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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传播:中国亟待跳出一个“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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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应避免把政治正确等同于传播正确。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8月2日

2013年6月,我在“首届西藏对外传播高端论坛”上做大会发言,题目是:“技术正确是政治正确的保障——亟待调整的西藏文化对外传播战略”。

当时提出这一观点,是基于一个简单但常被忽视的传播规律:任何传播目标,都必须通过符合传播规律的方法才能实现。政治目标可以决定传播方向,但不能替代传播规律。

13年过去了,这一判断依然适用于中国国际传播。

今天,中国比过去更加重视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然而,如果国际传播仍然主要沿用传统对外宣传逻辑,将国际传播理解为单向度的信息输出,将叙事竞争理解为舆论斗争,那么传播资源的增加是否一定能够转化为国际影响力

答案并不确定。

中国国际传播亟待跳出一个“陷阱”:把政治正确等同于传播正确。

一、政治正确:国际传播不可回避的价值基础

国际传播不可能脱离政治。任何国家开展国际传播,都具有自身的战略目标、价值理念和利益诉求。美国传播民主价值,欧洲传播规则理念,中国传播自身发展经验和文化理念,本质上都包含政治和价值因素。

因此,政治正确具有必要性。它回答的是:为什么传播?传播什么?

一个国家需要表达什么,需要维护什么,需要向世界介绍什么,这属于政治层面的判断。

问题在于:政治正确并不会自动产生预期的传播效果。

一个观点即使符合传播主体自身逻辑,也未必能够被外部受众理解、接受。有时甚至相反。

因为国际传播面对的不是被动接受信息的对象,而是具有不同历史经验、文化背景和认知框架的社会。

二、技术正确:政治目标实现的传播条件

所谓技术正确,指的是符合传播规律。它关注的是:如何传播?如何让传播产生预期的效果?

国际传播不是简单的信息发送过程,而是一个复杂的意义建构过程。传播者发出的信息,需要经过文化环境、媒体渠道、受众经验、价值框架,最终才能形成传播效果。

因此,国际传播必须研究:谁是受众?受众如何理解?为什么接受或者拒绝?什么样的表达能够降低误解?什么样的叙事能够建立信任?

如果忽视这些问题,只强调“我们讲了什么”,而不关注“别人如何理解”,那么传播就可能陷入自我循环。

三、哈贝马斯:有效沟通需要共同基础

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提出的“普遍语用学原理”,为理解国际传播提供了重要启示。

哈贝马斯认为,人与人之间能够实现有效沟通,需要满足一些基本的沟通条件,包括:

1.真实性(truth):陈述应当符合事实;

2.正确性(rightness):表达应符合共同认可的规范;

3.真诚性(sincerity):表达者应具有可信的意图;

4.可理解性(intelligibility):信息应能够被对方理解。

这意味着:沟通不是简单地把信息传递出去,而是在双方之间建立共同理解的可能性。国际传播尤其如此。

如果传播者只关注自己的立场表达,而忽视对方是否能够进入这一意义体系,那么传播可以进行,但沟通未必如愿发生

四、国际传播最大的风险:不可沟通性

不可沟通性(incommunicability)是指,在某些场景下,双方交流越多,彼此的分歧反而越大。

为什么?因为在高度政治化和高度对立的环境中,信息并不会自动带来理解。双方可能选择性接受信息;按照既有框架解释信息;将对方表达理解为威胁;不断强化自身判断。

结果就是:声音增加了,理解减少了;交流增加了,距离扩大了。

国际传播如果陷入这种状态,就可能出现一种悖论:传播投入越大,认知鸿沟反而越深,就越不利于自身战略目标的实现。

所以我国际传播的任务,不是简单扩大信息供给的“量”,而是要同时提升信息供给的“质”。

五、从对外宣传到国际传播:需要跨越一个认知鸿沟

当前中国国际传播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是一些实践活动仍然深受传统对外宣传逻辑影响。

这种逻辑通常强调:传播自己的观点;维护自身形象;回应外部批评;争夺国际话语权。这些目标本身没有问题。

问题在于,如果国际传播主要停留在“证明自己正确”,就容易忽视传播的另一面:理解别人为什么这样想。

国际传播不是只有表达能力,也包括理解能力。一个国家不仅需要让世界了解自己,也需要了解世界如何看待自己。

事实上,国际传播本质上是双向的信息流动:既包括中国向世界传播,也包括世界信息进入中国。

如果一个国家不能准确理解外部世界,就很难有效影响外部世界。

六、国际传播的未来:从声音竞争走向认知连接

国际传播的最终目标,不应只是提高声音的分贝。

声音只是起点。真正重要的是:声音是否进入认知;认知是否形成理解;理解是否产生信任。

因此,国际传播能力不仅是一种表达能力,更是一种认知能力。

政治正确决定传播方向;技术正确决定传播效果。

如果只有政治正确,没有技术正确,传播可能陷入自我表达;如果只有技术正确,没有价值方向,传播可能失去目标。

真正有效的国际传播,应当是在二者之间建立平衡。

中国国际传播需要跳出的陷阱,不是否定政治,而是避免把政治正确简单等同于传播正确;不是减少声音,而是提升理解;不是停止竞争,而是在竞争中保持沟通能力。

未来国际传播的竞争,归根到底不是谁说得更多,而是谁更能够理解世界、连接世界、影响世界。

毕研韬系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主要研究国际传播、国际冲突与和平。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所在机构之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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