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me 传播学 揭秘“灰色国际传播网络”:身份伪装与项目化运作
传播学

揭秘“灰色国际传播网络”:身份伪装与项目化运作

Share

作者:毕研韬  时间:2026年6月8日

这些年,一类伪装型国际传播网络再次引起国际社会关注。这类网络是由国家或准国家行为体主导,通过伪装或非透明方式组织的跨国传播结构,通过本地化新闻网站、代理机构与社交媒体矩阵影响全球舆论环境。

笔者将这类结构称为“灰色国际传播网络”(Gray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Network,GICN)。需要说明的是,该概念系本文用于分析相关现象的工作性定义,并非现有国际学界统一术语。

一、法国与新加坡的最新发现:外部伪装型本地媒体网络

2026年6月,法国“警惕数字干预安全局”(Viginum)发现一个多语种外部传播网络,由13个网站组成,以“独立新闻媒体”形态运行,但在内容层面与中国环球电视网(CGTN)存在关联。

此前,新加坡政府封锁了6个外部网站,这些网站冒充新加坡本地新闻媒体,使用本地语言与新闻格式,被新加坡政府认定与境外行为体有关,存在潜在“敌意信息行动”风险。

两国案例在结构上呈现高度一致性,其共同特征包括:

1.外部身份伪装:网站均以目标国家“本地媒体”形式出现,名称、栏目与视觉设计高度模拟本地新闻机构。

2.内容再生产机制:大量内容并非原创,而是基于外部新闻来源(包括官方或准官方信息)进行翻译、改写与本地化重构。

3.控制结构不透明:网站注册主体、资金来源与运营链条未对公众完整披露,呈现为“独立媒体外观+外部结构背景”的组合。

4.分布式传播体系:网站与社交媒体账号矩阵协同运作,通过自动化或半自动化机制扩散内容,而非依赖单一流量入口。

这一类结构的关键在于身份与控制关系之间存在系统性不透明或伪装设计。

二、灰色国际传播网络的运作结构

从已公开研究与多国案例综合看,该类网络通常呈现出“项目化+分层代理结构”特征:

1.目标与资金层:由政府机构、官方媒体或相关战略传播部门设定议题方向并提供预算支持。

2.执行与代理层:由数字营销公司、公关公司或外包团队负责网站搭建、多语种内容改写、SEO优化、社交媒体运营。

3.内容供给层:内容主要来自官方或准官方新闻稿、新闻聚合内容、自动化翻译与再编辑材料。

4.分发与扩散层:由网站网络+社交媒体账号矩阵组成,通过分布式节点进行传播。

这一结构的目的是:将传播行为拆解为多个独立模块,从而降低整体结构可识别性。

三、技术识别方法(可验证指标)

国际研究机构通常将以下指标作为识别此类网络的重要线索,不过,单一指标通常不足以证明控制关系,需要结合多项证据进行综合判断。

1.域名批量注册与时间集中性

2.多站点共享服务器/IP/CDN结构

3.内容高相似度与同步发布

4.社交媒体账号矩阵协同传播

5.追踪代码(tracking and analytics IDs)重复使用

这些方法的核心目的是识别是否存在“协调性传播结构”。

四、历史镜鉴:冷战时期美国的隐蔽传播网络

在严格定义下(身份伪装、资金来源不透明、通过代理组织开展跨国传播活动),冷战时期美国中央情报局(CIA)曾运作过一套具有典型特征的隐蔽传播体系。

根据美国国会调查、解密档案以及大量历史研究成果,CIA曾长期资助多个海外文化组织、媒体机构和知识网络。其中最著名的案例之一是Congress for Cultural Freedom(文化自由大会)。

该组织成立于1950年,在鼎盛时期覆盖数十个国家,组织学术会议、出版刊物、资助知识分子活动,并在国际思想界产生广泛影响。其公开身份是独立文化组织,但后来披露的资料显示,其资金来源与CIA存在密切关系。

除文化网络之外,美国政府在冷战早期还曾通过隐蔽渠道支持部分对外广播和媒体项目。这些项目通常通过基金会、民间机构或第三方组织实施,资金来源长期未向公众公开,其目标是影响特定国家和地区的知识界、媒体界以及社会舆论环境。

从今天的视角看,这类运作模式已经具备灰色国际传播网络的多个典型特征:身份与实际支持者之间存在明显隔离;资金来源具有隐蔽性;通过第三方组织开展传播活动;服务于明确的国际战略目标;形成跨国传播与影响网络。

需要指出的是,冷战时期的传播环境与今天的互联网时代存在巨大差异,但从组织逻辑看,两者都体现出一种共同特征:传播活动并非总是以公开身份开展,而可能通过多层代理结构实现战略传播目标。

这一历史案例表明,利用隐蔽组织、代理机构和第三方平台开展跨国传播活动,并非某个国家独有的现象,而是国际政治竞争长期存在的一种传播实践。

五、结语

灰色国际传播网络的关键,不在于信息是否真实,而在于其结构是否透明、身份是否可识别。

从冷战时期已解密的隐蔽传播体系,到法国与新加坡发现的外部伪装媒体网络,再到当代跨国数字传播结构,可以观察到一个持续演化的趋势:国际传播竞争正在越来越多地呈现出网络化和结构化特征。

在这一过程中,真正值得关注的问题不再只是内容,而是谁在组织传播、如何分层执行、如何隐藏或呈现身份、如何构建跨国可信度。这些问题共同构成理解当代国际传播的一个关键框架。

毕研韬系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所在机构之立场。

Related Articles

国际传播正被置于国家安全框架中,动机何在?

当外国媒体、数字平台和跨境信息流动被纳入国家安全议程,背后不仅是风险防范,还涉及地缘政治竞争、技术优势和国际规则制定权。 作者:毕研韬 | 发布时间:2026年10月24日 近年来,国际传播与国家安全的联系日益紧密。跨境信息流动、外国媒体活动、数字平台、叙事竞争、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乃至国际文化交流,都可能被纳入国家安全议程。这一变化可称为“国际传播安全化”。 国际传播安全化并不意味着所有传播活动都具有安全威胁,而是指国家或其他政治行为体将特定传播活动界定为安全问题,并据此推动相应的政策调整与治理措施。理解这一现象,不能停留在认知影响或信息操纵层面,还需要考察其背后的战略利益。 一、维护政治秩序与政权安全 国际传播具有跨境性,外部信息可以绕过传统传播渠道,进入一国国内的信息环境,并参与有关政治制度、公共政策和社会秩序的讨论。 当政府认为外部传播活动可能影响国内政治稳定、制度运行或执政合法性时,就可能将相关活动纳入国家安全框架。这种做法旨在降低外部行为体对国内政治进程施加影响的能力。 不过,维护政治秩序与维护政权安全并不完全相同。前者可能涉及社会稳定、公共秩序及政治制度的正常运行;后者则更直接地涉及执政地位与政治权力的延续。分析具体案例时,需要辨别两者的关系,不能将其简单等同于国家整体利益。 二、维护国家安全与战略自主 国际传播不仅涉及信息内容,还依赖数字平台、通信网络、数据系统和人工智能等技术基础设施。这些设施的控制权、运行规则及供应链结构,都可能影响国家的信息安全与战略自主。...

美国智库:美国应这样应对中国的信息影响

美国应将对华信息竞争纳入国家整体战略,统筹技术、产业、外交与信息治理,而非仅靠发布信息进行反驳。 作者:毕研韬 | 发布时间:2026年10月24日 美国大西洋理事会2024年7月发布报告《美国政府应对中国信息影响的有效策略》,认为美国应对中国信息影响活动的措施存在部门分散、概念界定不统一等问题。报告提出,美国需要制定一项全球信息战略,将信息政策与技术、产业、外交和数字基础设施统筹起来,而不能仅靠政府发布信息、反驳对手叙事。 这份报告的关注点,已经超出传统的国际传播竞争,延伸至信息生态、政府治理和全球数字规则。 一、美国认为,信息影响不是孤立的传播问题 报告由大西洋理事会数字取证研究实验室(DFRLab)发布,作者为该机构高级常驻研究员Kenton Thibaut。报告认为,中国的信息影响活动与经济、政治、产业和技术政策相互关联,不能仅通过分析新闻报道、社交媒体内容来理解。 报告特别指出,美国政府内部对“信息影响”的定义并不统一。有的部门将其理解为包括宣传、审查、数字治理和国际组织活动在内的广泛行动;有的部门则主要关注外国行为体在社交媒体上协调传播虚假信息的活动。 这种概念差异会影响政府部门如何识别问题、分配资源和采取行动。报告因此主张,将中国的信息活动放在更广泛的国际信息环境中考察,关注传播内容背后的技术基础设施、产业政策、国际规则和外交网络。 二、美国不应只靠发布信息反驳中国...

美联社:中国国家媒体用AI视频讽刺美国

当国家媒体采用社交媒体传播策略时,如何平衡流量与信誉? 作者:毕研韬 | 发布时间:2026年10月24日 美联社2026年4月10日刊发的一篇报道指出,中国国家媒体正在利用社交媒体、人工智能和娱乐化内容传播中国的政治叙事,并以美国及其总统为讽刺对象。报道列举了新华社和中国中央电视台近期发布的多个视频案例。 这些内容与传统的官方新闻报道和时政评论有所不同。它们不再主要依赖文字论述,而是借助动画、音乐、拟人化角色和故事情节传达政治立场。 一、官方媒体开始尝试新的表达方式 美联社列举了三个案例。 2026年2月,新华社发布了一段AI音乐视频,将美国描绘成一只身穿军装的白头鹰,以此讽刺美国试图控制格陵兰岛的意图。 3月,在特朗普召开“美洲之盾”峰会后,新华社又发布了一段短视频,将美国描绘成一只把其他小鸟关进笼子的白头鹰,并借其台词讽刺美国以安全为名扩大控制。 4月,中国中央电视台发布了一部约五分钟的AI武侠风格动画,以白头鹰象征美国,以波斯猫象征伊朗,通过戏剧化情节呈现伊朗战争。视频后来被X平台用户添加英文字幕并转发,美联社称其获得了超过100万次浏览。 这些案例表明,AI已经不只是新闻生产的技术工具,也开始被用于政治议题的视觉化表达和叙事创新。...

中国学者提出的两个国际传播原创概念

中国国际传播研究不仅需要借鉴国外理论,也需要建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原创概念与理论。 作者:沈砚秋 | 发表时间:2026年10月24日 近年来,中国学者围绕国际传播的空间结构、制度基础和传播机制进行了探索,提出了一些具有本土特色的理论主张。 梳理这些成果,不能简单罗列新名词,也不能把一般传播学理论在国际传播领域的应用都视为原创。真正值得关注的是:研究者是否提出了新的问题意识、概念体系或解释框架,是否突破了既有理论的解释边界。 从目前梳理的成果看,周边传播与制度传播是两个值得重点讨论的原创理论。 一、周边传播:重新认识国际传播的空间逻辑 周边传播理论由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陆地教授于2013年首次提出,后经持续研究逐步发展为较为系统的理论框架。2024年,该理论入选中国新闻传播学2021—2022年度原创概念、理论评选的四项成果之一。 周边传播的核心贡献,在于将周边空间及其关系结构置于传播研究的重要位置。国家之间的地理距离、文化联系、历史交往和现实利益,会影响信息流动、受众认知及传播效果。国际传播因此不能仅仅理解为传播主体向境外受众输出信息,还需要研究传播发生的空间条件,以及国家之间的关系如何塑造传播过程。 陆地等学者在《周边传播的概念和特性》等研究中,进一步讨论了这一概念的内涵、理论依据、功能与应用,推动其从概念提出走向系统化建构。 周边传播的理论价值,在于将地理与关系因素纳入国际传播的分析框架,为理解周边国家之间的传播活动提供了不同于一般信息流动研究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