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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签证:扩大社交媒体审查,引发新争议

近日,美国扩大对外国签证申请人社交媒体账号审查范围的消息引发关注。 作者:毕研韬  发表:2026年8月8日 根据美国国务院相关安排,部分外国签证申请人在申请赴美签证时,可能需要接受更严格的网络背景审查,包括对其公开社交媒体账号、网络身份和公开发表内容进行评估。 美国认为,社交媒体审查可以帮助签证官更全面了解申请人的背景,识别可能涉及虚假身份、非法活动、暴力风险或其他国家安全隐患的信息。 在数字平台已经成为信息传播、社会动员和国际影响活动重要空间的背景下,政府希望通过增加信息来源,提高签证审查能力。 然而,这一政策也引发新的争议:如何区分真实安全风险与正常观点差异?数字足迹是否会成为影响一个人国际交流机会的长期标签?如果其它国家跟进效仿,这将如何影响全球社交媒体生态?这些问题正在成为数字时代国际传播和全球治理中的新议题。 一、美国为何扩大签证社交媒体审查? 从美国政府角度看,加强签证审查具有现实安全背景。 近年来,网络空间已经成为国家安全竞争的重要领域。外国影响行动、虚假信息传播、网络操纵以及极端主义活动,都可能通过数字平台跨越国界传播。传统的身份审查方式,越来越难以全面了解申请人的背景。 因此,美国认为,通过公开社交媒体信息了解申请人的网络活动,可以作为传统安全审查的补充。 据公开报道,美国此次扩大社交媒体审查,主要涉及部分需要进一步安全评估的外国签证申请人,包括学生签证(F类)、交流访问签证(J类)、部分工作类签证(如H类)以及其他相关非移民签证类别。 审查内容主要集中于申请人的公开网络信息,包括公开社交媒体账号、个人发表的公开内容、网络身份真实性、是否存在与安全风险相关的信息等。 需要指出的是,签证审查本身属于国家主权范围。世界各国通常都会对外国人员入境进行安全评估,美国并非唯一采用背景调查机制的国家。 因此,争议的核心并不是“是否应该审查”,而是“审查应该达到什么边界”。 二、从安全审查到数字身份评估 社交媒体审查带来的最大变化,是改变了传统的身份判断方式。 过去,一个人的身份主要由现实行为定义,例如职业经历、社会关系、法律记录等。 在数字时代,一个人在网络空间留下的表达,也逐渐成为评价其身份的重要依据。 但网络表达具有明显的情境性。 社交媒体上的评论可能只是某一阶段的思考、对特定事件的回应,甚至是在信息不完整情况下形成的暂时判断,并不必然代表一个人长期稳定的价值取向或行为倾向。 因此,评估一段网络表达不能脱离其产生背景,不能作为评价一个人的固定标签。 数字治理面临的真正挑战在于:如何理解和解释这些网络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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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华人担心“排华法案”卷土重来

当国际环境发生剧烈变化时,少数族群可能成为政治情绪传导的对象。 作者:毕研韬  发布:2026年8月4日 1882年,美国国会通过《华人排斥法》(Chinese Exclusion Act)。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部以特定族群和国籍为对象、系统限制移民的联邦法律。该法案不仅限制中国劳工进入美国,也强化了华人在美国社会中的制度性排斥。此后,美国又出台一系列限制措施,影响华人家庭团聚、移民权利和社会融入。直到1943年,美国才正式废除排华法案,而1965年《移民与国籍法》的改革则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华人移民结构。 对今天的美国华人而言,排华历史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集体记忆。它提醒人们,一个族群即使长期参与一个国家的发展,也可能因为国际环境变化、政治情绪转向或社会危机而重新面对身份审视。 近年来,随着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美国社会围绕中国相关议题的讨论明显增加。从科技竞争、投资审查,到科研合作和外国影响问题,涉华议题越来越多地进入国家安全框架。在这一背景下,一些美国华人开始担忧:当国家关系紧张时,自己的族裔背景、文化联系甚至家庭来源,是否会成为额外的社会负担? 这种担忧并不意味着美国正在重返19世纪末的排华时代,而更多体现了一种由历史经验塑造的身份不安全感。 一、排华历史留下的长期心理影响 19世纪后半叶,大量中国劳工来到美国,参与铁路建设、农业开发和城市经济发展。然而,随着经济竞争加剧和社会矛盾扩大,部分政治力量开始将经济问题归因于华人移民,并推动排华政治。 1882年《排华法案》的实施,使美国华人的社会处境发生重大变化。由于移民限制和家庭团聚障碍,许多华人长期处于家庭分离状态。与此同时,一些特殊的移民现象也在这一时期出现,例如部分华人利用身份记录缺失等历史条件,通过复杂方式证明亲属关系,以寻求进入美国的机会。这些现象本身也是排华制度环境下的产物。 二战期间,美国与中国成为盟友,美国社会对华人态度逐渐改善。1943年,《麦诺森法案》(Magnuson Act)废除了排华法案,但仍保留严格移民限制。直到1965年移民制度改革之后,美国华人才真正进入快速增长阶段。 因此,美国华人的历史经验具有双重性:他们既经历过制度性排斥,也通过教育、创业和社会参与逐渐成为美国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从移民群体到美国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今天的美国华人与19世纪末已经发生巨大变化。 根据美国人口统计相关数据,华裔美国人口规模已超过500万,成为美国亚裔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华人在科技、教育、医学、商业和文化等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大量华裔美国人参与美国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的发展。 然而,社会地位的提升并没有完全消除身份困惑。 对早期华人移民而言,核心问题是“能否进入美国”,而对今天许多华裔美国人而言,更多的问题是“如何被理解”。 大量第二代、第三代华裔美国人在美国出生、成长,并将美国视为自己的国家。但在中美关系紧张时期,他们有时仍可能因为族裔背景、中国家庭联系或文化身份而受到额外关注。 这种经历形成了一种现代身份困境:法律身份已经美国化,但社会认知有时仍可能受到国际政治影响。 三、国家安全关注与族群身份之间的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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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复台湾之后,北京将面临新一轮“大考”

台湾问题如果以某种方式解决,将不仅改变两岸关系,也可能成为影响21世纪国际格局的重要事件。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23日 但需要认识到,统一不是历史进程的终点,而是新的战略阶段的开始。北京需要面对国际社会重新定位、两岸社会整合、国家形象重塑、地区安全结构调整以及国际秩序解释权竞争等一系列新问题。 一、国际社会震荡与战略重新定位 台湾问题长期处于亚太安全体系的中心位置。一旦台湾问题解决,美国及其盟友需要重新定义对华战略。 长期以来,美国、日本以及部分西方国家将台湾问题视为地区安全体系的重要变量,并围绕台海稳定构建军事部署、联盟合作和政策框架。 如果台湾问题结束,美国需要重新评估印太战略重点;日本需要重新思考西南方向安全政策;美国盟友体系需要寻找新的战略支点。 但是,台湾问题解决并不意味着大国竞争结束。 竞争可能从地缘安全领域进一步转向科技竞争、产业链竞争、国际规则竞争、全球治理模式竞争。 因此,台湾问题结束可能改变竞争方式,而不会消除竞争本身。 二、国际社会将围绕台湾问题形成新的叙事竞争 重大国际事件从来不仅是政治事实,也是意义生产过程。 台湾问题解决之后,国际社会可能出现不同解释框架。 一种叙事可能认为:一个长期存在的历史问题得到解决,中国实现国家统一,亚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另一种叙事可能认为:亚洲力量平衡发生重大变化,国际秩序面临调整。 此外,不同国家、不同社会群体也可能形成不同理解。因此,统一之后的重要问题将从“如何实现统一?”,转变为“世界如何理解统一?” 这意味着国际传播的重要性不会下降,反而可能进入新的阶段。 三、两岸社会整合将成为长期治理挑战 政治统一解决的是主权问题,但不能自动解决社会融合问题。 两岸长期分离发展,在社会经验、身份认同和政治文化方面形成差异。 未来挑战主要包括: 第一,共同身份如何形成?如何让不同社会背景的人群形成新的共同认同,是长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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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发表什么文章会进入“外国影响”监管视野?

近年来,美国围绕“外国影响”(Foreign Influence)的监管持续加强,高校、智库、媒体、游说机构等都成为美国政府重点关注的领域。与此同时,一个很多中国人并不熟悉的问题也逐渐进入公众视野: 在美国,发表一篇文章也可能进入“外国影响”监管视野。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1日 看到这里,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可能是:“美国不是强调言论自由吗?为什么发一篇文章也会受到监管?” 实际上,这里的关键并不是文章本身,而是文章背后的关系、目的和身份。 一、美国关注的,不只是文章内容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言论自由。正常发表学术论文、新闻评论、时事分析或个人观点,一般不会因为观点本身而受到《外国代理人登记法》(FARA)的监管。 但是,如果一篇文章同时具有以下特征,就可能进入美国政府的关注范围: 文章是受外国政府、外国政党或外国机构委托撰写;发表目的是影响美国公众、国会议员或政府部门对某项政策的看法;作者与外国主体之间存在代理、指挥、控制或资助关系,而这些关系没有依法披露。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关注的重点就不再是文章表达了什么观点,而是作者是否实际上代表外国主体在美国开展影响活动,以及这种关系是否应当依法登记和公开。 二、为什么美国如此重视“外国影响”? 美国的逻辑并不是所有外国声音都值得警惕,而是认为,美国公众和政府有权知道,一项政治传播活动是否代表某个外国主体。 因此,美国《外国代理人登记法》建立了一项基本原则:透明。 如果一个人在美国代表外国政府或其他外国委托方从事影响美国政治、政策或舆论的活动,原则上应当向美国司法部履行登记义务,并公开相关关系。 换句话说,美国法律更关心的是: 谁在组织这项活动?谁提供资金支持?是否接受外国主体的指示或控制?美国公众是否知道这种关系的存在? 在美国看来,这些信息属于公共知情权的一部分。 三、哪些文章更容易进入监管视野? 从近年来美国司法实践来看,下列情形更容易引起执法部门关注。 第一,受外国主体委托发表政策倡议文章。 例如,受外国政府或其代理机构委托,在美国媒体刊发评论文章,希望影响美国政府对某一议题的政策立场,而作者没有依法披露这种委托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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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涉藏政策新变化:国际传播进入法律框架

2024年7月12日,美国《促进解决西藏-中国争端法》(Promoting a Resolution to the Tibet-China Dispute Act)正式生效,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6月28日 从国际传播角度观察,这部法律有一个值得关注的变化:涉藏历史叙事和公共信息开始纳入美国法律政策框架。 这一变化虽然并未立即带来大规模政策调整,却反映出美国涉藏政策关注重点的进一步延伸。 一、从传统议题扩展到历史叙事 长期以来,美国涉藏政策主要围绕宗教、文化、民生、教育等议题展开。 例如,2020年通过的Tibetan Policy and Support Act of 2020重点涉及宗教事务、生态环境、推动对话等内容。 相比之下,2024年生效的法律新增了一项值得关注的内容。 根据法律文本,美国政府被要求就有关西藏历史、地位等问题加强政策说明和公共沟通,并将这一要求写入法律条文。这意味着,除了传统议题之外,历史叙事和信息传播也成为法律关注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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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美国涉藏重要政策文件:法案、报告与听证会

近年来,美国围绕西藏议题逐步形成由法律、年度报告、政策声明和国会监督共同构成的政策体系。与2024年《促进解决西藏—中国争端法》(Promoting a Resolution to the Tibet-China Dispute Act)生效后的立法高潮相比,2025年并未出台新的重大涉藏法律,但美国政府和国会继续通过年度报告、政策建议和监督机制推动相关政策落实,体现出涉藏政策的连续性和制度化特点。本文依据公开资料,对2025年的重要涉藏政策文件进行简要梳理。 一、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CECC)《2025年度报告》 2025年12月,CECC发布《2025年度报告》,继续设立西藏专章,对过去一年西藏相关情况进行梳理,并向美国国会和行政部门提出政策建议。报告围绕宗教活动、文化保护、语言教育、生态环境以及相关法律政策等议题进行了总结,同时建议美国政府继续落实《2020年西藏政策与支持法》和《促进解决西藏—中国争端法》等既有法律。 与往年相比,2025年度报告延续了近年来的基本框架,没有出现重大调整,但继续将西藏作为CECC年度报告的独立章节,反映美国国会对华政策持续关注西藏议题。 二、美国国务院持续落实既有涉藏法律 2025年,美国国务院继续执行近年来通过的涉藏法律,包括《2002年西藏政策法》《2018年对等进入西藏法》《2020年西藏政策与支持法》以及2024年生效的《促进解决西藏—中国争端法》。 根据法律要求,美国国务院继续开展有关涉藏工作的政策协调,并推进相关年度报告制度,包括涉及进入涉藏地区情况、人权和宗教自由等内容。这些报告已成为美国涉藏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会监督行政部门落实法律的重要依据。 三、国会持续关注涉藏政策落实 2025年,美国国会没有通过新的涉藏重大法律,但继续通过CECC年度报告、公开声明以及相关监督机制,要求行政部门落实已有涉藏法律。 从公开文件可以看出,国会关注的重点依旧包括宗教事务、文化和语言保护、教育政策、生态环境以及《促进解决西藏—中国争端法》的执行情况等内容。这表明,美国涉藏政策的重点已逐渐从立法扩展到法律执行和政策监督阶段。 四、结语 总体看,2025年美国涉藏政策进入相对平稳的发展阶段。虽然没有新的重大立法,但通过年度报告、政策协调和国会监督等机制,近年来出台的涉藏法律继续得到推进和落实。 从公开资料可以观察到,美国涉藏政策已形成“法律—报告—监督—政策建议”相互衔接的运行模式,具有较强的连续性和制度化特征。这一趋势值得持续关注,也为观察美国涉藏政策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公开、可验证的参考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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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香格里拉对话会的六个特征

2026年香格里拉对话显示:它正在从一个讨论军事安全的论坛,逐渐演变为一个讨论体系安全和国际秩序的论坛。 文/毕研韬  2026年6月2日发布 2026年5月31日,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Shangri-La Dialogue)在新加坡闭幕。作为亚太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安全论坛之一,“香格里拉对话会”长期被视为观察地区战略格局变化的重要窗口。过去,人们更多关注中美在这一平台上的公开交锋,以及南海、朝鲜半岛和台海等热点议题的发展。 然而,与往届相比,今年的香格里拉对话会呈现出一些新的变化。这些变化不仅反映地区安全环境的转型,也折射出全球秩序正在进入一个新的竞争阶段。 一、从“军事安全”转向“体系安全” 过去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主要聚焦舰队部署、导弹发展、军费增长以及地区军事平衡等传统安全议题。 今年的讨论中,一个显著变化是安全概念的外延明显扩大。 海底通信电缆、关键基础设施、人工智能、无人作战系统、供应链安全以及灰色地带行动(Grey Zone Operations)成为高频词汇。澳大利亚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尔斯甚至在会议上提出:“海床已经成为战场。”他特别提到台湾海峡和波罗的海近年来多起海底电缆受损事件,并认为这些现象已经超出一般技术事故的范畴。 这一变化意味着,各国对于安全的理解正在发生结构性转变。 未来国际竞争不仅发生在陆地、海洋和空中,也发生在数据网络、卫星系统、人工智能平台以及全球基础设施之中。 安全问题正在从军事领域扩展为一个覆盖技术、经济、信息与认知空间的复合体系。 二、东盟的战略自主意识进一步增强 长期以来,外界习惯将香格里拉对话会视为中美竞争的重要舞台,但今年会议释放出的一个重要信号是:越来越多东盟国家不愿意被简单纳入中美对抗框架。 对于东南亚国家而言,最重要的目标并不是在大国之间选边站队,而是维持战略自主性(Strategic Autonomy),尽可能保持外交与安全政策的独立空间。 事实上,随着中美竞争持续升级,东盟国家越来越意识到,如果被迫卷入大国对抗,其经济利益、安全利益以及区域稳定都可能遭受冲击。 因此,本届会议中,“合作”“平衡”“开放”“包容”等词汇被频繁提及,而不是冷战时期常见的阵营对立逻辑。 这反映出东南亚国家正在努力塑造自身作为地区秩序参与者,而非被动接受者的角色。 三、中国的“缺席效应”成为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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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司法如何“冻结”总统决定

美国政治运行中一个常被外部低估的机制,是司法体系对行政权的即时性约束能力。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30日发布 总统在形式上是联邦行政体系的最高负责人,但其政策并不天然具备执行优先级。一旦进入司法审查程序,部分政策可能在短时间内被“冻结”,甚至在最终裁决前就失去实际效力(即使案件还没最终判决,法院也可能先行叫停政策执行,使其无法继续实施)。这种现象在特朗普第二任期的若干政策争议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一、司法“冻结”的基本机制:不是否决,而是暂停执行 美国法院对行政政策的干预,通常并不直接表现为“废除政策”,而是通过临时禁令(temporary restraining order)与初步禁令(preliminary injunction)实现“暂停执行”。 这一点具有结构性意义:法院并不取代行政决策,而是暂停其实施,等待其合法性被完整审查。 这种机制的核心逻辑是“防止不可逆后果”。如果政策一旦执行可能造成结构性损害,例如资金流失、权利侵害或机构变更,法院可以在实体审理完成前先行阻断执行路径。 因此,“冻结”不是象征性动作,而是具有现实治理效果的权力介入。 二、预算权冲突:总统不能单方面重塑财政流向 在特朗普第二任期中,最典型的一类司法干预发生在预算执行领域。 联邦法院在多起案件中明确强调:联邦拨款权属于国会,总统与行政部门只能执行,而不能实质性改写资金用途。 因此,当行政部门试图通过指令冻结或重定向国会已批准资金时,法院往往会迅速介入,要求恢复拨付或限制执行范围。 这一类裁定揭示了一个关键结构:美国财政体系不是“行政主导执行”,而是“立法设定边界、行政负责运行、司法负责校验”。 在这种结构下,总统权力在财政领域高度依赖国会授权,而非单一行政意志。 三、权利约束:宪法成为政策的“上限条件” 另一类常见的司法冻结,来自对宪法权利的审查。 例如涉及教育机构、军队体系或联邦雇员管理的政策,一旦被认为可能违反第一修正案(言论自由)或正当程序原则,法院就可能介入阻断执行。 这种审查逻辑并不评价政策是否“合理”,而是判断其是否触及宪法不可逾越的边界。 因此,即便政策目标具有政治支持基础,只要在程序或权利层面存在风险,也可能被司法系统迅速暂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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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地方创生”政策及其对大陆的启示

台湾地区的“地方创生”展示了一个激活地方活力的政策样本。 文/毕研韬 一、“地方创生”概念的起源 “地方创生”是日本公共政策界率先提出并上升为国家战略的。2014年,日本安倍晋三政府正式启动“地方创生战略”,设立“地方创生本部”统筹推进,将其列为国家核心政策议题。 这一政策的出台,与日本长期面临的人口与区域发展困局紧密相关。进入21世纪后,日本人口总量持续萎缩,人口分布呈现向东京都市圈高度集聚的显著特征。大量年轻人离开地方城市与乡村,奔赴东京等大都市就业、生活,直接导致地方出现人口流失、产业衰退、社区功能弱化等一系列结构性问题。 在此背景下,日本政府推出“まち・ひと・しごと創生”(即城镇、人口与就业再生)战略,核心目标是通过振兴地方特色产业、创造优质就业岗位、优化人居生活环境,引导人口在地方安心定居,从而缓解人口过度向大都市集中引发的发展失衡。从政策本质看,“地方创生”并非单纯的经济振兴计划,而是涵盖经济、社会、文化等多维度的综合性区域发展战略。它强调地方政府、企业与社区主体的协同参与,致力于挖掘地方独特资源、培育特色产业、强化社区治理效能,最终激活地方经济活力与文化生命力。 二、台湾“地方创生”政策的形成 日本提出的“地方创生”理念对我国台湾地区的区域发展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2018年,台湾地区当局正式提出“地方创生”政策,并将2019年确立为“地方创生元年”,标志着这一理念在台湾的落地实践进入新阶段。 长期以来,台湾地区的人口与产业高度集中于台北都会区,中南部及部分乡镇面临人口减少、产业发展动力不足的困境。许多年轻人在完成学业后,选择前往台北等大城市发展,致使部分地方社区出现人口老龄化、经济活力衰退等问题,区域发展失衡的矛盾日益突出。 为破解这一难题,台湾当局借鉴日本“地方创生”的核心经验,结合自身发展实际制定了专项政策。该政策的核心目标主要涵盖三个维度:一是吸引青年群体返乡发展或在地方创业,为地方发展注入新鲜血液;二是推动产业创新升级,激活地方经济内生动力;三是强化社区参与度,培育居民地方认同感,构建可持续发展的社区生态。 三、台湾“地方创生”的实践路径 在具体落地过程中,台湾地区的“地方创生”政策形成了鲜明的实践特色,其核心路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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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的“强迫劳动”,与中国人理解的不同

“强迫劳动”,是一个劳动法概念,还是一种国际贸易规则?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2日 近年来,美国以“强迫劳动(Forced Labor)”为依据,对部分进口商品实施限制,尤其是在新疆相关产品问题上,引发了广泛关注。 事实上,同样是“强迫劳动”四个字,美国政策中的含义,与中国人的理解并不一致。 在美国,“强迫劳动”不只是劳动法概念,而是嵌入贸易、人权、供应链治理乃至外交政策之中的法律工具。 理解这一概念,需要区分法律定义、政策实践以及国际争议三个层面。 一、美国法律中的“强迫劳动”是什么? 美国法律关于“强迫劳动”的定义主要来源于国际劳工组织《1930年强迫劳动公约》(第29号公约),并被写入美国《1930年关税法》第307条(19 U.S.C. §1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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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泼斯坦档案解封后:谁在回应,谁在沉默

我们应当如何借助回应与沉默,进一步理解这些高度复杂的法律文本。 文/毕研韬(中国传播学教授、《无界传播》总编辑) “爱泼斯坦档案”是指围绕美国金融家杰弗里·爱泼斯坦(Jeffrey Epstein)性侵与性交易案件,在多年司法调查、刑事诉讼及相关民事诉讼中形成并逐步公开的一系列法律文件。这些材料包括但不限于证人证词、证人笔录、通信记录摘要、航班清单、法庭动议文件,以及与共犯吉丝兰·麦克斯韦(Ghislaine Maxwell)案件相关的司法材料。 需要强调的是,这些档案本身层级差异极大:有的是经法庭采信的证词;有的是未经交叉质证的单方陈述;还有相当一部分,仅仅是“被提及的名字”,并不构成指控,更不等同于事实认定。正是这种层级复杂性,使得档案在公共传播中极易被误读,也正是本文反复强调“区分层级”的原因。 一、档案中涉及的主要人物与机构 根据已公开、可核查的司法文件,档案中出现过的知名人物与机构,主要包括以下几类(按是否回应区分): (一)已公开作出回应或澄清的个人与机构 1.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美国前总统。其发言人否认其知晓或参与任何非法行为,并强调与案件无关。 2.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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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国际传播,致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建议

国际传播不是账号数量竞赛,不是稿件翻译出海,也不是互动数据堆积。 文/毕研韬 国际传播不是账号数量竞赛,不是稿件翻译出海,也不是互动数据堆积。一切“繁荣指标”,在成熟的国际舆论环境中意义相当有限。在地缘博弈持续激烈的今天,国际传播的核心任务是减少误解、建立信任。围绕这一目标,现提出如下30条建议,仅供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参考。 一、认知与心态:校准出发点 1.先校准目标。国际传播不是为了“被看见”,而是“被理解、被信任”。曝光是表层变量,信任是结构变量。没有信任基础,声量越大,越可能被视为“噪音”乃至“渗透”。效果导向是国际传播的最高原则。 2.国际传播不是要“征服舆论”。对抗思维只会导致情绪化表达与零和叙事。真正有效的路径是解释、对话与议题嵌入——在既有国际话语结构中争取理解空间,而非试图通过压制,迫其改变立场。 3.国际传播是长期工程,而非阶段性任务。认知结构的形成具有路径依赖性,是短期集中行动难以改变的。 4.重视国际社会的长期记忆。舆论具有累积性。一次处理失当,可能多年后仍被引用。他国往往通过选择性记忆强化自身叙事优势。 5.不要刻意迎合外部偏好。短期讨好可能换来暂时好感,但长期信任来自稳定原则与清晰立场。 二、内容与叙事:重构表达方式 6.不要把内宣材料直接翻译外发。对内表达强调动员与成绩,而对外表达需要逻辑、证据与问题回应。语言转换只是技术步骤,真正的国际传播是语境转换与意义对接——用对方理解的概念,解释我们的制度与政策。 7.重视“小切口叙事”。宏大的概念难以进入他者认知,而具体的人、物、细节,能够承载复杂的主题。与其讲述“辉煌成就”,不如呈现“一个家庭的变化”“一项技术的由来”“一座城市的日常”。细节是跨越文化壁垒的通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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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世噶玛巴揭示佛理与传播学的同构性

第十七世噶玛巴·邬金钦列多杰(Ogyen Trinley Dorje)是藏传佛教噶玛噶举传承体系的重要宗教领袖,长期参与跨文化对话与全球公共议题表达,其思想具有明显的跨界特征。 文/毕研韬 2026年4月27日发布 一、噶玛巴讲义结集出版 第十七世噶玛巴在印度达兰萨拉时,曾给美国雷德兰兹大学学生讲授系列课程。2017年美国 Wisdom Publications把讲义结集出版,名为Interconnected: Embracing Life in...

传播学

全球六大搜索引擎,你常用哪个?

资料整理/《无界传播》编辑部 一、全球传统搜索引擎市场份额(StatCounter 数据) 以下是截至2025年7月,市场份额排名前六的传统搜索引擎。 第一名:Google(约 89.6%):以精准算法、丰富生态系统和强大品牌影响力稳居全球搜索市场之首。 第二名:Bing(约 4.0%):微软开发,集成 AI Copilot 功能,借助 Windows 和 Ed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