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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智库:中国以五种手法塑造欧洲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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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库报告将中国在欧洲的信息传播系统化为一套“影响力操作手册”,折射出当下欧洲对认知安全与话语竞争的深层焦虑。

毕研韬

2026年3月,“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发布政策简报《“借口说话”与“信息洗白”:中国在欧洲的影响力操作手册》(Borrowed Mouths and Laundered Messages: CHINA’S INFLUENCE PLAYBOOK IN EUROPE),系统梳理了中国在欧洲信息空间中的影响力运作方式。报告将这一现象置于“混合战争”与“信息操控”框架之中,并提炼出一套具有结构性的“操作手册”。该文本不仅提供了观察中国国际传播的一种欧洲视角,也折射出当前欧洲对外部认知影响的整体焦虑。

一、问题的提出:从传播到“安全议题”

报告的一个核心前提,是将信息传播纳入安全范畴。它认为,欧洲正处于“混合战争环境”,信息空间已成为关键竞争领域。在这一框架下,中国被视为继俄罗斯之后,在欧洲信息环境中日益活跃的外部行为体。

这一界定本身具有重要意义。它意味着,传统意义上的公共外交、媒体合作乃至文化交流,均可能被重新解释为“影响力行动”。传播行为由此被“安全化”,其评价标准也从“有效沟通”转向“是否构成干预”。

二、操作机制:五种“手法”的结构化呈现

报告最具系统性的部分,是对中国影响力运作方式的归纳。报告提出五种主要手法:

第一,“借口说话”(borrowing mouths)。即通过欧洲本地的意见领袖、媒体人或网络内容创作者传播相关叙事。这些“中介者”拥有本地语言与文化优势,使信息更具可信度。

第二,“诱导转向”(bait and switch)。通过生活方式、文化体验等“低政治性内容”吸引受众,在建立信任之后逐步嵌入更具战略含义的信息。

第三,“信息洗白”(laundering)。信息在不同渠道之间转载与再加工,逐步弱化其原始来源,使其最终呈现为“本地生产”的内容。

第四,“来源伪装”(cloaking)。从一开始就隐藏信息来源,使其看似来自独立或主流媒体,从而降低受众警惕。

第五,“放大机制”(amplification)。借助欧洲内部已有的政治或社会分歧,通过边缘群体或特定意见圈层扩散相关叙事。

在报告的分析框架中,这五种手法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形成一个“嵌入式传播体系”:先进入信息环境,再逐步获得议程影响力,最终进入主流政治讨论。

三、叙事内容:塑造“合理性”的策略

在传播内容层面,报告总结出几类反复出现的叙事:

一是强调中国的现代化成就与技术进步,通过高铁、城市建设、人工智能等视觉符号,构建“未来属于中国”的印象。

二是弱化或间接质疑西方制度表现,例如突出欧盟治理效率问题,而非直接对抗性批评。

三是在国际议题上提供替代性解释框架,尤其是在乌克兰战争等问题上,倾向于强调西方责任或“复杂性叙事”。

报告特别指出,这些内容的关键不在于说服,而在于“环境塑造”——使某些观点逐渐被视为合理、常见甚至常识。

四、认知逻辑:从“话语权”到“认知空间”

报告将上述行为的根源归结为中国对“话语权”(discourse power)的追求。在其理解中,这一概念不仅意味着传播能力,更涉及:

降低国际批评;塑造议题框架;影响他国政策预期。

这一解释将中国国际传播与国家战略目标直接关联起来,并强调其与国内信息治理体系之间的延续性。

从传播学角度看,这实际上构建了一个“认知空间竞争”的模型:不同国家通过叙事、媒介与中介者,争夺对现实的解释权。

五、方法与局限:一份政策文本的边界

需要指出,这份报告属于政策研究,其方法主要依赖于个案分析(波兰、捷克等)、媒体内容观察、既有研究整合。

其优势在于提供了结构化框架,但也存在明显局限:

首先,证据多为案例性,缺乏系统量化数据支撑。

其次,部分结论建立在“意图推断”之上,而非直接证据。

再次,将多种传播活动统一纳入“干预”范畴,可能弱化不同类型行为之间的区分。

因此,该报告更适合作为“认知框架”的呈现,而非严格意义上的因果分析。

六、结语:理解报告,也理解其语境

从更宏观的角度看,这份报告不仅在描述中国,也在反映欧洲自身的处境:

一方面,欧洲面临美国角色变化与全球权力结构调整带来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其内部对信息安全与认知自主性的关注显著上升。

在这一背景下,中国被纳入“信息竞争”的分析框架之中,既是研究对象,也是战略参照。

因此,理解这份报告,需要同时把握两个层面:关于中国它说了什么,以及它为何这样说。前者属于经验问题,后者则涉及更深层的认知结构与国际传播逻辑。

毕研韬系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所在机构之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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