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战
中美关税大战：不会终结，只会分化
文/毕研韬 自2025年初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中美贸易战迅速升温，美方对中国商品关税升至125%，中方反制关税高达84%。这是继2018年后，中美之间爆发的第二轮大规模关税对抗。但不同于第一次的“战术施压”，这一轮更像是战略定格：关税已成为一种制度性存在，嵌入中美博弈的深层结构。 表面上看，这是关于市场准入、产品价格和通货膨胀的经济问题；本质上却是关乎全球秩序、技术主权和国家安全的系统竞争。双方都清楚，这不是可以通过一次“协议”解决的争端，而是大国关系进入长期结构性紧张的象征。 中美关税大战将不会以“取消关税”收场，而是以“功能分化”终局：在部分低敏感领域实现有限缓和，在高敏感领域则持续升级，成为供应链阵营划分、技术体系脱钩的工具。 这意味着，关税已不只是经济制裁手段，而是一种地缘政治语言，用以划定信任边界、传递安全信号、重塑全球贸易格局。它不会终结，但会制度化、地缘化、长期化。 对于其他国家和跨国企业而言，适应这种“关税常态”将是一场不得不进行的战略重构。 受其影响的不仅是两国的工商界和消费者，长期看必将殃及全球经济，降低各国人民的生活质量。
文章推介
关于西藏，中国须持续回答五个问题
西藏议题的国际竞争，本质上是认知和解释权的竞争。面对未来挑战，中国需要从“如何回应质疑”转向“如何主动构建叙事”，并持续回答五个关键问题。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15日 西藏问题不仅是国内治理课题，也是国际舆论场中的重要议题。迄今为止，围绕西藏历史、现实和未来，不同国家、不同群体已经形成了不同的解释框架。 一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叙事，需要回答“我们是谁”“我们的历史依据是什么”“谁能够代表西藏人”“未来方向是什么”等根本问题，并通过持续、可信、多元的交流，让国际社会理解复杂真实的西藏。 涉藏国际传播不能仅停留在对外部观点的被动回应上，而应主动构建能够解释历史、呈现现实、面向未来的完整叙事体系。具体而言，中国需要持续回答以下五个关键问题——这些问题共同构成西藏国际叙事的基础框架。 只有在事实基础上形成逻辑清晰、主体多元、国际可理解的叙事体系，才能更有效地提升国际社会对西藏问题的认知。 一、如何让国际社会了解并相信西藏现状？ 这是当前涉藏国际传播的核心问题。 长期以来，西藏议题在国际舆论场中形成了一套较为固定的认知框架。部分国际受众对西藏的认识，主要来自海外涉藏组织、西方媒体和相关政治力量的长期叙述。相比之下，中国关于西藏历史、发展和治理的叙事虽然拥有大量事实基础，但国际传播效果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因此，中国需要回答： 如何让国际社会看到真实、多元、日常化的西藏？如何让普通藏族群众成为西藏故事的重要讲述者？如何建立国际社会能够信任的信息来源和交流渠道？...
“底层互害”现象令人痛心
文/梅念安 在某国，现在养鸡的不买鸡，养鱼的不买鱼，养猪的不买猪肉，种菜的不吃自己种的菜，自己吃的，要专门自己种、自己养，有害的都卖给别人。但没有人能生产所有的食品，结果人人都在吃不健康的食品。这就是“底层互害”的典型场景。 “底层互害”现象令人痛心，折射出诸多严峻问题，引发诸多长远危害。 底层从业者为求更高产量、更多收入，无奈选择使用违规手段。他们只看到短期利益，未意识到这种行为最终会反噬自身及家人。 当这种现象成为常态，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被严重破坏。人们对日常食品充满担忧，社会信任体系摇摇欲坠，就会影响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 这种现象的长期存在，会引发对监管部门乃至社会治理的质疑。民以食为天，让人民吃上放心食品的政府才是人民的政府。
重新使用“同志”称呼？这是开历史倒车
文/陆问渊 近日，《人民日报》发文倡议在社会生活中重新使用“同志”这一称谓，理由是它代表平等、团结与革命精神。这一倡议迅速在舆论场中激起波澜。对熟悉中国语言政治演化轨迹的人来说，这种提法不仅显得突兀，更暴露出主流媒体在政治认知上的浅薄与社会观察上的麻木。 必须指出的是，这种提倡并不代表国家意志，也不是党政文件所明确的指导方向。它更像是媒体出于“仪式性语言回潮”冲动而展开的主观想象。将“同志”这一具有特定历史背景和意识形态印记的词汇，强行复归为现代社会的通用称呼，实质上是一种话语上的政治幼稚病。 “同志”不是中性称谓，而是制度语言的产物 “同志”一词之所以成为中国近代政治生活中的高频词汇，是因为它嵌入了特定的历史结构和意识形态框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它不仅表达“志同道合”，更是政治归属、阶级身份与组织关系的象征。在那个时代，所有个体都是“大我”之中的一环，称呼“同志”，是对这种集体归属感的确认。 然而，今天的中国早已是一个高度市场化、社会结构多元、个体意识觉醒的国家。社会称谓系统早已不再依赖“同志”这种单一模式，而是根据情境、关系、身份等灵活切换。譬如“老师”“老板”“先生”“兄弟”“哥”“姐”这些称谓，正是现实人际关系的自然产物。它们体现的是情感温度、身份象征、互动意愿，而不是一刀切的意识形态表达。 将“同志”从党政系统中的制度性称谓，推向社会日常交往，并设想其可以统一、替代其他称呼，实质上是语言与社会脱节的表现。它既忽视了语言的演化规律，也轻视了人民对自我表达方式的选择权。 媒体不该用语言复古掩盖思维贫困 真正令人担忧的，不是“同志”这个词本身，而是这种倡议所暴露出的媒体认知结构的单一与政治判断的不成熟。在一个多元复杂的社会中，媒体本应反映现实、尊重常识、引导建设性共识，而不是试图用一种过时的政治情感符号，来复刻早已失效的话语秩序。 “同志”曾经代表平等与集体主义，但也代表等级制度、组织控制与个人身份的消解。今天倡导回归这一称谓，不是在推动平等，而是回避对现代身份逻辑与社交文化的深入理解。这样的语言复古，并不高明，恰恰暴露出媒体在思想资源上的匮乏与僵化：他们无法提出真正回应当代问题的叙事，只能从过去抽取象征，试图制造一种怀旧式的政治安慰。 更关键的是，媒体并非立法机关，无权规定人民该如何称呼彼此。语言是活的，它属于人民，而不是舆论工程的结果。 让语言顺应时代，而非逆流而上...
世界对中国的看法为何截然不同？
对中国而言，更现实的挑战不是消除所有差异，而是理解不同地区认知形成的结构性原因，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更有效的沟通与理解机制。 文/毕研韬 在当今世界，很少有国家像中国这样，在不同地区引发如此明显的认知差异。根据Pew Research Center的跨国调查，在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家，对中国持负面看法的比例通常在70%-80%左右；在一些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对中国持正面或中性看法的人群却明显更多。例如，在部分非洲国家的调查中，对中国持正面评价的比例超过60%。换句话说，在一些国家，中国被视为主要战略挑战，而在另一些国家，中国却被看作重要的发展伙伴。 为什么世界对中国的认知差异如此之大？ 一、意识形态：价值体系差异的长期影响 在国际政治研究中，政治制度和价值体系往往会影响国家之间的相互认知。 一些跨国调查显示，在强调自由主义政治价值的国家，公众更容易从政治制度和人权议题评价其他国家。例如Pew Research Center的调查发现，在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国家，对中国的负面评价往往与对中国政治制度的看法相关联。 相反，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公众对中国的评价更少从制度差异出发，而更多从经济发展经验、基础设施合作或贸易机会等现实因素出发。这意味着，在不同社会中，人们评价中国的标准并不相同。...
台海真正的危机，是人们越来越相信战争不可避免
人们讨论台海风险时，通常更关注军事力量、战略部署与外部变量。但是在更深层的结构中，战争是否发生，越来越取决于它如何被认知与定义，而不仅是具体行为本身。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22日发布 一、战争与和平的思想起点 战争与和平的关系，从来不只是军事力量的对抗问题，更是认知结构与解释框架的竞争问题。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组织法》序言指出：“战争起源于人之思想，保卫和平之屏障亦须于人之思想中建立。”这一判断意味着，冲突首先生成于观念与认知之中。 从这一视角看，台海问题的风险结构正在发生一种隐性转变：从对行为本身的关注，逐步转向对行为如何被解释与定义的关注。 传统分析多聚焦于军事力量对比、战略部署变化以及外部介入因素，这些因素构成冲突发生的物质与结构条件。 但在复杂互动环境中，同一行为在不同认知框架下可能被完全不同地定义，其意义的不确定性本身，正在成为影响局势演化的关键变量。 二、从行为冲突到解释冲突 在冲突演化过程中，真正决定是否升级为战争的，并不仅仅是某一具体行为的发生，而是该行为如何被认知与定义。 在不同解释结构下，同一军事或政治动作，可能被视为威慑、试探、误判或直接敌对信号。这种认知差异，直接影响各方对局势的判断，并进一步影响是否采取升级性行动。...
全球同行持续关注毕研韬教授研究成果
作者：唐玥宸 发表时间：2026年6月28日 2026年2月12日，美国独立研究机构China Media Project（简称CMP）发表研究报告《C+：理解中国全球信息影响力的转型战略》，报告引用了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毕研韬教授的研究结论。由于CMP团队的调查结论与毕教授早些时期发表的文章略有出入，该报告专门列表比较了二者的不同之处。 在2008年至2022年期间，毕研韬教授主要围绕战略传播（简称SC）开展研究。战略传播起初用于组织传播、公共关系、企业传播等领域，但9·11事件后美国率先将其纳入国家安全实践体系。在地缘博弈加剧的时代背景下，许多国内外同行持续关注毕教授研究成果，涉及战略传播、国际传播、国家形象、认知塑造等方向。 “北约战略传播卓越中心”主办的刊物《Defence Strategic Communications》在2021年春秋号上刊发一篇长文，专题考察中国的战略传播话语。该文介绍了毕研韬、王金岭合著的《战略传播纲要》一书，重点讨论了该书对战略传播的定义。北约这篇文章还介绍了毕研韬、殷娟娟合写的文章，聚焦于社交媒体时代战略传播在边疆治理中的运用。北约研究同时关注了毕研韬、林信焰合署的文章，重点是战略传播在维护“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价值。 2013年2月，莫斯科大学帕申采夫E.H.教授在《公共管理》发表文章，较为详细地介绍了《战略传播纲要》。文章说，“2011年秋季出版的《战略传播纲要》应被视为中国战略传播概念发展的重要事件。该书作者是毕研韬、王金岭。中国的刘永治将军和张序三将军高度称赞此书，他们和《凤凰卫视》首席时事评论员阮次山共同为该书撰写了序言。” 2026年两位俄罗斯学者在《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学报·国际关系》发表文章说，“在中国战略传播研究领域，毕研韬和王金岭两位学者值得特别关注。2011年，他们提出了中国较为系统、也较为完整的战略传播定义之一”。文章接着说，“毕研韬进一步指出：实施战略传播的首要主体是民族国家。当个人或组织参与战略传播时，他们只是国家战略框架中的组成部分。”文章指出，毕研韬厘清了战略传播与国际传播、策略传播的关系。 台湾战略界对毕教授成果的研究更为细致深入。台湾《陆军学术月刊》（现已改名为《陆军学术双月刊》）在2018年12月发表台湾“国防大学”两位军官的文章，探索战略传播如何运用于南海岛礁争议。文章介绍了毕教授的相关成果，包括战略传播定义、战略传播作业流程、目标受众分类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