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ar: 2026
毕研韬民族宗教相关研究部分成果一览表
《无界传播》信息中心 资料截至2026年5月20日 一、报刊论文 1.毕研韬.“西藏事件与国际舆论引导”[J].《青年记者》,2008(9):64-65.已被12篇期刊论文、1篇博士论文、6篇硕士论文、1篇会议论文引用。台湾政治大学硕士论文引用。 2.毕研韬.“西藏危机与传播策略”[J].[香港]《传媒透视》，2008年5月号第5-7页 3.毕研韬.“就‘大西藏’专访桑东仁波切”[J].【美国】《北京之春》，2010年2月号 4.毕研韬.“西方人怎样解读西藏——专访旅居瑞典的作家茉莉”[J].【美国】《北京之春》，2010年10月号，第67-71页 5.杨洁、毕研韬.“黎族女装的表意原则”[J].《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4):172-174 6.毕研韬.就“大西藏”专访西藏流亡政府首席噶伦桑东仁波切.载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中间道路”的本质、历程及其成果》，2012年3月26日 7.Bi Yantao. “Written Interview with Kalon Tripa Samdhong Rinpoche by Bi Yantao”. Middle Way...
西方最新研究：生成式AI正在重塑信息战形态
AI正在让信息战越来越不像信息战，让普通大众更难以识别。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20日发布 近日，一篇发表于arXiv的最新研究 Amplification to Synthesi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Cognitive Operations Before and After Generative AI（《从放大传播到内容合成：生成式AI出现前后认知行动的比较分析》）引发西方安全研究圈关注。论文作者Liz Cho与Dongwook Yoon通过分析2016年与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期间超过13万条社交媒体内容，试图回答一个关键问题：生成式AI是否已经改变了信息战的运行逻辑？研究给出的答案是：很可能已经改变。 论文认为，传统的信息操控主要依赖“重复传播”与“流量放大”，而生成式AI时代的信息影响行动开始转向“原创生成”“叙事定制”与“拟人化表达”。这意味着，未来的信息战可能不再像过去那样容易识别。 从“转发放大”到“内容生成” 论文最重要的发现，是2016年与2024年网络传播模式出现了明显变化。研究显示：2016年的相关传播内容，大量依赖转发与重复，而2024年的内容，则更多表现为“原创生成”。...
一颗杨梅，引爆中国水果行业的信任危机
2026年5月，福建漳州杨梅“泡药”事件持续发酵，连累其它软皮水果市场。 许怀安 供稿 2026年5月19日发布 媒体曝光显示，部分收购点违规使用脱氢乙酸钠等禁止用于鲜果的防腐剂，并添加来源不明的高倍甜味剂浸泡杨梅，以延长保鲜期、改善口感和外观。事件迅速冲上热搜，全国多地批发市场紧急下架相关产品，电商订单骤减，价格暴跌，杨梅产业遭遇重创。 更值得警惕的，并不是一地一果的市场波动，而是整个中国水果产业由此暴露出的系统性信任危机。消费者真正担心的，并不是“杨梅有没有问题”，而是“如果杨梅可以泡药，还有多少水果也在被化学改造？” 一场看似偶然的风波，为何会迅速失控？ 杨梅本身，是一种极端依赖时效的水果。它表皮脆弱、含水量高、保鲜周期极短，常温环境下往往一两天便会腐烂变质。对于大量依赖跨区域销售的产区而言，运输损耗一直是行业痛点。在这种现实压力下，一些收购商开始通过违规添加防腐剂、甜味剂等方式延长货架期，提高卖相与甜度。 问题在于，这种做法并非个别人的“临时起意”，而是长期产业压力下形成的灰色生存逻辑。 在许多水果产区，种植主体高度分散，小农户、小收购点、小加工链条大量存在。产业组织化程度低，冷链仓储能力不足，标准化体系缺失。在激烈价格竞争下，合规经营的利润空间被不断压缩，而违规操作却能明显降低损耗、提升售价。于是，“别人都这样做，不这样就卖不出去”，逐渐演变成某些环节默认的潜规则。 真正危险的，往往不是个体失范，而是违规开始被结构性合理化。 中国水果产业，正在遭遇“信任赤字” 这次事件之所以迅速外溢，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公众对食品安全本就高度敏感。 过去多年，从农残超标、催熟争议，到“进口水果”标签造假，再到各种添加剂风波，消费者对食品产业的信任早已被持续透支。很多人虽然仍在消费，但心理上始终存在隐性的“不安全感”。 因此，当杨梅事件曝光后，公众并不会将其孤立理解为单一案例，而会迅速产生“类推效应”：“杨梅能泡药，荔枝会不会也有问题？”“草莓、桑葚、樱桃是不是也一样？”“那些特别甜、特别漂亮的水果，到底是不是天然的？”于是，恐慌开始从杨梅扩散到整个软皮水果市场。 这种传播机制，本质上属于典型的“风险社会连锁反应”。在信息高度互联的时代，一次局部失信，很容易被公众重新编码为整个行业的系统性风险，而食品行业最脆弱的地方，恰恰在于消费者无法自行验证安全性。 普通消费者可以看出水果新不新鲜，却很难通过肉眼判断其是否已经过违规处理。当公众缺乏检测能力时，只能依赖制度信任，而一旦制度信任受损，整个市场便会迅速进入“怀疑状态”。 “颜值崇拜”，正在反向塑造产业行为 此次事件还有一个值得反思的问题：部分消费需求本身，也在推动行业异化。 过去十多年，中国水果消费逐渐形成一种明显趋势——越来越强调“完美化”。消费者习惯于选择颜色鲜艳的、个头整齐的、极度甜化的、外表几乎没有瑕疵的。 天然水果原本存在酸甜差异、成熟不均、表皮损伤等自然属性，但市场却越来越难容忍“不完美”。这种审美逻辑，最终会反向塑造生产逻辑。因为真正自然成熟的水果，往往不可能做到“颗颗完美”，而化学处理后的水果，却更容易呈现高度一致的“工业化美感”。 某种意义上，消费者一边反感“科技水果”，一边又在用消费偏好奖励“过度加工”。这也是现代食品产业中的一个深层悖论。 更深层的问题：监管为何总是慢半拍？...
中国严查电动自行车，引发舆论强烈反弹
中国从严整治电动车招致民众强烈抵触，让社会治理面临严峻考验。 陆明川 供稿 2026年5月18日发布 近年来，中国各地持续严查电动自行车，从整顿违规改装、清理楼道充电，到淘汰非标车辆、强化路面执法，监管力度明显升级。政策初衷在于降低交通与消防风险，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一些地方出现标准争议、执法过严、民生适配不足等问题，引发社会舆论持续讨论和强烈抵触。 电动自行车并非普通消费品，而是亿万普通家庭最基础、最现实的出行工具。如何在公共安全与民生便利之间取得平衡，正在成为基层治理面临的重要课题。 一、电动自行车治理为何持续升级 近年来，中国城市电动自行车保有量快速增长。与此同时，违规改装、电池起火、飞线充电、超速行驶等问题频繁出现。尤其是在居民楼道、地下车库等场景中，多起火灾事故造成较大人员伤亡，引发社会高度关注。监管部门因此不断强化治理，并推动技术标准升级。 从治理逻辑看，加强管理具有现实基础，但问题在于，部分地方在执行过程中出现“层层加码”倾向。一些城市采取集中禁停、限行、强制淘汰等方式，加之执法尺度偏严，导致部分民众开始产生明显抵触情绪。 二、重量与标准争议：安全逻辑与使用现实之间的矛盾 在众多争议中，关于电动自行车重量、续航与车辆规格的讨论尤为突出。 部分消费者认为，过于严格的限重要求，会影响车辆稳定性、续航能力和日常实用性。尤其对于需要接送孩子、短途采购、频繁通勤的人群而言，车辆过轻、储物能力不足，可能降低实际使用体验。 一些用户还质疑，许多使用多年的旧车性能稳定，却因不符合新标准而被要求淘汰，增加了普通家庭的经济负担。 从监管角度看，标准化有助于降低事故风险，但从民生角度看，如果技术标准与现实使用需求之间出现明显脱节，就容易引发公众不满。 这实际上反映出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公共治理不仅需要技术合理性，也需要社会接受度。 三、基层执法争议正在影响治理感知 除了标准争议之外，部分地区执法方式也成为舆论焦点。 在一些地方，民众反映存在处罚偏重、教育不足的问题。例如，轻微违规即被罚款、短时间集中整治、执法尺度不统一等，都容易让公众产生“运动式执法”的观感。 尤其对于依赖电动自行车维持生计的外卖员、快递员以及低收入群体而言，频繁处罚会直接增加生活压力。 需要看到的是，治理效果不仅取决于制度本身，也取决于公众对治理过程的感受。如果公众感受到的是便利、安全与秩序，治理容易获得支持；如果公众感受到的是压力、不便与成本增加，治理阻力就会迅速上升。 因此，基层治理不仅是规则管理，也是社会情绪管理。 四、电动自行车背后，是城市民生结构问题 电动自行车之所以高度敏感，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它已经深度嵌入中国城市生活结构。...
美国媒体：中国越来越相信“美国正在衰退”
5月12日，美国一家颇具全球影响力的大报刊文称，中国社会越来越相信“美国正在衰退”。文章认为，特朗普重返白宫后，美国政治极化、社会撕裂、财政压力与国际影响力变化，正在被越来越多中国人视为“美国走向衰落”的证据。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18日发布 这篇报道之所以值得关注，是因为它提出了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如果“美国衰退”逐渐从一种分析性判断，变成一种广泛的社会情绪，它就不再只是舆论现象，而可能成为影响战略认知的心理框架。从传播学角度看，这是一个典型的“认知塑造现实”问题。 “美国衰退论”为何会扩散？ 客观地说，中国社会近年来出现“美国衰退论”，并非毫无依据。 过去十多年，美国确实暴露出许多结构性问题，譬如政治极化加剧、社会撕裂扩大、枪支暴力频发、债务规模持续上升、两党恶斗不断、国际战略资源被大量消耗、制造业空心化问题长期存在。尤其是特朗普现象，对中国社会认知产生了巨大冲击。 在很多中国人看来，美国长期向外输出“政治制度优越性”，但美国自身却出现严重政治混乱，这种反差极大削弱了美国制度的“神圣感”。 与此同时，中国制造业升级、科技进步、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国际影响力提升，也增强了中国社会的国家自信。 在这种背景下，“东升西降”开始逐渐成为部分舆论中的主流叙事，但问题在于：趋势判断，和情绪化确定感，并不是一回事。 美国真的“衰退”了吗？ 如果从相对力量变化看，美国确实不像冷战结束后那样拥有压倒性优势，但如果因此得出“美国已经不行了”的结论，则很可能是另一种认知简化。 今天的美国，仍然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综合体系能力，包括全球顶级大学体系、 世界最强金融体系、美元国际货币地位、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全球盟友网络、高端人才吸引能力、军事投送能力、全球文化传播能力。 更重要的是，美国仍然具有很强的制度韧性。美国的问题很多，但美国最特殊的一点在于：它能够把内部危机公开化、冲突化，并在持续争论中完成自我调整。 很多中国人看到的是美国“混乱的一面”，却容易忽视美国“纠错的一面”，而后者，恰恰可能是美国长期维持竞争力的重要原因。 传播学中的“托马斯原理” 传播学与社会学中，有一个著名理论，叫“托马斯原理”：如果人们把某种情境定义为真实，那么它在结果上就会成为真实。 它的含义并不复杂：人们如何理解现实，会改变他们的行为，而行为又会进一步改变现实本身。 如果越来越多中国人相信“美国正在衰退”，这种认知就可能影响对美国实力的评估、对风险的判断、对国际秩序变化速度的预期、对中美竞争结果的想象。这些认知，又会进一步影响中国的政策、舆论与战略行为。 国际关系史上，很多重大误判，并不是因为“完全不了解对方”，而是因为“过度相信自己已经看透对方”。这也是为什么，大国竞争不仅是物质力量竞争，也是认知竞争。 “自我实现的预言”风险 社会学家Robert...
2026“特习会”对台湾有哪些影响？
2026年北京“特习会”结束后，台湾问题迅速成为国际媒体、战略界与岛内舆论关注的焦点之一。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17日发布 在当前中美关系中，台湾已经不仅是一个地区问题，而是整个中美战略竞争结构中的核心变量之一。无论是军事安全、科技供应链、国际秩序，还是全球地缘政治稳定，台湾都越来越处于关键位置。 因此，此次中美元首会晤虽然并未就台湾问题发布突破性协议，但会谈本身所释放出的信号，仍然可能深刻影响未来几年台海局势的发展方向。 从目前公开信息来看，“特习会”至少对台湾产生了六个层面的影响。 一、美国对台政策出现明显的“交易化”倾向 此次峰会后，国际舆论最关注的变化之一，是特朗普政府对台湾问题的表述方式。 过去，美国对台政策虽然也强调战略利益，但往往会同时强调“民主价值”“盟友关系”与“印太安全框架”，而特朗普的风格则更加“交易型”。 部分国际媒体注意到：特朗普在公开讲话中，对台湾问题的价值叙事明显减少； 更强调中美整体关系稳定；将台湾更多纳入中美谈判结构之中；部分对台军售安排出现延后迹象。 这种变化会带来一个重要后果：台湾对美国安全承诺的“确定性感”，可能下降。 过去，台湾社会内部虽然也存在对美国可靠性的争论，但总体上，美国仍被视为台海安全最重要的外部支撑力量。 然而，如果美国开始更强调“战略成本”“交易回报”与“大国平衡”，那么台湾在中美博弈中的不确定性就会明显增加。换句话说，台湾可能越来越难以简单依赖过去那种“战略模糊+安全承诺”的旧框架。 二、台湾问题被进一步确认为中美关系“红线核心” 此次会谈中，中方再次高度强调台湾问题的重要性。从目前公开报道来看，北京释放出的信息非常清晰：台湾问题仍是中美关系中最危险、最敏感的问题。 这意味着：未来中美关系中的很多其它议题——包括经贸、科技、AI、金融甚至气候合作——都可能受到台湾局势影响。 某种意义上，台湾已经不只是“一个议题”，而正在成为整个中美关系的“结构性中心”。 这会带来两个结果：第一，中方未来在台海问题上的战略压力可能持续增强；第二，美国在涉台问题上的动作空间，也会受到更强约束。 因此，未来中美关系很可能出现一种状态：双方在很多领域可以竞争、摩擦甚至有限合作，但都会尽量避免直接触碰导致台海失控的“红线”。 三、台海军事与安全风险仍在上升 此次峰会虽然强调“稳定”，但并不意味着台海风险下降。 恰恰相反。从现实战略结构看，中美竞争仍在持续深化：美军继续强化印太部署；中国大陆持续推进军事现代化；台海周边军事活动仍然频繁；日本、菲律宾等地区因素也在进一步介入。...
2026“特习会”：中美元首究竟谈了哪些问题？
2026年5月，中美元首在北京举行会晤。这场被外界称为“特习会”的峰会，是特朗普重返白宫后，中美之间最重要的一次高层战略沟通。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17日发布 从目前公开信息来看，此次会谈并未达成类似“大交易”式成果，也没有出现足以改变国际格局的突破性协议。不过，它仍然被广泛视为近年来最重要的一次中美高层互动，因为它发生在全球局势高度不稳定的背景下：台海风险上升、中东局势紧张、全球经济承压、AI竞争加速、供应链安全化趋势持续强化。 在这样的背景下，此次峰会最核心的目标，并非“解决问题”，而是“防止失控”。那么，这次“特习会”究竟谈了什么？ 一、台湾问题：峰会中最敏感的核心议题 台湾问题是此次会谈中最重要、也最敏感的议题。 从公开报道看，中方在会谈中再次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并警告如果处理不当，可能导致严重后果。美方则继续强调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但特朗普政府在表述上明显更具“交易型”风格。 国际媒体尤其关注几个细节： 其一，美国近期部分对台军售安排被暂时延后； 其二，特朗普在部分场合中，将台湾问题更多纳入“谈判筹码”逻辑，而非传统“价值同盟”框架； 其三，台湾内部对美国安全承诺可靠性的讨论明显增加。 这些变化意味着，台湾议题正在出现一种新的战略特征：它不再只是意识形态问题，也不只是地缘政治问题，而正在越来越深地进入“交易政治”与“大国战略成本计算”框架。 对于北京而言，台湾问题依然是不可触碰的“红线”，而对于华盛顿而言，台湾则越来越成为中美整体战略博弈中的关键变量。这也意味着，未来台海问题的风险，并不一定来自单纯的军事升级，也可能来自战略误判、政策模糊与信号混乱。 二、经贸与关税：最容易形成成果的领域 相比安全与意识形态议题，经贸问题仍然是中美之间最现实、最容易达成有限合作的领域。 此次峰会中，双方重点讨论了部分关税调整、中国恢复采购美国农产品、美国农产品市场准入、双边投资协调、波音订单与制造业合作、供应链稳定等问题。 从国际经济角度看，中美双方都已经意识到“全面脱钩”的代价极高。 美国需要控制国内通胀与产业成本，中国则需要稳定外贸、资本市场与国际投资预期。对于全球市场而言，中美经济关系如果持续恶化，将进一步冲击全球供应链与金融稳定。 因此，此次峰会释放出的一个重要信号是：即使战略竞争持续，中美仍希望保留“有限经济稳定”。换句话说，双方都在尝试建立一种“竞争但不崩盘”的关系模式。 三、伊朗与中东局势：新增的重要议题 中东问题是此次峰会中一个非常明显的新变量。由于近期伊朗问题持续升温，美国希望中国利用其与伊朗的经济关系和外交影响力，对地区局势发挥稳定作用。 特朗普政府尤其担心霍尔木兹海峡风险、国际油价波动、全球能源供应冲击、中东冲突外溢。...
祛魅与觉醒：中国社会的启蒙叙事
少数启蒙者执炬破暗，更多普通人祛魅觉醒，这是当下中国最真实的思想图景。 文/唐摩崖 2026年5月16日发布 近些年，一股深沉的思想浪潮正在席卷当代中国：越来越多普通人挣脱惯性裹挟，跳出既定认知牢笼，开始审视社会运行的底层逻辑，追问权力分配与资本流动的真相。这场全民层面的认知觉醒，并非时代偶然，而是无数先知先觉者长久坚守、持续启蒙的必然结果。所谓启蒙，核心要义便是祛魅——撕开权力与资本精心编织的认知幻象，揭露其操纵大众思想、规训群体意识的底层逻辑，让蒙昧者看见真相，让盲从者学会思考。 长久以来，一套隐形的结构性秩序，构建起层层叠叠的认知壁垒。学校体系侧重合群规训，弱化独立思辨；大众媒体筛选信息导向，遮蔽完整真相；职场环境推崇顺从适配，磨灭自我判断。整个社会系统，始终在引导个体学会服从、习惯标准化、接纳既定规则，却极少传授解构社会、审视权力、洞悉财富流转的思维能力。 这套秩序的底层逻辑，是刻意让多数人陷入思想麻醉，甚至主动热爱这种沉睡。资本需要盲从者制造流量红利，权力需要顺从者维系社会稳定，二者通过舆论引导、情绪操控、信息筛选，潜移默化塑造大众认知。普通人困在“努力就能成功”的片面叙事里，困在流量热点编织的情绪陷阱里，看不见资源垄断的真相，看不懂规则制定的逻辑，在被动消耗中，沦为被操纵的群体。 启蒙者的使命，便是打破这套闭环，完成一场艰难的认知祛魅。他们拒绝迎合流量，敢于直面真相，不惧触碰尖锐的现实议题，如微信视频号“星辰”一般，以直白犀利的表达，撕开被刻意掩盖的面纱。他们拆解流量背后的资本博弈，揭露舆论背后的情绪操纵，点破财富分配的真实逻辑，把权力如何运作、资本如何收割、社会如何分层的底层真相，直白地呈现在大众面前。 他们不制造极端对立，不贩卖焦虑恐慌，而是唤醒理性与思辨：教会人们质疑既定叙事，审视热点舆论，分辨信息真伪，不再被动接受灌输的三观；引导大众建立对社会结构的敏感度，跳出个人得失，看见时代运行的规律；让普通人明白：财富的本质从不是单纯的个人努力，而是资源入口、规则分配与垄断特权的博弈。 认知祛魅，从来不是消极的阴谋论调，而是当代人最珍贵的自我救赎。当越来越多人在启蒙之下挣脱蒙昧，看清操纵的逻辑，便不会被情绪裹挟、被舆论带偏、被虚假叙事蒙蔽；当独立思考成为全民共识，盲从与狂热自然消解，社会将走向更加理性、包容、多元的新阶段。 以微光启智，以启蒙祛魅，以清醒觉醒。当代中国的思想觉醒，正是无数启蒙者前赴后继，撬动大众认知革新的时代答卷。在祛魅中看见真相，在觉醒中守住本心，既是每个普通人的成长之路，更是一个民族走向成熟的必经征程。
耿同学，撕开中国高校的学术遮羞布
导语：少数孤勇者执炬照浊，撕开象牙塔内长久遮蔽的假象，一场关于中国学术生态的祛魅与觉醒，或正由“耿同学”的打假行动拉开序幕。 作者：石敢当 2026年5月16日发布 在精英光环笼罩、层级壁垒森严的中国高校学术圈，一位“普通青年”，以一己之力搅动了整个学界的风暴。他就是全网爆红的“耿同学”，一位肄业博士生，如今专注学术打假的B站博主。他跳出学术圈层的人情闭环，拒绝与潜规则同流合污，以AI数据分析、硬核证据核验、公开透明的网络发声，专盯国内顶尖高校的所谓“权威学者”，实名曝光论文数据造假、学术不端乱象，用普通人的较真，撕开了中国高校的学术遮羞布。 在短短一个多月里，“耿同学”完成五连发实名打假，瞄准学界金字塔尖的群体，被曝光者无一不是手握行政权力、国家级人才头衔、掌控巨额科研经费的学术精英。名单清晰可查： 第一位，同济大学原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王平（国家杰青、长江学者），其《Nature》顶刊论文被核查出图片重复、实验数据失真，最终被免去院长职务、降岗处分，成为首位被正式处理的学者； 第二位，南开大学原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陈佺（国家杰青），其《Nature Cancer》论文中64组实验数据小数点后两位完全一致，违背生物实验天然随机性； 第三位，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副主任康铁邦（国家杰青、长江学者），发表于《Nature Cell Biology》的核心论文，被曝出图片挪用、数据可疑； 第四位，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院长邝栋明（国家杰青），顶刊论文存在跨图复制数据、实验图表拼接问题； 第五位，上海大学转化医学院院长苏佳灿（长江学者、国家级领军人才），最新发表于《Nature Nanotechnology》的论文，数据呈现完美等差数列排布，疑似人为编造。 五位学者，覆盖四所985/211顶尖高校，手握行政实权，拥有“杰青”、“长江学者”等国内科研领域最高荣誉，本应是严谨求真的学术标杆，却在“耿同学”通俗直白的视频拆解下，将论文里的造假套路、数据骗局暴露在公众视野。“耿同学”打破了“名校必纯粹、权威必可信”的固有认知，戳破了头衔、光环堆砌出的精英神话，让大众看清象牙塔内同样藏着权力裹挟、人情包庇、利益交换编织的学术骗局。 长久以来，中国高校的学术体系里，形成了一套隐秘的运行逻辑。职称晋升、项目申报、资源分配，与论文数量、期刊级别深度绑定，催生了“重数量、轻质量，重发表、轻求真”的泡沫生态。同行评审相互包庇，学术不端内部消化，造假行为长期隐匿于体系内部；普通学生、青年科研者迫于生存压力选择沉默，公众被名校光环蒙蔽双眼，默认高校学术天然严谨纯粹。多数人在既定规则里沉睡顺从，少数既得利益者垄断话语权，操纵学术评价体系，学术骗局因此得以长期存续。 “耿同学”的出现，打破了这套隐秘闭环。他不依附高校体制，不畏惧权威打压，不走传统举报的迂回路线，选择把所有核查过程、证据链条、分析逻辑全部公开在网络之上。他不用晦涩的学术黑话，而是用普通人能看懂的语言，拆解顶刊论文的造假套路，揭露科研领域流量至上、数据投机、权力寻租的真相。他的打假，不是针对个人的私人恩怨，而是对准了整个学术圈层的结构性弊病——当科研变成追逐名利的工具，当权威可以肆意践踏学术底线，象牙塔便不再是求真之地，而是滋生骗局的温床。 他的行动，本质上是一场深刻的认知启蒙。在此之前，大众习惯对名校、教授、精英保持盲从与敬畏，默认高校学术神圣不可质疑；“耿同学”用一次次实锤告诉世人，权威不等于正确，光环不等于真实，权力可以制造学术神话，也可以掩盖学术骗局。他唤醒了无数人对精英阶层的祛魅意识，让青年科研者敢于质疑、让公众学会审视，倒逼高校启动自查自纠，推动监管部门正视学术乱象。 更珍贵的是，他以一个人的微光，撬动了一场全民对学术生态的反思。长久以来，学术骗局被层层遮羞布掩盖，而“耿同学”撕开的，不只是五位学者的造假真相，更是整个学界积弊已久的病灶。当象牙塔的滤镜被打碎，当权力与资本操纵学术的逻辑被曝光，人们才真正明白：学术的底色应当是求真，而非逐利；高校的使命是育人，而非造神。 孤炬虽微，可照浊世。“耿同学”以一己之力，对抗盘根错节的学术利益链，撕开了中国高校的学术遮羞布。他让我们看见，在沉疴遍地的行业里，依然有坚守真相的普通人，以较真对抗虚伪，以清醒唤醒蒙昧。这场由民间发起的学术祛魅，最终能否推动中国高校褪去泡沫、回归本真，走向更加公正、纯粹、严谨的未来？坦率地讲，对此笔者并不乐观。
海外中国异议叙事如何影响国家形象认知
海外中国异议叙事凭借其“内部来源”与高冲突表达特征，往往对中国国家形象产生超比例的认知塑形作用。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14日发布 一、问题的结构：从个体叙事到国家形象 在国际传播中，国家形象并不是一个整体事实的直接投影，而是一个被不断筛选、编码与放大的认知结构。对于中国而言，海外异议叙事只是这一结构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它往往具有较高的可见性与传播密度，从而在特定语境下产生超比例影响。 所谓“海外中国异议叙事”，通常指在境外公共空间中，由具有中国背景的个体或群体所生产的、对中国政治与社会持批评或否定立场的表达。这些叙事进入国际传播系统后，并不会以“来源权重平均分布”的方式被吸收，而是依据传播机制进行再加权。因此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是否存在异议叙事”，而在于其如何被结构性放大，并参与重塑外部认知。 二、传播机制：为何少数声音具有高可见性 在现代国际传播体系中，异议叙事往往具有天然的传播优势，这种优势来自多个相互叠加的机制。 首先是“内部证词效应”。来自中国内部或具有中国身份背景的批评声音，在外部受众那里通常被赋予更高可信度。其逻辑类似于信息学中的“来源可信度加权”，即内部来源被视为更具真实性证据。 其次是媒体选择机制。国际媒体在报道中国议题时，更倾向选择具有冲突性、人物化和情绪张力的素材。系统性的结构信息（例如宏观数据、日常社会运行状态）传播成本较高，而个体化冲突叙事更容易形成新闻价值。 再次是平台传播机制。在算法驱动的信息分发环境中，高情绪强度内容往往获得更高曝光率。这使得具有强烈立场表达的异议叙事在传播链条中获得额外放大。 这些机制叠加后，形成一种结构性结果：少数高表达强度的叙事，占据了远超其数量比例的可见空间。 三、认知后果：国家形象的“加权偏移” 当异议叙事进入国际传播循环，其对国家形象的影响并非线性，而是加权性的。 第一，它强化“内部否定性证词”的解释权重。外部受众往往将“来自内部的批评”视为更高等级信息来源，从而对其他类型信息产生相对折扣。 第二，它压缩认知多样性。在高密度传播环境中，外部受众接触到的中国相关信息结构可能发生偏移，即冲突性内容占比上升，而日常性、建设性或中性内容被边缘化。 第三，它形成“代表性错觉”。部分受众可能在无意中将高可见异议声音误认为“更广泛中国社会的真实代表”，从而对整体国家形象形成结构性误判。 这种现象并不只发生在中国议题上，而是国际舆论中普遍存在的“可见性替代代表性”问题。 四、叙事竞争：多源信息体系中的权重博弈 中国国家形象在国际传播中并非仅由异议叙事构成，而是由多重信息源共同塑造，包括官方信息、商业数据、学术研究、媒体报道以及普通个体经验。 然而，这些信息源在传播结构中的权重并不均等。异议叙事之所以突出，在于其同时具备三个特征：高冲突性、高人格化、高传播适配性。 相比之下，结构性叙事（例如经济发展、社会治理或长期趋势）在传播上往往缺乏即时情绪驱动，需要更高解释成本。 因此，国家形象在国际舆论中的形成，呈现出一种非对称结构：高强度叙事主导可见性，而低强度结构性事实支撑背景认知。...
文章推介
美国拟立法，把“跨境镇压”定义为刑事犯罪
美国国会正试图将一个近年来频繁出现的政治概念——“跨境镇压”（Transnational Repression），正式写入联邦刑法。 作者：《无界传播》评论员 发表时间：2026年7月15日 7月14日，美国民主与共和两党参议员共同提出《制止跨境镇压法案》（Stop Transnational Repression Act）。根据法案内容，外国政府及其代理人在美国境内实施骚扰、威胁、施压、跟踪、恐吓等行为将被认定为“跨境镇压”，最高可面临10年刑期。 值得关注的是，参议院工作人员向媒体透露，中国7月1日实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推动该法案的重要背景之一。美国认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赋予中国政府对境外相关人员追责的法律依据，因此有必要通过新的联邦法律予以回应。 如果法案最终通过，它将不仅是一部刑事法律，更意味着美国正在将“跨境镇压”塑造成一个新的国际政治概念，并赋予其法律效力。 一、一个政治概念正在完成制度化 近年来，美国政府越来越多使用“跨境镇压”这一概念。...
中朝列车今日恢复运行，东北亚格局出现微妙变化
停运六年后，中朝国际列车重新启动，这背后有哪些战略考量？ 文/毕研韬 2026年3月12日，中朝国际客运列车在停运约六年后恢复运行。自2020年初新冠疫情爆发以来，朝鲜采取了极为严格的边境封闭政策，几乎停止所有国际客运往来。此次北京-平壤与丹东-平壤两条铁路客运线路重新开通，意味着两国之间最重要的陆路人员通道恢复运转。表面上看，这是疫情后交通秩序恢复的一项常规措施，但若从区域政治和经济结构观察，这一变化可能释放出更为复杂的信号。 一、疫情周期结束与边境政策调整 2020年以来，朝鲜长期维持高度封闭的边境管理体系，对人员流动实施严格限制。在这一阶段，跨境贸易主要依赖货运列车，客运铁路和航空航线基本停摆。 近年来，随着全球疫情风险下降，朝鲜逐渐恢复对外交通联系。此前已经恢复部分对外航班以及有限的贸易往来，而国际客运铁路的重启，则意味着边境管理进入新的阶段。铁路客运不同于零散的商务通行，它涉及稳定班次和制度化的人员流动，因此通常被视为对外开放程度的重要指标。 从治理逻辑看，铁路也是一种较为可控的开放方式。相比航空和大规模旅游，铁路客运在班次、人员结构和边境检查方面都更便于管理。因此，恢复铁路客运既能够逐步扩大人员交流，又不会对国内安全和公共卫生体系形成过大压力。 二、经济因素：恢复中朝贸易循环 在经济层面，恢复国际列车也具有明显现实意义。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是朝鲜最大的贸易伙伴。中朝边境城市之间形成了相对稳定的贸易与物流体系，其中铁路运输占据核心地位。 疫情期间，边境封锁使人员流动大幅减少，许多贸易活动受到影响。虽然货运列车仍在运行，但商务人员、技术人员和服务人员的跨境往来明显受限，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贸易效率。 客运列车恢复运行后，可以为商务谈判、技术交流和小规模经贸活动提供便利，从而改善贸易循环。对于朝鲜而言，这种人员往来有助于缓解部分经济压力；对于中国东北边境地区而言，也有利于恢复区域经济活力。 三、地缘政治背景：东北亚关系的微妙调整...
台湾探索战争传播新模式：究竟要测试什么
2026年汉光演习更像一次社会信息系统压力测试。 作者：毕研韬 发布：2026年8月11日 2026年“汉光42号”演习正在台湾展开。与以往主要关注部队机动、防御部署和联合作战能力不同，今年演习呈现出一个更加明显的趋势：战争不再被理解为单纯的军事对抗，而被放置在一个由军事、信息、通信、社会心理和公共治理共同构成的复杂环境中。 其中，首次纳入战时通信中断情境、模拟移动网络受影响，以及强化信息、情报和社会韧性测试，使这场演习具有了一层新的含义：台湾正在探索一种类似俄乌战争之后形成的“战争传播模式”，即通过传播体系、信息网络和社会动员能力影响战争进程。 那么，汉光演习究竟想测试什么？表面上看，是测试军队如何应对冲突；更深层看，则是在测试一个社会如何在高度不确定的信息环境中维持认知稳定。 一、从“军事演习”到“传播演习” 传统军事演习关注的是指挥体系、兵力部署和战术行动。但近年来，战争形态发生明显变化。海湾战争展示了实时媒体与精确打击结合的新模式，科索沃战争强化了国际舆论和政治传播的重要性，而俄乌战争则进一步证明，战争胜负不仅取决于战场控制，也取决于谁能够更有效地解释战争、组织支持和塑造国际认知。 俄乌战争中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战争传播成为战略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乌克兰通过总统视频讲话、社交媒体传播、国际媒体互动以及民间数字网络，持续向国内外受众传递“抵抗”“正当性”和“国际支持”等叙事。与此同时，俄罗斯也通过自身媒体体系和信息渠道展开竞争。 在这一背景下，台湾近年来不断强调“全社会防卫韧性”，其内涵已经超越军事领域，涉及政府、媒体、民众、企业和基础设施的整体应变能力。2026年汉光42号演习的设计，也体现出这种变化。此次演习不仅进行军事科目训练，还将灰色地带压力、多领域威胁和社会系统应对纳入考虑。 换言之，台湾测试的不只是“能不能打”，还包括“在冲突环境中能不能保持信息流动、社会秩序和国际支持”。 测试一：通信中断后的信息韧性...
海南自贸港周边传播研究中心25日正式启动
8月25日，海南自贸港周边传播研究中心正式启动，由此海南省国际传播研究领域新增一支生力军。 作者：毕研韬 发布：2026年8月26日 海南自贸港周边传播研究中心由中国外文局亚太传播中心、北京大学周边传播研究中心和海南日报报业集团三方共建，由海南日报报业集团新闻研究所、《南海传播》编辑部、海南国际传播中心负责日常运营。 这种由新闻媒体参与共建并承担日常运营的模式，与党政机关在高校设立科研机构、由高校负责运营的模式相比具有明显优势。 前者将日常运营置于媒体体系之内，媒体可以对人员配置、资源投入、项目运行和成果产出进行较为及时的评估和调整，因而具有较强的过程控制能力。同时，媒体在选择高校共建负责人时，通常更注重其专业背景，因此一般会由相关领域的权威学者领导研究工作。 相比之下，党政机关在高校设立共建机构，往往由校领导或学院负责人担任机构负责人。如果负责人并非该领域权威专家，那么真正的专家就可能被边缘化。与此同时，党政机关投入资源后，对机构内部的日常运行、人员使用和成果生产缺乏实时掌握和调整机制。因此，这类共建机构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周边传播是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陆地教授提出的本土原创传播学理论，狭义指国家边界两侧的双向信息活动，广义指各类主体与周遭对象的信息交互。周边传播秉持近似易通、周边优先、由近及远的逻辑，重视民间、民生、民俗传播，强调双向互惠，为周边外交与对外传播提供本土理论支持。
毕研韬教授受聘为海南自贸港周边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
作者：周明阳 发布：2026年8月25日 8月25日，海南自贸港周边传播研究中心在海口正式启动，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毕研韬教授受聘为该中心特聘研究员。 海南自贸港周边传播研究中心由中国外文局亚太传播中心、北京大学周边传播研究中心、海南日报报业集团三方共建，依托海南日报报业集团新闻研究所、《南海传播》编辑部、海南国际传播中心开展日常运营。 中心将立足海南自贸港区位优势，深耕周边传播理论研究、实践创新和智库服务，为推动海南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交流合作提供智力支持。 周边传播是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陆地教授提出的本土原创传播学理论，狭义指国家边界两侧的双向信息活动，广义指各类主体与周遭对象的信息交互。周边传播秉持近似易通、周边优先、由近及远的逻辑，重视民间、民生、民俗传播，强调双向互惠，为周边外交与对外传播提供本土理论支持。
追忆：毕研韬教授拜访第十七世噶玛巴（大宝法王）
2015年10月20日，毕研韬教授在印度达拉萨拉近郊的上密院(Gyuto Tantric University)拜访了第十七世噶玛巴邬金钦列多杰。噶玛巴（又称“大宝法王”）是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最高宗教领袖、楚布寺住持。 在会见中，大巴法王关切地询问了毕教授的近况，耐心回答了毕教授的问题。大宝法王还向毕教授赠送了礼物，并题写了祝词。 第十七世噶玛巴大宝法王拥有广泛的国际信徒群体，其宗教造诣和人格魅力赢得了无数信徒的爱戴与追随。 2017年1月，第十七世噶玛巴离开印度前往欧美访问，之后一直未返回印度，引发外界诸多猜测。他的未来动向备受相关方面关注，牵动着广大信徒的心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