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环境
长和业绩会：李泽钜讲话的语境、要点与外部转译
在全球港口与资本流动的博弈中，李泽钜原本审慎克制的企业表述，再传播过程中被转译为具有制度意味的公共叙事。 文/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5月1日 一、事件背景：业绩会与风险语境的叠加 2026年3月，长江和记实业有限公司（简称“长和”）举行年度业绩发布会。作为一家资产高度全球化的企业，其业务横跨港口、电信、能源、零售等多个板块，分布于欧洲、亚洲、美洲等司法辖区。在此背景下，集团主席李泽钜的发言，天然具有“跨区域风险评估”的性质。 需要强调的是，这次发言并非针对单一事件。尽管同期围绕海外港口资产的舆论有所升温，但从现有可核查材料看，业绩会问答并未直接指向具体个案，而是处在一个更广义的语境之中：全球利率与资本成本波动、地缘政治不确定性上升、基础设施资产在监管与安全层面的敏感性增强。 因此，这一讲话是在不确定性上升背景下，对整体投资原则的再确认，而非对具体事件的回应。 二、讲话要点：企业话语的“低确定性表达” 由于缺乏公开逐字稿，目前能够还原的，是基于多家媒体交叉呈现的“要点结构”。这些要点在不同来源中呈现出较高一致性。 首先是审慎投资与资本纪律。发言强调，在复杂环境中应维持稳健策略，优先考虑现金流质量与长期回报，而非短期扩张。 其次是风险控制优先。在资产配置过程中，将不确定性纳入核心评估维度，包括政策变化、法律争议以及地缘政治风险。 再次是法律与争议处理机制。在不同司法环境中通过法律框架解决争议，并保护股东利益。 最后是投资环境的选择逻辑。从不同报道的转述中，可以归纳出一组稳定要素，即营商环境成熟、政策预期相对稳定、投资安全具备保障。这些要素共同构成跨国企业进行投资决策时的基本判断框架。 三、表达特征：策略性模糊与风险中性语言 从传播学角度看，这类业绩会发言具有明显的结构性特征。 其一是去指向性。发言避免点名具体国家或项目，从而降低市场误读与政治联想风险。 其二是去情绪化。整体表达采用技术性语言，如风险、回报与环境，而非价值判断性的措辞。 其三是语义开放性。表述保留一定解释空间，使其能够适用于不同市场与监管语境。 这种“低确定性表达”并非信息不足，而是一种有意设计的沟通策略，其目的在于在信息披露与风险控制之间取得平衡。 四、媒体转译：从技术语言到制度语言 进入媒体报道层面后，原始表达开始被重新组织。 在中文财经媒体中，上述要点往往被转译为更具解释力的框架。例如，将“投资环境”细化为“法律制度”，将“风险控制”延伸为“制度稳定性”，并在部分报道中引入“契约精神”这一概念。 这一阶段的变化可以理解为从“投资技术语言”向“制度解释语言”的转变。其功能在于提升信息的可理解性，并将企业决策逻辑嵌入更宏观的制度讨论之中，但与此同时，语义也开始偏离原有的中性表达，逐步向解释性框架靠拢。...
文章推介
特朗普2025年3月国会演讲：中国应关注七大信号
当地时间2025年3月4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向国会两院联席会议发表演讲，其中有7个信号值得中国特别注意。 一、对华贸易政策的变化 特朗普宣布4月2日启动互惠关税（reciprocal tariffs），即对他国的关税政策采取对等反制，点名欧盟、中国、印度、墨西哥、加拿大等。这意味着特朗普政府可能对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提高关税，类似于2018-2019年的贸易战政策。 二、对全球供应链和制造业的影响 特朗普说，“如果你不在美国生产产品，你将支付关税，在某些情况下是非常高的关税”，暗示可能对中国制造业产生冲击。“台积电（TSMC）宣布在美国投资1650亿美元建立最先进的芯片生产基地”，这表明美国将加强本土半导体制造，减少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这将直接影响中国的出口和在全球制造业中的定位。 三、对华能源与矿产资源竞争 特朗普宣布：“我批准了美国历史上最庞大的天然气管道项目，将供应日本、韩国等国”，这可能影响这些国家对中国的能源依赖。“我将采取历史性行动，大幅扩大美国本土的关键矿产和稀土生产”，这会挑战中国在全球稀土供应链中的主导地位。 四、在国际组织和协议上的退缩 特朗普提到：“我们退出了世界卫生组织（WHO），联合国人权理事会（UNHRC）和巴黎气候协议。”“我们结束了荒谬的绿色新政（Green New Scam）”，这意味着特朗普政府将减少对国际组织的参与，中国可能有机会填补部分全球治理空缺。...
Awakening of the Masses: China Is Undergoing a New Great Leap in Social Cognition
If you still think the word “awakening” sounds pretentious or mystical, that...
请教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三个问题
文/王逸云 2025年1月8日，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张军在2025年年会新闻发布会上说： “当今世界面临着方向危机、信任危机、治理危机。其中，最大的挑战之一是信任危机。……。希望我们的年会能够为减少国际社会的信任赤字发挥积极作用。增进互信需要对话和沟通，而促进对话正是我们年会的一个特色和优势。” 在此请教三个问题： 其一，“当今世界面临着方向危机”是事实判断，还是价值判断？这是多大范围内的共识？ 其二，对话和沟通就一定能增进互信吗？以中美关系为例，高频对话是否总能增进战略互信，还是会扩大战略互疑？ 其三，博鳌亚洲论坛能在多大程度上帮助减少国际信任赤字？如要消除全球信任危机，论坛还需要哪些人才？进行哪些论证和设计？ 真心期待论坛能持续提高举办质量，能以科学的方式促进相互信任。
毕研韬教授致中共海南省委的建议
文/毕研韬 2025年12月18日，海南自贸港将封关运作，这是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也是彰显国家制度创新与开放决心的标志性符号。海南自贸港的建设成效，不仅关乎海南的未来，也是国际社会观察中国开放进路与全球治理逻辑的重要窗口。 当前，全球地缘格局加速演变，经济体系正结构性重塑，国际社会对我国制度创新的认知已成为影响海南自贸港建设的关键变量。基于此，海南自贸港建设不仅要关注政治与经济维度，还应提升其制度与实践在国际社会的可接受度，努力夯实合作共赢的认知基础。 据目前观察，海南决策系统对国际传播生态的认识尚待深化。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的一大挑战是处理好“海南是中国的海南”这一重大课题。如不能将政治正确与技术正确有机融合，或会制约政策红利向国际认同的有效转化，影响海南制度型开放的整体成效。 基于上述考虑，谨提出以下三条建议，供省委领导决策参考。 一、提升决策者的国际传播素养与战略传播意识 国际传播旨在向国际社会阐释发展理念、政策意图与制度优势，增进国际理解、赢得信任并促进合作。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5月31日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指出，“要加强对领导干部的国际传播知识培训”。这一指示切中了要害。开展对领导干部的相关培训，是提升我省国际传播水平的必要条件，是一项无法回避的国际传播基础设施建设任务。 为此，建议省委组织学习国际传播基本知识。通过学习，领导干部能够更准确地理解国际社会的认知逻辑，从而在制度设计和政策执行中兼顾国内发展需求与国际可接受性。这不仅有助于减少外部误解与政策阻力，增进国际社会的理解与信任，也有利于拓展合作机会。掌握国际传播基本知识，还能提升领导干部对人才、建议和项目的鉴别能力。 二、设立“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国际咨询委员会” 为提升海南面向全球的政策解读与制度沟通能力，建议我省组建“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国际咨询委员会”，打造我省亟需的全球化高端智库。该委员会应从全球范围内遴选委员。委员应同时具备扎实的国际传播和国际关系专业知识，拥有丰富的国际实践经验，能够将中国政策逻辑准确、清晰地传达给国际社会。 该委员会将监测并报告国际传播生态趋势，识别可能影响海南自贸港的关键趋势与潜在风险，并提出政策解读与应对方案。委员会将协助海南构建面向全球的制度沟通机制与合作网络，确保自贸港政策逻辑被准确理解。委员会将帮助海南有效防范和化解重大国际认知风险，提升制度型开放实践的国际认同度和影响力。 三、提高对国际传播人才的鉴别力...
非洲的数字主权意识已苏醒
近年来，在全球化与数字化浪潮中，非洲的数字主权意识已经苏醒，开始维护自身数据安全、技术自主权和经济利益。 一、非洲数字主权的核心挑战 （一）数据控制权薄弱 非洲90%以上的数据存储依赖欧美或中国的云服务商（如AWS、阿里云）。用户数据跨境流动缺乏有效监管，存在被滥用的风险。Meta（Facebook）曾被指控利用非洲用户数据训练AI模型，却未支付合理费用；TikTok在非洲的隐私政策合规性频遭质疑。 （二）数字基础设施依赖外部 非洲互联网骨干网络多由外资企业（如法国Orange、中国华为）建设，关键技术（如5G、AI算法）受制于人。卫星互联网领域，SpaceX的“星链”已覆盖30多个非洲国家，但可能挤压本土电信企业生存空间。 （三）网络安全威胁加剧 非洲是全球网络犯罪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2023年网络攻击造成的经济损失超40亿美元。关键领域（如政府、银行）的系统漏洞常被外国黑客组织利用。 二、非洲国家的应对策略 （一）立法与政策强化数据控制 尼日利亚2023年通过《数据保护法》，要求跨国企业将公民数据存储在境内服务器，并对谷歌、Meta等征收5%的数字服务税。南非《个人信息保护法》（POPIA）严格限制数据跨境传输，违者最高罚款1000万兰特。非盟《2030数字转型战略》推动建立非洲统一数据治理框架，减少对外部规则的依赖。 （二）推动本土技术自主...
【向中南海推荐】国际传播专家吴金君
文/毕研韬 在全球博弈日益加剧的当下，国际传播早已不是软性外交的附庸，而是关涉国家安全、发展空间与战略格局的核心能力。正如当前国际语境所揭示的，国际传播不仅关乎国家形象的塑造，更深度嵌入制度竞争、产业链安全、技术标准制定与文化认同构建的全域交锋之中。此刻，我们不得不追问：面对语义漂移与政治诉求交织的复杂战场，“国际传播”是否仍是一种全球硬通货？ “春江水暖鸭先知。”从“脱钩”（decoupling）、“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到“去风险化”（de-risking）以及当前愈演愈烈的关税博弈，最先觉察国际局势风向的，往往不是学界和政界，而是活跃于全球市场前线的外向型企业。它们作为市场神经的末梢，最敏锐地洞悉环境变化，也最直观地把握外部社会的底层逻辑。 而在企业内部，营销部门更是面对国际受众与文化语境的“前沿哨兵”。美国行为科学家约翰·亚当斯（John S. Adams）称之为“跨界沟通者”（boundary communicators）。他们精通市场之术，洞察文化之道，不仅在组织内部享有话语权，更能在跨文化场域中开展有效对话。 然而在其它领域，真正具备国际传播素养的“跨界沟通者”并不总能得到理解与支持。他们因深刻认知现实、倡导路径创新，时常遭遇质疑乃至攻击，最终选择沉默以求自保。这种困境，正印证了《论语》中的一句话：“有道则现，无道则隐。” 今天，中国需要让真正“熟稔内外、道术兼修”的“四通人才”走上前台。在此，我郑重推荐吴金君先生。 吴先生自2007年起担任纽约广告节中国首席代表，2009年推动该项目在中国落地。十余年来，他致力于中外传播实践的深度接轨，从高校创意教育到国际广告评审，从创意作品分享会到跨境游学项目，皆有成功布局。2010年至2019年间，他先后在南京大学、人大、清华、复旦、中传、上海交大、浙大、华南理工、香港浸会大学等近百所高校举办两百余场公开课程，单场最高参与人数超过1200人，覆盖全国传媒、广告、创意设计等主干学科，影响深远。 更为可贵的是，吴金君先生始终坚持传播逻辑与传播语言的本土化探索。他深知：真正有效的国际传播，必须以“理解他者叙事逻辑”为前提，不仅要讲述中国的故事，更要让对方听得懂、愿意听、能共鸣。这既关乎内容，更关乎表达；既需要文化自信，也需要传播智慧。 2024年，吴金君先生担任纽约广告节大中华区首席代表，并推动设立“纽约节大中华区实效奖”，这是中国传播力量深度嵌入国际话语机制的重要一步，不仅是一项荣誉，更是一种制度性承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