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际传播研究不仅需要借鉴国外理论，也需要建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原创概念与理论。
作者：沈砚秋 | 发表时间：2026年10月24日
近年来，中国学者围绕国际传播的空间结构、制度基础和传播机制进行了探索，提出了一些具有本土特色的理论主张。
梳理这些成果，不能简单罗列新名词，也不能把一般传播学理论在国际传播领域的应用都视为原创。真正值得关注的是：研究者是否提出了新的问题意识、概念体系或解释框架，是否突破了既有理论的解释边界。
从目前梳理的成果看，周边传播与制度传播是两个值得重点讨论的原创理论。
一、周边传播：重新认识国际传播的空间逻辑
周边传播理论由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陆地教授于2013年首次提出，后经持续研究逐步发展为较为系统的理论框架。2024年，该理论入选中国新闻传播学2021—2022年度原创概念、理论评选的四项成果之一。
周边传播的核心贡献，在于将周边空间及其关系结构置于传播研究的重要位置。国家之间的地理距离、文化联系、历史交往和现实利益，会影响信息流动、受众认知及传播效果。国际传播因此不能仅仅理解为传播主体向境外受众输出信息，还需要研究传播发生的空间条件，以及国家之间的关系如何塑造传播过程。
陆地等学者在《周边传播的概念和特性》等研究中，进一步讨论了这一概念的内涵、理论依据、功能与应用，推动其从概念提出走向系统化建构。
周边传播的理论价值，在于将地理与关系因素纳入国际传播的分析框架，为理解周边国家之间的传播活动提供了不同于一般信息流动研究的视角。
二、制度传播：从信息输出转向制度认知
制度传播是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毕研韬教授提出的国际传播原创概念。其理论核心是将制度设计与制度运行置于国际传播的核心位置，使制度实践成为国际传播的实质内容、可信依据与信任来源。
制度供给者通过制度设计、执行和服务等实际行动释放制度信号；国际主体则通过参与和体验制度形成认知，并通过自身行动和经验向其他主体传递信息。制度实践由此进入国际传播过程，并可能通过可验证性、可理解性和可预期性影响国际信任的形成。
制度传播试图将制度运行与传播过程联系起来，强调传播行为与制度设计之间的互动关系。制度不仅是传播所描述的对象，也可以成为影响传播效能的重要资源。制度规则能否得到理解、治理实践能否被观察、制度运行是否具有可预期性，都可能影响外部受众对一个国家及其制度的判断。
制度传播的理论意义，在于将制度设计、治理实践、外部认知与国际传播效能联系起来，推动研究视角从信息呈现进一步延伸到制度如何被理解和评价。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制度传播不能简单等同于英文文献中的Institutional Communication。术语相近并不意味着概念相同。判断两者的关系，应当比较其研究对象、核心定义和理论机制，而不能仅依据字面翻译。
三、原创理论需要什么标准？
周边传播与制度传播的研究对象和理论路径并不相同。前者侧重国际传播的空间及关系结构，后者侧重制度与传播之间的关系。二者的共同点，是尝试从中国的国际传播实践出发，提出新的分析问题与解释框架。
评价此类成果，需要考察三个方面。
首先是概念原创性，即核心定义与既有研究是否存在实质性差异。其次是理论系统性，即概念是否形成相互关联的命题和解释机制。最后是解释能力，即理论能否说明传播现象为何发生、在什么条件下发生，以及如何通过经验研究检验。
提出一个新术语不等于形成完整理论，理论获得认可也不意味着其所有命题都已得到验证。原创性、理论成熟度和实践效果，应当分别评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