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me 传播学 欧盟发布新报告:剑指外国信息操纵与干预
传播学

欧盟发布新报告:剑指外国信息操纵与干预

Share

欧盟关注的不再只是信息是否真实,而是信息传播背后是否存在组织化影响行为。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6月20日

近年来,国际传播领域正在发生一场深刻变化。过去被视为信息交流、媒体传播和公共外交的问题,越来越多地被纳入国家安全与战略竞争框架之中。2026年3月12日,“欧盟对外行动署”(EEAS)发布第四份《外国信息操纵与干预威胁报告》(4th EEAS Report on Foreign Information Manipulation and Interference Threats),再次引发国际社会关注。

这份报告不仅是一份舆情分析文件,更反映出欧盟对于国际传播、跨境信息流动和认知安全问题的最新认知与制度安排。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折射出国际传播安全化趋势正在进一步深化。

一、从“虚假信息”到“外国信息操纵与干预”

长期以来,欧盟一直关注虚假信息(Disinformation)问题。然而近年来,欧盟逐渐认为,仅仅关注信息真假已经不足以解释复杂的信息环境。许多影响活动并不依赖虚假内容,而是通过选择性呈现、议题设置、情绪放大、网络协同行动等方式影响公众认知。

在这种背景下,欧盟启用了新概念——FIMI(Foreign Information Manipulation and Interference),即“外国信息操纵与干预”。

根据欧盟的定义,FIMI并不等同于虚假信息,而是指外国行为体通过协调化、系统化方式,对信息环境实施影响,以达到政治、战略或地缘目标

这一概念的出现,标志着欧盟治理重点已经从“内容真假”转向“影响过程”。换句话说,欧盟关注的不再只是信息是否真实,而是信息传播背后是否存在组织化影响行为。

二、一份报告背后的制度体系

如果仅把这份报告看作一次风险评估,就低估了它的重要性。

事实上,经过多年建设,欧盟已经围绕FIMI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治理体系。这一体系包括FIMI概念框架、FIMI分析方法、FIMI事件数据库、风险监测机制、成员国协调机制、应对与威慑工具箱、年度威胁评估报告

从治理逻辑看,欧盟已经完成了从概念建构到制度嵌入的转变。

在学术上,这正是典型的安全化过程。一个原本属于传播与舆论领域的问题,被重新界定为安全问题,并逐步建立起相应的政策体系和制度安排。

三、国际传播正在进入“风险治理时代”

值得关注的是,欧盟报告反映出的并非孤立现象。

近年来,类似趋势正在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中出现。

美国持续强化针对外国影响力活动的监测与评估机制;

加拿大通过《外国影响力透明与问责法》;

澳大利亚不断完善外国影响力透明计划;

G7已建立主要针对FIMI的“快速反应机制”(Rapid Response Mechanism,RRM);

北约则将认知战、信息战与战略传播纳入整体安全框架。

这些变化表明,跨境信息流动正越来越多地被视为潜在风险来源。

在这种背景下,国际传播正在从开放交流逻辑逐步转向风险治理逻辑。

过去关注的是“信息是否能够跨境传播”;如今关注的是“跨境传播可能带来什么风险”。

这种变化,已经成为当前国际传播环境最重要的发展趋势之一。

四、从传播治理到认知治理

更深层的变化在于,治理对象正在发生转移。

传统传播治理主要关注媒体、平台和内容,而FIMI框架关注的实际上是信息环境(Information Environment)。

换言之,治理重点已经从信息本身延伸到公众认知形成过程。

在欧盟相关文件中,越来越多出现以下关键词:韧性(Resilience)、认知安全(Cognitive Security)、信息完整性(Information Integrity)、民主韧性(Democratic Resilience)。

这些概念共同指向一个趋势:国际社会正在尝试建立新的认知治理体系。

未来竞争不仅发生在军事、经济和科技领域,也越来越发生在人们如何理解世界、解释事件以及形成判断的层面。

五、对国际传播意味着什么

对国际传播实践者而言,欧盟FIMI报告最值得关注的,并非其中涉及哪些国家或案例,而是其背后所体现的治理逻辑变化。

过去几十年,国际传播主要围绕信息供给展开,譬如谁能够生产更多信息、谁能够覆盖更多受众、谁能够掌握更多传播渠道。

今天,越来越多国家开始关注谁在影响认知、影响如何发生、如何识别和应对这种影响。

这意味着国际传播的外部环境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

传播活动不再只是文化交流或信息传递,也越来越受到安全、政治与制度因素影响。

从这个意义上说,欧盟最新FIMI报告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它揭示了多少新的信息操纵案例,而在于它再次表明:国际传播已经不只是传播问题,而正在成为国际安全治理体系的一部分。

笔者在此提醒中国的国际传播从业者(广义的):应该认真考虑信息行为的边界了。

毕研韬系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所在机构之立场。

Related Articles

国际传播:中国亟待跳出一个“陷阱”

中国应避免把政治正确等同于传播正确。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8月2日 2013年6月,我在“首届西藏对外传播高端论坛”上做大会发言,题目是:“技术正确是政治正确的保障——亟待调整的西藏文化对外传播战略”。 当时提出这一观点,是基于一个简单但常被忽视的传播规律:任何传播目标,都必须通过符合传播规律的方法才能实现。政治目标可以决定传播方向,但不能替代传播规律。 13年过去了,这一判断依然适用于中国国际传播。 今天,中国比过去更加重视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然而,如果国际传播仍然主要沿用传统对外宣传逻辑,将国际传播理解为单向度的信息输出,将叙事竞争理解为舆论斗争,那么传播资源的增加是否一定能够转化为国际影响力? 答案并不确定。 中国国际传播亟待跳出一个“陷阱”:把政治正确等同于传播正确。 一、政治正确:国际传播不可回避的价值基础 国际传播不可能脱离政治。任何国家开展国际传播,都具有自身的战略目标、价值理念和利益诉求。美国传播民主价值,欧洲传播规则理念,中国传播自身发展经验和文化理念,本质上都包含政治和价值因素。 因此,政治正确具有必要性。它回答的是:为什么传播?传播什么?...

FBI搜查一家华裔媒体,这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一个传播平台越靠近某个国家的文化和政治资源,就越需要证明自身的独立性、透明度和公共价值。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8月2日 近日,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对南加州多个地点展开搜查行动,其中涉及鹰龙传媒(EDI Media)创办人苏彦韬(James Su)的住所和办公地点。 此次行动涉及“外国影响力”调查方向,但截至目前,美国司法部门尚未公布针对鹰龙传媒或其负责人的正式指控。 所谓“华裔媒体”,可以理解为是“华裔社区媒体”的简称,强调服务于华人社区。 鹰龙传媒为何进入FBI视野?美国究竟关心什么? 近年来,在大国竞争背景下,媒体、文化交流平台和社会组织,正在越来越多地被纳入“外国影响力”讨论范围,成为美国政府密切关注的对象。 一、鹰龙传媒是一家怎样的华裔媒体? 鹰龙传媒成立于1993年,总部位于美国加州,是一家面向华人社区的综合性多媒体公司。...

敦煌外籍主播事件:对各省国际传播中心的警示

近日,敦煌市融媒体中心拟聘用美籍主播古爱华(Edward Kuperman)事件引发舆论热议。表面上这是地方媒体的人员聘用争议,但随着境外媒体报道和国内舆论讨论深入,其影响已超越地方层面,成为观察地方国际传播建设和开放治理能力的案例。 新加坡《联合早报》7月25日报道称,古爱华“遭中国网民网暴”,并提及部分网民提出“反华”“间谍”质疑;台湾“中央社”7月28日报道称,部分网民质疑古爱华背景,并批评官方传播阵地“竟用公款资助具反华背景的人士”;香港英文媒体《The Standard》报道称,一些网民指控古爱华为外国间谍;香港《明报》文章说,“部分网民质疑他‘反华’,是美国向中国渗透的‘间谍’”。 据报道,古爱华已经放弃聘任资格。目前,敦煌市委宣传部已成立调查组。 从事件影响看,此事已经不宜仅作为地方招聘事件处理。由于涉及地方国际传播实践、公共资源使用、国际舆论环境、国家安全风险、中国对外开放形象,建议从更高层级开展调查评估,总结经验教训。 一、地方国际传播中心进入快速发展期 近年来,各地纷纷建设地方国际传播中心,探索通过城市形象传播、文化交流、旅游传播和融媒体平台向国际社会讲述地方故事。这一趋势具有积极意义。 但是,地方国际传播中心的大规模建设,也带来了新的治理挑战。 一些地方在快速推进过程中,存在建设速度快于制度建设、传播需求快于专业能力提升的问题。 如果缺乏系统设计,就容易出现“重形式、轻机制”“重传播、轻治理”的问题。 二、敦煌事件提醒:国际传播建设需要制度先行...

敦煌需要外国主播吗?这场争论该如何收场?

国际传播需要的不只是“外国面孔”,更是能够完成文化转译、建立认知连接并获得长期信任的传播能力。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29日 近日,敦煌市拟聘用美国青年古爱华(Edward Kuperman)担任融媒体主播,引发网络热议。 支持者认为,国际传播需要突破文化边界,外国传播者熟悉海外受众的语言习惯和思维方式,有助于中国文化实现更有效的跨文化传播。质疑者则提出,敦煌文化博大精深,一个并非敦煌学专家的外国青年,是否具备讲述敦煌的权威性?一个经济相对欠发达地区投入资源聘请外国主播,是否符合公共资源使用逻辑?相关程序是否规范?此外,其个人经历也引发了安全方面的讨论。 这场争论触及中国国际传播发展中的一个核心问题: 国际传播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传播者?外国身份能够带来多少传播优势?又有哪些局限? 一、敦煌国际传播:从“知名度”走向“理解力” 敦煌具有天然的国际传播价值。 作为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文化遗产,敦煌本身就是东西方文明交流的重要象征,但它并不是一个缺少国际知名度的普通地方文化资源。 因此,敦煌国际传播面临的真正挑战,并不是简单回答:“世界知道敦煌吗?”而是“世界理解敦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