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中国多数人没有宗教信仰,但并非没有精神世界。他们的信仰,是世俗伦理、家族责任与现实关怀的混合体。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22日发布 长期以来,中国被视为全球世俗化程度最高的大国之一。与美国、中东、拉美等高度宗教化社会相比,中国社会中的正式宗教信仰人口比例明显偏低。虽然统计口径不同,不同机构的数据有所差异,但核心结论高度一致:绝大多数中国人并不具有明确、稳定、制度化的宗教身份。 然而,“没有宗教信仰”并不意味着“中国人没有精神世界”。事实上,中国形成了一种非常特殊的文明结构:它既不同于西方一神教社会,也不同于完全意义上的无信仰社会,而是一种以世俗伦理、家族文化与现实主义为核心的文明体系。 一、数据共识:中国是全球“无宗教身份人口”最多的国家 从中国官方、学界研究与国际机构公布的数据看,中国社会的“无正式宗教信仰”特征十分明显。 1.官方数据:约86%人口无正式宗教身份 2018年,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中国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和实践》白皮书指出,中国信教公民约2亿人。当时中国总人口约13.9亿,这意味着具有正式宗教身份的人口约占14%,无宗教信仰人口约占86%。 官方统计主要包括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其中伊斯兰教信众约2000万人,基督教(新教)约3800万人,天主教约600万人。 这一统计口径相对严格,主要基于合法登记宗教场所与制度化宗教活动,并不包含大量民间信仰、文化性宗教参与者以及非正式宗教网络。因此,它属于“保守统计”。 2.中国学界调查:73.56%无宗教信仰 北京大学主持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则呈现出稍微不同的结果。CFPS是中国最具代表性的全国社会调查之一。 根据CFPS 2012年调查数据,89.6%的受访者认为自己没有宗教信仰,只有10%的人宣称有宗教信仰,其中佛教认同者约6.7%,基督教约1.9%,伊斯兰教约0.5%。2012年的调查采用“宗派本位”测量方式——直接询问受访者“属于什么宗教”,选项包含五大宗教,不包括民间信仰与祖先崇拜。然而,这种以宗派归属为基础的测量方式可能低估中国人的宗教实践。 2014年CFPS改用“神灵本位”测量方法,询问受访者“信什么”而非“属于什么宗教”,并纳入了祖先崇拜、偶尔拜佛、民间信仰等选项。即使以这一更宽泛的标准测量,仍有73.56%的人表示“不信任何神或祖先”。考虑到CFPS抽样范围不含新疆、西藏、青海、内蒙古、宁夏、海南等穆斯林和藏传佛教徒集中区域,佛教和伊斯兰教的比例可能在数据中有所低估。 总体而言,CFPS各轮次调查的结果虽在具体数字上略有差异,但其核心结论高度一致:绝大多数中国人不持有明确、制度化的宗教身份。 3.国际机构数据:Pew与Gallup的结论 国际研究机构的数据同样显示,中国是全球“无宗教身份人口”最集中的国家。 Pew Research Center在2023年有关中国宗教的研究中指出:中国约90%人口不具有明确宗教归属;佛教认同者约占5%;基督教约2%-3%;伊斯兰教约1.5%。 与此同时,Gallup...
2026-05-22文 /毕研韬 微信视频号《在北京的方圆》6月24日发布短视频说,教育的本质是维护社会的稳定。你个人的成败并不重要,你有没有受过委屈,(社会对)你公平不公平,这些都不重要。学校只教会我们一堆规矩。社会的稳定需要普通人去遵守这些规矩,但若想“成功”,恰恰相反——你不仅要懂明面上的规矩,还得熟知潜规则。这些“游戏的另一套规则”,如果父母没教你,也许是他们自己就不知道;你只能靠自己一点点去试错,去摸索。 视频引发了大量讨论,大多数评论表达了认同和欣赏,也有少量批评与讽刺。这很正常。李锐曾说,人的认知受到所处时代,个人知识、经历与道德水平四大因素的制约。当下中国社会的信息生态日益开放,自媒体的发展与重大事件频发,使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开始反思:我们究竟从教育中获得了什么,又错过了什么? 有人说,中国已进入全民觉醒的时代。横向看,这或许仍有争议,但纵向看,这句话并不为过。在社会流动越来越困难、阶层固化越来越明显的当下,教育的真实功能也正日益显露出其复杂的两面性。 不可否认,教育的核心使命之一是传承与创造知识,但知识从来不是中性的,它既塑造个体的认知方式,也服务于某种社会结构的延续与合法化。借用马克思的语言,教育有两大功能:一是生产劳动力,二是复制生产关系。在这一意义上,教育不仅培养技术性人才,更在日常规训中潜移默化地塑造了“听话的个体”和“稳定的秩序”。 学校教给我们的规矩,不仅是交通法规与文明礼仪,更是一种社会化的训练,使我们学会如何在现有体制中“生存”,却鲜有机会了解如何“改变”它。它教我们怎样写简历,却几乎不教我们如何评估一份劳动合同是否公平;它鼓励我们“好好学习”,却回避了关于社会阶层、权力结构与制度性不公的批判性讨论。 但时代正在发生变化,信息技术打破了知识垄断,也在悄然解构教育的单一权威。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真正的教育不应止步于“规范性塑造”,更应追求“批判性觉醒”。我们需要的不只是合格的社会成员,更是能够理解、质疑乃至重构社会规则的能动性个体。 因此,我们既不应简单将教育妖魔化为“洗脑工具”,也不能继续盲目迷信“知识改变命运”的单线逻辑。真正有价值的教育,应该是在传承与再生产之间,开辟出一条可以重新定义“命运”的可能路径。 教育是社会最温和的力量,也可能是最强大的革命性力量。它既可成为维护旧秩序的稳定器,也可以成为新秩序的孵化器。关键不在于教育本身,而在于我们是否拥有“觉察的能力”和“重塑的勇气”。
2025-06-30让世界理解西藏,关键在于构建符合国际传播规律的主体生态。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10日 在国际传播领域,一个基本规律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实践证明:传播主体本身就是传播内容的一部分。 一个国家向世界讲什么故事固然重要,但由谁来讲、以什么身份讲、凭借什么能力讲,往往更能影响传播效果。 尤其是在西藏这一具有高度历史复杂性、文化特殊性和国际关注度的议题上,传播主体不仅承担信息传递功能和意义解释功能,还决定故事的国际接受度。 近年来,中国持续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涉藏国际传播逐渐受到重视。然而,一个重大问题尚未引起足够重视:什么样的主体结构,才能支撑有效的涉藏国际传播?这关系中国如何在全球认知空间中解释西藏。 一、国际传播竞争首先是解释权竞争 国际传播并不是简单的信息输出。在全球舆论环境中,一个议题的国际认知,往往由多种力量共同塑造,其中政府机构提供政策解释、媒体生产公共叙事、学术界提供知识框架、社会群体提供生活经验、国际观察者形成外部评价。西藏议题正是如此。 不同国家和社会群体对西藏形成了不同的认知框架。中国叙事强调国家统一、民族区域自治、经济发展、文化保护和社会进步;国际社会部分群体则更多从宗教传统、文化身份、历史记忆以及人权理念等角度观察西藏。 这些不同框架之间的互动,构成了西藏国际传播的基本环境。 因此,涉藏国际传播面对的核心问题,不只是“如何表达中国观点”,更是...
2026-07-10台湾问题如果以某种方式解决,将不仅改变两岸关系,也可能成为影响21世纪国际格局的重要事件。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23日 但需要认识到,统一不是历史进程的终点,而是新的战略阶段的开始。北京需要面对国际社会重新定位、两岸社会整合、国家形象重塑、地区安全结构调整以及国际秩序解释权竞争等一系列新问题。 一、国际社会震荡与战略重新定位 台湾问题长期处于亚太安全体系的中心位置。一旦台湾问题解决,美国及其盟友需要重新定义对华战略。 长期以来,美国、日本以及部分西方国家将台湾问题视为地区安全体系的重要变量,并围绕台海稳定构建军事部署、联盟合作和政策框架。 如果台湾问题结束,美国需要重新评估印太战略重点;日本需要重新思考西南方向安全政策;美国盟友体系需要寻找新的战略支点。 但是,台湾问题解决并不意味着大国竞争结束。 竞争可能从地缘安全领域进一步转向科技竞争、产业链竞争、国际规则竞争、全球治理模式竞争。 因此,台湾问题结束可能改变竞争方式,而不会消除竞争本身。 二、国际社会将围绕台湾问题形成新的叙事竞争...
2026-07-232026年2月8日,达赖喇嘛办公室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声明全文如下: 近日有部分媒体报道及社交媒体帖文,试图将“爱泼斯坦档案”与尊者达赖喇嘛联系在一起。 我们可以明确无误地确认,尊者达赖喇嘛从未与杰弗里·爱泼斯坦会面,也从未授权任何人代表尊者与其进行任何形式的会面或互动。 2026年2月8日 (以上为声明全文) 近期部分媒体报道,“爱泼斯坦档案”至少150次提及达赖喇嘛。
2026-02-08Dear Ambassador Perdue, Congratulations on your appointment as the United States Ambassador...
2025-05-10文/毕研韬 一、特朗普关税战的真实目的 特朗普可能希望通过加征关税制造经济压力,迫使对手在贸易、投资、技术转让、市场准入等多个领域让步,从而达成对美国有利的一揽子协议。这种策略体现的是“极限施压”谈判风格。 他的愿望只能部分实现,且代价高昂,长期效果存疑。与部分国家可能会达成协议,但与中国等国的“结构性问题”难以取得根本性突破,反而引发长期博弈和反制。再者,全球产业链重组对美未必有利,消费者成本上升、企业受损明显。 二、特朗普关税战:错估了什么 朗普政府在某种程度上高估了美国的施压能力,低估了中方及其他国家的应对韧性和全球经济的复杂联动性。 特朗普认为美国是最大市场,对外国产品具决定性吸引力,因此可以单方面加税、迫使对方让步。但实际上,美国企业和消费者也承受了关税成本,农业、制造业等板块反弹强烈。 2.低估中国的反制能力与战略耐力: 特朗普团队未能准确评估中国的经济弹性、产业替代能力和政治决策机制。例如,中方可以通过刺激内需、多元化贸易伙伴、货币政策调节等方式缓冲冲击,而不会释放屈服信号。 3..忽视全球供应链和多边贸易体系的反作用力 关税战扰乱全球价值链,美国公司如苹果、波音等也遭遇反噬。同时,单边主义政策削弱了美国在WTO、G7等多边体系中的领导力,激起盟友警惕。 4.过于简单地看待国家行为...
2025-04-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