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ar: 2026
Communication Without Borders: Mapping the Cognitive Frontiers of Global Communication
Updated: May 9, 2026 Communication Without Borders (CWB) is an independent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public education platform founded in 2025 by Professor BI...
毕研韬团队战略传播作品目录
（以发表时间为序；2026年5月9日更新） 一、专著及图书章节 1.毕研韬、王金岭.战略传播纲要.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9月。 2.毕研韬.战略传播.载毕研韬主编《品牌之道》.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11月，第336-343页。 二、期刊论文 1.毕研韬.战略传播中媒体的尴尬角色.《青年记者》，2010（11）:69. 2.毕研韬、王金岭.战略传播初探.《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5):160-162. 3.毕研韬.中国企业海外形象塑造：战略传播视角.《科技智囊》，2011(10)32-38. 4.毕研韬.战略传播中的媒体运用.《新闻战线》，2013(10):77-79. 5.毕研韬、殷娟娟.新媒体、战略传播与边疆治理.《宜春学院学报》，2014(5):64-67. 6.毕研韬.以战略传播统摄我国反恐大业.China Media Report Overseas（中国传媒海外报告），2015,11(1):56-60. 7.毕研韬、林信焰.战略传播视角下的“一带一路”.《公共外交季刊》，2016(春季):73-79. 8.林信焰、毕研韬.战略传播概念演化研究.《琼州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3）:104-108. 9.毕研韬.战略传播理论与实践探析.《战略研究》，2016（3）:15-21. 10.毕研韬.厘清战略传播十个基本问题.《青年记者》2017(4):48-49. 11.毕研韬.从战略传播看我国海外利益保护.《公共外交季刊》，2020(6):56-63+124-125. 12.毕研韬.战略传播和跨文明对话：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传播的关键维度.《新传播》，2021（6）: 35-37、41. 13.毕研韬.战略传播：溯源、发展及其启示.《对外传播》，2022（6）:26-29. 三、报纸文章...
“看不上我，就让你们看清楚我”：缪伊雯式的“复仇”为何赢得满堂彩？
2026年4月的亚冠女排赛场上，中国姑娘缪伊雯代表哈萨克斯塔出场，率队打败北京队，却赢得中国网民集体喝彩。 作者：程一鸣 发表：2026年5月9日 2026年4月的亚冠女排赛场上，一场看似普通的俱乐部对决，却在中国的互联网掀起了一场罕见的情感海啸。身披哈萨克斯坦战袍的中国球员缪伊雯，在对阵北京女排的比赛中砍下22分，率队鏖战五局打败北京队。对此，中国社交媒体上几乎一边倒地出现了“干得漂亮”“全网祝福”“太解气了”的声音。短视频平台上，“你不要我，我就用实力抽回去”“体制不要我，那就在体制外打败体制”等标题获得了数以万计的点赞。 一个中国球员，代表外国俱乐部击败了国内的队伍，不仅没有招致“叛徒”式的骂名，反而赢得了全网的喝彩与共鸣。这反常的一幕，到底是怎么回事？ 一场“爽文”背后的现实剧本 表面的答案并不难找：缪伊雯的职业生涯本身就是一个“逆袭”范本。2022年，她曾短暂入选国家队集训，在世界联赛中仅获得一次替补登场的机会，扣了一个球便被换下，之后再未得到重用。在国内竞争激烈、机会渺茫的困境下，她选择远赴意大利、土耳其，最终落脚哈萨克斯坦。在杰特苏俱乐部，她不仅率队拿下联赛和杯赛双冠，还荣膺“最佳主攻”。此次在亚冠赛场上亲手淘汰国内传统强队，无疑是一次完美的“实力正名”。 然而，如果仅仅将其解读为“个人励志故事”，便远远低估了这场舆论风暴的深度。真正让无数网友“破防”并自发加入喝彩阵营的，并非缪伊雯一个人的成功，而是她所触动的、弥漫于整个社会的一种普遍而隐秘的情绪——对“怀才不遇”的感同身受，以及对僵化人才选拔机制的集体不满。 “为她喝彩”的本质：为自己发声 网民的留言和弹幕中，高频出现的关键词不是“排球”，而是“机会”“公平”“关系”与“憋屈”。人们从缪伊雯身上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运动员，更是一个隐喻：一个被“体制内”边缘化的优秀个体，在外部环境中野蛮生长，最终用硬实力证明——不被你们选中，不是我不行，而是你们的眼光与机制有问题。 “看不上我，就让你们看清楚我。”这句短视频标题之所以能引发强烈共鸣，是因为它在无数普通人的心里投下了回声。在职场中，有多少年轻人因为“没有关系”而被晋升名单忽略？在科研领域，有多少学者因为“资历不够”而申请不到本该属于他的项目？在艺术圈，有多少创作者因为“不符合标准”而被主流平台拒之门外？缪伊雯的故事，就像一面镜子，映照出每一个曾因僵化规则、人情门槛、论资排辈而被否定的个体。 人们为她喝彩，本质上是在为自己从未被正视的才华与努力喝彩；人们为她“打败体制内”而欢呼，实际上是在为自己无力打破却又无比渴望冲破的“天花板”而呐喊。 “复仇”的正当性：公平是最大的政治 舆论之所以敢于公开支持这种“以下克上”的戏码，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前提：人们并不认为缪伊雯的行为损害了国家利益。这只是一场俱乐部层面的国际赛事，参加联赛的北京队本身也有外援和外教。当“为国争光”的宏大叙事在此处退场，“公平竞争”“能者上、庸者下”的职业体育逻辑便顺理成章地占据了舞台中央。 而恰恰是这种“职业逻辑”，反过来暴露了某些体制内选拔机制的非职业化特征。为什么一个在国内进不了国家队、只能短暂替补出场的球员，到了海外却能被当作核心并打出统治级数据？究竟是球员水平不够，还是我们的选人视野、用人标准、培养方式出了问题？这种追问，远比一场比赛的胜负更刺痛人心。 网友们一边倒的喝彩，并非针对北京女排这支队伍本身，而是针对那个让他们感到“错配”的体系——一个让真正有潜力的人得不到足够机会的体系。当缪伊雯在哈萨克斯坦的赛场上一次次扣球得分时，屏幕上刷过的“解气”，其实是在向那个体系投出一张张无声的反对票。 结语：让“缪伊雯们”不再需要“出走” 不可否认，任何一个选材体系都不可能完美无缺，总会有遗珠之憾。但是，当一个“遗珠”的故事能够引发如此巨大的社会共鸣时，就绝不是“个别案例”可以解释的了。它说明，有太多的人从缪伊雯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有太多的人对“有实力却无机会”的处境感同身受。 “体制不要我，那就在体制外打败体制”，这句悲壮与决绝的口号，不应成为每一个“缪伊雯”唯一的选择。一个更健康、更自信的社会，应该让人才有足够的通道被发现、被重用，而不是逼着他们远走他乡之后再回来“打脸”。缪伊雯赢得了满堂彩，但这份喝彩越响亮，越说明我们的制度还有很多需要反思的地方。 但愿有一天，“缪伊雯们”不必出走，在国内也能被看见、被重用。
美国智库新建议：即使“自损”，也要阻止中国发展
未来国际秩序可能越来越呈现阵营化、安全化、区域化与技术分裂化趋势。 文：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5月8日 美国战略界对华思维，正在发生一个重要变化。 过去，美国主流政策逻辑通常是“让自己更强”，通过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与全球市场竞争维持优势，但近年来，越来越多美国战略研究开始转向另一种思路：不仅要强化美国自身能力，还要主动减缓中国的发展速度。 这种变化，在美国智库“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Foundation，ITIF）2026年3月的报告《Mobilizing for Techno-Economic War, Part 2: Slowing China’s Advance》中，被表达得尤其直白。 ITIF成立于2006年，总部位于华盛顿，是美国科技产业政策领域影响力较强的智库之一，长期关注科技竞争、产业政策、创新体系与数字经济治理。相比传统外交或军事智库，ITIF更偏向技术经济与产业战略研究，其观点近年来越来越多进入美国政策讨论体系。 这份报告的核心观点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即使美国自身付出代价，也必须限制中国在关键科技与产业领域继续快速上升。这也是该报告引发广泛关注的原因。 从“自由竞争”转向“技术遏制” 这份报告最值得注意之处，并不只是其对华强硬态度，而是它公开突破了美国过去长期强调的“自由竞争”逻辑。 报告认为，21世纪的大国竞争，本质上已经变成“技术经济战争”（techno-economic...
揭秘AI“投毒”：一个新兴黑色产业
当AI的训练数据可以被批量“投毒”，大模型输出的“标准答案”，有可能只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商业骗局。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8日发布 当越来越多人习惯向AI大模型寻求答案时，一场围绕AI认知系统展开的新型信息操纵正在形成。它不像传统黑客攻击那样直接破坏系统，而是通过批量制造、投放和扩散虚假内容，悄悄改变AI的“知识来源”，让AI在回答问题时输出被操纵的信息。这一现象，被称为“AI投毒”。它不只是技术问题，更意味着未来的信息竞争，正从“争夺流量”转向“争夺AI认知”。 从SEO到GEO：AI时代的新型操纵术 过去二十年，互联网商业竞争的重要方式之一是SEO（搜索引擎优化），即通过关键词、链接和内容运营，让网页在搜索结果中获得更高排名。生成式AI兴起后，一个新概念——GEO（Generative Engine Optimization，生成式引擎优化）——开始浮出水面。 它的核心目标，不再是让网页出现在搜索结果首页，而是让AI“直接推荐你”。 一些GEO服务商宣称，通过批量内容生成、论坛投放、自媒体矩阵等方式，可以提高企业、产品甚至个人在AI回答中的出现频次。合理的信息优化本身并不违法，但当GEO与虚假信息结合，就可能演变为“AI投毒”。 在中国，AI投毒已经形成一条黑色产业链。 操作方式通常包括：利用AI批量生成伪专业文章，制造虚假的产品评测和用户反馈，在论坛、百科、问答平台大量铺设内容，再通过水军和算法提高信息权重，诱导AI在检索和生成过程中将这些内容当作事实加以采纳。 由于大模型依赖网络信息进行学习，一旦被污染的内容被模型吸收，就可能进入AI的回答体系。更危险的是，这种污染可能具有“自我复制”的特性：一个AI生成的错误内容，可能被另一个AI抓取学习，形成虚假信息的循环扩散。 “AI投毒”为什么危险？ 传统互联网时代，虚假信息通常需要用户主动点击才能生效，而在AI时代，用户越来越倾向于直接相信AI给出的“标准答案”。这意味着，过去的信息操纵影响的是“搜索结果”；现在的信息操纵，影响的则是“AI认知”。 这种变化具有结构性的意义。因为用户面对搜索引擎时，仍然会在不同网页之间比较，而面对AI时，很多人会默认其输出已经过“综合判断”。 一旦AI被污染，其影响可能远超普通虚假广告。目前，AI投毒主要带来四类风险。 误导消费者。如果AI将虚假产品识别为“优质推荐”，用户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误导。一些营销团队已经开始尝试利用AI批量制造“专业测评”“专家观点”“用户口碑”，以影响AI的推荐结果。 扰乱商业竞争。传统“刷单”“刷评”主要影响电商平台，而AI投毒可能直接影响企业在智能问答中的整体形象。未来，企业竞争不仅发生在市场上，也发生在AI模型的“知识空间”中。 强化金融市场波动。近年来，社交媒体谣言、自动化舆情系统与量化交易之间的联动越来越明显。虽然尚无公开证据证明通用AI能直接触发量化交易，但AI错误引用和放大虚假信息，确实可能进一步强化市场情绪波动。 侵蚀AI信任基础。如果用户发现AI频繁输出虚假、夸张或被操纵的信息，大模型的核心资产——可信度——就会被削弱。这既影响企业商业化，也可能拖累整个AI产业的发展。 AI时代的“认知污染” “AI投毒”最值得警惕之处，在于它不是单一的技术漏洞，而是一种“认知污染”。...
2025年中国彩电销量降至近十年新低
奥维云网（AVC）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彩电零售量仅为2763万台，同比下滑10.4%，创下近十年来的最低纪录。洛图科技（RUNTO）数据显示，2025年国内市场品牌整机出货量为3289.5万台，同比下滑8.5%，创下近16年来的市场新低。在多重因素叠加共振下，中国彩电行业已全面进入存量博弈阶段。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8日发布 一、根本原因：内容吸引力下降，电视价值空心化 如果说智能设备普及是“外患”，那么最致命的内因是电视内容吸引力下降，这让大量高价值用户主动远离电视机。一位专业人士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大家不喜欢看电视的主要原因不是硬件问题，而是“内容服务没有吸引力”。 如今，很多精英家庭的客厅已经不再以电视机为中心，电视墙正在从家庭标配变为可选配置。2025年，“去客厅化”成为热门装修趋势，书墙、长桌办公区、亲子活动区取代了传统的电视背景墙。这是因为人们对电视播出内容缺乏期待——与其被推送同质化的影视剧和说教式的新闻，不如自主选择海内外流媒体服务，掌握内容控制权。 二、直接诱因：用户体验崩塌，消费者用脚投票 在内容吸引力下降的同时，电视产品的使用体验更是雪上加霜。中国电子视像行业协会报告显示，现在全国电视机平均开机率仅为30.2%，创下近十年新低。回想2016年，开机率尚有70%，十年间电视在家庭中的地位“一落千丈”。 具体看，消费痛点集中在三个层面。一是“开机先看广告”：智能电视开机广告已成行业标配，30秒算“良心”，1分钟才是常态，最长可达86秒。二是“套娃式收费”：想看热门剧集需充多个平台会员，年费合计超过2000元。三是“操作如走迷宫”：两套遥控器、复杂的层级菜单，老人小孩直呼不会用，年轻人也嫌麻烦。一位网友的吐槽精准概括了这种体验：“开机看电视堪比走迷宫，谁知道出口在哪？中间还有广告、会员，烦不胜烦”。艾媒调研数据显示，仅15.27%的用户每周开电视超过6次，25.57%的用户每周仅开1次甚至更少。 三、竞争替代：移动端全面挤压电视生存空间 洛图科技明确指出，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相关数字娱乐产品正逐步取代电视在家庭娱乐场景中的核心地位。人均每日手机使用时长已超过4小时，而电视观看时长跌破1.2小时。年轻人群体中，73.6%优先选择手机娱乐，仅5.3%通过电视看直播。有线电视的用户也在持续流失，德勤报告显示，Z世代有23%、千禧一代有18%计划在未来12个月内取消有线或卫星电视订阅——核心原因正是“别人播什么我们看什么”的模式已与用户的本能需求相悖。短视频、微短剧这种“短平快”的内容形态，更精准地捕捉了现代碎片化的时间，电视动辄五、六十集的传统剧集模式已被用户主动抛弃。 四、短期冲击：宏观环境叠加效应 从宏观环境来看，两大短期因素加剧了行业下行的幅度。一是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彩电作为地产后周期消费品，与新房交付量高度挂钩，2025年地产市场深度调整直接导致新增家电需求锐减。二是国补政策存在双向效应。2025年，一级能效产品渗透率高达73.4%，国补对推动“绿色换新”起到明显作用。由于国补政策在2024年末已提前透支部分需求，叠加2025年下半年国补额度短缺，市场步入调整阵痛期，进一步加剧了销量下滑。 五、积极信号：从“量能竞争”到“价值升级” 市场销量持续下滑背后，仍存在结构性“质变”迹象。消费者已将画质（57.3%）、尺寸（53.4%）、系统流畅度（49%）等体验要素视为首要考量，价格不再是唯一决定因素。2025年，Mini LED电视出货量达802万台，同比激增92.8%，市场增长率接近翻倍。电视平均尺寸已接近65英寸，85英寸及以上超大尺寸市场份额显著上升，大屏化、技术化正在成为家电存量换新的核心诉求。 结语 2025年中国彩电市场销量创下十年新低，是三重因素叠加共振的必然结果：内容供给与用户需求脱节导致电视满足用户期待的能力日益减弱；开机广告、套娃收费、操作复杂等愈演愈烈的顽疾严重劣化了使用体验；移动端的深度渗透与以手机为中心的娱乐范式正在从根本上重构家庭娱乐的自然形态。彩电行业亟需思考：电视究竟还能提供什么无法替代的价值？
谢振中掌舵：香港新闻处的结构性转型
谢振中上任标志着香港新闻处由行政附属向专业化传播节点转型。 文：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5月5日 一、一次看似常规的人事更替 2026年5月5日，谢振中正式出任香港特区政府新闻处处长。这一任命在程序上并不复杂：公开招聘、内部遴选、三年合约制，均符合近年来香港政府在人事安排上的制度化趋势。 从履历看，谢振中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政务官。他早年任职于警队公共关系体系，在高强度舆论环境中积累了丰富的媒体应对经验；此后进入行政长官办公室，从事政策传讯工作，逐步进入政府传播核心层。其能力结构，更接近“危机沟通—议题管理—叙事整合”的复合型路径，而非传统行政管理序列。 如果仅从个体任命看，这是一种“跨系统选人”的专业化尝试。若将其置于更长的制度演进链条中观察，这一变化指向的并不仅仅是“谁来负责传播”，而是“传播在治理体系中的位置正在发生变化”。 二、历史惯例的松动：从政务官主导到专业岗位 长期以来，香港新闻处处长一职基本由政务官体系内部产生。这一安排的制度逻辑在于：新闻处被视为政府行政系统的一部分，其核心职责是政策发布与信息协调，而非独立的战略传播。 然而，此次由非政务官出任该职，意味着一个关键变化：新闻处的岗位属性，正在从“行政职位”向“专业职位”转化。这一变化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人事来源多元化。打破单一官僚体系内部晋升路径，使传播岗位开始向具备实战经验的专业人员开放。 其二，任期机制灵活化。三年合约制弱化了传统公务员体系中的终身序列逻辑，使岗位更具绩效导向。 其三，能力结构重构。相比行政协调能力，媒体应对、议题设置与舆论管理能力被置于更核心的位置。 这些变化共同构成一个信号：新闻处不再只是政府体系中的“信息出口”，而正在被重新定义为一个具有功能导向的专业节点。 三、传播环境变化：结构转型的现实驱动 任何制度调整，通常都对应着外部环境的变化。香港新闻处的结构性转型，也应放在近年来传播生态演变的背景下理解。 首先，传播环境的复杂度显著上升。数字媒体平台的扩展，使信息流动速度与范围远超以往，传统“发布—转发”的线性传播模式已难以覆盖全部舆论场。 其次，议题结构发生变化。经济、科技、社会治理等议题逐步与风险、规则和制度叙事相互交织，传播内容不再是单纯的信息说明，而涉及更复杂的意义建构。 再次，外部关注度持续存在。香港作为高度开放的国际城市，其政策与社会议题长期处于国际舆论视野之中，对外传播不再是附属功能，而成为治理体系的一部分。 在这一背景下，单纯依赖行政逻辑的传播体系，难以有效应对多源信息与多重受众的交互结构。由此，传播职能的“专业化”与“前置化”，成为一种现实选择。 四、从“信息发布”到“叙事建构”：功能定位的变化 如果将新闻处的转型放入传播学框架中观察，其核心变化可以概括为功能重心的迁移。 传统模式下，新闻处的主要职责包括政策发布、媒体联络、信息协调。其本质是一种“后端功能”，即在政策形成之后进行信息传递。...
欧盟在华形象困境：政策信号分裂与公众认知模糊
在多重政策信号与分散叙事的交互影响下，欧盟在华形象正逐渐演变为一种“可见却难以识别”的困境。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5日发表 在当下国际传播结构加速重组的背景下，欧盟在中国的整体形象呈现出一种值得关注的状态：并非缺席，而是难以被清晰识别。围绕这一现象，已有的调查数据与研究虽不系统，但所指向的趋势具有一致性——欧盟在中国公众认知中的“模糊化”，正在从个体感受转变为一种具有结构性的传播结果。 一、民调与经验数据：认知存在，但难以稳定成型 从可获得数据看，中国公众对欧盟的认知呈现出一种“低清晰度”的稳定状态。 首先，在跨国舆论调查中，欧盟始终未能形成类似美国那样具有高度一致性的国家形象。以Pew Research Center的相关研究为例，中国受访者通常对德国、法国等欧洲主要国家持较为正面的评价，但当问题转向“欧盟整体”时，认知明显趋于模糊。这表明，在认知结构中，“欧盟作为整体”的形象并未完成有效整合。 其次，从欧盟自身的调查体系来看，其对外认知的持续跟踪明显不足。“欧洲委员会”发布的“欧洲晴雨表”（Eurobarometer）长期聚焦成员国内部认同，对外受众（包括中国公众）的系统性数据极为有限。这种“对内强、对外弱”的认知测量结构，使欧盟难以及时掌握其在中国的形象变化。 再次，一些面向企业与精英群体的调查提供了更具体的侧面证据。“中国欧盟商会”在年度报告中多次提及，中国社会对欧盟的认知“存在但不具体”，政策信号“复杂且难以解读”。即便是在信息获取能力较强的群体中，欧盟也缺乏一个稳定、可识别的整体形象。 二、问题的性质：从“传播不足”到“结构性失焦” 深层的症结在于：欧盟对华传播缺乏一个能够整合信息的结构性框架。 在实际传播环境中，关于欧盟的信息并不稀缺。然而，这些信息往往呈现出高度离散的状态，难以在受众认知中形成稳定的意义结构。 从传播机制看，这种“失焦”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 其一，信息输入缺乏统一编码。不同来源的信息在价值取向、政策立场和表达方式上存在显著差异，使受众难以将其归入同一解释框架。例如，一方面是合作与开放的叙事，另一方面则是风险与限制的表述，这些信号在没有解释机制的情况下被同时接收，容易导致认知冲突。 其二，叙事缺乏中心节点。在国家传播中，通常存在一个相对明确的“叙事中心”，负责整合对外信息并提供解释路径。而欧盟在中国的传播中，这一中心并不明显。来自不同机构、成员国以及媒体渠道的信息并行存在，但缺乏有效协调，导致整体叙事呈现碎片化特征。 其三，受众缺乏稳定参照系。对于中国公众而言，“欧盟”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国家，也不同于一般国际组织，其制度复杂性本身就提高了认知门槛。在缺乏持续解释的情况下，受众更倾向于以已有认知（如具体国家形象）替代对欧盟整体的理解，从而进一步削弱其独立形象。 在这一意义上，欧盟在华形象困境，本质上是一种传播结构与认知结构之间的错位。 三、政策信号分裂：多重定位的传播效应 这一结构性问题，在欧盟对华政策的表达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近年来，欧盟在官方文件中将中国同时界定为合作伙伴、经济竞争者与体制性对手。这一多重定位在政策层面具有现实基础，但在传播层面却产生了明显的“信号分裂”。 具体来看，在气候变化、贸易与投资等议题上，欧盟持续释放合作信号；在技术、数据与产业安全等领域，则不断强化风险与防范的叙事。例如，一方面推进经贸对话机制，另一方面又加强对数字平台和关键技术领域的审查。...
信息不再只是信息：国际传播正加速“安全化”
为什么同一条信息，在不同国家会被当作“威胁”？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5日发布 在过去较长一段时间里，国际传播通常被理解为信息交流、文化互动与国家形象塑造的过程，其核心逻辑是“开放”与“沟通”。然而近十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将跨境信息流动视为潜在风险甚至是信息武器，并通过制度手段加以应对。这一现象，笔者称为“国际传播安全化”。 需要首先澄清的是，安全化并不等同于“信息管控”，也不意味着所有传播活动都被视为威胁。更准确地说，它是一种在特定条件下，将“传播问题”转化为“安全问题”的过程。这一概念最早与哥本哈根学派相关，但在数字时代，其内涵已明显扩展。 一、什么是“国际传播安全化”？ 可以将其理解为一个三阶段过程： 第一步是风险界定。某些跨境传播行为（如信息发布、内容分发、舆论引导）被描述为可能带来政治、社会或认知层面的风险，例如“虚假信息”“外部干预”等。 第二步是认知扩散。这些风险叙事通过媒体、专家或平台传播，逐渐被公众或决策层接受，形成一定程度的共识。 第三步是制度化。国家或相关机构通过法律、政策或平台规则，将这些风险纳入长期治理框架，例如加强内容监管、要求平台承担责任等。 这三个环节并非线性展开，而是相互强化。一旦进入制度层面，安全化往往具有持续性和路径依赖。 二、为什么会出现安全化？ 国际传播安全化并非凭空产生，而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 首先是技术环境的变化。社交媒体、算法推荐与生成式人工智能大幅降低了信息生产与传播门槛，也增加了信息失真、操控与扩散的不确定性。在这种背景下，信息不再只是“表达”，而可能成为“影响工具”。 其次是国际关系结构的变化。在大国竞争加剧的情境中，信息被纳入更广泛的战略工具箱，传播活动更容易被解读为“意图性行为”，从而进入安全视野。 再次是社会认知结构的变化。当公众对信息真实性的信任下降时，更容易接受“风险叙事”，这为安全化提供了认知基础。 因此，安全化既有客观条件，也有主观建构。它不是“无中生有”，而是对现实风险的选择性放大与制度化回应。 三、谁在界定“风险”？ 风险并不是自动显现的，而是被不同主体不断界定和重塑。 国家与政府机构通常拥有最终裁定权，它们可以通过法律和政策将某一问题正式纳入安全范畴。但在此之前，媒体、智库与专家往往首先提出问题框架，影响公众理解。与此同时，数字平台在内容分发与审核中的角色，使其在事实上参与了“风险界定”。 例如，Meta Platforms或Google通过内容标注、账号限制与算法调整，影响哪些信息被放大、哪些被边缘化。它们未必直接“定义风险”，但会改变风险的可见性与传播路径。 因此，国际传播安全化并非单一权力行为，而是一种多主体互动的结果。...
Why the U.S. Misreads China: The On-the-Ground Deficit
When observers are absent from China’s lived reality, more information may lead to more systematic misjudgment. By Bi Yantao Published May 4,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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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乌战争：西方为何读不懂中国
俄乌战争爆发后，西方主流舆论长期存在一个困惑：为什么相当一部分中国民众，甚至包括不少受过高等教育、熟悉国际事务的中国精英，并不完全接受西方关于俄乌战争的主流叙事？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26日发布 在西方主流认知中，答案往往被简单归结为“宣传”“信息控制”或“媒体环境差异”。这种解释本身，恰恰反映了西方对中国社会认知结构的理解不足。 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是：即便在长期接触西方媒体、具备国际视野的人群中，很多人依然对西方关于俄乌战争的逻辑持保留态度。这意味着，问题并不仅仅是“信息获取”问题，而更深层地涉及不同文明体系对于国际政治的理解方式。 俄乌战争不仅是一场军事冲突，也是一场关于“现实解释权”的全球认知冲突。 一、西方叙事的逻辑基础 西方关于俄乌战争的主流叙事，大致建立在以下几个核心原则之上： 第一，主权不可侵犯。俄罗斯以武力进入乌克兰领土，因此构成对主权国家的侵略。 第二，小国拥有自主选择权。乌克兰有权自主决定其外交与安全安排，包括是否加入北约。 第三，联盟扩张不等于侵略。北约东扩被视为成员国基于安全需要的自愿选择，而非对俄罗斯的进攻。 第四，国际规则高于地缘政治逻辑。任何国家都不能以“安全焦虑”为理由，改变现有国际边界。...
毕研韬教授为海口市涉外干部讲解国际传播
文/唐摩崖 2026年5月31日发布 2026年6月29日，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毕研韬应邀为海口市涉外干部作专题讲座。本次讲座由中共海口市委外事工作委员会组织，旨在助力海口在更高水平开放背景下破解国际传播难题、提升治理者的全球沟通能力，来自全市各涉外单位的约60名业务骨干参加了此次培训。 毕研韬教授以“新时代海口市国际传播体系建构与策略优化”为题，围绕传播学核心理论、国际传播体系建构、国际传播策略优化及危机管理等维度，为与会涉外干部进行了系统深入的讲解。 讲座伊始，毕教授从传播学基础理论切入，引入了一系列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传播学核心概念，包括“跨界沟通者”（boundary communicator）、“文化翻译者”（cultural translator）和“跨界协调者”（boundary spanner）等。他指出，未来最重要的国际传播者，可能是跨文化的“认知协调者”（cognitive mediator），这类角色能够帮助人们摆脱自身文明框架的引力，在不同系统、组织、文化与社群之间实现沟通、调解与协调。 毕教授引用晚清幼童留美计划的历史案例说明，跨界沟通者在异质文化之间穿梭时会面临结构性困境——中介者往往不被任何一方完全信任，反而容易被两边质疑甚至攻击。这一生动案例引发了听众对国际传播复杂性的深刻思考。 在理论讲解的基础上，毕研韬教授进一步阐述了斯图亚特·赫尔“文本解读的三种倾向”理论——理想式样解读、商榷式解读与对抗式解读。他结合西方社会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各种立场分化，以及各国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不同理解，向涉外干部说明：意义、事实和真相都是社会建构的结果，在国际传播中必须充分理解目标受众的语境和认知框架，才能实现有效的跨文化沟通。 毕教授提出，要构建新时代国际传播体系，需要从十个层面协同推进，包括理念与理论体系、人才体系、媒介与平台体系、技术体系、制度与组织体系、内容生产体系、国际关系网络、认知安全体系、世界知识体系以及文明层能力。他强调，真正的国际传播力，最终取决于一个文明能否持续为世界提供意义、秩序、希望与价值支撑。...
毕研韬：中日目前的紧张关系将如何收场？
中日关系再次进入一种微妙而坚硬的状态：并非对抗到临界点，却始终难以回归稳定。表面上，两国的摩擦集中在东海、台海与技术管制等具体议题，但其背后是区域安全结构、经济链条重组与国内政治变迁交织而成的复合性紧张。这一局势将如何收场？答案不会是某个戏剧性的转折，而是一个长期化、分层次、动态均衡的过程。 一、结构性矛盾决定紧张关系的持久性 中日关系的核心张力来自结构，而非事件。 其一，东亚安全结构正在重新调整。日本的安全政策正由“专守防卫”向“有限进攻能力”转变，与美国在前沿部署上的协同不断增强。对中国而言，这意味着其在西太方向面临一个战略上更主动的近邻，而这种变化无法在短期内逆转。 其二，两国经济关系正在经历“部分脱敏”而非“全面脱钩”。日本对中国市场和制造链依赖仍深，但在半导体设备、高端制造材料等关键领域，正在强化管制、分散风险。技术层面的竞争性正在加深，从而削弱了以往的互信基础。 其三，国内政治趋向强化了对抗性预期。在日本，自由民主党内部的保守派在对华议题上影响力更大；在中国，周边安全态势使战略警觉成为政策制定的重要背景。双边政治结构都在收紧窗口，这使双方缺乏推动关系转好的强烈动机。 结构性因素的共同结果是：中日关系很难快速缓和，也不太可能走向失控。 二、安全领域的摩擦将进入“可控紧张”模型 未来数年，两国在东海与台海周边的安全接触将维持高频度。东海问题本身已从“领土争议”转向“日常化摩擦管理”，双方海空力量的接触是结构性的。这种摩擦具有两个特征：一是周期性升温，例如演训规模变化、侦巡频率上升；二是刻意维持不失控，双方均不愿让危机升级到军事冲突。 台海问题将是安全紧张的核心变量。随着日本在此议题上从“情势关注”转为“参与风险评估”，中国需要将日本视为潜在但不确定的局部参与者。这种“半参与”角色，会让中日安全关系更加敏感，但也促使双方强化危机沟通机制，以避免误判。 因此，中日的安全紧张更像一种“结构性噪音”：持续存在，但被双方控制在可管理区间内。 三、经济关系将经历再平衡，而非走向对立...
2026年1-4月中国新建12家国际传播机构，但高校层面几被境外忽视
2026年前四个月，中国密集成立12家国际传播机构，但境外研究仍聚焦地方传播节点，对高校体系的国际传播功能近乎无视。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2日发布 一、体系扩展：多层级结构同步推进 2026年前四个月，中国在国际传播领域的制度建设明显提速。短时间内，新设机构覆盖高校与地方两个层级，呈现出“人才培养—知识生产—传播执行”同步推进的结构特征。总体来看，共有3家国际传播学院、2家国际传播研究院、7家地方国际传播中心相继成立，进一步夯实了多层级联动的组织体系。 从功能划分看，高校侧重能力建设与知识生产，地方层级则偏向传播执行与内容输出。这种分工构成当前中国国际传播体系的重要结构基础。 二、高校布局：学科化与专业化加速 在高校层面，2026年3月23日，复旦大学与新华社合作共建复旦—新华国际传播学院，体现出媒体与高校深度融合的趋势。3月30日，广西民族大学成立国际传播学院；4月25日，中国人民大学设立国际传播学院。这三所机构集中创建，表明国际传播已成为高校学科布局中的重点方向。 研究机构方面，2026年1月20日，温州大学成立“中国网络文学国际传播研究院”，将网络文学纳入国际传播研究范畴。4月18日，西南政法大学成立“习近平法治思想国际传播研究院”，显示出特定领域与国际传播结合的深化趋势。这类研究院更接近知识生产与话语建构，其功能与传统教学单位存在明显差异。 三、地方扩展：传播执行网络快速成形 相较于高校体系，地方层级的扩展更为密集。1月13日，长沙市天心区国际传播中心成立；2月12日，漳州市国际传播中心揭牌；2月24日，北部湾国际传播中心问世；3月26日，沈阳东北亚国际传播中心暨沈阳国际传播中心诞生；3月28日，徐州国际传播中心成立；4月10日，菏泽国际传播中心揭牌；4月20日，锡林郭勒国际传播中心成立。 短时间内7家机构落地，反映出地方在国际传播体系中的参与程度显著提升。这些中心通常承担内容生产、平台运营与对外叙事输出等功能，是当前体系中最具“执行属性”的节点。...
A Letter to His Holiness Pope Leo XIV from Prof. Bi Yantao
Subject：A Message to His Holiness Pope Leo XIV from Prof. Bi Yantao...
约30个北约国家大使集体访问日本：释放三重关键信号
近32个北约成员国大使集体访问日本，这一罕见行动本身，已成为观察北约战略外溢与安全结构重塑的一个关键信号。 文/毕研韬 一、接近“全员出动”的特殊外交安排 近期，一项颇为罕见的外交安排引发全球关注：约30个北约成员国大使将以代表团形式集体访问日本。需要强调的是，此次出访主体是常驻北约总部布鲁塞尔的各成员国大使。这一身份意味着，他们直接参与北约日常决策协调，是北约运作的关键节点。 从数量上看，北约目前共有32个成员国。尽管公开报道多使用“约30国”的表述，但结合“几乎全部成员参与”的信息，此次访问很可能是32位大使“全员出访”。在北约历史上，全员集体外访并不常见，其性质已明显超出礼节性交流，更接近一次带有组织属性的集体行动。 在传统外交实践中，大使通常以国家为单位展开活动，而此次以北约框架下的大使整体出访，说明相关议题已经上升为北约层面的共同关切。这种集体行动，往往既是对外沟通，也是对内整合，其核心功能在于通过实地接触，形成更加一致的认知基础。 此次集体访日，至少释放三重重要信号。 二、第一重信号：北约议题正在“外溢”至印太 长期以来，北约被视为以欧洲安全为核心的军事同盟。但近年来，其关注范围持续扩展，特别是在俄乌战争之后，北约逐步将安全议题延伸至更广泛领域，包括供应链安全、关键技术、网络空间以及基础设施韧性等。 这些议题本身具有明显的跨区域属性，使北约难以再局限于传统地理边界。在这一背景下，日本作为印太地区的重要经济体与技术大国，成为北约对接相关议题的关键接口。此次集体访日，可以被理解为北约将其安全议程向印太延伸的一次具体实践。 这一变化的关键不在于地理扩张，而在于功能扩展。北约正在从一个以区域防御为主的组织，逐步转向一个围绕“广义安全”展开的多议题平台。换言之，从“地理北约”变迁为跨区域的“议题北约”。 三、第二重信号：对华认知趋于北约层面对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