建立一个更加开放、多元的国际传播生态。 作者：毕研韬 发布：2026年9月7日 近期，《纽约时报》前驻华记者王月眉（Vivian Wang）接受“不明白播客”主持人袁莉采访的内容，引起了关注。 在采访中，王月眉提出了一个判断：中国似乎越来越不需要外国记者，而希望通过外国网红、视频博主让世界“看见中国”。 这种变化意味着中国国际传播能力的提升，还是中国越来越难以被外部社会完整理解？ 一、外国网红正在成为中国国际传播的新入口 外国网红传播有一个传统媒体很难比拟的优势：它更像朋友推荐。 一个外国人说“我来到中国以后发现高铁这么方便”，这种第一人称叙事降低了传播的距离感，也绕开了传统国际新闻长期存在的政治框架。 问题在于：网红能够替代记者吗？答案是：不能，至少不能完全替代。 二、记者和网红看到的是两个不同的中国...
法国总理：中俄对法大规模信息干预
3月25日，法国总理贝鲁在法国“警惕和保护外国数字干扰局” （Viginum）召开的2025论坛上表示：我们已发现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的大规模信息干预。 他说，在冲突不断、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背景下，法国已经成为信息战的主要目标。法国“实际上已经处于战争状态”，一场不同寻常的战争——信息战。 他补充说，如果公民无法获得真实、可靠的信息，民主制度就无法持久；这关系到我们能否形成一个团结一致、在同一民主理想之下的共同体。 Viginum 成立于2021年7月13日，其使命是捍卫法国及其国家利益免受境外数字干扰，隶属于法国国防与国家安全总局（SGDSN）。该机构官网：https://viginum.com/。
我们不知道自己不知道什么：当算法与制度共同塑造信息可供性
我们长期生活在被筛选的信息环境中，却不知道自己究竟没有看到什么。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9月16日 我们越来越依赖社交媒体获得信息。新闻、国际事件、公共人物的言论，甚至一个国家和社会究竟是什么样子，很多时候都不是通过系统阅读报纸、观看电视或阅读研究报告获得，而是在刷视频、看热搜、读公众号和朋友圈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印象。 这似乎意味着，我们比过去获得了更多信息。 但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问题：我们获得的信息越多，就一定越接近事实吗？未必。 真正值得警惕的，也许不是我们看到了多少错误信息，而是我们可能长期不知道自己没有看到什么。 一、最严重的信息问题，不一定是假消息 讨论社交媒体的信息风险，人们首先想到的通常是假新闻、谣言、虚假信息和深度伪造。这些问题当然重要，但还有一种风险更加隐蔽：信息本身可能是真的，但我们看到的信息并不完整。 设想一个社会中存在关于某个议题的十种主要观点，而一个用户长期只能接触其中三四种。这个用户看到的每一条信息都可能是真实的，也可能都有来源、有证据，甚至没有任何一条是所谓的“假新闻”。 问题仍然存在。 因为由部分真实信息构成的整体图景，可能与真实社会的完整结构存在巨大差异。这可以称为信息分布失真。...
海南大学毕研韬教授新书《国际传播新维度》出版
当今世界，国际传播已成为塑造全球认知图景、国际关系格局与国家战略空间的重要力量。在地缘博弈加剧背景下，国际传播正加速安全化转向，信息与传播的工具化乃至武器化现象令人担忧。在此背景下，国际传播将如何自救，又如何突围？ 作者：唐玥宸 发布时间：2026年10月11日 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毕研韬教授认为，今天，要进一步理解国际传播的嬗变、释放国际传播的功能，就需要从更新视角深入探索国际传播的本质与规律。为此，近些年他先后提出了“有组织的信息操纵”“制度传播”“战略传播2.0”等新概念和新理论。 毕教授从事国际传播研究与实践近四十年，如今他把最新研究成果汇集成《国际传播新维度——认识国际传播的五大“法门”》一书。该书由毕教授与范颖合著，全书17.5万字，近日由中国民族文化出版社出版。在书中，作者重新界定了国际传播等概念，随之从认知安全、战略传播、人工智能、战略理解、战略叙事五个角度，集中剖析国际传播的运行逻辑。 毕研韬说，《国际传播新维度》是《战略传播纲要》的姊妹篇。《战略传播纲要》由毕研韬与王金岭合著，2011年由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和中央编译出版社联袂出版，刘永治上将、张序三中将和阮次山先生为之作序。该书被乌克兰国家图书馆收藏。莫斯科大学教授帕申采夫曾两次指出，《战略传播纲要》的出版是中国战略传播概念发展的重要事件。北约战略传播卓越中心的一份文献把此书列为中国早期战略传播三部专著之一。 作者唐玥宸博士系海南科技职业大学设计学院副教授。
全球最新民调出炉：这些数据，中国国际传播界必须正视
今天，国家形象越来越取决于“你让人感觉是否安全、是否可预期、是否愿意真正合作”，而非仅仅取决于你物理上多强大。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9月18日 近日，洛克菲勒基金会委托Focaldata开展的34国全球民调结果发布。这份覆盖3.5万余人的调查，给当前国际舆论场投下了一枚不小的石子：在“谁适合领导国际事务”问题上，加拿大以60%的舒适度位居第一，日本58%、澳大利亚55%，而美国和中国仅为39%、37%。更引人注目的是，61%的受访者相信：各国在没有美国或中国参与的情况下也能合作应对全球问题。 对中国国际传播者来说，这些数据不应被简单归为“又一份民调”，而需要严肃对待。 一、最刺眼的数字：领导力信任的落差 调查中，人们对“哪个国家发挥领导作用更让人安心”这个问题，清晰地排出了一个顺序：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欧盟、英国、联合国，然后才是美国和中国，俄罗斯垫底。 值得注意的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对中国的态度存在明显分裂——发展中国家受访者中53%对中国发挥领导作用感到安心，而在富裕国家，这一比例仅为23%。 对中国国际传播而言，这是一个提醒：硬实力和经济体量的增长，并不能自动转化为“让人安心”的领导力形象。在相当一部分国际公众眼中，可信度、可预测性和低冲突感，正在成为比“强大”更被看重的品质。 二、61%的“去超级大国”倾向 另一个具有启发意义的数据是：61%的受访者支持“没有美中参与的国际合作”。这并非简单的反美或反中情绪，而是对当前超级大国主导模式信任度下降的反映。 过去多年，国际传播常围绕“中美博弈”“两极格局”展开叙事。这份调查显示，全球公众中已有相当比例的人，开始设想甚至期待一种“中等强国协调”的合作方式。加拿大总理卡尼所倡导的“中等强国”路线，在调查中获得基金会方面的公开肯定，这并非偶然。...
中国需要怎样的国际传播专家
作者：万佳葆 中国国际传播的底层逻辑是什么？这对中国和世界已产生什么影响？这种效果是中国想要的吗？谁在为中国的国际传播出谋划策？这是前些年我和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毕研韬教授讨论过的话题。他直言，“不是我们国际传播专家在支招，至少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国际传播专家的建议”。这个断言让我有些吃惊：是谁凌驾于中国的国际传播专家群体之上？ 在我眼里，毕教授是当今中国最懂国际传播的专家之一，是当今中国亟需的国际传播人才。大学时他主修英国语言文学，深入研究了西方文化。随后他赴英国和爱尔兰深造，系统学习了西方传播学理论。之后数十年他在国内坚守专业教学与研究，研究领域围绕国际传播有序拓展，与时俱进直到今天的AI传播。他是中国大陆战略传播理论的主要奠基人之一。所以我一直坚信，他是合格的跨文化桥梁、跨文明使者。 更难得的是，他道术兼修：不仅理论功底深厚，而且具有很强的行动力。几十年来，他多次在媒体兼职或挂职，深入了解体制内规则。他对2008年北京奥运会、台海局势、南海争端、民族宗教问题、海南自贸港与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传播都进行了深度调研，且身体力行地开展传播实践。他在2009年为中国解救被索马里海盗劫持的“德新海”号远洋货轮提供了精准的专业支持。鉴于此，我对他的结论深信不疑。 国内国际传播领域本就良莠不齐。2021年“5.31讲话”后，国际传播研究在国内急剧升温，吸引了一些领域外专家跨界涌入。这些人中长袖善舞者更容易抢占显要位置。问题是，有些人对国际传播的本质与规律以及国际传播生态的理解相当肤浅。我曾和毕教授聊起一位炙手可热的跨界专家。他非常严肃地说，关于国际传播，此人的任何建议如被中央采纳，都将贻害无穷。 为探索中国语境下的传播边界与规律，2024年4月毕教授带领团队在上海创建了一家传播公司，上线了一个新型网站《上海第三只眼》。他将其定位为“人类传播试验新平台”，并精心设计了使命愿景、栏目结构、编辑方针，为之撰写了创刊词。该网站按照他的专业理念设计和运营，旨在测试他平生所学，为日后创建更大平台做准备。显而易见，他已不再单纯地做学问，而是已蜕变为一位拥有高远目标的行动者。 毕教授深谙人类历史上的各种传播手段，从告知、激励、说服、引诱、操纵，到抹黑、欺骗、威胁、辱骂，但他坚持认为告知是最佳传播方式，并反对常规行为体使用“地下”手段。高烈度的手段只能在特殊情况下，由非常规机构去实施。他建议在常规主体和非常规主体间建立“防火墙”。传统意义上的传播依赖于公信力，所以要像爱惜生命一样去培育自己的公信力。 针对中国的国际传播现状，毕教授曾指出，必须正视新闻、宣传与传播的异同，平衡政治正确与技术正确的关系。为此他多次呼吁厘清决策者、咨询者、管理者和实施者之间的边界，切实尊重传播规律和传播人才。他认为，提升决策者鉴别人才含金量的能力是当今中国官员面临的一大考验。 实施国际传播的前提是准确系统地理解目标区域的环境，包括人文地形和人类动力系统。前者指地理环境、历史、经济、社会、信仰、价值观、社会成员的互动规则等，后者包括决策系统、影响系统，以及人们的期望、恐惧等诉求。毕教授强调，理解环境需要经过专门的训练和宽松的信息传播环境。精英和大众都要尽可能理解真实的国内外环境，否则就会误导认知。 培养国际传播人才是提升国际传播效能的关键，然而毕教授对此很不乐观。他说，国内相关教育堪忧，更糟糕的是，精英和社会对此并不知情。他曾和同行讨论过，大家的共识是国内既懂国际传播又懂教育的帅才屈指可数。他曾指出，一名称职的国际传播教师应具备四点：系统掌握现代传播理论；谙熟国际政治理论；熟悉国际传播生态（含国际关系现状）；具有一定的国际传播实践经验。对照分析，国内称职的国际传播专家数量远远不够。 在具体实践层面，毕教授提出，中国的传播学概念要尽快从1.0升级到2.0。他创造性地提出了“有组织的信息操纵”及“意识形态浓度”来分析中国的传播实践。他还提出，改善国内现状、提高国民幸福感，是最有效的国际传播。他反复呼吁要深度融合行动与信息两种传播介质。 我赞赏毕教授以传播来促进社会和解、世界和平、人类进步的理念，欣赏他逆势而起的行动力。如能负起更大使命、吸纳更多能量，他完全能凭籍团队的努力，促使社会检视中国的国际传播现状。这是改变的前提，而这种改变对中国和世界都有益。他说，在国内默默耕耘的国际传播学者众多，他们在中国国情下努力地普及传播学知识。他们是时代的脊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