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传播既需要传播学的沟通智慧，也离不开国际政治的战略视野；中国传统国际传播研究需要补上国际政治课。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9月16日
从知识来源和基本逻辑观察，当前我国国际传播研究存在两种取向：一种以传播学为主要知识基础，以沟通、理解和交流为基本逻辑；另一种更多建立在国际关系（尤其是国际政治）知识之上，以竞争、利益和战略博弈为基本逻辑。
严格地说，这并不是两个边界清晰的学派，而是两种逐渐形成的研究取向。二者关注国际传播的不同侧面，也因此各自形成了明显的优势和不足。
中国传统国际传播研究主要建立在新闻传播学和跨文化传播的知识传统之上。其核心问题通常是：如何有效传播信息，如何减少文化误读，如何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理解，如何改善国家形象，以及如何提高国际传播能力。
这种研究取向有其合理性。国际传播首先是一种传播活动，必须遵循传播规律。无论是媒体传播、公共外交、国际舆论还是跨文化交流，都离不开信息、媒介、受众、意义建构和传播效果等基本问题。
问题也恰恰在这里。
国际传播并不是发生在真空中的沟通活动。传播对象不是抽象的外国受众，而是生活在具体国家、社会和国际关系中的人。受众如何理解一个国家的信息，不仅取决于信息本身，也取决于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权力结构、历史记忆、地缘政治以及国际事件。
如果缺乏国际关系特别是国际政治的基本训练，传播研究就容易把国际政治环境当成传播活动的背景，而不是把它视为影响传播意义和传播效果的重要变量。
换句话说，传统国际传播研究比较擅长回答“如何传播”，却有时不够擅长回答“为什么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中传播”。
与之相对应，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从国际政治出发理解国际传播。这类研究更加关注国家利益、权力关系、国际秩序、战略博弈、话语权以及叙事竞争。
在这种视角下，国际传播并不只是国家之间的沟通渠道，也是国际政治竞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通过传播塑造自身形象、影响国际认知、争取国际舆论，并试图影响其他行为体的政策和行为。
这种取向弥补了传统传播研究容易忽略的一个问题：国际传播本身具有鲜明的政治属性。国际传播受到重视，很多时候因为传播与国家利益、国际权力和国际秩序发生了联系。
但这一取向同样存在一个明显短板。
如果缺乏传播学训练，就容易把传播理解为国际政治意图的“传递工具”，仿佛只要战略目标明确、传播内容正确，就能够实现预期效果。
事实上，国际政治中的战略意图并不会自动转化为传播效果。信息进入传播过程之后，会受到媒介逻辑、平台结构、受众心理、既有认知、竞争性叙事以及具体传播情境的影响。传播不是简单的“发送—接受”，而是一个不断发生解释、协商、重构甚至误读的过程。
因此，国际政治研究可以很好地解释“为什么要传播”，却未必能够充分解释“传播究竟是怎样发生的”。
由此看来，两种研究取向实际上形成了一种有意思的对照。
以传播学为基础的传统国际传播研究，其优势是懂传播，但相对缺乏深厚的国际政治素养；以国际政治为基础的国际传播研究，其优势是懂国际政治，但相对缺乏对传播规律和传播过程的深入理解。
前者容易出现“传播学化”的倾向，把复杂的国际政治问题转化为沟通、形象和传播效果问题；后者则可能出现“政治化”的倾向，把复杂的传播问题简化为国家之间的战略竞争。
国际传播恰恰处于两者的交叉地带，所以近年来我主张：国际传播学应视为传播学和国际关系学的交叉学科。
一个国家为什么要进行某种传播，需要国际政治的解释；这种传播为什么有效或者无效，则需要传播学的解释。国际政治决定了传播发生的部分条件，而传播过程又可能反过来影响国际政治关系。
因此，真正成熟的国际传播研究，不能只有其中一种知识。
今天，传统国际传播学界需要扩展的，是研究者理解国际政治环境的能力。
国际传播研究不能只研究“传播什么”“通过什么媒介传播”“如何抵达受众”，还需要进一步追问：传播发生在怎样的国际权力结构中？传播主体之间存在怎样的利益关系？受众所在国家与传播主体是什么关系？一个国家的历史经验和国际身份如何影响其对信息的解释？国际政治变化又如何改变传播环境？
这些问题，已经超出了传统传播学单独能够解释的范围。
这并不意味着国际传播要向国际政治学“靠拢”，更不意味着传播学应该让位于国际政治学。相反，国际传播真正需要的是两种知识的结合。
国际传播研究下一步需要突破的，不是沟通逻辑与竞争逻辑之间的选择，而是让传播学与国际政治学真正发生知识上的融合。
毕研韬系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主要研究国际传播、国际冲突与和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