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美
特朗普昨天说：中国干预2020年美国大选；美国情报界：中国没干预
当地时间7月1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表示，中国曾干预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这一表态迅速引发美国舆论关注。然而，一个耐人寻味的事实是，美国情报界此前发布的正式评估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 作者：毕研韬 发表：2026年7月17日 一、美国情报界：没有证据表明中国干预2020年大选 2021年3月，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ODNI）发布《2020年联邦选举外国威胁评估》报告。报告认为，俄罗斯、伊朗等国曾试图影响美国选举，但没有证据表明中国采取了旨在改变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结果的干预行动。 报告指出，北京虽然密切关注美国大选，并对不同候选人的政策进行评估，但总体采取了谨慎态度，更倾向于等待选举结果，而不是直接干预选举进程。此后，美国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和国家安全局（N参与的联合评估，也没有推翻这一结论。 换句话说，截至目前，美国政府公开发布的正式情报评估，并不支持“中国干预2020年美国大选”这一说法。 二、特朗普为何再次提出这一说法？ 事实上，这并不是特朗普第一次就2020年大选提出与官方调查不同的判断。 自2020年以来，特朗普多次表示外国势力影响了美国选举，并多次提及中国。然而，与俄罗斯曾实施网络影响行动不同，美国政府历次公开调查均未认定中国实施了针对2020年总统选举的系统性干预。 此次特朗普再次提出这一议题，更多体现的是政治叙事，而不是美国官方调查结论的更新。 三、同一个事件，两套不同叙事 这一现象反映出美国政治传播中的一个突出特点：同一个事实，往往存在不同的叙事框架。 一方面，美国情报机构强调调查程序、证据标准和专业评估；另一方面，政治人物则根据自身政治议程和支持者诉求，对事件进行重新诠释。两种叙事有时相互印证，有时则明显分离。 近年来，“外国干预”“外国影响力”“虚假信息”“跨境镇压”等议题不断进入美国公共议程，涉华安全叙事持续强化。在这样的舆论环境下，关于中国的相关议题具有较高的政治传播价值，即使缺乏新的公开证据，也可能被反复提及，并持续影响公众认知。 四、国际传播应关注事实，更应关注叙事 对于国际传播研究而言，这一事件值得关注的，并不仅仅是谁对谁错，而是事实、情报评估与政治叙事之间的关系。 现代国际舆论场并非单纯围绕事实展开，而是围绕事实的解释权展开竞争。政治人物、政府机构、媒体和智库，都在通过各自的叙事框架影响公众理解。同一事实，可以产生不同的政治意义；同一调查结果，也可能被不同政治力量赋予完全不同的解释。 特朗普此次关于中国干预2020年美国大选的表态再次说明，在地缘政治竞争持续深化的背景下，涉华议题不仅是外交议题，也是美国国内政治的重要议题。 未来，围绕中国的各种政治叙事仍将持续出现，而国际社会更需要区分政治表达、媒体报道与官方证据之间的差异，以更加客观、理性的态度观察中美关系的发展。
美国拟立法，把“跨境镇压”定义为刑事犯罪
美国国会正试图将一个近年来频繁出现的政治概念——“跨境镇压”（Transnational Repression），正式写入联邦刑法。 作者：《无界传播》评论员 发表时间：2026年7月15日 7月14日，美国民主与共和两党参议员共同提出《制止跨境镇压法案》（Stop Transnational Repression Act）。根据法案内容，外国政府及其代理人在美国境内实施骚扰、威胁、施压、跟踪、恐吓等行为将被认定为“跨境镇压”，最高可面临10年刑期。 值得关注的是，参议院工作人员向媒体透露，中国7月1日实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推动该法案的重要背景之一。美国认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赋予中国政府对境外相关人员追责的法律依据，因此有必要通过新的联邦法律予以回应。 如果法案最终通过，它将不仅是一部刑事法律，更意味着美国正在将“跨境镇压”塑造成一个新的国际政治概念，并赋予其法律效力。 一、一个政治概念正在完成制度化 近年来，美国政府越来越多使用“跨境镇压”这一概念。 2023年以来，美国联邦调查局、国务院、司法部、美国国会、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CECC）陆续发布大量报告，将中国、伊朗、俄罗斯等国列为实施“跨境镇压”的主要国家。 如今，美国试图进一步将其写入联邦刑法，这意味着一个政治概念正在完成制度化过程。这一过程通常包括四个阶段：概念提出、媒体传播和社会接受、政府政策采纳、法律确认。 一旦进入第四阶段，一个概念便具有了更强的政策约束力和国际扩散能力。 因此，《制止跨境镇压法案》不只是增加一个罪名，而是在法律层面正式确立了美国对于“跨境镇压”的定义权。 二、两种法律逻辑开始直接碰撞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此次立法与中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形成了鲜明对应。 中国强调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反分裂，认为任何危害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行为都应依法追责。 美国则强调个人权利、政治自由以及海外社群的安全，认为外国政府不得利用行政、司法或非正式方式，对境外人士实施威胁或施压。 双方并非仅仅存在法律条文上的差异，更体现出两种不同的治理理念。 在国际传播层面，这意味着双方正在围绕同一问题建立不同的话语体系。 中国强调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美国强调保护流亡社群、异议人士以及海外少数族群的人权。...
美国国会推出涉藏新法案，猛烈冲撞中国底线
2026年5月21日，美国众议院两名议员提出《2026年确保西藏未来法案》（Assuring the Future of Tibet Act of 2026），目前已提交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审议。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12日 按照美国立法程序，该提案需经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审议，如通过则进入众议院表决程序；如再获通过，还需经参议院审议并由总统签署。 该法案重点关注：在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之后，怎样才能不让西藏议题在国际论坛上弱化？怎样才能让西藏议题继续成为美国的政策抓手？为此提案提出若干具体措施，全力提高“西藏流亡政府”（Central Tibetan Administration, CTA）的国际地位。这意味着美国国会正在提前设计“后达赖时代”的政策环境，尝试建立新的制度性政策工具。 该法案由民主党众议员詹姆斯•麦戈文（James P. McGovern）提出。他长期参与涉华事务，是美国国会推动涉藏议题的重要成员之一。共和党众议员迈克尔•麦考尔（Michael T. McCaul）是共同提案人。他长期关注国际安全、战略竞争及美国对华政策。提案人组合具有双重意义：一是跨越美国两党，表明形成了一定程度的政策共识；二是使该法案同时具有“人权议题”和“战略竞争议题”色彩。 该法案核心目标是要求美国总统和国务卿采取若干具体措施提升CTA国际地位，并将其纳入相关国际事务。 核心建议有四点。 一、确认并强化CTA的政治定位...
中美学术冷战：大学已成为“战场”
大学已不再只是知识生产的场所，而成为国家安全、制度信任与全球创新体系重构的交汇点。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7日 历史上，中美两国高校之间的科技合作曾是双边关系中最亮眼、最具建设性的领域之一。从1979年《中美科技合作协定》签署，到联合实验室、合作办学项目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再到大量中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活跃于美国顶尖大学校园，学术交流一度被视为“压舱石”。 然而，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尤其是2018年之后，这一合作空间急剧压缩。今天，“学术冷战”已成为描述中美高校关系的常用词汇，科技竞争、安全逻辑进入学术合作领域，导致合作边界重新划分。 大学，这个本应是开放、自由、追求真理的场所，已悄然成为大国科技博弈的新战场。 一、从蜜月到寒冬：转折如何发生 中美学术合作的高峰出现在21世纪前10年。中国高校快速国际化，美国大学则从中获得大量优秀生源、研究经费和合作机会。根据相关研究，在2010年代中期，中美两国学者合著论文数量快速增长，尤其在工程、材料、计算机等领域形成深度互补。 2018年11月，美国司法部推出“中国倡议”（China Initiative），重点防范中国通过学术渠道获取美国敏感技术。该计划虽在2022年正式结束，但其政策逻辑和配套措施被延续并强化。 2023年，美国国会成立“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英语简称House Select Committee on China），进一步推动国会层面对华科技竞争议题的关注。该委员会多次发布报告，指责中美联合研究所和合作项目成为中国“军民融合”战略的技术输送渠道。 在此背景下，一些中美高校合作项目近年来出现调整、暂停招生或重新评估。 与此同时，美国实施出口管制，将多所中国重点高校列入实体清单；美国加强对部分中国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领域学生和研究人员的安全审查；加强对大学研究项目的外国资助披露要求。 这些措施叠加，形成了强大的“寒蝉效应”。许多美国学者主动减少或放弃与中国同行的合作，以避免被调查、失去联邦资助或损害职业声誉的风险。 中国方面则加速科技自立自强战略。从“中国制造2025”到“十四五”规划，再到近年来的基础研究投入增加，中国高校和科研机构在部分前沿领域逐步减少对外部依赖，同时通过各类人才计划吸引海外高层次人才回流。这进一步加剧了美方的警惕，形成行动与反制的螺旋上升。 二、大学战场的现实图景 今天的“学术冷战”呈现出几个鲜明特征： 第一，合作成果显著减少。中美科研合作增速明显下降，尤其是在人工智能、半导体、量子信息、高端无线通信等战略敏感领域。部分研究显示，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与中国相关的资助项目在2018年后大幅减少。 第二，合作办学明显降温。过去一年，多所中美合作办学机构终止合作或调整办学模式。曾经被视为成功典范的联合项目，如今因“国家安全风险”而被关注。...
美国国务院：15家中国驻美媒体已不只是媒体
一项鲜为人知的制度调整，正在悄然改变中国国际传播在美国所面对的规则。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6日 近年来，中美围绕国际传播的竞争不断升级，然而，有一件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在中国社会却没有引起足够关注。 美国政府已经将15家中国驻美新闻机构列入《外国使团法》（Foreign Missions Act）管理范围，认定这些机构“实质上由外国政府拥有或有效控制”（substantially owned or effectively controlled by a foreign government），因此将它们定性为“外国使团”，而不只是普通的新闻媒体。 很多中国人至今并不了解这一变化。 从国际传播角度来看，这一政策调整意味着：美国对中国国际传播的制度认知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 一、美国分三批将15家中国媒体列入“外国使团” 2020年，美国国务院先后三次宣布，将15家中国媒体机构列为“外国使团”（Foreign Mission）。 第一批（2020年2月18日）共5家： 新华社（Xinhua News...
美国独立日讲话：特朗普为何称共产主义是美国最大威胁？
独立日前夕，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宣称，共产主义是美国建国以来面临的最大威胁，甚至超过两次世界大战、珍珠港事件和“9·11”事件。这一表态迅速引发国际关注。然而，如果仅从中文语境理解“共产主义”这一概念，很容易误读特朗普真正想表达的信息。本文试图回到美国政治传播的语境，解析这段讲话背后的政治逻辑、概念内涵及其释放出的战略信号。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5日 7月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南达科他州拉什莫尔山（总统山）举行的美国独立日250周年庆祝活动上发表演讲时表示： “共产主义是对我们国家最大的威胁，甚至超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珍珠港事件和9·11事件。” 事实上，这并非特朗普第一次作出类似表述。过去一周，他已至少两次在公开场合强调，共产主义可能是美国建国以来面临的最大威胁。 这番讲话迅速引发国际关注。在中国，不少人可能会自然地理解为特朗普是在直接针对中国或中国共产党。然而，如果置于美国政治文化和政治传播的语境中观察就会发现，这段讲话的真正含义远比字面复杂。 一、“共产主义”并非一个单纯的制度概念 在中文语境中，“共产主义”通常首先指一种政治制度或意识形态。 但在美国保守派政治话语中，Communism（共产主义）已经演变成一个具有高度政治象征意义的概念，其内涵远远超出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 在美国右翼政治语境中，它常常被用来泛指一系列他们认为削弱美国传统价值观的思想和政策，包括国家权力过度扩张、集体主义、激进左翼政治、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校园激进思潮，以及其它偏离美国建国原则的社会发展方向。 因此，当特朗普说“共产主义是美国最大的威胁”时，并不仅仅是在谈论某一个国家，也不仅是在讨论一种经济制度，而是在使用美国保守派长期形成的一套政治语言。 如果不了解这一语境，很容易对他的讲话产生误读。 二、特朗普重新定义了美国最大的敌人 美国历任总统对于国家威胁的定义，往往反映着时代背景。 二战时期，最大的敌人是轴心国；冷战时期，是苏联；“9·11”之后，则是国际恐怖主义。 特朗普此次讲话则体现出一种不同的逻辑。他实际上试图告诉美国公众： 真正能够摧毁美国的，不一定是来自国外的军事攻击，而可能是美国内部价值体系的改变。 因此，他才会将共产主义置于一战、二战、珍珠港事件和9·11事件之上。 这些历史事件虽然造成巨大损失，但都属于外部冲击，而在特朗普看来，意识形态如果改变了美国自身，将构成更加长期、更深层次的挑战。 这是一种典型的“文明安全”叙事，而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安全叙事。 三、独立日讲话为何充满政治色彩？...
美国人的“强迫劳动”，与中国人理解的不同
“强迫劳动”，是一个劳动法概念，还是一种国际贸易规则？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2日 近年来，美国以“强迫劳动（Forced Labor）”为依据，对部分进口商品实施限制，尤其是在新疆相关产品问题上，引发了广泛关注。 事实上，同样是“强迫劳动”四个字，美国政策中的含义，与中国人的理解并不一致。 在美国，“强迫劳动”不只是劳动法概念，而是嵌入贸易、人权、供应链治理乃至外交政策之中的法律工具。 理解这一概念，需要区分法律定义、政策实践以及国际争议三个层面。 一、美国法律中的“强迫劳动”是什么？ 美国法律关于“强迫劳动”的定义主要来源于国际劳工组织《1930年强迫劳动公约》（第29号公约），并被写入美国《1930年关税法》第307条（19 U.S.C. §1307）。 该条款禁止进口全部或部分由以下劳动生产、开采或制造的商品：convict labor（罪犯劳动）；forced labor（强迫劳动）；indentured labor under penal sanctions（刑罚下的契约劳动）。 美国法律采用的“强迫劳动”定义基本沿用国际劳工组织的标准：任何人在受到任何惩罚威胁的情况下，被迫提供其并非自愿提供的工作或服务。 这一标准包含两个核心要件： 第一，劳动并非真正出于自愿（lack of...
在美国，发表什么文章会进入“外国影响”监管视野？
近年来，美国围绕“外国影响”（Foreign Influence）的监管持续加强，高校、智库、媒体、游说机构等都成为美国政府重点关注的领域。与此同时，一个很多中国人并不熟悉的问题也逐渐进入公众视野： 在美国，发表一篇文章也可能进入“外国影响”监管视野。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1日 看到这里，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可能是：“美国不是强调言论自由吗？为什么发一篇文章也会受到监管？” 实际上，这里的关键并不是文章本身，而是文章背后的关系、目的和身份。 一、美国关注的，不只是文章内容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言论自由。正常发表学术论文、新闻评论、时事分析或个人观点，一般不会因为观点本身而受到《外国代理人登记法》（FARA）的监管。 但是，如果一篇文章同时具有以下特征，就可能进入美国政府的关注范围： 文章是受外国政府、外国政党或外国机构委托撰写；发表目的是影响美国公众、国会议员或政府部门对某项政策的看法；作者与外国主体之间存在代理、指挥、控制或资助关系，而这些关系没有依法披露。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关注的重点就不再是文章表达了什么观点，而是作者是否实际上代表外国主体在美国开展影响活动，以及这种关系是否应当依法登记和公开。 二、为什么美国如此重视“外国影响”？ 美国的逻辑并不是所有外国声音都值得警惕，而是认为，美国公众和政府有权知道，一项政治传播活动是否代表某个外国主体。 因此，美国《外国代理人登记法》建立了一项基本原则：透明。 如果一个人在美国代表外国政府或其他外国委托方从事影响美国政治、政策或舆论的活动，原则上应当向美国司法部履行登记义务，并公开相关关系。 换句话说，美国法律更关心的是： 谁在组织这项活动？谁提供资金支持？是否接受外国主体的指示或控制？美国公众是否知道这种关系的存在？ 在美国看来，这些信息属于公共知情权的一部分。 三、哪些文章更容易进入监管视野？ 从近年来美国司法实践来看，下列情形更容易引起执法部门关注。 第一，受外国主体委托发表政策倡议文章。 例如，受外国政府或其代理机构委托，在美国媒体刊发评论文章，希望影响美国政府对某一议题的政策立场，而作者没有依法披露这种委托关系。...
文章推介
外媒关注：AI正在重构中国新闻传播教育
AI正在从教学工具进入新闻传播教育的专业设置、课程体系和人才培养，中国传媒大学与中国人民大学的探索，正在成为这一变化的两个观察窗口。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9月29日 人工智能正在改变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传统边界。近两年，路透社、法国《世界报》和Rest of World等国际媒体相继报道中国高校的AI教育改革。其中，位于北京的中国传媒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尤为值得关注：前者已经开始通过专业调整回应AI带来的传媒业变化，后者则将AI逐步引入新闻传播教学和研究。两所大学的探索，显示出中国新闻传播教育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 中国传媒大学：AI进入专业设置 2026年6月，法国《世界报》报道中国高校正在因AI而重新调整课程和专业，将中国传媒大学作为重点案例。 报道指出，中国传媒大学是中国重要的传媒与艺术类高校。2025年，该校取消摄影、漫画、新媒体艺术、视觉传达设计和服装设计等五个专业，同时关闭部分经管、理工和人文学科专业，并增加与智能技术相关的培养方向。报道将这一调整放在中国高校整体回应AI和未来就业市场变化的背景下。 Rest of World进一步报道了中国高校减少传统人文和语言专业、增加AI相关专业的现象，也把中国传媒大学作为典型案例。报道特别提到，该校新增“智能影像艺术”等AI融合专业；与此同时，原有的斯瓦希里语翻译课程也进行了重新设计，教学目标从单纯训练翻译能力转向培养学生使用、管理和评价AI翻译工具的能力。...
中国网红比国家媒体更能影响美国人：研究摘要
谁在影响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研究发现，在某些情境下，中国网红的影响力可能超过国家媒体。 文/毕研韬 近年来，国际传播环境正在发生明显变化。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媒体仍然是重要的信息生产者，但在社交平台主导的传播结构中，个人内容创作者的影响力正在迅速上升。 一、一项关于平台传播的研究 2026年1月，一篇题为Foreign influencer operations: How TikTok shapes American perceptions...
Coventry University: The Turning Point in My Life
By Bi Yantao, Hainan University, China In a world increasingly shaped by...
谁在定义“中国威胁”？澳大利亚情报机构的关键角色
在澳大利亚，“中国威胁”已经成为一个越来越常见的政治和安全概念。间谍活动、外国干预、网络攻击、技术泄密、政治影响以及关键基础设施安全等不同问题，经常被放在中澳战略竞争的大背景下讨论。 作者：毕研韬 发布：2026年8月23日 澳大利亚安全情报组织（ASIO）长期负责调查间谍和外国干预活动，并公开提醒政府、企业和高校防范外国情报机构获取敏感信息。ASIO目前甚至将间谍活动和外国干预列为澳大利亚最重要的国家安全问题之一。 问题是：这些具体的安全风险，是如何逐渐演变成“中国威胁”这一整体性认知的？在这个过程中，情报机构发挥了什么作用？ 一、情报机构看到的中国，与其他人看到的中国不同 一个国家可以同时是贸易伙伴、投资来源、竞争对手和安全风险来源。外交官可能首先看到中澳关系中的合作空间，经济学家看到贸易和投资，大学看到科研交流，企业看到市场机会，而情报人员首先关注的则是间谍、外国干预、技术窃取和国家安全风险。 这并不是谁对谁错，而是职业分工造成的观察差异。 情报机构的职责决定了它必须寻找别人没有发现的风险。ASIO公开资料也明确强调，其使命是保护澳大利亚免受安全威胁，并持续开展反间谍和反外国干预工作。 因此，当中国成为澳大利亚最重要的战略竞争对象之一以后，中国自然会成为情报机构高度关注的对象。 但这里需要保持一个重要区分：发现“中国存在某些安全行为”，与判断“中国构成整体性安全威胁”，并不是同一个层次的问题。前者是具体情报问题，后者已经进入国家战略判断。 二、从“中国风险”到“中国威胁”，中间发生了什么？...
美国发布2025年《中国军力报告》，台湾成关键变量
文 /《无界传播》信息中心 美国国防部近日发布2025年版《中国军力报告》（Report to Congress on 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The Mission of Communication Without Borders (CWB)
Promoting Understanding through Communication and Advancing World Peace through Cognitive Mediation B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