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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大多数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

导语:中国多数人没有宗教信仰,但并非没有精神世界。他们的信仰,是世俗伦理、家族责任与现实关怀的混合体。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22日发布 长期以来,中国被视为全球世俗化程度最高的大国之一。与美国、中东、拉美等高度宗教化社会相比,中国社会中的正式宗教信仰人口比例明显偏低。虽然统计口径不同,不同机构的数据有所差异,但核心结论高度一致:绝大多数中国人并不具有明确、稳定、制度化的宗教身份。 然而,“没有宗教信仰”并不意味着“中国人没有精神世界”。事实上,中国形成了一种非常特殊的文明结构:它既不同于西方一神教社会,也不同于完全意义上的无信仰社会,而是一种以世俗伦理、家族文化与现实主义为核心的文明体系。 一、数据共识:中国是全球“无宗教身份人口”最多的国家 从中国官方、学界研究与国际机构公布的数据看,中国社会的“无正式宗教信仰”特征十分明显。 1.官方数据:约86%人口无正式宗教身份 2018年,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中国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和实践》白皮书指出,中国信教公民约2亿人。当时中国总人口约13.9亿,这意味着具有正式宗教身份的人口约占14%,无宗教信仰人口约占86%。 官方统计主要包括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其中伊斯兰教信众约2000万人,基督教(新教)约3800万人,天主教约600万人。 这一统计口径相对严格,主要基于合法登记宗教场所与制度化宗教活动,并不包含大量民间信仰、文化性宗教参与者以及非正式宗教网络。因此,它属于“保守统计”。 2.中国学界调查:73.56%无宗教信仰 北京大学主持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则呈现出稍微不同的结果。CFPS是中国最具代表性的全国社会调查之一。 根据CFPS 2012年调查数据,89.6%的受访者认为自己没有宗教信仰,只有10%的人宣称有宗教信仰,其中佛教认同者约6.7%,基督教约1.9%,伊斯兰教约0.5%。2012年的调查采用“宗派本位”测量方式——直接询问受访者“属于什么宗教”,选项包含五大宗教,不包括民间信仰与祖先崇拜。然而,这种以宗派归属为基础的测量方式可能低估中国人的宗教实践。 2014年CFPS改用“神灵本位”测量方法,询问受访者“信什么”而非“属于什么宗教”,并纳入了祖先崇拜、偶尔拜佛、民间信仰等选项。即使以这一更宽泛的标准测量,仍有73.56%的人表示“不信任何神或祖先”。考虑到CFPS抽样范围不含新疆、西藏、青海、内蒙古、宁夏、海南等穆斯林和藏传佛教徒集中区域,佛教和伊斯兰教的比例可能在数据中有所低估。 总体而言,CFPS各轮次调查的结果虽在具体数字上略有差异,但其核心结论高度一致:绝大多数中国人不持有明确、制度化的宗教身份。 3.国际机构数据:Pew与Gallup的结论 国际研究机构的数据同样显示,中国是全球“无宗教身份人口”最集中的国家。 Pew Research Center在2023年有关中国宗教的研究中指出:中国约90%人口不具有明确宗教归属;佛教认同者约占5%;基督教约2%-3%;伊斯兰教约1.5%。 与此同时,Gallup...

文章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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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雪峰之后:中国“民间认知服务”供给缺口扩大

张雪峰,中国“民间认知中介”的代表人物,他的离世,将凸显中国民间认知服务的巨大缺口。 一、个体离场与结构性问题的显影 张雪峰的离世,引发的不仅是对一位教育评论者的情绪性悼念,更是一个长期被遮蔽的结构性问题的集中显影:在中国现行教育体系之外,是否存在一个稳定、可信且可广泛触达的“认知服务供给体系”?如果存在,其运行机制为何;如果不存在,其缺口又是如何被现实暂时弥补的? 所谓“民间认知服务”,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知识传授或培训活动,而是一种更具操作性的功能:将高度复杂的制度信息——包括高校体系、专业结构与就业市场——转译为普通家庭可以理解并据以行动的决策依据。在信息总量持续增长但结构性不对称依然显著的背景下,这类中介服务直接影响个体的路径选择,并在更长周期中作用于社会流动结构。 从这一意义上看,张雪峰的出现,并非偶然个体的成功,而是对制度供给不足的一种“替代性响应”。 二、认知中介:制度之外的关键节点 从传播结构分析,张雪峰所承担的角色更接近“认知中介”,而非单纯的信息传播者。其核心功能不在于生产知识,而在于对既有信息进行筛选、压缩与重组,使其具备明确的行动指向。 这一角色的生成,依赖于三个相互叠加的条件。 其一,是制度性信息的表达方式偏离个体决策需求。高校在介绍专业时通常以学科逻辑为中心,而非以就业路径为导向;政策文件强调原则与框架,却缺乏面向个体的操作指引。这导致大量信息虽然“可获得”,却难以转化为“可使用”。 其二,是家庭之间认知资源的显著差异。精英家庭可以通过社会网络、代际经验或专业咨询获取高质量信息,而普通家庭则更多依赖公开渠道与碎片化信息。在这种不对称结构中,能够提供“可用判断”的个体,便具有极高的边际价值。 其三,是平台化传播机制的放大效应。短视频与直播平台显著降低了进入门槛,使个体能够通过持续输出建立信任,并在高频互动中形成稳定的认知影响力。 张雪峰正是在上述结构条件下形成的“高密度认知节点”:制度供给不足、需求端高度焦虑、平台机制加速信任聚合。...

亚洲

彭博社:中国在非洲打造了媒体帝国,但几乎没人看

Bloomberg报道称,中国在非洲投入近二十年打造媒体网络,却仍难进入当地公共舆论中心;这一批评未必完全公允,但其中提出的问题,仍值得认真倾听与反思。 文/毕研韬 2026年3月2日,彭博社(Bloomberg)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花巨资打造非洲媒体帝国,但几乎没人看》的报道。忠言逆耳利于行,无论是否认同其结论,这类外部观察都值得认真对待。 一、彭博社文章的核心观点 彭博社文章的基本判断可以概括为三点。 第一,中国在非洲投入巨大资源建设媒体体系。过去近二十年,中国通过多种渠道建立了较完整的传播网络,包括在内罗毕设立CGTN非洲总部,新华社在多个国家设立记者站,以及《中国日报》出版非洲版。与此同时,中国企业还参与建设电视分发平台,例如StarTimes在多国运营数字电视服务。 第二,尽管投入规模庞大,但中国媒体在非洲的受众规模有限。文章引用学术研究称,在肯尼亚、南非和尼日利亚等主要市场,每周至少收看一次CGTN的观众比例仅为6%、7%和11%,明显低于BBC和CNN30%至40%的收视比例。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和《中国日报》等媒体的影响力则更为有限。 第三,文章认为中国媒体在非洲影响力不足的原因如下:管理体系效率不高、领导层频繁更替、内容风格过于官方化等。报道还指出,中国媒体往往持续输出“好消息”,而这容易被观众视为宣传,而缺乏具有批判性的新闻报道。 在彭博社看来,这种媒体影响力的不足与中国在非洲其他领域的成功形成对比。民调显示,许多非洲民众对中国经济和政治影响持积极评价,但中国媒体却没有成为公共讨论的重要来源。 二、如何看待彭博社的批评 从传播学角度看,彭博社的报道提出了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但其分析也存在明显局限。 首先,文章主要以收视率衡量传播效果,这种指标并不完全等同于影响力。在国际传播研究中,影响力往往包括内容生产、信息分发、议题设置等多个层面。例如,中国企业参与建设的电视平台已经进入许多非洲家庭,这种基础设施层面的影响并不一定直接反映在某个频道的收视率上。...

传播学

把国际传播视为信息压制:一种危险的认知偏差

作者:毕研韬   时间:2026年6月5日 在一些讨论中,国际传播被简化为“压制对手声音”或“削弱他者表达”。这种看法在传播实践中并非完全不存在,但若将其上升为对国际传播本质的定义,便会产生明显的认知偏移,进而影响策略判断与行动方式。 一、概念层面的错位:传播与压制并非同一逻辑 国际传播主要研究跨越国境的意义流动,其核心机制涉及信息生产、框架建构与解释权竞争。从学理上看,它更像一个“多中心意义系统”,而非单一主体控制信息输出的结构。 “压制”则属于另一类逻辑,其核心在于通过限制信息流动来降低对方的可见性。严格来说,这属于安全、冲突或极端政治环境中的信息对抗行为,而非国际传播的常规内涵。 将两者等同起来,本质上是把“解释竞争”误读为“表达消除”,从而在概念层面完成了一次不对称的替换。 二、认知结构的偏移:从竞争模型滑向零和模型 当国际传播被理解为信息压制时,认知模型从“竞争性共存”转向了“零和对抗”。 在竞争模型中,不同主体通过议程设置、叙事框架与符号体系争夺意义空间,彼此可以同时存在。而在零和模型中,一方的表达被默认为对另一方的消解性威胁。 这种转换会带来两个后果:一是忽视受众的自主解释能力,将受众视为被动接受者,而非意义的再生产者;二是使传播策略过度军事化,倾向于以防御或压制性手段应对复杂的舆论环境。 三、行动逻辑的偏差:从长期建设转向短期对抗...

北美

格陵兰岛:特朗普政府的战略意图与北极博弈

文/毕研韬 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其政府再次将格陵兰岛置于国际舆论的聚光灯下。据权威媒体报道,白宫正在讨论多种获取格陵兰岛的方案,包括与丹麦谈判、购买岛屿,甚至不排除军事选项。这一系列言辞在全球引发轩然大波,欧洲盟友和丹麦政府均予以强烈回应。然而,若从现实制度、国际法与地缘战略角度分析,美国“想要格陵兰”的真实目的,并非取得主权,而是通过施压来扩大在该岛的战略部署与功能控制。 一、舆论与现实的差距 特朗普政府提出“购买格陵兰”的概念,表面看似野心勃勃,但其政治逻辑更多是针对国内支持群体的表述。对于普通民众而言,这种方案易于理解:美国为了国家利益“买”一块北极土地。然而,现实远比口头表态复杂。 首先,从国际法和丹麦宪法的角度看,格陵兰是丹麦王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丹麦政府明确表示,格陵兰不属于出售对象,任何单方面行动都将违反国际法原则。格陵兰自治政府也公开反对成为美国领土。其次,从北约及欧洲联盟结构看,军事占领或强行获取的做法将破坏盟友体系,引发制度性危机。因此,美国通过正规途径取得主权的可能性极低,估计概率不足5%。 这就形成一个表面喧嚣、实则谨慎的局面:特朗普政府一方面释放极端言辞以施压,另一方面仍在寻求可行、低成本的战略手段。 二、真实目标:功能控制而非主权 纵观美国对格陵兰的战略意图,其核心并非获得主权,而是在关键功能上形成长期不可替代的控制力。这一点可以从三方面理解: 1. 军事—安全层面 格陵兰是北极地区的战略要地,拥有图勒空军基地等关键设施,对美国北极安全、导弹预警与情报收集至关重要。特朗普团队关注的问题并非“是否存在基地”,而是“现有设施是否足够、是否可持续扩张”。施压丹麦与格陵兰,为美国争取扩大部署、升级设施提供谈判筹码,这种操作远比直接吞并土地成本低、风险小。 2....

亚洲

重新使用“同志”称呼?这是开历史倒车

文/陆问渊 近日,《人民日报》发文倡议在社会生活中重新使用“同志”这一称谓,理由是它代表平等、团结与革命精神。这一倡议迅速在舆论场中激起波澜。对熟悉中国语言政治演化轨迹的人来说,这种提法不仅显得突兀,更暴露出主流媒体在政治认知上的浅薄与社会观察上的麻木。 必须指出的是,这种提倡并不代表国家意志,也不是党政文件所明确的指导方向。它更像是媒体出于“仪式性语言回潮”冲动而展开的主观想象。将“同志”这一具有特定历史背景和意识形态印记的词汇,强行复归为现代社会的通用称呼,实质上是一种话语上的政治幼稚病。 “同志”不是中性称谓,而是制度语言的产物 “同志”一词之所以成为中国近代政治生活中的高频词汇,是因为它嵌入了特定的历史结构和意识形态框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它不仅表达“志同道合”,更是政治归属、阶级身份与组织关系的象征。在那个时代,所有个体都是“大我”之中的一环,称呼“同志”,是对这种集体归属感的确认。 然而,今天的中国早已是一个高度市场化、社会结构多元、个体意识觉醒的国家。社会称谓系统早已不再依赖“同志”这种单一模式,而是根据情境、关系、身份等灵活切换。譬如“老师”“老板”“先生”“兄弟”“哥”“姐”这些称谓,正是现实人际关系的自然产物。它们体现的是情感温度、身份象征、互动意愿,而不是一刀切的意识形态表达。 将“同志”从党政系统中的制度性称谓,推向社会日常交往,并设想其可以统一、替代其他称呼,实质上是语言与社会脱节的表现。它既忽视了语言的演化规律,也轻视了人民对自我表达方式的选择权。 媒体不该用语言复古掩盖思维贫困 真正令人担忧的,不是“同志”这个词本身,而是这种倡议所暴露出的媒体认知结构的单一与政治判断的不成熟。在一个多元复杂的社会中,媒体本应反映现实、尊重常识、引导建设性共识,而不是试图用一种过时的政治情感符号,来复刻早已失效的话语秩序。 “同志”曾经代表平等与集体主义,但也代表等级制度、组织控制与个人身份的消解。今天倡导回归这一称谓,不是在推动平等,而是回避对现代身份逻辑与社交文化的深入理解。这样的语言复古,并不高明,恰恰暴露出媒体在思想资源上的匮乏与僵化:他们无法提出真正回应当代问题的叙事,只能从过去抽取象征,试图制造一种怀旧式的政治安慰。 更关键的是,媒体并非立法机关,无权规定人民该如何称呼彼此。语言是活的,它属于人民,而不是舆论工程的结果。 让语言顺应时代,而非逆流而上...

亚洲

塑造中国未来的全球结构性力量

【摘要】未来中国的发展,不仅取决于国内政策和经济周期,更受到全球结构性力量的深刻影响。这些力量具有长期性、跨国性和制度化特征,能够持续塑造国家发展的边界条件。本文认为,未来几十年影响中国最重要的结构性力量主要包括国际权力结构重组、技术范式革命、全球经济再组织、人口结构变化以及认知空间竞争。其中,技术与认知正在成为新的战略高地,而制度适应能力则是决定中国能否把外部压力转化为发展动力的关键变量。 【关键词】国际秩序;技术革命;认知空间;人口结构;制度能力 文/毕研韬  2026年6月2日发布 一、中国正在进入“结构决定时代” 过去四十多年,中国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受益于改革开放、人口红利和全球化扩张。然而,进入21世纪第三个十年后,许多支撑高速增长的条件正在发生变化。 全球化不再单纯强调效率,而开始强调安全与韧性;技术创新不再只是经济问题,而成为国家竞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秩序正在从单极主导走向多中心竞争;人口结构开始从红利转向约束;数字平台和人工智能则正在重塑全球认知环境。 这些变化并非短期波动,而是具有长期影响的结构性力量。 与政策调整不同,结构性力量往往难以逆转,却能够持续塑造国家发展的空间和边界。 因此,理解中国未来,首先需要理解正在重塑世界的深层结构。 二、国际权力结构重组:未来发展的外部框架 国际权力结构始终是影响国家发展的首要外部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