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牙利新一届政府宣布将大规模改革现有媒体体系,并建立一个独立的公共服务广播机构。 文/林澈言 匈牙利新当选总理彼得·马扎尔(Péter Magyar)及其领导的“蒂萨党”(Tisza Party)宣布,将对国家媒体体系实施大规模改革。该党在2026年4月12日议会选举中以压倒性优势胜出、斩获三分之二绝对多数席位。马扎尔预计5月中旬前完成内阁组建工作,并已将重组国家控制的广播体系列为组阁前的优先事项。 此次改革计划的核心内容包括:暂时中止匈牙利公共媒体机构的新闻播出,同时通过新立法恢复媒体真正的独立性。马扎尔本周在国家广播与电视节目中明确表示,现行媒体体系无异于一座“谎言工厂”和“宣传机器”,其服务对象是前政府,而非广大公众的利益。 改革动机:重塑信任,对接民主标准 此次媒体改革的主要动因,是拆解这套长期以来备受国内外批评、被认为是欧盟内部“媒体被俘获”最严重的体系之一。在欧尔班政府执政期间,由匈牙利公共媒体服务与支持基金(MTVA)运营的多家电视台、广播电台及国家通讯社MTI,实际上已成为亲执政党青民盟(Fidesz)的传播喉舌。 批评人士指出,该体系长期以来对反对派声音的曝光度极为有限,持续传播政府主导的叙事,还被指存在明显偏见、散布阴谋论,并对欧盟及独立新闻机构持敌对态度。 马扎尔政府认为,这种状况不仅削弱了公众对媒体的信任,损害了新闻自由,更阻碍了匈牙利与欧洲民主价值体系的对接。因此,媒体改革被纳入更广泛的政治议程,与反腐行动、强化司法独立、解锁被冻结的欧盟资金等举措同步推进。 新政府希望通过优先保障媒体自由,重建多元表达机制,确保新闻报道的中立性,最终建立一个能够“向全体匈牙利人传递真实信息”的媒体体系。 国际新闻自由组织对此次改革表示欢迎,同时也呼吁,改革必须在透明、法治的框架内推进,并与媒体各方利益相关者进行充分协商。 预期的媒体体系重构路径 此次媒体改革预计将在新政府上任后分阶段逐步推进,具体路径如下: 新闻服务临时中止:公共电视台、广播电台及MTI通讯社的新闻节目将暂时停播,直至建立起“具备客观、独立报道专业条件”的运营体系。此次停播被定义为制度性重置,而非永久性审查。 搭建新的法律与制度框架:议会将审议通过新的媒体法,并设立独立的媒体管理机构或委员会。同时,将引入多党监督机制(涵盖所有议会政党代表),对媒体运营进行监督,确保报道的平衡性及反对派的表达权。 对标“BBC标准”,推动公共媒体独立化:改革的核心目标是将现有媒体转型为真正的公共服务广播机构,其专业性与独立性达到或接近英国广播公司(BBC)的标准。目前公共媒体每年约1540亿福林的预算可能会重新评估,同时被指控存在政治性干预的国家广告投放行为也将彻底终止。 这些举措的核心目的,是使匈牙利媒体体系与欧盟《欧洲媒体自由法》(European Media Freedom Act)保持一致,从制度上防范未来再次出现媒体被政治力量“俘获”的情况。 国家媒体与公共媒体的核心区别 本次改革的关键,在于厘清国家媒体与公共服务媒体之间的制度差异,具体区分如下:...
2026-04-17文/顾明川 近日,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在2026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调剂环节出现严重操作失误,引发舆论广泛关注与考生强烈不满,事件已引起海南省教育厅介入调查。截至4月17日,事件核心处理进展已明确,但校方仍未发布正式官方通报。 事件核心时间线与细节 4月8日: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调剂服务系统开放,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启动美术与书法(135600)专业调剂工作,该专业本轮计划调剂名额仅为6个。 4月9日中午:学院通过研招网系统,向12名考生发送调剂复试通知,要求 4 小时内确认,并明确4月11日资格审查、4月12日正式复试。 4月9日-10日:12名考生全部确认复试资格,多人已连夜预订机票、高铁及酒店,跨越千里抵达海口,部分考生已入住学校附近酒店并加入学院官方复试群,提交审查材料。多名考生证实,学院曾多次电话确认考生能否按时到场。 4月10日深夜(复试前夕):学院在复试群内紧急通知,因工作失误,此前发送的12份复试通知全部作废,单方面取消所有考生复试资格。学院初步解释为未严格执行“政治+英语合计不低于137分”的内部分数线,但该标准事前未公示。 4月11日晚:受害考生在社交平台集体发声,曝光遭遇,事件迅速发酵。考生反映,多次与学院沟通均获模糊回应,无明确解决方案。此时全国考研调剂系统已近关闭,考生错失其他调剂机会,面临“无学可上”困境。 4月13日:海南省教育厅高等教育处公开回应,确认事件确系学校方面原因,已介入并与校方沟通,将结合考生诉求推进解决方案。同日,海南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对媒体表示,问题 “已经处理”,涉事 12 名考生将”正常进入复试调剂环节”。 4月14日-17日:据多方信源及考生反馈,校方已为12名考生重新开放复试通道,安排专项复试流程。学院以“工作失误”为由致歉,提出报销考生部分交通、住宿费用,但未公布完整补偿方案与责任认定结果。截至目前,海南大学及学院未发布任何正式、统一的官方情况通报与调查结论。 事件影响与争议焦点 此次失误造成考生多重损失:经济上,多人已支出数千元交通、住宿费用;机会上,为参加海大复试主动放弃其他院校机会,调剂窗口期关闭后已无退路;精神上,从“上岸曙光”骤降至资格作废,备考努力濒临付诸东流。 事件暴露出高校招生流程的多重漏洞:调剂名额(6人)与发放复试通知数(12人)严重不匹配;关键分数线未公示;复试通知发放与撤回操作极不严谨;事后初期回应推诿、缺乏诚意。有考生质疑该校存在“养鱼式调剂”,长期锁定志愿却不处理。 目前,事件已从单一操作失误,升级为对高校招生规范性、诚信度与治理能力的公共检视。在教育主管部门督办下,考生复试资格已获恢复,但完整补偿、责任人追责、制度整改等后续信息仍未公开披露。 这一事件于4月11日晚网络曝光,截至现在(北京时间4月17日20时),官方仍未发布公开通报,实属罕见。这或成为研究中国高校研究生招生以及舆论管理的经典案例。
2026-04-17在“去风险”成为政策共识的背景下,德国对华投资却同比增长超50%。这一现象在政策话语与企业行为之间形成了张力,成为近期国际舆论关注的一个焦点。 文/毕研韬 一、数据与口径:一项“显著增长”的形成 根据德国经济研究所(IW)等机构发布的数据,2025年德国对华新增直接投资约为70亿欧元,较2024年的约45亿欧元增长约50%。这一增幅不仅明显高于过去数年的平均水平,也使2025年成为近年来德国对华投资最为活跃的年份之一。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增长”指的是年度新增投资(即流量),而非累计投资规模(存量)。不同机构在具体数值上存在小幅差异,但对“显著增长”的判断基本一致。 二、结构变化:从资本输入到利润再投资 进一步观察可以发现:新增投资中,相当部分来自德国企业在华子公司的利润再投资。根据德意志联邦银行(Deutsche Bundesbank)及相关研究机构的分析,近年来德国对华直接投资中,再投资收益所占比重持续上升。这意味着,德国企业在华业务已由早期的资本投入阶段,逐步转向以本地盈利支持扩张的阶段。换言之,中国市场在部分德资企业体系中,已成为可以独立运转的利润中心。 三、投资逻辑转变:从“进入市场”到“在地运营” 与此同时,企业投资逻辑也在发生变化。以汽车、化工和机械制造为代表的行业,正逐步强化“在中国,为中国”的运营模式。这一模式强调本地生产、本地研发以及服务本地市场,其直接动因之一,是应对全球贸易环境不确定性上升所带来的外部冲击。 近年来,包括美国贸易政策调整、技术出口限制以及供应链安全议题升温在内的一系列变化,使跨区域经营的不确定性显著增加。在此背景下,将部分关键环节“本地化”,成为跨国企业降低风险的一种现实选择。 四、驱动因素:多重机制的叠加 这种变化并不意味着企业忽视风险,反而体现出风险管理方式的调整。从公开研究来看,所谓“去风险”,在企业层面并未简单表现为资本撤出,而更多转化为区域内再配置。 正如欧盟委员会在相关文件中所强调的,“去风险”并不等同于“脱钩”(decoupling),其目标是降低单一依赖带来的系统性风险。在这一政策语境下,企业更倾向于在关键市场内部建立更完整的运营体系,以增强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 从更具体层面看,这一投资增长至少由三类因素共同驱动:一是中国市场规模与产业体系所提供的基础吸引力;二是全球贸易与政策环境不确定性上升所带来的外部压力;三是企业在多区域之间进行风险分散与资源再配置的现实需要。 五、舆论分化:三种解释路径 围绕德国对华投资增长,国际舆论大致形成了三种不同解释路径。 第一种观点强调市场因素,认为中国市场规模与产业体系具有吸引力,投资增长反映了企业对其长期潜力的认可。这一解释在部分商界报告中较为常见。 第二种观点则更为谨慎,认为德国企业在供应链与市场层面对中国存在较强依赖,投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为路径依赖的延续。这一看法在部分政策研究机构与媒体评论中有所体现。 相较之下,越来越多分析倾向于第三种解释,即将这一现象理解为风险与资源的再配置结果。在这一框架中,企业在多重不确定性条件下,对不同区域的生产、供应链与市场功能进行重新分配。中国之所以在这一过程中获得更多投资,部分原因在于其产业体系完整、市场规模稳定,以及在特定领域具备较高的运行可预期性。 六、政策话语与企业行为:一组值得关注的张力 从更宏观角度看,这一趋势反映出政策话语与企业行为之间的结构性差异。政策层面强调的是系统性安全与风险分散,而企业层面则更关注具体运营中的成本、效率与可控性。在全球经济环境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这两种逻辑并不必然一致,也不构成简单对立。 在全球经济秩序持续调整、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双边经贸关系更需要从长期视角加以审视。无论政策环境如何变化,企业与市场之间的联系已具有相当深度,因此有必要以理性、审慎的方式对待双边经贸往来,保持基本的稳定与可预期性,推动形成更具持续性的合作格局。这是我个人的真诚愿望。
2026-04-15一套新的规则正在成形,中国企业正逐步被挡在欧洲关键技术与工程项目之外。 文/毕研韬 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欧盟对外经济与科技合作总体保持开放姿态,中国企业和科研机构广泛参与欧洲市场与科研网络。然而,近两年欧盟在科研、产业与基础设施等多个层面持续调整规则,对中国的参与空间进行结构性收紧。这一变化并非单一政策所致,而是通过不同制度工具叠加形成的一种系统性趋势。 三项关键机制:科研、产业与工程的制度收紧 当前欧盟针对关键领域的政策调整,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 首先,是欧盟旗舰科研计划“地平线欧洲”(Horizon Europe)。该计划覆盖2021年至2027年,总预算约955亿欧元,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公共科研资助体系之一,涉及基础研究、技术研发与创新转化等多个环节。 其次,是欧盟委员会提出的“工业加速法案”(Industrial Accelerator Act,IAA)。该法案主要面向新能源、电池、储能、电网设备等战略性产业,目标是提升欧洲本土制造能力,减少对外依赖。 第三,是围绕关键基础设施逐步形成的一整套安全与监管机制,涵盖5G通信网络、电力系统、数字基础设施以及关键数据系统。这一部分并非单一立法,而是通过外资审查、供应链安全标准、网络安全政策等多项措施共同构成。 这三类机制分别对应科研合作、产业发展与工程实施三个层面,共同构成当前欧盟对外经济技术政策调整的基本框架,都深度影响中国企业在欧洲的发展空间。 科研领域:从开放网络到“选择性合作” 在“地平线欧洲”框架下,欧盟对外合作采取“关联国”与“非关联国”的分层机制。中国并未获得类似部分欧洲国家那样的“完全关联”地位,其参与需逐项审批。 更为关键的是,欧盟在该计划中引入了明确的“敏感技术”划分,对部分领域实行限制性准入。这些领域主要包括人工智能、半导体与先进计算、量子技术以及通信网络等。 在这些方向上,中国科研机构往往难以参与核心项目,尤其是在涉及关键技术路径与数据资源的项目中,排除性更为明显。相对而言,在气候变化、生态保护、农业等公共性较强领域,合作仍然存在,但通常局限于非核心环节。 这一变化意味着,科研合作正在从以学术开放为基础的网络结构,转向以安全与竞争为导向的分层结构。知识流动不再完全依赖学术共同体内部规则,而日益受到政策边界的约束。 产业与能源项目:制度构建中的“预期性限制” “工业加速法案”目前仍处于立法进程之中,但其政策方向已较为明确。 该法案重点针对新能源与工业制造领域,提出一系列可能影响外部企业参与的制度安排,包括: 一是强化本地化要求,例如在生产、供应链布局及就业方面提高欧盟本土占比; 二是在公共采购中设置倾向性规则,优先支持欧洲企业; 三是引入附加审查机制,对来自特定国家的企业进行更严格评估。...
2026-04-14北约将中国界定为“系统性挑战”,在中文语境中极易被误读,需置于历史语境中辨析。 文/毕研韬 一、一个容易被误读的关键词 近年来,北约在其官方文件中,将中国界定为“系统性挑战”(systemic challenges)。在中文语境中,这个定性往往被直观理解为较为负面甚至对立。在中国读者眼中,“挑战”通常带有明显的对抗意味,而“系统性”则强化了这种全面性压力的感受。 故而。如果仅从字面理解,就很容易产生偏差。事实上,这一概念并非情绪性表达,而是一个具有明确政策含义的术语。要准确把握其意义,需要回到其原始语境,而非仅凭直觉翻译。 二、一个逐步演变的过程 北约对中国的定性,经历了一个逐步变化的过程。 在较早阶段,北约文件中几乎不涉及中国,关注重点长期集中在欧洲安全与俄罗斯问题。到2019年伦敦峰会,北约首次正式提及中国,但语气相对克制,仅表示中国带来了“机遇与挑战”,尚未形成明确负面定性。 到2021年布鲁塞尔峰会,表述发生重要变化,北约开始使用“系统性挑战”这一概念。2022年发布的《战略概念》则正式确立这一表述,将其上升为联盟层面的共识性判断。 三、为何发生变化:三重结构性原因 这一表述变化并非偶然,而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 首先,是中国自身发展带来的“外部感知变化”。随着中国经济规模扩大、技术能力提升以及在全球事务中参与度提高,其影响力已不再局限于区域层面,而开始在技术标准、供应链结构和国际规则等方面产生更广泛影响。这种“跨体系影响力”,是“系统性”一词的重要来源。 其次,是安全议题本身的扩展。特别是在俄乌战争之后,北约对安全的理解从传统军事领域,扩展至科技、能源、网络与基础设施等多个维度。在这种“广义安全”框架下,中国自然被纳入观察与评估范围。 再次,是联盟内部协调的需要。北约成员国对中国的看法存在差异:部分国家更强调经济合作,部分国家更关注安全风险。“系统性挑战”作为一种中间性表述,既能体现警惕,又避免使用“威胁”或“敌人”等更具对抗性的词汇,从而成为一种可被多数成员接受的折中方案。 四、从文件出发:北约的正式定性 在北约2022年发布的《战略概念》中,中国被明确描述为“对联盟利益、安全与价值构成系统性挑战”。这是目前最权威、最具代表性的表述。 这一表述有三个关键特征。首先,它使用的是“挑战”(challenge),而非“威胁”(threat)或“敌人”(enemy);其次,“系统性”强调影响的层级,即不仅限于军事领域,而是涉及技术、经济、制度等多个层面;第三,表述为复数形式“challenges”,意味着问题是多维度的,而非单一冲突。 因此,这一定性本身就具有“非单一对抗”的特征,更接近一种结构性判断。 五、语义差异:同一个词,不同温度 问题的关键在于,“systemic challenge”在英语政策语境中的含义,与中文语境下的“系统性挑战”情绪温度并不一致。 在西方政策语言中,“challenge”通常位于一个梯度之中:低于“威胁”,高于一般“竞争”。它意味着一种需要应对的压力,但并不自动指向对抗。而“systemic”强调这种压力存在于规则、技术、供应链、安全等体系层面。...
2026-04-14科研合作不再只是学术事务,而被明确纳入国家安全架构。 文/毕研韬 2026年4月,美国国会围绕对华科技竞争释放出一项新的政策信号:美国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向高校施压,要求进一步强化对涉华科研合作的内部审查机制,其中包括完善内部报告与监督渠道。这一动向迅速引起学术界关注。它表明,中美科技竞争正在进入一个更为细致、也更具制度约束力的阶段——科研合作不再只是学术事务,而被明确纳入国家安全架构。 从政策限制到内部合规 回顾过去数年,美国对中美科研合作的政策重点,主要体现在“政策限制”。通过出口管制、实体清单以及签证审查等手段,对特定机构与人员设定合作边界,其核心目标在于防止关键技术外流。 此次变化的关键在于,监管方式开始发生转向:不再仅依赖政府层面的限制措施,而是逐步延伸至高校和科研机构内部。在新的政策压力下,大学需要建立更为系统的合规框架,对科研合作进行持续性审查,并对潜在风险进行内部识别和报告。 这种转变意味着,科研活动的运行逻辑正在发生调整。合作关系不再只依据学术价值来判断,同时也需要接受安全视角的审视。 内部监督机制的引入及其影响 在企业和金融领域,内部报告机制早已是常见的治理工具,其主要功能是弥补外部监管的信息不足。如今,这类机制被引入科研治理体系,其影响具有明显的外溢性。 首先,它改变了科研合作的基本环境。学术共同体长期依赖开放交流与相互信任,而内部监督机制的强化,使合作关系中增加了合规与风险评估的维度。这种变化,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跨机构、跨国合作的稳定性。 其次,“风险”的界定趋于扩大。在国家安全框架下,风险不仅限于明确违规行为,还可能涉及技术扩散、合作背景以及资金来源等因素。这种不确定性,使科研人员在实际决策中更加谨慎,部分敏感领域的合作可能因此减少。 再次,个体在科研治理中的责任有所上升。在新的制度安排下,研究人员既是科研活动的参与者,也需要承担相应的合规义务。这一变化,会对科研行为产生持续影响。 科研安全化的深层逻辑 上述变化并非临时性调整,而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 其一,科技竞争的战略地位显著提升。人工智能、半导体、生物技术等关键领域,已成为国家竞争的重要支点。在这一背景下,科研活动被赋予更强的战略属性。 其二,国家安全边界不断外延。过去主要集中在军事和情报领域的安全逻辑,正在延伸至教育、科研和技术创新体系。这一变化,使科研合作不可避免地被纳入安全评估。 其三,制度逻辑的转移。内部报告与合规机制原本服务于企业与金融监管,现在引入科研领域,就将科研纳入国家安全与战略竞争的治理体系。这标志着知识生产方式正在从开放合作走向制度化约束。 对中国留学生的现实影响 这一变化不仅影响机构层面的合作,也会对中国赴美留学生产生直接影响。 首先,学术环境的不确定性有所上升。在审查机制强化的背景下,一些研究方向,特别是高技术领域,可能被视为敏感,从而影响选题与合作安排。 其次,身份因素的重要性有所提高。中国留学生在参与科研项目时,可能面临更为严格的背景审查,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学习与研究过程中的不确定性。 再次,留学决策的考量因素正在变化。除教育资源与学术水平外,政策环境、科研自由度以及职业发展预期,正成为新的重要变量。部分中国学生可能因此调整留学目的地,从而对全球人才流动产生影响。 中美科研关系的可能走向...
2026-04-13近32个北约成员国大使集体访问日本,这一罕见行动本身,已成为观察北约战略外溢与安全结构重塑的一个关键信号。 文/毕研韬 一、接近“全员出动”的特殊外交安排 近期,一项颇为罕见的外交安排引发全球关注:约30个北约成员国大使将以代表团形式集体访问日本。需要强调的是,此次出访主体是常驻北约总部布鲁塞尔的各成员国大使。这一身份意味着,他们直接参与北约日常决策协调,是北约运作的关键节点。 从数量上看,北约目前共有32个成员国。尽管公开报道多使用“约30国”的表述,但结合“几乎全部成员参与”的信息,此次访问很可能是32位大使“全员出访”。在北约历史上,全员集体外访并不常见,其性质已明显超出礼节性交流,更接近一次带有组织属性的集体行动。 在传统外交实践中,大使通常以国家为单位展开活动,而此次以北约框架下的大使整体出访,说明相关议题已经上升为北约层面的共同关切。这种集体行动,往往既是对外沟通,也是对内整合,其核心功能在于通过实地接触,形成更加一致的认知基础。 此次集体访日,至少释放三重重要信号。 二、第一重信号:北约议题正在“外溢”至印太 长期以来,北约被视为以欧洲安全为核心的军事同盟。但近年来,其关注范围持续扩展,特别是在俄乌战争之后,北约逐步将安全议题延伸至更广泛领域,包括供应链安全、关键技术、网络空间以及基础设施韧性等。 这些议题本身具有明显的跨区域属性,使北约难以再局限于传统地理边界。在这一背景下,日本作为印太地区的重要经济体与技术大国,成为北约对接相关议题的关键接口。此次集体访日,可以被理解为北约将其安全议程向印太延伸的一次具体实践。 这一变化的关键不在于地理扩张,而在于功能扩展。北约正在从一个以区域防御为主的组织,逐步转向一个围绕“广义安全”展开的多议题平台。换言之,从“地理北约”变迁为跨区域的“议题北约”。 三、第二重信号:对华认知趋于北约层面对齐 近年来,北约在其战略文件中,已将中国界定为“系统性挑战”。这一表述标志着,对华认知正在从个别国家的政策判断,逐步转向联盟层面的结构性共识。 日本在多个关键议题上与北约主要成员国存在较高一致性,包括技术安全、供应链调整以及海洋安全等。因此,此次大使集体访日,很可能承担着认知对齐的重要功能。 具体而言,这一过程至少涉及三个层面:首先是问题定义,即如何界定风险与挑战;其次是经验借鉴,通过观察日本的政策路径获取操作层面的参考;再次是预期形成,即为未来可能的政策协同奠定基础。 这种以集体方式推进的认知整合,本质上是在构建一种联盟内部的共同解释框架。 四、第三重信号:网络化安全结构正在形成 值得注意的是,北约并未在制度上扩展至印太地区,也未与日本建立类似条约同盟关系。但在实际运作中,一种更为灵活的安全合作模式正在逐步显现。 这种模式不依赖正式成员资格,也不触发集体防御条款,而是通过议题合作、政策协调与信息共享形成实际联动。可以将其理解为一种“网络化安全架构”,相较于传统军事同盟,这种结构更加松散,但也更具适应性。 在这一体系中,日本的角色尤为关键。它不仅是参与者,更是连接欧洲安全体系与印太安全议程的重要节点。此次集体访问,本质上是在强化这一节点的功能,使其在跨区域安全合作中发挥更大作用。 五、结语:从一次访问看结构性变化 如果仅从表层观察,这是一场规模较大的外交访问,但从结构层面分析,其意义更为深远。它反映出北约正在从以地理范围界定的组织,转向以议题为驱动的平台,也显示出联盟内部正通过集体行动强化认知一致性,并为未来政策协调积累条件。 更重要的是,这种变化并非通过正式条约或公开宣示完成,而是通过一系列看似技术性的互动逐步推进。因此,此次约30国大使——很可能接近32国全员——集体访日,与其说是一项单一外交事件,不如说是一个结构性转型的具体体现。...
2026-04-13当西方再次用“冲击”来定义中国时,我们或许更需要追问:被改变的,究竟是现实,还是对现实的理解方式? 文/毕研韬 2026年2月,美国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在报告中抛出一个论断:随着中国产业持续升级,美国正面临一轮“空前”冲击。这一说法迅速引发政策与舆论界广泛讨论。 那么,这种所谓的“冲击”究竟指什么?它从何而来?又为何在当下被再次强调? “China Shock”:一个在中国被忽略的概念 在西方政策与学术语境中,“China Shock”(中国冲击)这一概念大致在2010年代初形成,主要源于David Autor、David Dorn、Gordon Hanson等经济学家的研究。 他们试图解答一个问题:中国加入全球贸易体系后,对美国本土产业和就业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他们的解释路径清晰明了:中国制造业在短时间内迅速扩张,大量产品涌入美国市场,对美国部分行业形成了价格和规模上的双重竞争压力。一些依赖传统制造业的地区,出现了就业岗位减少、产业规模收缩等现象。 “China Shock”提供了一种高度简化且具有较强解释力的叙事方式,因此被广泛接受并传播开来。 从“1.0”到“2.0”:冲击内涵的演变 如今,美国国会报告中所提及的“冲击”,已与十多年前的“China Shock”大不相同。 过去,相关讨论主要聚焦于低端制造业领域,如纺织、家具、家电等行业,核心焦点在于就业岗位流失和产业空心化问题。 当下的“China Shock 2.0”,指向的是一种全新局面:中国在新能源、电动汽车、高端制造等领域的快速发展,使得竞争层面从“成本竞争”转向“技术与体系竞争”。现在不仅冲击普通工人和地方产业,还冲击产业链控制力乃至国家竞争力。 这一变化意味着一个重要转向:原本属于经济范畴的竞争,正被重新解读为更具战略性质的问题。 “冲击”话语的构建逻辑...
2026-04-12政府是市场秩序的唯一责任人。 文/石敢当 中国网络营销领域的“坑”,从来不是偶发的行业乱象,而是根深蒂固的系统性问题。多数评论停留在罗列“坑”的表现、泛谈治理方向,却未点透核心:网络营销的“坑”,本质是“利益至上”导向下,平台、商家、政府三方权责失衡,缺乏有效约束机制的必然结果。 一、网络营销的“坑”,核心是“欺骗式收割”的利益闭环 当下网络营销的各类“坑”,看似五花八门,实则围绕“流量变现”形成了完整的利益闭环,所有套路的核心都是“欺骗式收割”,而非单纯的“营销不当”,这也是其屡禁不止的关键所在。 其一,信息失真不是“过度包装”,而是“刻意造假”。直播带货中“假测评”“假销量”“假功效”,短视频里“剧本式对比”“剪辑式证明”,本质上是商家与内容创作者合谋的欺骗行为——不是为了展示产品价值,而是为了通过虚假信息,诱导消费者冲动下单。这种行为早已超越“营销夸张”的范畴,涉嫌虚假宣传,却因隐蔽性强、取证困难,成为行业常态。 其二,价格不透明不是“规则复杂”,而是“刻意设局”。“先涨后降”“满减叠加”“隐性消费”等套路,核心目的不是让利消费者,而是通过混淆价格认知,制造“捡便宜”的假象,本质是利用信息差进行价格欺诈。更关键的是,这种设局往往得到平台默许,甚至平台会主动配合设置“限时”“限量”等机制,倒逼消费者仓促决策,共同分食利益蛋糕。 其三,售后断裂不是“责任模糊”,而是“刻意推诿”。交易完成后,平台以“只是中介”为由撇清责任,商家以“已发货”为由拒绝售后,服务方以“与己无关”为由逃避义务,本质上是三方提前达成的“责任豁免”默契——只追求前端转化,不承担后端责任,将维权成本完全转嫁给消费者,形成“收割即脱身”的闭环。 至于流量驱动的情绪化营销,不过是这套闭环的“工具”——用情绪替代理性,用噱头替代事实,本质是为了降低欺骗门槛,让消费者在失去判断能力的情况下,进入预设的“坑”中。 二、关键症结:三方权责失衡,约束机制形同虚设 网络营销“坑”的泛滥,核心症结不在于个体商家的道德缺失,而在于平台、商家、监管三方的权责严重失衡,且缺乏能够有效制约各方的机制,导致“欺骗式收割”的成本极低、收益极高。 核心症结一:平台的“双重角色”冲突,沦为“坑”的推手。平台既是市场秩序的维护者,更是流量变现的受益者,这种双重角色的冲突,让其必然偏向自身利益。一方面,平台通过算法将高刺激、高转化的“坑式营销”内容推给用户,获取高额广告收入和佣金;另一方面,对商家的虚假宣传、价格欺诈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为其提供技术支持(如虚假销量统计、流量投放)。平台的纵容,是“坑”持续存在的关键推手——没有平台的默许,多数“坑式营销”根本无法触达海量用户。 核心症结二:商家的“违法成本过低”,陷入“劣币驱逐良币”。对于商家而言,虚假宣传、价格欺诈的违法成本,远低于其通过“坑式营销”获得的收益。即便被查处,大多只是罚款了事,且罚款金额远低于其非法所得,难以形成有效震慑;而诚信经营的商家,因不搞噱头、不玩套路,反而难以获得流量,被迫要么跟风“挖坑”,要么被市场淘汰。这种“违法收益>违法成本”的失衡,让越来越多商家陷入“收割为荣”的畸形认知。 核心症结三:监管的“适配性不足+执行不到位”,是乱象泛滥的根本诱因——必须明确的是,政府是网络营销市场秩序的真正责任人。一方面,监管规则更新滞后于营销业态迭代,对于“算法诱导”“软广嵌入”“剧本式营销”等新型“坑”,缺乏明确的法律界定和执法标准;另一方面,监管力量投入不足、执行力度疲软,面对海量的网络营销乱象,难以实现全面覆盖、快速查处,导致很多“坑”即便被曝光,也能逃避处罚、卷土重来。更值得警惕的是,若政府监管长期不力,任由营销乱象肆意滋生,持续损害广大消费者的合法利益,最终必将彻底伤害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动摇政府公信力的根基。 此外,信息不对称的放大、行业自律的缺失,不过是上述核心症结的衍生问题——若三方权责平衡、约束到位,信息不对称可以通过平台公示、监管要求弥补,行业自律也会在明确的规则约束下逐步建立。 三、发达国家的核心经验:抓准“权责绑定”,强化“成本震慑” 发达经济体对网络营销乱象的治理,核心不是“多管齐下”,而是抓准“权责绑定”和“成本震慑”两个关键,这也是其治理有效的核心所在,值得我国借鉴(而非复制)。 第一,明确平台“第一责任人”权责,杜绝其“甩锅”。多数发达国家通过立法,明确平台对平台内营销行为的“连带责任”——只要平台内出现虚假宣传、价格欺诈等乱象,无论平台是否“知情”,都需承担相应责任,包括高额罚款、暂停运营甚至吊销资质。这种“权责绑定”,倒逼平台主动加强审核,从源头遏制“坑式营销”,而非被动适配流量逻辑。 第二,提高商家违法成本,形成“不敢坑”的震慑。发达国家对虚假营销的处罚,不仅是高额罚款,更会纳入企业信用档案,影响其后续经营、融资,甚至追究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同时,建立集体诉讼机制,让消费者可以低成本联合维权,让商家为“挖坑”付出远超收益的代价。 第三,监管“精准发力”,适配业态迭代。一方面,建立监管与平台的联动机制,要求平台实时上报高风险营销内容,实现“早发现、早查处”;另一方面,针对新型营销业态,及时更新监管规则,明确法律边界,避免“监管空白”。这种“精准监管”,既避免了过度干预市场,又能有效打击核心乱象。 这些经验的核心,不是“多主体治理”,而是“权责清晰、成本可控”——让每一方都承担起应有的责任,让“挖坑”的成本远高于收益,才能从根本上遏制乱象。 四、破解“坑”的关键,是打破利益闭环,重构权责平衡 综上,中国网络营销的“坑”,关键不是“营销方式不当”,而是“利益至上”导向下,平台、商家、监管三方权责失衡,形成了“欺骗式收割”的利益闭环,且缺乏有效约束机制。...
2026-04-11导语:当国际舆论场的竞争从“谁在发声”转向“谁在组织发声”,影响力的生成逻辑也随之改变。资金、网络与议题设置,正在成为新的认知基础设施。 文/毕研韬 一、从资助到叙事:一种嵌入式影响路径 作为由美国国会拨款支持的机构,美国民主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简称NED)长期通过资助全球各地的媒体、研究机构和社会组织,参与信息生产过程。与传统公共外交直接输出立场不同,这一机制更具“嵌入性”:它依托本土主体,在目标国社会内部生成内容与观点。 这种路径的关键,不在于形成统一声音,而在于影响认知的生成方式。其基本逻辑可以概括为三个环节:首先,通过选择议题,决定哪些问题进入公共讨论;其次,通过研究与报道,塑造解释框架;最后,借助跨国网络,将相关内容扩散至更广泛受众。 其结果,是外部影响不再以“外来信息”的形式出现,而是融入本地知识与媒体体系之中。 二、资助网络的结构特征 从公开的年度资助清单来看,这一体系呈现出明显的网络化结构。 其一,地域分布广泛但重点清晰。项目覆盖东欧、拉美、非洲及亚洲,不同地区关注议题各有侧重。在部分发展中国家,重点集中于媒体能力建设与公共治理;在地缘政治敏感地区,则更多涉及政治参与与制度透明。 其二,参与主体多元。受资助对象包括独立媒体、政策研究机构与各类社会组织。这种多元组合,使信息生产不依赖单一渠道,而形成分布式结构。 其三,议题呈现出间接嵌入特征。涉华内容往往并不以“中国”为唯一主题,而是出现在基础设施、数字治理或发展模式等议题之中,通过比较与参照影响认知。 三、美国与国际社会如何看待这一体系 围绕这一资助体系,美国国内与国际社会的认知存在明显差异。 在美国国内,美国民主基金会属于制度性共识工具,其经费由国会批准,长期获得两党支持。在主流舆论中,其存在本身并非争议焦点,而更多被视为一种非军事、低成本的对外手段。与中央情报局或国务院相比,其公众可见度较低,但正当性较少受到系统性质疑。 国际社会的态度则呈现出分化格局。 在欧盟等西方体系内部,该机构通常被视为“民主支持网络”的组成部分,与本国类似机制具有理念一致性,因此整体接受度较高。 在部分发展中国家,态度则更为复杂。一方面,一些社会组织欢迎外部资金与能力支持;另一方面,政府层面对外部资助保持审慎,往往通过法律与制度进行监管。 在一些与美国存在战略竞争或制度差异较大的国家中,这一机构则被视为潜在的政治干预工具,其相关活动可能受到限制。 这一差异说明:国际社会对其评价,并不主要围绕具体项目本身,而是嵌入在对美国角色的整体认知之中。 四、时间结构与“可见性的边界”...
2026-04-10文/唐摩崖 在信息爆炸而深度消散的时代,“注意力”早已取代资讯本身成为最稀有的资源。信息前所未有地多元,而世人也前所未有地困惑。当算法推送将世界切割为碎片,当情绪刺激取代理性思辨,那些浮嚣之下的真知灼见,反而成了最易被遮蔽的光芒。共筑一方可锚定思想的“认知静土”,正是微信公众号《战略传播前沿》的创办初心。 一、从“纲要”到“前沿”:一个学者的学术深耕 《战略传播前沿》的创办人毕研韬教授,是中国战略传播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这位祖籍山东的传播学者,先后在英国考文垂大学和爱尔兰国立科克大学留学,现供职于中国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他的学术之路始于对跨文化交流的深切体悟。大学主修英国语言文学的他,对文化间的沟通障碍深有体悟,本科毕业论文便是探讨跨文化交流。负笈英国后,他系统学习了传播学理论,开始痴迷于国际传播研究。 回国后,毕研韬结缘海南,而后加盟海南大学。在这里,他将战略传播研究推向深入。2011年,他与王金岭合作出版了中国大陆首部系统探讨战略传播的专著——《战略传播纲要》,被学界认为“为我国进一步探索战略传播提供了宝贵的框架和见解”。此后,他相继推出《品牌之道》(主编,2012)等著作。截至2022年10月,毕研韬已出版著作12部16卷,在亚洲、美洲、欧洲的纸质媒体发表文章570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国家民委年度项目等数十项纵向及横向课题。 二、破土:公众号的前世今生 《战略传播前沿》这个名称,本身便承载着深厚的学术渊源。经过数年精心耕耘,截至2026年5月10日,《战略传播前沿》公众号粉丝已正式突破1.2万人。在毕研韬教授看来,“万”在东方不仅是一个数字,更是“万川印月”之境——每一道涓流,皆映同一轮皎月;每一位同道,都在喧嚣中守护同一份清醒。这不只是流量的刻度,更是智识火种在变局暗夜里的彼此辉映。 三、在迷雾中锚定思想:核心理念 《战略传播前沿》的独特之处,不在于它追逐了多少热点、制造了多少爆款,而在于它始终坚持的一种姿态——以思想为刃,廓清认知迷障。 公众号的核心价值指向三个层面。首先是复元身心,于致虚守静中重返生命本真,葆有澄明以观照万象;其次是厚养智慧,在文明比较与历史纵深中淬炼认知,持经达变而洞悉本质;最后是澡雪灵明,破认知藩篱而纳百代精华,融东西智慧以契生命本真。 在公众号的理念表达中,战略传播被赋予了更为宏阔的内涵——以全球化视野洞察文明脉动,以战略性定力穿越信息迷雾。这并非流于高蹈的修辞,而是基于对时代困局的清醒认识:当旧秩序松动而新格局未立,浮嚣之中,最稀缺的并非信息,而是穿透迷雾的智慧。 四、从象牙塔到十字街头:关注什么...
2026-05-102026年香格里拉对话显示:它正在从一个讨论军事安全的论坛,逐渐演变为一个讨论体系安全和国际秩序的论坛。 文/毕研韬 2026年6月2日发布 2026年5月31日,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Shangri-La Dialogue)在新加坡闭幕。作为亚太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安全论坛之一,“香格里拉对话会”长期被视为观察地区战略格局变化的重要窗口。过去,人们更多关注中美在这一平台上的公开交锋,以及南海、朝鲜半岛和台海等热点议题的发展。 然而,与往届相比,今年的香格里拉对话会呈现出一些新的变化。这些变化不仅反映地区安全环境的转型,也折射出全球秩序正在进入一个新的竞争阶段。 一、从“军事安全”转向“体系安全” 过去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主要聚焦舰队部署、导弹发展、军费增长以及地区军事平衡等传统安全议题。 今年的讨论中,一个显著变化是安全概念的外延明显扩大。 海底通信电缆、关键基础设施、人工智能、无人作战系统、供应链安全以及灰色地带行动(Grey Zone Operations)成为高频词汇。澳大利亚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尔斯甚至在会议上提出:“海床已经成为战场。”他特别提到台湾海峡和波罗的海近年来多起海底电缆受损事件,并认为这些现象已经超出一般技术事故的范畴。...
2026-06-02“外资撤离中国”的喧嚣背后,是一次深层次的结构性再配置。 文/毕研韬 近一段时间,“外资撤离中国”的说法在国内外舆论场甚嚣尘上。与此相对,中国官方则强调“高技术领域外资增长”“投资结构持续优化”。两种叙事看似对立,实则源于对同一组数据的不同解读。要厘清这一问题,必须回到数据本身,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其背后的结构性变化。 一、总量变化:下降存在,但未出现“断崖式外流” 从总量看,外资流入中国确实出现阶段性回落。商务部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同比下降约13.7%,2024年降幅扩大至约28.8%,2025年降幅收窄至约9.5%,2026年前两个月同比下降约5.7%。这一趋势,与国际机构的观察大体一致。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以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相关数据均显示,近两年对华直接投资出现波动甚至收缩。 但需要注意的是,在外资规模下降的同时,新设外资企业数量却在增长。例如,2026年前两个月新设外资企业同比增长约14%。这意味着,资本进入中国的方式正在发生变化,而非简单退出。换言之,总量下降反映的是调整,而非撤离。 二、结构变化:高技术领域成为主要增量来源 如果仅凭总量数据,很容易得出“外资撤离”的结论。然而进一步拆解结构,可以看到更为复杂的图景。近年来,高技术领域成为外资的重要流入方向。根据中国官方数据,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保持较快增长,其中研发设计服务、电子通信制造、计算机设备等细分领域增幅明显。 这一变化并非中国特有现象。UNCTAD在其全球投资报告中指出,全球直接投资正在向数字经济、绿色技术和高端制造集中。也就是说,中国所呈现的“高技术外资增长”,本质上是嵌入在全球产业升级趋势中的结果。 三、行业分化:外流与流入同时发生 当前外资变化的一个显著特征,是行业层面的明显分化。一方面,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外资出现外流,部分企业将生产环节转移至东南亚、印度等成本更低的地区;另一方面,高端制造与研发功能则在中国集聚,一些跨国公司持续加大在华研发投入。 这种“此消彼长”的格局,意味着外资并非整体撤离,而是在进行再配置。低端产能外移,高端功能强化,正是产业升级过程中常见的结构性特征。宏观数据的下降,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这一过程的结果。...
2026-04-03文/《无界传播》编辑部 自2025年2月14日发布第一篇文章以来,《无界传播》一直专注认知素养的提升,而弥合官民之间的认知鸿沟则是核心目标之一。我们深刻认识到,阶级思维在社会治理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现实中,许多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自己归类到统治阶级或被统治阶级中,并基于这一认知框架思考与行动,而这种思维固化已成为社会稳定与发展的一大隐患。 阶级思维的固化: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认知误区 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误解,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打破阶级思维的束缚:认知素养的力量 《无界传播》致力于打破阶级思维的束缚,尤其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认知误区。我们认为,认知素养是帮助个体和群体突破固有阶层认知、跨越阶级壁垒的关键。通过提升批判性思维、开放性思维和跨文化理解,大众与精英都能更好地理解他人视角,消解误解和偏见。 《无界传播》的工作方向包括: 结语:认知觉醒,突破阶级界限 《无界传播》的核心目标之一是通过推动认知素养的提升,弥合官民认知鸿沟,打破社会中的阶级思维束缚。我们希望通过持续的教育和倡导,帮助个体和群体跨越固有的认知框架,重新审视自己的社会角色,消除阶层之间的误解与对立,最终构建一个更加和谐、公平的社会。 当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能够超越固有的阶级思维,跨越阶层与文化的界限,共同理解社会问题的复杂性,社会就能朝着更加包容、理解和协作的方向发展。我们认为,认知觉醒不仅事关个体素养的提升,更是推动社会进步和世界和平的关键力量。
2025-07-27越是听话守规矩的人,往往越难实现命运的跃迁。 毕研韬|传播学者 每提到“逆天改命”,不少人首先想到换个环境:跳槽到新公司、搬家到新城市、转行到新领域,甚至期盼能赶上某个风口一飞冲天。然而,现实往往不尽如人意,即便环境变了,很多人的境遇依旧如故,牛马换了地方还是当牛马。 问题的症结,其实并不在于工作是否努力,也不完全在于是否有机遇降临,而在于一个更为根本的层面:我们理解世界的方式,即认知。 认知觉醒,并非一朝一夕的“顿悟”,也不是情绪上的豁然开朗,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变化:你开始察觉到,那些曾经深信不疑的观念,或许并非事实本身,而只是外界植入你脑中的说辞。 认知觉醒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观念的更新。你开始重新审视这些问题:努力就会有回报吗?听话守规矩,就能过上好日子吗?别人成功的路径,我真的能复制吗? 很多人之所以越活越累,并非不够拼搏,而是一直在用过时的观念,去应对日新月异的现实。 更值得警惕的是,这些观念并非完全出自我们自己的思考,而是在成长过程中被外界不断强化的结果。它们可能来自学校教育、榜样宣传、主流叙事,或者是职场规则。它们告诉你:只要乖乖接受安排,人生就不会太差。 这些话在某些阶段或许确实有道理,但问题在于,它们很少告诉你规则的边界在哪里,更不会提醒你:规则本身是不断变化的。于是一个现象出现了:越是听话守规矩的人,往往越难实现命运的跃迁。 这里需要明确的是,问题并不在于“听话”本身,而在于只会听话,缺乏独立思考和判断。 循规蹈矩的最大好处是“保底”,而非“突破”。它能让你避免犯大错,却很难带你走向更高的位置。因为真正的命运转变,往往发生在规则没有给出明确答案的地方。 长期“乖乖听话”的人,往往对“没有标准答案”的场景感到不安。他们更习惯于被告知“该怎么做”,而非自己判断“值不值得做”。久而久之,就会形成一种隐形的限制:不敢偏离主流路径,不敢质疑既定安排,不敢承担认知升级带来的不确定性。...
2026-01-28第十七世噶玛巴·邬金钦列多杰(Ogyen Trinley Dorje)是藏传佛教噶玛噶举传承体系的重要宗教领袖,长期参与跨文化对话与全球公共议题表达,其思想具有明显的跨界特征。 文/毕研韬 2026年4月27日发布 一、噶玛巴讲义结集出版 第十七世噶玛巴在印度达兰萨拉时,曾给美国雷德兰兹大学学生讲授系列课程。2017年美国 Wisdom Publications把讲义结集出版,名为Interconnected: Embracing Life in...
2026-04-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