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小平
我初识毕研韬，是在2013年。
那年6月，西藏民族学院（现西藏民族大学）举办“首届西藏对外传播高端论坛”，我和毕研韬都受邀参会。他做了题为《技术正确是政治正确的保障——亟待调整的西藏文化对外传播战略》的大会发言。
他的发言让人耳目一新，展示了宽阔的国际视野和扎实的专业素养。
我干了一辈子西藏新闻，深知西藏的事情比较复杂。把自己的故事讲出去是一回事，别人愿不愿意听、能不能听明白，又是另外一回事。他提出的“政治正确与技术正确”关系问题，就是要解决这个难题。
那次见面以后，我和研韬有了更多交往。一个是长期在涉藏传播一线工作的老记者，一个是常年深耕国际传播的海归学者。我们谈西藏，也谈传播；谈国内，也谈国外。不知不觉间，我们成了亦师亦友的忘年交。
这些年下来，我对他的了解越来越多，也越来越相信，他是我国目前急需的西藏国际传播人才。
毕研韬与西藏的缘分，要从2002年说起。
那一年，他正在英国留学。11月的一天，他收到一封来自某国际涉藏组织的邮件，讨论中国西藏政策可能的走向，提出了与当时国际社会不同的预测。这封邮件引起了他的兴趣。从那以后，他开始关注西藏问题，着手研究国际社会怎样谈论西藏。
这一关注就是二十多年。
这些年里，他不是在书房里研究西藏。他去过西藏，也去过四川、青海、甘肃、云南等地的涉藏地区；到过印度、尼泊尔等地的藏人社区，也到美国、台湾等地了解相关情况。他曾与多位关键藏人做过深度交流。
这些经历，在我看来很重要。
研究西藏，不能只在书本里研究，也不能只听一方面的声音。越是复杂的问题，越需要自己去看、去听、去比较。只有深入不同地方，接触不同人群，才能知道别人在想什么，才能知道认知差异在哪里，才会理解哪些话别人听得进、听得懂。
我特别看重研韬这一点。
他是研究国际传播的，但并不是只在讲台上谈传播。他持续关注国际涉藏动态，接触与西藏有关的各界人士。他曾在欧洲学术会议上介绍西藏情况，也多次参加国内涉藏会议，承担过涉藏研究项目，向有关方面提交过若干涉藏研究报告，发表过数十篇西藏问题研究文章。
最重要的是，他有自己的判断。
西藏问题是一个敏感的领域，也是一个容易引起不同看法的地方。一个研究者如果没有自己的判断，很难真正做好研究和传播。研韬这些年提出的一些看法，并不一定人人都赞同，但在我看来，这恰恰是一个研究者应该具有的品质。
我干了一辈子西藏新闻工作，深知一个道理：涉藏领域的国际传播，真正难的不是“说什么”，而是“怎么说”。
近年来，西藏自身越来越重视国际传播，并开始举办西藏国际传播大会。2026年6月举行的第二届西藏国际传播大会，专门讨论了叙事创新、技术赋能、跨文化交流等问题。这说明，十三年后，政治正确与技术正确的关系问题，已经引起初步重视。
与此同时，国际社会对西藏依然密切关注。美国国会今年提出了新的涉藏法案，相关议题仍会持续进入国际舆论场。
这说明，西藏国际传播一刻也不能放松。
我认为，在西藏国际传播领域，今天我们尤其需要复合型人才：既能够做研究，又能够做传播；既熟悉西藏的实际情况，也洞察国际社会怎样认识西藏。
这类人才并不多。
在这里，我郑重推荐毕研韬。
2013年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就提出“技术正确是政治正确的保障”。十三年过去了，我对这句话的理解更深了。
政治上的正确当然重要。但是，正确的内容如果不能有效传达，不能让别人理解，不能进入公共讨论，那么传播的效果就会受到影响。
我认为，这正是今天西藏国际传播需要继续认真面对的问题。
我离开新闻一线有些年头了。现在的传播技术、传播方式发展很快，有些新技术我已经不太懂了。但我做了一辈子西藏新闻工作，知道什么样的人能够把西藏故事讲好。
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的毕研韬教授，就是我愿意推荐的人。
我推荐他，是因为二十多年来，他一直在看、在听、在研究西藏，也一直没有离开西藏国际传播这个课题。
一个人能够不间断地关注一个问题二十四年，我认为，这本身就说明了很多问题。
西藏需要更多这样的专家，需要更多真懂国际传播的人。
二零二六年九月八日，于拉萨
张小平先生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原副总编、中国西藏信息中心原总编辑、《中国西藏网》原总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