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传播需要的不只是“外国面孔”，更是能够完成文化转译、建立认知连接并获得长期信任的传播能力。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29日
近日，敦煌市拟聘用美国青年古爱华（Edward Kuperman）担任融媒体主播，引发网络热议。
支持者认为，国际传播需要突破文化边界，外国传播者熟悉海外受众的语言习惯和思维方式，有助于中国文化实现更有效的跨文化传播。质疑者则提出，敦煌文化博大精深，一个并非敦煌学专家的外国青年，是否具备讲述敦煌的权威性？一个经济相对欠发达地区投入资源聘请外国主播，是否符合公共资源使用逻辑？相关程序是否规范？此外，其个人经历也引发了安全方面的讨论。
这场争论触及中国国际传播发展中的一个核心问题：
国际传播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传播者？外国身份能够带来多少传播优势？又有哪些局限？
敦煌具有天然的国际传播价值。
作为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文化遗产，敦煌本身就是东西方文明交流的重要象征，但它并不是一个缺少国际知名度的普通地方文化资源。
因此，敦煌国际传播面临的真正挑战，并不是简单回答：“世界知道敦煌吗？”而是“世界理解敦煌吗？”
敦煌国际传播不仅需要介绍莫高窟的历史、壁画和艺术价值，更需要解释敦煌在文明交流中的意义。
为什么印度、中亚、波斯等不同文明元素能够在敦煌交汇？为什么佛教艺术进入中国后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表达？为什么敦煌能够成为人类文明交流的重要见证？
这些问题决定了敦煌国际传播的深度。
因此，传播敦煌不仅需要语言能力，更需要文化解释能力。
外籍传播者在国际传播中具有一定优势。
国际传播不是简单的语言翻译，而是文化意义转换。
同一个文化符号，在不同社会中的理解方式可能完全不同。
中国受众看到敦煌飞天，往往能够调动历史教育和文化经验，但海外受众可能并不了解其背后的宗教、艺术和历史逻辑。
一个熟悉海外文化环境的传播者，可能更容易发现：海外受众真正关心什么？哪些文化差异需要解释？哪些表达方式更容易被接受？
从这个意义上看，外国传播者可以成为文化转译的重要桥梁。
他们的价值不在于“外国人讲中国故事”，而在于帮助中国文化进入其他社会的认知体系。
然而，外国身份既可能增加信任，也可能削弱权威。这就是国际传播中的“外国传播者信任悖论”。
一方面，对于部分海外受众而言，外国传播者可能具有“第三方”优势。他们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官方传播者，因此可能降低一些受众的心理防御，更容易被视为一种不同视角。
另一方面，外国身份并不自动产生文化权威。海外受众同样可能提出：他是否真正理解这种文化？他为什么有资格代表敦煌？他的知识基础是什么？
尤其对于敦煌这样的文明遗产，一个传播者不仅需要语言能力，更需要长期文化积累。
因此，“外国面孔”可以增加传播关注度，但不能替代专业权威。
一个地方聘请外籍主播，必须回答一个基本问题：这种投入是否产生了相应传播价值？
应该关注：是否扩大了海外受众覆盖？是否提升了敦煌国际认知？是否形成持续传播资产？是否培养了本地国际传播能力？
如果外籍主播只是短期传播符号，而没有带来长期能力建设，那么公众对于投入产出的质疑具有合理性。
国际传播不能只追求“看起来国际化”，更需要形成真正的传播能力。
这场争论之所以引发强烈反响，也与当前就业环境有关。
当公众看到一个外国青年获得国际传播岗位时，一些人自然会产生疑问：中国是否缺少能够承担国际传播工作的年轻人才？
事实上，中国并不缺少外语人才、国际关系人才和传播人才。
问题在于，是否建立了有效的人才培养和使用机制。
如果国际传播建设长期依赖少数外籍传播者，而没有培养自己的国际传播人才队伍，那么这种模式难以持续。
真正成熟的国际传播体系，不应该是寻找“外国面孔”，而应该培养本土“国际化能力”。
关于其个人经历引发的安全讨论，也需要理性看待。
在国际竞争加剧背景下，对进入国际传播领域的人员进行必要背景审查，是任何国家都会采取的风险管理措施。
国际传播涉及国家形象和文化叙事，不能完全忽视安全因素。
但是，安全判断必须建立在事实基础上。
一个人曾在外国高校学习、曾参与智库研究，并不能自动证明其存在特殊目的。
更成熟的做法是建立制度化管理：进行必要背景审查；明确岗位职责；加强利益关系透明度；建立内容责任机制。
开放交流与安全管理并不矛盾。
敦煌需要外国主播吗？答案不是简单的“需要”或“不需要”。
敦煌可以需要外国传播者，但不一定需要一位外国主播作为敦煌文化的主要代言人。
古爱华的跨文化优势值得利用，但目前他更适合作为敦煌国际传播团队的一员，发挥其海外受众沟通、文化转译和传播创新作用，而不是承担敦煌文化权威讲述者的角色。
更理想的国际传播模式应该是：敦煌专家提供文化深度；传播专业人员设计叙事方式；国际化人才帮助完成文化转译。
这场争论最终提醒我们：国际传播竞争，不是外国面孔与中国面孔的竞争，而是解释能力与传播能力的竞争。
真正有效的国际传播，不在于谁拥有更“国际化”的外表，而在于谁能够让世界准确、深入、持续地理解中国文化。
敦煌真正需要的，不是一个外国主播，也不是一个简单的传播符号。
敦煌需要的是能够让世界更好地理解敦煌的人。
毕研韬系中国传播学教授，主要研究国际传播、国际冲突与和平。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所在机构之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