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少数孤勇者执炬照浊,撕开象牙塔内长久遮蔽的假象,一场关于中国学术生态的祛魅与觉醒,或正由“耿同学”的打假行动拉开序幕。 作者:石敢当 2026年5月16日发布 在精英光环笼罩、层级壁垒森严的中国高校学术圈,一位“普通青年”,以一己之力搅动了整个学界的风暴。他就是全网爆红的“耿同学”,一位肄业博士生,如今专注学术打假的B站博主。他跳出学术圈层的人情闭环,拒绝与潜规则同流合污,以AI数据分析、硬核证据核验、公开透明的网络发声,专盯国内顶尖高校的所谓“权威学者”,实名曝光论文数据造假、学术不端乱象,用普通人的较真,撕开了中国高校的学术遮羞布。 在短短一个多月里,“耿同学”完成五连发实名打假,瞄准学界金字塔尖的群体,被曝光者无一不是手握行政权力、国家级人才头衔、掌控巨额科研经费的学术精英。名单清晰可查: 第一位,同济大学原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王平(国家杰青、长江学者),其《Nature》顶刊论文被核查出图片重复、实验数据失真,最终被免去院长职务、降岗处分,成为首位被正式处理的学者; 第二位,南开大学原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陈佺(国家杰青),其《Nature Cancer》论文中64组实验数据小数点后两位完全一致,违背生物实验天然随机性; 第三位,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副主任康铁邦(国家杰青、长江学者),发表于《Nature Cell Biology》的核心论文,被曝出图片挪用、数据可疑; 第四位,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院长邝栋明(国家杰青),顶刊论文存在跨图复制数据、实验图表拼接问题; 第五位,上海大学转化医学院院长苏佳灿(长江学者、国家级领军人才),最新发表于《Nature Nanotechnology》的论文,数据呈现完美等差数列排布,疑似人为编造。 五位学者,覆盖四所985/211顶尖高校,手握行政实权,拥有“杰青”、“长江学者”等国内科研领域最高荣誉,本应是严谨求真的学术标杆,却在“耿同学”通俗直白的视频拆解下,将论文里的造假套路、数据骗局暴露在公众视野。“耿同学”打破了“名校必纯粹、权威必可信”的固有认知,戳破了头衔、光环堆砌出的精英神话,让大众看清象牙塔内同样藏着权力裹挟、人情包庇、利益交换编织的学术骗局。 长久以来,中国高校的学术体系里,形成了一套隐秘的运行逻辑。职称晋升、项目申报、资源分配,与论文数量、期刊级别深度绑定,催生了“重数量、轻质量,重发表、轻求真”的泡沫生态。同行评审相互包庇,学术不端内部消化,造假行为长期隐匿于体系内部;普通学生、青年科研者迫于生存压力选择沉默,公众被名校光环蒙蔽双眼,默认高校学术天然严谨纯粹。多数人在既定规则里沉睡顺从,少数既得利益者垄断话语权,操纵学术评价体系,学术骗局因此得以长期存续。 “耿同学”的出现,打破了这套隐秘闭环。他不依附高校体制,不畏惧权威打压,不走传统举报的迂回路线,选择把所有核查过程、证据链条、分析逻辑全部公开在网络之上。他不用晦涩的学术黑话,而是用普通人能看懂的语言,拆解顶刊论文的造假套路,揭露科研领域流量至上、数据投机、权力寻租的真相。他的打假,不是针对个人的私人恩怨,而是对准了整个学术圈层的结构性弊病——当科研变成追逐名利的工具,当权威可以肆意践踏学术底线,象牙塔便不再是求真之地,而是滋生骗局的温床。 他的行动,本质上是一场深刻的认知启蒙。在此之前,大众习惯对名校、教授、精英保持盲从与敬畏,默认高校学术神圣不可质疑;“耿同学”用一次次实锤告诉世人,权威不等于正确,光环不等于真实,权力可以制造学术神话,也可以掩盖学术骗局。他唤醒了无数人对精英阶层的祛魅意识,让青年科研者敢于质疑、让公众学会审视,倒逼高校启动自查自纠,推动监管部门正视学术乱象。 更珍贵的是,他以一个人的微光,撬动了一场全民对学术生态的反思。长久以来,学术骗局被层层遮羞布掩盖,而“耿同学”撕开的,不只是五位学者的造假真相,更是整个学界积弊已久的病灶。当象牙塔的滤镜被打碎,当权力与资本操纵学术的逻辑被曝光,人们才真正明白:学术的底色应当是求真,而非逐利;高校的使命是育人,而非造神。 孤炬虽微,可照浊世。“耿同学”以一己之力,对抗盘根错节的学术利益链,撕开了中国高校的学术遮羞布。他让我们看见,在沉疴遍地的行业里,依然有坚守真相的普通人,以较真对抗虚伪,以清醒唤醒蒙昧。这场由民间发起的学术祛魅,最终能否推动中国高校褪去泡沫、回归本真,走向更加公正、纯粹、严谨的未来?坦率地讲,对此笔者并不乐观。
2026-05-16海外中国异议叙事凭借其“内部来源”与高冲突表达特征,往往对中国国家形象产生超比例的认知塑形作用。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14日发布 一、问题的结构:从个体叙事到国家形象 在国际传播中,国家形象并不是一个整体事实的直接投影,而是一个被不断筛选、编码与放大的认知结构。对于中国而言,海外异议叙事只是这一结构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它往往具有较高的可见性与传播密度,从而在特定语境下产生超比例影响。 所谓“海外中国异议叙事”,通常指在境外公共空间中,由具有中国背景的个体或群体所生产的、对中国政治与社会持批评或否定立场的表达。这些叙事进入国际传播系统后,并不会以“来源权重平均分布”的方式被吸收,而是依据传播机制进行再加权。因此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是否存在异议叙事”,而在于其如何被结构性放大,并参与重塑外部认知。 二、传播机制:为何少数声音具有高可见性 在现代国际传播体系中,异议叙事往往具有天然的传播优势,这种优势来自多个相互叠加的机制。 首先是“内部证词效应”。来自中国内部或具有中国身份背景的批评声音,在外部受众那里通常被赋予更高可信度。其逻辑类似于信息学中的“来源可信度加权”,即内部来源被视为更具真实性证据。 其次是媒体选择机制。国际媒体在报道中国议题时,更倾向选择具有冲突性、人物化和情绪张力的素材。系统性的结构信息(例如宏观数据、日常社会运行状态)传播成本较高,而个体化冲突叙事更容易形成新闻价值。 再次是平台传播机制。在算法驱动的信息分发环境中,高情绪强度内容往往获得更高曝光率。这使得具有强烈立场表达的异议叙事在传播链条中获得额外放大。 这些机制叠加后,形成一种结构性结果:少数高表达强度的叙事,占据了远超其数量比例的可见空间。 三、认知后果:国家形象的“加权偏移” 当异议叙事进入国际传播循环,其对国家形象的影响并非线性,而是加权性的。 第一,它强化“内部否定性证词”的解释权重。外部受众往往将“来自内部的批评”视为更高等级信息来源,从而对其他类型信息产生相对折扣。 第二,它压缩认知多样性。在高密度传播环境中,外部受众接触到的中国相关信息结构可能发生偏移,即冲突性内容占比上升,而日常性、建设性或中性内容被边缘化。 第三,它形成“代表性错觉”。部分受众可能在无意中将高可见异议声音误认为“更广泛中国社会的真实代表”,从而对整体国家形象形成结构性误判。 这种现象并不只发生在中国议题上,而是国际舆论中普遍存在的“可见性替代代表性”问题。 四、叙事竞争:多源信息体系中的权重博弈 中国国家形象在国际传播中并非仅由异议叙事构成,而是由多重信息源共同塑造,包括官方信息、商业数据、学术研究、媒体报道以及普通个体经验。 然而,这些信息源在传播结构中的权重并不均等。异议叙事之所以突出,在于其同时具备三个特征:高冲突性、高人格化、高传播适配性。 相比之下,结构性叙事(例如经济发展、社会治理或长期趋势)在传播上往往缺乏即时情绪驱动,需要更高解释成本。 因此,国家形象在国际舆论中的形成,呈现出一种非对称结构:高强度叙事主导可见性,而低强度结构性事实支撑背景认知。...
2026-05-14中国国际传播体系正在从中央向地方全面延伸,而真正决定其效果的,或许已不只是平台与流量,而是能否完成从“内部宣传逻辑”向“国际受众逻辑”的转换。 作者:毕研韬 2026年5月13日 最近几年,中国地方国际传播中心(ICC)一直在快速扩张。从省级国际传播中心,到地市级平台,再到部分县域试点,国际传播正在迅速向地方延伸。越来越多地方政府开始建设海外社交媒体矩阵、外语内容平台、国际传播工作室、城市国际品牌,“讲好地方故事”成为不少地区的重要工作方向。 这一趋势,引起海外研究机构持续关注。其中,境外独立研究平台China Media Project(CMP)近年来围绕中国ICC建设发布了多篇研究与分析文章。值得注意的是,CMP并不是将ICC简单视为地方媒体建设,而是将其置于中国国家传播体系重构、全球信息影响力竞争以及国际传播环境变化的大背景下观察。在其研究视角中,中国国际传播正在从传统中央媒体主导模式,逐步形成一种覆盖地方政府、高校、国企、文旅系统与产业平台的“全域传播网络”。 不过,相较于外部研究机构对制度结构与国家传播战略的关注,中国ICC当前面临的很多现实问题,其实根植于内部组织逻辑之中。换句话说,中国ICC的挑战,未必是“传播规模不足”,而是国际传播逻辑与现有宣传逻辑之间存在突出的适配问题。 国际传播体系正在向地方延伸 中国国际传播长期具有鲜明的组织化特征。从传统外宣体系,到中央重点媒体,再到后来的“大外宣”框架,中国国际传播一直以国家主导、体系化运行的方式展开。China Daily、CGTN、新华社等机构长期承担国家层面的国际传播任务。 当前ICC建设的真正变化,并不在于组织化本身,而在于国际传播体系开始明显向地方与基层延伸。CMP对此尤为关注。在其研究中,ICC不仅被视为地方媒体平台,更被视为中国国家传播体系向基层延伸的重要节点。也就是说,中国国际传播正在从“中央媒体主导”,逐渐形成一种“中央统筹、地方参与、多主体协同”的传播结构。 这种变化,与全球传播环境变化密切相关。在社交媒体时代,一个国家的国际形象,不再完全由中央媒体塑造。城市、地方文化、企业、文旅品牌乃至普通个体,都可能成为国际认知的重要来源。因此,中国推动地方国际传播,具有一定现实逻辑。问题在于,国际传播体系的扩展,并不必然自动转化为国际传播能力。 CMP观察到的几个突出问题 在持续追踪ICC建设过程中,CMP识别出几个较为突出的现象。 首先,是内容同质化问题。 CMP认为,许多地方ICC虽然强调“讲好地方故事”,但实际内容却存在较强模板化倾向。例如相似的城市宣传片结构、相近的短视频表达方式、类似的“文化+科技+开放”叙事框架、高度一致的城市国际化语言。 理论上,地方国际传播应当具有明显差异性,因为不同地区拥有不同文化资源、产业结构与社会经验,但现实中,“地方化”并未完全转化为“表达多样化”。 其次,是国际传播专业能力建设问题。 CMP多次提到,不少地方ICC虽然平台建设速度较快,但国际传播人才储备仍相对有限,尤其缺乏熟悉海外平台传播规律、国际受众心理与跨文化传播机制的专业团队。 对于许多地方而言,国际传播仍属于一个相对新的领域。从国际受众研究到全球平台运营,再到跨文化叙事能力建设,都还处于积累阶段。 第三,是传播效果与资源投入之间的落差问题。 CMP注意到,一些地方ICC在机构建设、平台搭建与内容生产方面投入较大资源,但海外传播影响力并未同步增长。例如,一些海外账号虽然更新频繁,但互动率、用户黏性与国际议题塑造能力仍然有限。...
2026-05-13过去几年,在美国、英国、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菲律宾等国,越来越多具有华人背景的侨领、社区人士、议员助理、商人、地方政客甚至学者,被卷入“国家安全”相关案件。 徐北辰 供稿 2026年5月14日更新 这些案件涉及间谍活动、外国代理人、政治影响力、跨境监控、技术情报、海外警务站、选举干预、军事情报以及华人社团网络等多个领域。 需要强调的是,这些案件性质并不完全相同,也并不意味着所有涉案人员都有罪。很多案件仍存在司法争议,有些人否认指控,有些案件尚未最终裁决。 无论案件本身如何,一个更深层变化已经越来越清晰:海外华人网络,正在越来越多地进入各国国家安全视野。 这些案件涉及的只是极少数个案,并不代表海外华人整体,但其影响却波及海外华人群体。 美国:从“侨社”到“外国影响力” 美国是近年来这一趋势最明显的国家之一。 过去几年,美国连续出现多起涉及华人社区、中国背景网络以及“外国影响力”活动的案件。其中影响较大的,包括纽约“海外警务站”案件。美国联邦调查局(指控相关华人社团人士协助中国相关部门,在美国从事“未注册外国代理”活动,并涉嫌参与针对海外异议人士的信息收集与联络工作。 与此同时,美国还调查了多个涉及福建同乡会、华人社区组织、中文媒体平台以及地方政治人物的案件。一些案件并不涉及传统意义上的间谍活动,而更多与政治影响力、信息传播、社区动员以及外国代理人身份申报有关。 2026年5月,美国加州亚凯迪亚市(Arcadia)华裔市长王爱琳(Eileen Wang)承认“在美国境内非法充当外国政府代理人”罪名,并宣布辞职。美国司法部指控她与同伙运营面向美国华人社群的中文新闻平台,在未依法申报的情况下,根据中国官员要求发布亲中内容,包括涉新疆议题文章。其同伙孙耀宁此前已认罪并被判刑。该案在美国引发广泛关注,因为它涉及华裔地方民选官员、中文媒体平台以及外国影响力问题。 当地时间 2026年5月13日,美国纽约布鲁克林联邦陪审团裁定华裔美国公民卢建旺有罪,认定其在纽约曼哈顿唐人街协助运营所谓“中国海外警务站”,并充当未注册的中国政府代理人。 更早之前,特朗普政府曾启动“中国行动计划(China Initiative)”,大量华裔学者与科研人员遭调查。虽然该计划后来终止,但它深刻改变了美国安全机构对华人科研网络与中美学术交流的认知。 今天,美国安全系统越来越强调,“中国影响力”不仅可能存在于传统情报领域,也可能通过社区网络、文化组织、华人媒体、学术合作以及地方政治等渠道发挥作用。 英国:议会与香港议题高度敏感 英国近年来对中国问题也明显转向强硬。 2023年,英国警方逮捕议会研究员Chris Cash,起初指控其涉嫌为中国从事情报活动,但后来检方撤诉。该案在英国引发深层讨论。...
2026-05-12随着美国总统特朗普即将访华,宗教与人权议题再次进入中美舆论场。 文/唐摩崖 发表时间:2026年5月12日 特朗普近日表示,他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时,将讨论对台军售、黎智英案以及“锡安教会领袖金明日”等问题。 相比黎智英,很多中国公众对“金明日”以及“北京锡安教会”并不熟悉,但在美国宗教自由组织、保守派政治圈以及国际人权网络中,北京锡安教会近年来已成为一个具有象征性的中国家庭教会案例。 某种程度上,它已经从一个中国城市宗教组织,逐渐进入中美关系的话语体系。 什么是北京锡安教会? 这里所说的“锡安教会”,特指北京的Zion Church。 它并不是一个全球性宗教组织,也不是某种跨国教会总部,而是中国城市家庭教会体系中的一个新兴教会。 “锡安”(Zion)原本是《圣经》中的宗教概念,象征神圣之地与信仰共同体。因此,世界很多国家都存在名为“Zion Church”的教会,它与政治意义上的“犹太复国主义”(Zionism)并不是同一概念。 北京锡安教会由牧师金明日于2007年前后创立,主要面向城市知识阶层、中产群体以及年轻职业人士。 在2010年前后,中国城市家庭教会曾经历一个相对快速的发展阶段。随着城市化、中产扩张以及互联网传播,一些大型家庭教会逐渐形成较强社会影响力,北京锡安教会便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案例之一。公开资料显示,其聚会人数一度达到数百甚至上千人。 北京锡安教会属于什么类型的教会? 从神学传统看,北京锡安教会属于中国新教(Protestant)背景下的福音派(Evangelical)家庭教会。 它的核心教义,与全球主流福音派基督教并无本质区别,包括相信《圣经》具有最高权威,强调个人“重生”与信仰体验,相信耶稣基督的救赎,重视祷告、布道与团契生活,强调个人道德与家庭伦理。 从公开讲道与资料看,北京锡安教会整体上属于较典型的城市福音派教会。与此同时,它也具有一些中国城市家庭教会的共同特点。例如:强调教会自治; 重视信仰独立性;强调信仰生活不应过度行政化。 这些特点,也构成其与官方“三自教会”体系之间长期存在张力的重要原因。 什么是“家庭教会”? 理解北京锡安教会,必须先理解“中国家庭教会”这一特殊现象。 在中国,新教体系大致存在两类组织:一类是官方认可的“三自爱国教会”体系;另一类则是未纳入官方体系、以自主聚会形式存在的“家庭教会”。...
2026-05-12Abstract: This article examines and challenges the implicit assumption in a recent The New York Times commentary that China has formed a unified...
2026-05-12中国并不是一个认知高度统一的思想共同体。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5月12日 近日,《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刊发题为《Trump Is Coming to a China That Has Moved On》的评论文章,文中暗含一个重要判断:今天的中国,越来越把美国视为一个“正在衰落的大国”(declining power)。 这一观察并非完全没有依据。 过去十余年,无论在中国互联网舆论场、部分学术圈,还是战略研究领域,“美国衰落”都已成为一个高频话语。尤其在经历金融危机、阿富汗撤军、政治极化、债务扩张以及“特朗普现象”之后,“美国制度危机论”在中国获得了更广泛传播。所谓“东升下降”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只是这种判断并不代表中国内部已经形成统一共识。 如果因此得出“中国已经形成统一的美国衰落认知”,则可能过度简化了中国内部真实而复杂的认知结构。问题不只是“美国是否衰落”,而是谁在定义“中国如何看待美国”。 “中国认为”并不是一个简单命题 西方媒体在讨论中国时,常会不自觉地使用一种“单一主体叙事”:“中国认为”“北京相信”“中国视美国为”“中国正在准备”。 这种表达在新闻写作中很常见,但它往往会掩盖一个重要事实:中国并不是一个认知高度统一的思想共同体。尤其在如何看待美国这一问题上,中国内部长期存在明显分歧。...
2026-05-12今天的中美关系,已经不再是“合作大于竞争”,而是“竞争中的有限合作”。特朗普访华背后,一个新的国际结构或许正在浮现:中美开始进入“有限共存”时代。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5月10日 随着美国总统特朗普即将访问北京,中美关系再次进入全球关注中心。 从当前国际局势与双方政策轨迹看,这次访问并不意味着中美关系回暖,更像是一场围绕“如何管理竞争”的高层战略谈判。过去十余年,中美关系已经从“接触优先”逐渐转向“安全优先”。如今,双方都越来越意识到:两国已经很难回到过去的全球化蜜月期,但又无法真正彻底脱钩。 某种意义上,中美关系正在经历一个重要历史转折。过去数十年,中美关系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接触与合作”阶段;第二阶段是“竞争与防范”阶段;第三阶段则是“安全化与结构对抗”阶段。 特朗普此次访华,可能意味着双方正在逐渐进入第四阶段:“有限共存(limited coexistence)”。 所谓“有限共存”,并不意味着关系改善,更不意味着重新回到过去的合作时代,而是承认竞争长期存在;承认彼此无法改变甚至消灭对方;承认全面脱钩成本过高。“有限共存”就是维持一种“竞争中的最低稳定”。 如果按对国际体系影响的重要性排序,特朗普此次北京之行,大概率将围绕以下七大议题展开。 一、台湾问题:中美关系最危险的引爆点 台湾问题仍然是中美关系中最危险、最敏感的核心议题。它不仅关系地区安全,更关系中美战略互信是否进一步崩塌。 美方最重要的目标,仍然是维持台海局势可控,防止军事冲突升级,同时保持美国在西太平洋的战略威慑能力。 但特朗普对台湾问题的态度,与传统美国建制派存在明显差异。他更强调战略成本、交易空间与现实收益,而非意识形态价值。因此,北京高度关注特朗普是否会调整美国对台政策的强度与边界。 对中国而言,台湾问题的核心仍然是反对“台独”,防止美国进一步强化对台军事与政治支持,并要求美国不要突破“一个中国”框架的模糊边界。 未来台海局势很可能形成一种“高风险稳定”结构:双方都不愿真正爆发战争,但军事威慑、战略试探与灰色地带博弈将长期存在。 中美关系未来最危险的,未必是冲突本身,而是双方逐渐失去对彼此战略意图的信任与理解。 二、AI与科技竞争:未来全球主导权之争 相比传统贸易争端,AI与科技竞争实际上更能决定未来国际权力结构。 贸易只是表层,真正影响未来全球主导权的,是芯片、算力、人工智能与先进工业体系。 美国当前最核心的目标,是维持自身在AI与高端科技领域的领先地位。因此,美方很可能继续限制中国获得先进芯片、高端算力与关键技术,并防止军民融合技术扩散。其本质,是维持美国“美元霸权+科技霸权”的双重优势。 中国则会继续推动技术自主与国产替代,加速建立本土芯片体系与AI产业链,降低对美国技术的依赖。北京已经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技术竞争不是短期摩擦,而是长期战略竞争。...
2026-05-10文/《无界传播》信息中心 根据Similarweb 与 Semrush 对全球网页访问量的最新统计(数据截至 2025 年 11 月),以跨国网页访问次数(Monthly Web Visits)为核心指标,当前全球国际访问量排名前十的网站如下: Google、YouTube、Facebook、Instagram、ChatGPT、Reddit、Wikipedia、X(原...
2025-12-28文/《无界传播》信息中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公开数据,2012年全国高校设有马克思主义学院100余所;到2021年底,已增长至约1440所;截至2024年,这一数字达到1929所。若按2012年100所为基数测算,至2024年净增长约18.29倍,总量扩大至约19.3倍。这一扩张速度,在中国高校院系建制演变中具有显著结构意义。 一、阶段性增长轨迹:2012—2021—2024 2012年至2021年,全国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数量由约100余所增长至1440余所。按照100所估算,九年间总量扩大约14.4倍。这一阶段完成了由“少量建制”向“普遍建制”的转变。 2021年至2024年,数量由1440所继续增长至1929所,三年净增近500所。尽管增速较前期略有放缓,但仍保持扩张态势。到2024年,马克思主义学院已覆盖绝大多数普通本科高校,并延伸至部分高职院校。 上述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新闻发布会及权威媒体公开报道。2012年与2021年的数据见教育部官网发布内容;2024年1929所的数据见权威媒体对教育系统建设情况的报道。 二、2019年:政策转折节点 2019年3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系统阐述新时代思政课建设的战略定位。官方评论将这一会议视为新时代思政课建设的重要里程碑。 会议之后,高校层面加快推进独立建院、师资专职化、课程体系规范化建设,马克思主义学院由部分高校的教学部门形态,逐步转向标准化院级建制。这一时间节点,与随后数量快速扩张在时间上高度重合。 三、2021年制度文件:结构性巩固 2021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的意见》,对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功能定位、组织领导、学科建设和保障机制作出系统部署。文件明确提出,将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纳入党委责任体系和高校考核评价体系,并强调建设全国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发挥示范作用。 这一制度性文件,为数量扩张提供了稳定的政策框架,也使机构建设从阶段性推进转向常态化、制度化运行。...
2026-02-14文 / 毕研韬 在全球地缘格局持续演变的背景下,认知空间正在成为国家间战略竞争的新焦点。与传统的军事对抗和经济制裁不同,一种更为隐蔽但持续性的认知博弈正在展开,其中“去中国化”成为值得关注的重要现象。它不仅表现为某些地区在身份、文化和语言认同上的调整,更在全球层面引发关于国家形象、文明叙事与制度边界的广泛讨论。作为一种具有象征性与战略性的文化与政治操作,“去中国化”反映了当前国际体系中认同重构与话语主导权争夺的复杂态势。 一、什么是“去中国化”? “去中国化”通常是指在历史叙事、文化教育、语言政策、政治认同等方面,淡化或移除与中国及中华文明有关的符号与话语体系。这一过程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具体表现各异,可能出于多种原因——包括本土认同构建、政治自主追求、地缘安全考量、意识形态分歧等。它既可以是自发形成的社会心理变化,也可能是国家政策主导的制度性安排。 从认知战的角度来看,“去中国化”也被视为一种“非对称性战略工具”——不依赖直接对抗,而是通过信息、符号、叙事与制度逻辑的调整来影响目标群体对“中国”的理解与态度。这使得“去中国化”超越了单一地区议题,具备一定的全球传播性与战略延展性。 二、背景:全球博弈中的“认同重构” 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在经济、科技与全球治理方面的参与度上升,其文化影响力与制度吸引力亦在扩展。然而,在部分国家和地区,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外部认知改变并未自动转化为正面认同,反而在某些特定语境中引发政治紧张或身份焦虑。 部分西方国家将中国视为体制性竞争者,试图通过重构话语体系与认知框架来进行“软性制衡”。“去中国化”策略在此背景下逐渐演化为一种意识形态操作或文化过滤机制,目标是将区域政治认同与中国因素进行切割,以达成认知边界的再划定。 同时,数字传播手段的发展也为认知干预提供了更强的技术支撑,从叙事重构、算法推荐到社交动员,使得“认知操作”比以往更加隐蔽且持续。 三、不同语境下的“去中国化”路径...
2025-07-25中国民间对乌克兰捐款位列全球前列,这说明国家立场与社会行动之间并非简单同构。 文/《无界传播》信息中心 根据乌克兰政府官方募捐平台UNITED24公布的年度统计数据及媒体整理结果, 2025年度中国在私人(个人)捐款来源国中位列第14位,在机构(企业等非政府组织)捐款来源国中位列第7位。该平台统计覆盖约140个国家和地区。 UNITED24成立于2022年5月,由乌克兰政府主导运作,面向全球个人与法人主体募捐,资金主要用于医疗支持、基础设施修复、防务及排雷等项目。上述排名仅统计通过该官方平台汇入的捐款金额,不包括各国政府之间的双边财政或军事援助,也不涵盖经红十字会等其他国际组织渠道的资金。 从统计位置看,在约140个来源国中,中国的私人捐款和机构捐款都已属于明显的“前列水平”,而非边缘或象征性参与。 这一现象至少体现三点: 第一,中国社会内部对俄乌冲突并非单一态度结构。尽管中国政府在外交层面强调政治解决与战略平衡,但在具体人道与项目捐助层面,中国部分个人和机构却都有亮眼的表现,说明其规模具有统计意义,而非个别行为。 第二,这类捐助具有主体分层特征。私人捐款排名低于机构捐款,可能说明企业或组织层面的资金动员能力更强。这可能与企业国际业务关联度、跨境责任意识以及品牌风险管理等因素有关。 第三,从国际传播层面看,这一排名客观上削弱了“整体拒绝参与”的外部刻板印象。排序位居全球前列,本身就是一种值得关注的参与行为。 需要强调的是,该排名仅限UNITED24单一平台,不等同于全球对乌援助总量格局。在国际援助整体结构中,政府间援助仍占绝对主导地位。因此,对这一现象的判断应严格限定在平台统计范围内。 还需要注意的是,该统计反映的是社会行为维度的参与情况,并不构成政策信号,但揭示了国家立场与社会行动之间的结构差异。
2026-02-09文/石敢当 (By Shi Gandang) 如果你这个人能力强,人品好,三观又正,那么恭喜你,在组织里,你基本上混不好。 这是中文社交媒体上的一名言,让无数网民点头称是。 If you are highly capable, of...
2025-08-26文/毕研韬 所谓「机构媒体」(institutional media),广义地讲是指制度化组织(如政府、政党、企业、大学等)直接控制或深度介入的媒体平台,机构媒体的核心功能是维系组织权威而非公共监督。狭义的机构媒体不包含一般意义上的新闻媒体。 所谓「机构媒体报道」,包含两部分:一是指机构媒体自身进行的报道。这类媒体的运营依附于母体组织的资金、人力、内容等,依靠母体组织的权威为信息背书;二是新闻媒体对制度化组织的报道。相关组织会以公关手段(譬如,向新闻媒体注入资金以建立战略合作关系甚至利益共同体)。 很多制度性组织还会动用组织或(和)经济手段,在社交媒体上造势。有些看似客观、独立的自媒体人,事实上有可能服务于某家制度性组织。这种操作模式或明或暗,普通人或难以辨识。牛津大学一家研究机构曾发布研究报告《产业化虚假信息——2020年全球有组织社交媒体操纵盘点》(Industrialized Disinformation——2020 Global Inventory of Organized Social Media...
2025-03-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