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me 传播学 国际传播学者应具备8项基本素质
传播学

国际传播学者应具备8项基本素质

Sig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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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are

国际传播不只是“讲好故事”的技术,也不只是地缘博弈的工具,它要求研究者同时具备理解世界、理解传播和进入现实的综合能力。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9月26日

国际传播正在成为理解国际关系、国家发展和全球社会的重要入口。与此同时,这一领域也越来越容易被简单化:有人把国际传播理解为“讲好故事”,有人把它等同于跨文化传播,也有人将其视为国家形象塑造或舆论竞争,甚至有人将其理解为地缘博弈的工具。

这些理解都触及国际传播的某个侧面,却不足以构成完整的学科视野。如简单化理解国际传播,在理论上存在局限,在实践中则可能产生偏差甚至带来负面后果。

今天,国际传播学者面对的不是一个单纯的媒介问题,而是一个由国际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数字技术共同构成的复杂系统。

因此,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际传播学者,需要具备超越单一学科和单一叙事的综合素养。具体而言,应努力获取以下八项基本素质。

一、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素养

国际传播不是发生在真空中的信息交换,而是发生在国家利益、权力关系、地缘政治和国际制度之中的社会实践。国家为什么传播、向谁传播、传播什么,以及传播为什么产生不同效果,往往都与国际政治环境密切相关。

因此,国际传播学者至少应理解国际体系、权力政治、软实力、公共外交、战略叙事、国际安全和全球治理等基本概念。只有把传播现象放回真实的国际关系之中,才能避免把复杂的政治问题简单化为传播技巧问题。

二、传播学与跨学科理论素养

国际政治是国际传播的结构性背景,而传播学是国际传播学者的专业根基。

国际传播学者不能只会分析国际政治,也必须能真正理解传播的基本规律,包括媒介、受众、框架、议程、认知、说服、信任、舆论、社会网络以及意义建构等。

与此同时,国际传播本身具有高度跨学科特征。政治学、国际关系、社会学、心理学、文化研究、经济学和区域研究,都可能成为解释具体传播现象的重要知识工具。

三、全球视野与去中心化能力

国际传播研究尤其需要警惕“中心化”思维。

所谓全球视野,并不是简单地增加几个国家作为研究对象,而是能够意识到世界存在多个知识、权力和经验中心。既不能把西方经验自动视为普遍标准,也不能以任何单一国家或文明的经验解释整个世界。

真正的全球视野,是能够从不同主体的位置观察同一个传播事件,理解不同社会对安全、利益、秩序、公平和正当性的不同理解。

四、跨文化与区域研究能力

全球视野解决的是“如何看世界”,跨文化和区域研究解决的则是“能否真正看懂一个具体社会”。

国际传播中的“受众”从来不是一个抽象概念。不同国家的历史记忆、政治制度、宗教传统、社会结构、媒体生态和文化心理,都会影响人们对同一信息的理解。

因此,语言能力固然重要,但仅仅掌握外语还不够。真正成熟的国际传播研究,需要进入具体区域和社会的历史与现实之中。

五、实证研究与证据判断能力

国际传播是一个高度容易受到立场影响的研究领域,因此尤其需要证据意识。

学者必须能够区分事实、数据、当事人的解释、媒体叙事和研究者自己的判断;同时知道不同研究方法能够回答什么问题,又不能回答什么问题。

调查、访谈、文本分析、实验、网络分析和计算传播等方法都只是工具。更重要的是建立一种证据意识:结论的强度不能超过证据本身所能够支持的程度。

六、数字媒介与技术政治素养

数字平台、算法、人工智能和数据基础设施正在改变国际传播的基本结构。

过去我们更多关注“谁传播什么”,今天还必须追问“谁控制传播基础设施”“谁决定什么能够被看见”“谁掌握数据”“算法如何影响信息分发”。

因此,国际传播学者需要理解平台政治、算法治理、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数字主权以及全球信息基础设施等问题。技术已经不只是传播工具,而正在成为新的传播权力结构。

七、学术独立与知识生产能力

国际传播研究不能成为任何一方的宣传工具,也不能因为反对一种叙事,就自动成为另一种反叙事工具。

学术独立并不意味着没有价值判断,而是不能让预设立场取代事实、证据和逻辑。真正的学术独立,是在复杂的国际政治环境中保持必要的分析距离。

最终,一个国际传播学者不能只是传播已有观点,更应该提出问题、发现机制、形成概念并生产能够解释现实的新知识。

八、国际项目实践能力

国际传播最终是一种现实实践。因此,一个成熟的国际传播学者,最好能够成功运营或者深度参与过一个具有较大国际影响力的项目。

项目实践会让研究者真正面对跨文化协调、国际合作、利益相关者、资源配置、传播风险、舆情变化以及不可预期的突发事件。

它也会提醒研究者:理论上成立的传播方案,并不意味着在现实世界中一定能够运行。

国际项目实践的价值,不只是增加“实践经验”,更重要的是让学者获得一种来自真实世界的知识,并用实践反过来修正理论。

结语

国际传播不是国际政治的附属领域,也不是传播技术在国际场景中的简单应用。它是一种深嵌于国际政治、社会、文化和技术结构之中的跨境意义生产与关系建构活动。

因此,国际传播学者既要懂政治,也要懂传播;既要看见权力,也要理解文化;既要掌握理论和方法,也要进入真实世界。

归根到底,国际传播学者需要具备上述八种能力。

这八项素质共同构成的,不只是一个研究者的知识结构,更是一种观察世界、理解世界和参与世界的能力。

毕研韬系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主要研究国际传播、国际冲突与和平。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所在机构之立场。

Related Articles

北约:中国三部早期战略传播专著

这三部书体现了中国学者最初主要是“向外看”——通过研究美国实践来理解战略传播概念。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10月6日 在北约战略传播卓越中心(StratCom COE)的官方学术期刊Defence Strategic Communications第10卷(2021年春-秋季号)中,Aurelio Insisa发表了一篇题为China’s Discourse on Strategic Communications:...

大众传播的“麻醉功能”指什么?中国教材讳莫如深

大众传播有一种值得警惕的社会后果:人们接触的信息越来越多,娱乐内容越来越丰富,却未必因此更善于思考公共问题、更愿意采取实际行动。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10月5日 一、经典理论:知情为何可能替代行动? 1948年,美国社会学家保罗·拉扎斯菲尔德(Paul F. Lazarsfeld)与罗伯特·默顿(Robert K. Merton),将“麻醉功能失调”(narcotizing dysfunction)列为大众传播的一种社会后果。 他们发现,现代大众传媒持续提供大量社会信息,人们可以了解公共问题、阅读各种观点、参与话题讨论,甚至形成自己积极参与社会事务的印象。然而,信息消费可能占用原本用于实际行动的时间和精力,使人们满足于知情,而没有进一步采取行动。 这就是“麻醉”的核心:信息增加,不一定带来行动增加;主观上的参与感,也不等于实际参与。...

传播劫持:一种“黑色战略传播”

当别人借你的话、用你的符号、使用你的传播资源来传播与你相反的意义,你的传播就可能已被“劫持”。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10月4日 在传统传播环境中,一个组织使用什么渠道、发布什么信息、建构什么意象,通常由传播者控制。但在社交媒体、平台传播和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今天,这种控制正在变得脆弱。一个精心设计的传播活动,可能被他人借用;一个已经形成影响力的话题标签,可能被转向;一个具有较高知名度的品牌或人物,也可能被冒用。 2026年,一项发表于《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Management》的研究将这一现象概括为“传播劫持”(communication hijacking),并将其视为一种“黑色战略传播”(Dark Strategic Communication)现象。 一、什么是“传播劫持”?...

高关注地区国际传播如何破局?对西藏、新疆与海南的思考

当一个地区长期处于国际聚光灯下,国际传播如何跨越既有认知鸿沟,形成可持续的理解与信任?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10月3日 国际传播并非简单的信息输出,也不只是地方形象塑造。对于国际社会持续关注、外部认知较为复杂的地区,传播效能不仅取决于内容生产与渠道建设,更取决于制度实践能否被外部受众理解、观察和验证。 毕研韬在《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理论框架与行动原则》中提出“制度传播”概念,强调以制度逻辑替代单纯的信息输出。毕研韬、唐玥宸在《以法治创新和制度传播助力国际传播——海南自贸港信任叙事的构建逻辑》中进一步提出“法治—信任—传播”分析框架,探讨法治创新如何通过制度传播转化为国际信任资源。这一思路不仅适用于海南,也为理解西藏、新疆等高关注地区的国际传播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 一、高关注不等于高认同 国际关注度与国际认同度并非同一概念。一个地区受到广泛关注,并不意味着外部受众能够准确理解其发展状况、制度运行和社会生活。信息数量增加,也不必然带来认知改善。 高关注地区的国际传播面临一个共同挑战:外部受众往往通过既有叙事框架理解新信息;当新信息与既有认知不一致时,单纯增加信息供给未必能够改变判断。因此,传播不能只关注“我们说了什么”,还应研究“对方如何理解”“哪些事实可以核验”以及“认知差异为何持续存在”。 西藏、新疆与海南的具体情境并不相同。西藏涉及文化传承、生态保护和社会发展等议题;新疆涉及经济发展、社会生活、文化传统及相关国际争议;海南自贸港则面临国际市场主体对规则透明度、政策稳定性和营商环境的持续关注。将三地纳入同一研究框架,不是认定它们面临相同问题,而是考察不同情境下,制度实践如何转化为可理解、可验证的传播资源。 二、从形象叙事转向制度传播 毕研韬、唐玥宸的研究指出,法治能够通过规则明确、程序透明和运行稳定,为外部主体理解制度提供基础;可验证性则是制度实践与信任形成之间的重要环节。这意味着,国际传播不应止于展示发展成果,还应呈现成果如何形成、相关规则如何运行、实际效果如何检验。 海南应围绕贸易投资、知识产权保护、行政程序和数据治理等议题,提高制度信息的透明度与国际可读性,让市场主体能够依据公开规则判断经营环境,而不只是接收政策推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