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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乌战争最终将以谈判结束

俄乌战争已经持续四年多,战场仍在变化,双方都在寻求军事突破。但如果从战争整体结构观察,可以得出一个明确判断:俄乌战争最终将以谈判结束,而不会以一方军事击败另一方结束。这不是对战争何时结束的预测,而是对战争终局性质的判断。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10月9日 一、俄罗斯难以彻底击败乌克兰 俄罗斯拥有更多的战略资源和更强的战争动员能力,但长期战争已经证明,军事优势并不意味着能够迅速实现政治目标。 乌克兰虽然面临兵员、装备和财政压力,但仍然能够坚持作战,并得到欧洲等国家支持。英国目前已经承诺向乌克兰提供250亿英镑支持,其中军事援助达到160亿英镑。 因此,俄罗斯可以继续推进战线、扩大打击,但要通过军事手段彻底解决乌克兰问题,难度依然很大。 二、乌克兰也难以军事击败俄罗斯 反过来,乌克兰能够抵抗,并不意味着能够最终击败俄罗斯。 乌克兰可以通过反攻、无人机和远程打击不断提高俄罗斯的战争成本,但要实现全面收复失地,并迫使俄罗斯接受战略性失败,需要形成持续的战略突破能力。这与取得局部战场优势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并非孤立作战。 三、中国因素决定俄罗斯不能轻易被打败 中国持续主张俄乌停火、对话和谈判。与此同时,中俄经济和技术联系仍然为俄罗斯提供了重要的战略纵深。 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2026年的报告认为,中国已经成为俄罗斯战争经济的重要外部支撑;中国能源采购以及军民两用产品供应帮助俄罗斯维持经济和国防工业能力。相关报告还称,2026年中国占俄罗斯获得的部分受管制技术进口的约90%。这些是美国机构的评估,其中部分涉及争议性情报判断,对此中国官方并不认同。 这里最重要的并不是判断中国是否“援俄”,而是理解一个战略事实:如果俄罗斯面临战略性崩溃,中国很难完全不考虑由此产生的欧亚力量结构变化。 因此,乌克兰面对的实际上不是一个可以无限削弱的俄罗斯,而是一个具有相当外部战略纵深的俄罗斯。 四、朝鲜进一步提高俄罗斯的战争耐久力 朝鲜已经向俄罗斯提供大量炮弹、导弹和军事人员。英国下议院今年9月的研究资料显示,朝鲜此前向俄罗斯派遣约1.1万名军人,并提供数百万发弹药;2026年俄朝双方还继续推进长期军事合作。 这意味着俄罗斯的战争能力并不完全取决于自身军工体系。 更重要的是,俄朝关系正在制度化。2024年双方签署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俄罗斯2026年又推动将军事合作进一步长期化。 朝鲜不需要帮助俄罗斯“赢得战争”。只要能够持续提供人员、弹药和部分武器,就可以提高俄罗斯承受长期消耗的能力。 于是,一个基本结构逐渐形成:乌克兰有欧洲等方面的支持,俄罗斯则拥有中国、朝鲜等不同形式的外部支撑。 这使任何一方通过军事手段彻底击败另一方都更加困难。...

传播学

美欧日紧盯中国涉台传播

台湾问题不仅是两岸关系议题,也是国际舆论与战略竞争的重要场域。美国、欧盟和日本都在研究中国的涉台信息活动,但各自关注的重点有所不同。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10月9日 一、美国:关注中国如何影响台湾社会、削弱外部支持 美国对中国涉台传播的关注,已经从一般性的舆论竞争延伸到社交媒体操纵、人工智能应用和军事行动中的信息影响。 2025年11月,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发布年度报告,专门分析中国对台湾的影响活动。报告称,中国相关行为体使用网络水军、自动化账号和生成式人工智能影响网络讨论,试图围绕台积电赴美投资等争议议题制造社会分歧。报告还妄称,一些相关组织向台湾社交媒体网红提供报酬,要求其在内容中加入亲北京的信息。 美国国防部2025年《中国军事与安全发展报告》也分析了中国针对台湾的信息行动。报告称,在2024年5月和10月解放军举行的“联合利剑”演习期间,中国方面通过无人机投放传单、发布具有象征性意味的宣传图像等方式,向台湾社会传递政治信号。 美国的关注还涉及中国如何向不同受众传播不同叙事。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2025年报告指出,中国面向国际受众的宣传倾向于淡化对台动武的可能性,而面向国内受众的宣传则可能强调台湾方面的挑衅及采取军事行动的理由。报告认为,这种差异值得警惕,因为它可能反映中国在为不同受众准备不同的战争叙事。 美国的核心判断是,中国的涉台信息活动不仅是宣传问题,还服务于政治分化、心理施压和军事战略目标。但上述报告中的具体指控,有些来自台湾政府部门的统计和判断,有些属于美国机构的分析,并不意味着每项指控都已得到独立验证。 二、欧盟:将中国涉台信息活动纳入外国干预议题 2021年11月,欧洲议会外国干预问题特别委员会(INGE)派出代表团赴台湾,专门了解台湾应对信息操纵与外国干预的经验。这是欧洲议会首次正式派团访台。 代表团总结称,台湾自2018年以来遭遇了被归因于中国大陆的多轮信息活动,相关传播试图推广北京的叙事、强化反美情绪、削弱台湾民众对台湾当局的信任,并压制反对中国的声音。欧洲议会还将台湾视为研究中国相关信息活动的重要观察对象。 2025年,欧洲议会在《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执行年度报告》中进一步明确指出,中国针对台湾的行动包括网络攻击和影响力活动,并呼吁欧盟加强与台湾的信息交流与合作,共同应对虚假信息和外国干预。 欧盟对外行动署也将中国列为外国信息操纵与干预(FIMI)的重要行为体。其分析强调,中国相关活动既包括推广自身主张、扩大在全球信息空间的存在,也包括压制批评声音。欧盟据此开展信息收集、方法分析、风险揭示和政策应对。 欧盟的主要观点是:中国可能通过信息活动影响台湾社会认知、干预政治讨论,并推动有利于北京的台湾叙事。欧盟因此将涉台信息活动与外部干预、民主韧性及台海安全联系起来。 需要注意,欧洲议会的政治决议和考察报告不等同于欧盟委员会或所有成员国的统一立场;欧盟对相关活动的指控也应依据具体证据逐项判断。 三、日本:将中国涉台信息活动纳入认知战分析 2026年版日本《防卫白皮书》在“认知领域的动向”一节中,明确讨论中国对台认知领域作战。白皮书援引美国战争部门的判断称,中国将认知领域作战视为对台“压力行动”的核心要素之一,意在削弱台湾的抵抗意志、加深社会分裂。相关活动还包括利用信息空间传播政治叙事、影响台湾民众认知,以及突出解放军在台湾周边的军事活动。 日本防卫研究所研究人员在白皮书专题栏目中进一步分析了中国军事演习的信息传播方式。该文指出,中国军方发布的演习视频曾出现被台湾方面质疑的画面;台湾方面认为这些内容具有认知战性质。研究人员认为,虚实交织的信息发布可能对台湾及国际社会形成压力,并加剧台湾内部的分歧。 可见,日本的相关研究并非完全基于自己的独立观察,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美国的战略评估和台湾方面的数据。 结语 美欧日对中国涉台传播的关注并非完全相同,但已有材料表明,这一议题正在进入三方的战略分析视野。值得重视的,不只是它们如何评价中国的涉台叙事,更是它们如何将传播活动与政治影响、地区安全及国际秩序联系起来。 毕研韬系传播学教授,主要研究国际传播、国际冲突与和平。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所在机构之立场。

传播学北美

特朗普正在改变国际传播逻辑

过去,传播是外交行动的“说明书”;如今,传播正在成为外交行动本身,特朗普的实践让这一变化变得前所未有地清晰。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9月19日 过去讨论特朗普的国际传播,人们往往首先想到三个关键词:美国优先、交易主义、社交媒体。尤其是第一任期内,特朗普频繁使用Twitter,直接向全球公众和外国政府发声,“推特外交”(Twiplomacy)成为国际传播研究的热门议题。 但如果只把特朗普视为“更会使用社交媒体的总统”,那就低估了正在发生的变化。真正值得关注的,是传播在外交中的位置发生了变化。 一、社交媒体不只是“说话的地方” 2025年1月,特朗普与习近平通电话。中国方面发布了正式通报,特朗普则很快在其社交媒体Truth Social上发表自己的版本。两份信息都将通话描述为积极,但关注重点并不完全相同。特朗普的帖子特别提到贸易平衡、芬太尼和TikTok等议题。 这件事说明:总统的社交媒体已经成为外交信息生产的一部分,而不是外交活动结束后的宣传渠道。 第二任期以后,这一趋势更加明显。 2025年,特朗普多次通过Truth Social直接宣布或预告重要外交政策。“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RUSI)在总结特朗普第二任期第一年外交政策时指出,一些外交政策变化甚至首先通过Truth Social被世界、乃至美国政府内部人员看到。 到了2026年,这种现象更加突出。 以伊朗问题为例,2026年2月至8月,特朗普至少在Truth Social发布了319条涉及伊朗的帖子,平均每14小时一条。这些帖子几乎伴随了从威胁、军事行动到宣布胜利、谈判和局势重新变化的整个过程。 这就使一个过去属于外交系统的问题发生了变化:社交媒体信息究竟是在“报道外交”,还是在“开展外交”?后者的比例已显著提高。 二、传播开始具有“试探”功能 特朗普传播最值得研究的地方,是他的公开传播具有一种传统外交渠道较少具备的功能:试探。 发出一个信号,看对方怎么反应; 提出一个条件,看对方是否接受; 释放一个威胁,看盟友是否退让; 宣布一个可能的政策,看外界如何反应。...

北美

美国公开讨论自身战力短板,传递什么信号?

美国战略界密集讨论弹药、军工和持续作战能力,表面是在暴露短板,实质是在向中国、盟友和美国国内同时释放一个信号:美国正在为可能的长期大国竞争提前补课。 作者:毕研韬  发布:2026年8月25日 近期,美国多个重要智库和战略研究机构密集讨论美国军工体系、弹药库存以及持续作战能力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讨论越来越明确地与未来可能发生的中美军事冲突联系起来。 这不是简单的军事装备问题。为什么此时美国战略界集中讨论自身的战争能力?这些公开讨论又在向谁传递信息? 一、美国战略界开始正视“持久战能力” 2026年8月,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CFR)发布报告《弹药告急:重建美国军工体系、威慑中国的两年冲刺》(Out of Ammo: A Two-Year Sprint to Rebuild the American Arsenal and Deter China),直接将美国的弹药库存和国防工业能力与对华威慑联系起来。 报告认为,美国目前的武器库存和生产能力不足以可靠支撑一场高强度的对华战争,特别是台海发生长期冲突的情况下。报告提出,美国需要在未来两年内迅速扩大弹药生产,并重建国防工业体系。 值得注意的是,CFR讨论的并不是美国武器是否先进,而是能否持续生产和补充。 这一问题在美国战略界已经讨论多年。...

北美

美国签证:扩大社交媒体审查,引发新争议

近日,美国扩大对外国签证申请人社交媒体账号审查范围的消息引发关注。 作者:毕研韬  发表:2026年8月8日 根据美国国务院相关安排,部分外国签证申请人在申请赴美签证时,可能需要接受更严格的网络背景审查,包括对其公开社交媒体账号、网络身份和公开发表内容进行评估。 美国认为,社交媒体审查可以帮助签证官更全面了解申请人的背景,识别可能涉及虚假身份、非法活动、暴力风险或其他国家安全隐患的信息。 在数字平台已经成为信息传播、社会动员和国际影响活动重要空间的背景下,政府希望通过增加信息来源,提高签证审查能力。 然而,这一政策也引发新的争议:如何区分真实安全风险与正常观点差异?数字足迹是否会成为影响一个人国际交流机会的长期标签?如果其它国家跟进效仿,这将如何影响全球社交媒体生态?这些问题正在成为数字时代国际传播和全球治理中的新议题。 一、美国为何扩大签证社交媒体审查? 从美国政府角度看,加强签证审查具有现实安全背景。 近年来,网络空间已经成为国家安全竞争的重要领域。外国影响行动、虚假信息传播、网络操纵以及极端主义活动,都可能通过数字平台跨越国界传播。传统的身份审查方式,越来越难以全面了解申请人的背景。 因此,美国认为,通过公开社交媒体信息了解申请人的网络活动,可以作为传统安全审查的补充。 据公开报道,美国此次扩大社交媒体审查,主要涉及部分需要进一步安全评估的外国签证申请人,包括学生签证(F类)、交流访问签证(J类)、部分工作类签证(如H类)以及其他相关非移民签证类别。 审查内容主要集中于申请人的公开网络信息,包括公开社交媒体账号、个人发表的公开内容、网络身份真实性、是否存在与安全风险相关的信息等。 需要指出的是,签证审查本身属于国家主权范围。世界各国通常都会对外国人员入境进行安全评估,美国并非唯一采用背景调查机制的国家。 因此,争议的核心并不是“是否应该审查”,而是“审查应该达到什么边界”。 二、从安全审查到数字身份评估 社交媒体审查带来的最大变化,是改变了传统的身份判断方式。 过去,一个人的身份主要由现实行为定义,例如职业经历、社会关系、法律记录等。 在数字时代,一个人在网络空间留下的表达,也逐渐成为评价其身份的重要依据。 但网络表达具有明显的情境性。 社交媒体上的评论可能只是某一阶段的思考、对特定事件的回应,甚至是在信息不完整情况下形成的暂时判断,并不必然代表一个人长期稳定的价值取向或行为倾向。 因此,评估一段网络表达不能脱离其产生背景,不能作为评价一个人的固定标签。 数字治理面临的真正挑战在于:如何理解和解释这些网络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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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华人担心“排华法案”卷土重来

当国际环境发生剧烈变化时,少数族群可能成为政治情绪传导的对象。 作者:毕研韬  发布:2026年8月4日 1882年,美国国会通过《华人排斥法》(Chinese Exclusion Act)。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部以特定族群和国籍为对象、系统限制移民的联邦法律。该法案不仅限制中国劳工进入美国,也强化了华人在美国社会中的制度性排斥。此后,美国又出台一系列限制措施,影响华人家庭团聚、移民权利和社会融入。直到1943年,美国才正式废除排华法案,而1965年《移民与国籍法》的改革则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华人移民结构。 对今天的美国华人而言,排华历史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集体记忆。它提醒人们,一个族群即使长期参与一个国家的发展,也可能因为国际环境变化、政治情绪转向或社会危机而重新面对身份审视。 近年来,随着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美国社会围绕中国相关议题的讨论明显增加。从科技竞争、投资审查,到科研合作和外国影响问题,涉华议题越来越多地进入国家安全框架。在这一背景下,一些美国华人开始担忧:当国家关系紧张时,自己的族裔背景、文化联系甚至家庭来源,是否会成为额外的社会负担? 这种担忧并不意味着美国正在重返19世纪末的排华时代,而更多体现了一种由历史经验塑造的身份不安全感。 一、排华历史留下的长期心理影响 19世纪后半叶,大量中国劳工来到美国,参与铁路建设、农业开发和城市经济发展。然而,随着经济竞争加剧和社会矛盾扩大,部分政治力量开始将经济问题归因于华人移民,并推动排华政治。 1882年《排华法案》的实施,使美国华人的社会处境发生重大变化。由于移民限制和家庭团聚障碍,许多华人长期处于家庭分离状态。与此同时,一些特殊的移民现象也在这一时期出现,例如部分华人利用身份记录缺失等历史条件,通过复杂方式证明亲属关系,以寻求进入美国的机会。这些现象本身也是排华制度环境下的产物。 二战期间,美国与中国成为盟友,美国社会对华人态度逐渐改善。1943年,《麦诺森法案》(Magnuson Act)废除了排华法案,但仍保留严格移民限制。直到1965年移民制度改革之后,美国华人才真正进入快速增长阶段。 因此,美国华人的历史经验具有双重性:他们既经历过制度性排斥,也通过教育、创业和社会参与逐渐成为美国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从移民群体到美国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今天的美国华人与19世纪末已经发生巨大变化。 根据美国人口统计相关数据,华裔美国人口规模已超过500万,成为美国亚裔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华人在科技、教育、医学、商业和文化等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大量华裔美国人参与美国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的发展。 然而,社会地位的提升并没有完全消除身份困惑。 对早期华人移民而言,核心问题是“能否进入美国”,而对今天许多华裔美国人而言,更多的问题是“如何被理解”。 大量第二代、第三代华裔美国人在美国出生、成长,并将美国视为自己的国家。但在中美关系紧张时期,他们有时仍可能因为族裔背景、中国家庭联系或文化身份而受到额外关注。 这种经历形成了一种现代身份困境:法律身份已经美国化,但社会认知有时仍可能受到国际政治影响。 三、国家安全关注与族群身份之间的张力...

亚洲

收复台湾之后,北京将面临新一轮“大考”

台湾问题如果以某种方式解决,将不仅改变两岸关系,也可能成为影响21世纪国际格局的重要事件。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23日 但需要认识到,统一不是历史进程的终点,而是新的战略阶段的开始。北京需要面对国际社会重新定位、两岸社会整合、国家形象重塑、地区安全结构调整以及国际秩序解释权竞争等一系列新问题。 一、国际社会震荡与战略重新定位 台湾问题长期处于亚太安全体系的中心位置。一旦台湾问题解决,美国及其盟友需要重新定义对华战略。 长期以来,美国、日本以及部分西方国家将台湾问题视为地区安全体系的重要变量,并围绕台海稳定构建军事部署、联盟合作和政策框架。 如果台湾问题结束,美国需要重新评估印太战略重点;日本需要重新思考西南方向安全政策;美国盟友体系需要寻找新的战略支点。 但是,台湾问题解决并不意味着大国竞争结束。 竞争可能从地缘安全领域进一步转向科技竞争、产业链竞争、国际规则竞争、全球治理模式竞争。 因此,台湾问题结束可能改变竞争方式,而不会消除竞争本身。 二、国际社会将围绕台湾问题形成新的叙事竞争 重大国际事件从来不仅是政治事实,也是意义生产过程。 台湾问题解决之后,国际社会可能出现不同解释框架。 一种叙事可能认为:一个长期存在的历史问题得到解决,中国实现国家统一,亚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另一种叙事可能认为:亚洲力量平衡发生重大变化,国际秩序面临调整。 此外,不同国家、不同社会群体也可能形成不同理解。因此,统一之后的重要问题将从“如何实现统一?”,转变为“世界如何理解统一?” 这意味着国际传播的重要性不会下降,反而可能进入新的阶段。 三、两岸社会整合将成为长期治理挑战 政治统一解决的是主权问题,但不能自动解决社会融合问题。 两岸长期分离发展,在社会经验、身份认同和政治文化方面形成差异。 未来挑战主要包括: 第一,共同身份如何形成?如何让不同社会背景的人群形成新的共同认同,是长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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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发表什么文章会进入“外国影响”监管视野?

近年来,美国围绕“外国影响”(Foreign Influence)的监管持续加强,高校、智库、媒体、游说机构等都成为美国政府重点关注的领域。与此同时,一个很多中国人并不熟悉的问题也逐渐进入公众视野: 在美国,发表一篇文章也可能进入“外国影响”监管视野。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1日 看到这里,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可能是:“美国不是强调言论自由吗?为什么发一篇文章也会受到监管?” 实际上,这里的关键并不是文章本身,而是文章背后的关系、目的和身份。 一、美国关注的,不只是文章内容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言论自由。正常发表学术论文、新闻评论、时事分析或个人观点,一般不会因为观点本身而受到《外国代理人登记法》(FARA)的监管。 但是,如果一篇文章同时具有以下特征,就可能进入美国政府的关注范围: 文章是受外国政府、外国政党或外国机构委托撰写;发表目的是影响美国公众、国会议员或政府部门对某项政策的看法;作者与外国主体之间存在代理、指挥、控制或资助关系,而这些关系没有依法披露。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关注的重点就不再是文章表达了什么观点,而是作者是否实际上代表外国主体在美国开展影响活动,以及这种关系是否应当依法登记和公开。 二、为什么美国如此重视“外国影响”? 美国的逻辑并不是所有外国声音都值得警惕,而是认为,美国公众和政府有权知道,一项政治传播活动是否代表某个外国主体。 因此,美国《外国代理人登记法》建立了一项基本原则:透明。 如果一个人在美国代表外国政府或其他外国委托方从事影响美国政治、政策或舆论的活动,原则上应当向美国司法部履行登记义务,并公开相关关系。 换句话说,美国法律更关心的是: 谁在组织这项活动?谁提供资金支持?是否接受外国主体的指示或控制?美国公众是否知道这种关系的存在? 在美国看来,这些信息属于公共知情权的一部分。 三、哪些文章更容易进入监管视野? 从近年来美国司法实践来看,下列情形更容易引起执法部门关注。 第一,受外国主体委托发表政策倡议文章。 例如,受外国政府或其代理机构委托,在美国媒体刊发评论文章,希望影响美国政府对某一议题的政策立场,而作者没有依法披露这种委托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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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学

一个危险信号:大国政治不再忌惮国际舆论

冷战结束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国际社会普遍形成一种认知:即便是实力最强大的国家,也必须顾及国际舆论、国际合法性与道义评价。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26日发布 一个国家如果遭遇大规模国际谴责,往往意味着外交压力上升、国际形象受损,甚至可能影响经济、联盟与战略环境。因此,“国际传播”“国家形象”“全球声誉”等概念,在过去几十年逐渐成为国际政治中的重要变量。 但近年来,一个越来越明显的变化正在出现:国际舆论对大国行为的约束力正在下降。 从俄乌冲突到中东局势,从美国长期强化域外制裁到各国不断升级认知战与信息战,国际政治正在呈现出一种新的趋势:大国依然重视传播,但已不像过去那样惧怕国际舆论。越来越多国家开始相信,国际批评未必能够转化为真正的战略成本。 这种变化,意味着国际秩序可能正在发生深层结构转型。 国际舆论为何曾经具有约束力 二战结束后,尤其是冷战结束以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逐渐扩张。国际制度、多边主义、全球化与规则体系不断强化,“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一度成为国际政治中的主导叙事。 在这一时期,国际舆论的重要性,并不仅仅来自道义层面,而是因为它能够影响现实利益。国际谴责可能引发经济制裁与外交孤立;国家形象恶化可能影响投资、贸易与国际合作;道义危机甚至可能冲击国内政治稳定。因此,国际舆论实际上构成了一种“声誉约束”。 正因如此,过去许多国家即便采取军事行动,也往往会努力争取“合法性叙事”。无论是强调反恐、人道主义、国际法依据,还是寻求联合国授权,其核心目的,都是降低国际舆论带来的政治与战略成本。 在这一阶段,国际传播不仅是形象工程,更是一种合法性工程。...

亚洲

日本会成为亚洲版的乌克兰吗?

日本会不会成为“亚洲版的乌克兰”,在大国博弈中被用于“拖住”中国? 文/毕研韬 近期,在中国舆论与战略讨论中出现了一种判断:在中美战略竞争不断加剧的背景下,日本是否可能像乌克兰牵制俄罗斯那样,被美国用来长期牵制中国,从而分散中国的战略资源、迟滞中国的发展?这个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简单类比两个国家,而在于分析一种可能的地缘政治结构:在中美战略竞争中,是否会出现“前沿消耗节点”。 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从战略逻辑、日本自身利益以及现实结构三个方面来分析。 一、“亚洲版乌克兰”这一判断的逻辑 “乌克兰模式”之所以成为一种地缘政治隐喻,与2022年爆发的俄乌战争密切相关。战争爆发后,美国及其盟友持续向乌克兰提供军事和经济支持,使俄罗斯长期陷入高强度消耗之中。从战略结果看,这场战争确实在相当程度上牵制了俄罗斯的国家资源与战略注意力。 正因为如此,一些分析人士开始思考:在中美竞争加剧的情况下,美国是否可能在中国周边形成类似的压力结构,使中国不得不长期投入大量资源用于安全防御。 从地缘位置看,日本确实是最容易被联想到的国家。日本与美国的安全关系建立在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基础上,两国形成了稳定的同盟关系。在这一体系下,美国在日本长期部署大量军事力量,日本也成为美国在西太平洋最重要的战略支点之一。因此,从战略结构上看,日本确实具备成为对华压力前沿的条件。 二、日本是否可能承担这种角色 近年来,日本安全政策确实出现明显变化。例如,日本政府在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中提出大幅增加防卫预算,并明确发展所谓“反击能力”。这意味着日本的安全政策正在逐渐突破战后长期形成的限制。 与此同时,日本在地区安全结构中的角色也在扩大。例如,美国推动的四方安全对话以及AUKUS安全伙伴关系,都反映出美国正在构建更加紧密的印太安全网络。在这一网络中,日本显然是核心节点之一。 从这些变化看,日本确实正在从一个以经济实力为核心的国家,逐渐转向更强调安全角色的国家。...

传播学

中俄伊北京会谈:媒体的扭曲报道

3月14日上午,中国、俄罗斯和伊朗三国政府代表在北京会谈前合影时,因起初离中伊代表较远,俄方代表随即调整了两次,向中间移动了两步。这本来只是花絮,但有若干中文媒体使用了“俄方向中伊靠近”这种具有歧义性甚至误导性的标题,有的报道不用俄方调整位置后的合影,而是使用俄方站位较远的图片。 对上述现象,可从三个维度分析: 1. ‌外交场合的细节被“放大镜式”解读‌ 外交仪式中的站位调整,本是为了画面协调或礼节需要,但在地缘政治敏感的舆论场中,这类细节容易被赋予超出实际的象征意义。俄方代表两次移动步伐,被部分自媒体解读为“立场表态”,甚至引申出“俄罗斯急于靠拢中伊”的叙事。 2. ‌选择性信息传播加剧认知偏差‌ 部分媒体使用俄方代表初始站位较远的照片,本质是通过“断章取义”制造视觉冲击。未完整呈现事件全貌的图片,配上“俄方向中伊靠近”的标题,既可能暗示俄罗斯的“主动示好”,也可能暗示三方关系的“微妙距离”。这种操作用碎片化信息强化预设立场。 3. ‌舆论场对国际关系的“符号化”消费倾向‌ 将站位调整等外交礼仪细节,视为国家关系的“晴雨表”,反映了舆论场中一种普遍的简化思维。这种倾向既源于对复杂国际事务的理解门槛,也与部分媒体为吸引流量而刻意制造话题有关。 小结 公众若仅通过猎奇化标题了解国际事务,可能产生对真实外交事件的误判。

亚洲

中国各省所辖的广播电视监测中心是情报机构吗?

它们不是情报组织,而是隶属于各省文化和旅游厅的广播电视行业监管机构。 文/毕研韬 BJT 2025-09-02 10:35更新 中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普遍设有广播电视监测中心,其名称不尽相同,例如“山东省广播电视监测中心”“北京视听节目监测中心”“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监测中心”等。这类机构在公众视野中曝光度较低,所以难免引发误解。 实际上,它们的“身份”在各省不尽相同。在个别省份,这类机构已注册为公司。 在大多数省份,这类监测中心隶属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文化和旅游厅,属于正处级事业单位。其主要职能包括广播电视及互联网视听节目的技术质量监测与内容合规监管。在少数省份,技术监测和内容监测由两个独立的处级单位分别承担。 在技术层面,负责保障安全播出;在内容层面,对广播、电视及网络视听节目进行监测,确保其导向正确、合法合规。常用监测方式包括实时监测与回溯监测,而在多数地区,以事后抽检为主。 关于该类机构隶属关系问题,即为何归口文化旅游厅,而非宣传部,目前尚未有统一的权威解释。 可以明确的是,这类地方建立的广播电视监测中心并不承担监听境外通讯、搜集国际情报的职能。 值得注意的是,这类监测中心在管理体制上具有一定特殊性:财政通常独立,而人事管理则隶属于文化和旅游厅。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部分地区的文旅厅官方网站并未将其列为内设机构,这在某种程度上增强了其组织形象的不透明性。...

亚洲北美

全球民意剧变:中国声望上升,美国跌入负值

文/杨慧澜 2025 年 6 月 2 日,美国数字媒体《Axios》援引权威数据机构 Morning Consult 的全球民调显示:截至2025年5月底,美国在41个国家中的净好感度首次跌破负值(-1.5),而中国则逆势上扬至+8.8。 民调指出,美国声望滑落的主要原因在于其近年单边主义政策、贸易壁垒与外交不确定性,导致多个国家对其“全球领导地位”的信任感显著下降。在对华关税有所缓和后,美方好感度略有回升,但不足以扭转整体趋势。 与此同时,中国自2020年以来持续处于国际舆论低位,但近年来通过稳健外交、对南方国家的务实接触以及全球传播策略调整,逐步重塑其国际形象。净好感度回升至+8.8,标志着“叙事反转”正在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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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cation Without Borders: A New Window into China

By Bi Yantao On March 7, 2025, The New York Times publish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