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研韬、胡琨将美国心理学家库尔特·卢因的“生活空间”理论引入战略传播研究，突破传统“信息逻辑”，从受众认知生成机制切入，为构建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提供了全新的理论视野与分析框架。
作者：唐摩崖 发表时间：2026年7月9日
2026年5月，贾文山教授主编的《新时代的黄河文明与国际传播》正式面世。该书围绕黄河文明传承创新、中国特色国际传播理论建构以及地方国际传播能力提升等议题展开讨论，汇集了近年来国际传播研究领域的重要成果。其中，毕研韬、胡琨撰写的《“生活空间”理论对我国战略传播的启示》一文，把心理学领域的“生活空间”（Life Space）理论引入战略传播研究，尝试为战略传播研究提供一个新的理论解释框架。
近年来，随着国际竞争加速向认知、价值和意义层面延伸，战略传播逐渐成为国际传播研究的重要议题。2021年，中国提出“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标志着战略传播进入加速建设的重要阶段。然而，如何理解战略传播的运行机制，仍然是一个有待深化的问题。
传统传播研究往往强调传播主体的信息生产能力、媒介传播能力和议程设置能力，关注“传播什么”“通过什么渠道传播”以及“如何扩大影响”。这一研究路径对理解传播过程具有重要价值，但也存在一定局限：它容易将传播效果理解为信息传播能力的函数，而不能详尽阐释受众所处的社会环境、文化经验和认知结构对传播效果的深度影响。
事实上，国际传播中的许多认知分歧，并非简单源于传播主体或信息质量，而是源于不同社会主体拥有不同的生活经验和意义体系。同一信息进入不同社会环境后，可能产生完全不同的理解。这意味着，战略传播不仅是信息流动过程，更是不同“生活空间”之间的互动过程。
一、“生活空间”理论提供理解战略传播的新入口
“生活空间”理论由美国心理学家库尔特·卢因（Kurt Lewin）提出。卢因认为，人的行为并非简单由外部刺激决定，而是个人与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用公式表述即B=f(P,E)=f(LSp)，其中B指行为，P指个人，E指环境。这里“生活空间”指某一时刻影响个人行为的全部心理事实和环境因素，包括个体能够意识到的因素，和那些虽然未被明确感知但实际影响其判断和行动的因素。
这一理论突破了传统行为研究中的机械刺激-反应模式，强调人的行为嵌入具体环境之中。
将这一理论引入战略传播研究，意味着需要重新思考传播效果的形成机制。传播并不是信息从发送者到接受者的线性移动，而是信息进入特定“生活空间”后，与已有认知、社会关系、文化经验发生互动，并最终形成意义建构的过程。
因此，战略传播研究的关注对象不应只是“传播内容”，还应包括内容所进入的生活环境。
二、“生活空间”理论推动战略传播研究转向“认知逻辑”
长期以来，国际传播实践流行一种“信息逻辑”：只要能够生产更多内容、扩大信息覆盖面，就能够提升传播效果。然而，现实中的国际传播并非如此简单。
一个国家对外传播的理念、价值和故事，必须经过目标群体自身“生活空间”的过滤、解释和重构。受众并不是被动接受信息的容器，而是在自身历史经验、社会关系和文化背景基础上主动赋予信息意义。
从“生活空间”理论看，认知差异实际上是“生活空间”差异在传播领域中的体现。因此，战略传播研究需要从“如何影响受众”进一步深入到“受众如何形成认知”
那么，“生活空间”究竟是怎么发挥作用？过去，一般的受众画像理论无法系统地解释其功能发挥，
毕研韬、胡琨的文章详尽介绍了“生活空间”的定义、类型、特征以及在不同场景中的功能发挥，为进一步理解传播效果提供了强有力的分析框架。
换言之，毕研韬、胡琨文章的重要贡献在于：它将传播效果研究拓展到深层次的认知生成机制。
三、“生活空间”理论拓展战略传播的三个研究维度
首先，拓展了战略传播的主体观。
传统战略传播研究通常将传播主体视为主动者，将受众视为影响对象。这种二元结构容易忽视传播过程中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
“生活空间”理论则认为，个人、群体、组织乃至国家都处于特定“生活空间”之中。传播行为实际上发生于不同“生活空间”之间。
因此，战略传播不是单一主体塑造另一主体认知的过程，而是多个主体在复杂环境中不断互动、调整和适应的过程。
其次，拓展了战略传播的过程观。
传统传播模式强调信息传递过程，而“生活空间”理论强调意义生成过程。
信息本身并不自动产生影响，只有当信息与目标群体的生活经验发生连接时，才可能形成有效传播。
由此，战略传播的关键不只是提高传播效率，更重要的是建立意义关联。
再次，拓展了战略传播的目标观。
传统国际传播往往强调塑造形象、提升影响力。“生活空间”理论提示，长期稳定的传播效果并非来自短期的信息输入，而来自不同“生活空间”之间理解关系的形成。
战略传播的最终目标，不应只是改变他者观点，而应促进不同主体之间形成更充分的理解机制。
四、“生活空间”理论与中国特色战略传播理论建设
国际传播领域已有的重要概念，如软实力、公共外交、战略传播等，主要形成于西方学术传统。中国国际传播研究需要在借鉴国际理论资源的基础上，结合自身实践经验，探索具有解释力的新理论表达。
“生活空间”理论与战略传播研究的结合，提供了一种值得关注的理论路径。
其价值并不在于提出一种新的传播技巧，而在于改变观察战略传播的基本视角：国际传播不是简单的信息竞争，而是不同“生活空间”之间的关系竞争；不是单向度的影响过程，而是多主体之间的意义互动过程。
这一视角能够将战略传播研究与认知科学、社会心理学、国际关系以及文明交流研究进一步连接，为理解复杂国际传播环境提供新的理论资源。
结语
在全球信息环境高度复杂化的今天，战略传播面临的核心挑战已经不只是“如何传播”的技术问题，而是“如何理解”的认知问题。
毕研韬、胡琨关于“生活空间”理论与战略传播结合的探索，提醒研究者重新思考传播发生的基础条件：人不是生活在抽象的信息空间中，而是生活在由历史、文化、社会关系和现实经验共同构成的“生活空间”中。
因此，未来战略传播研究需要超越单纯的信息传播视角，更加关注认知形成的环境基础和意义生成机制。以“生活空间”理论拓展战略传播研究视野，不仅丰富了战略传播理论体系，也为构建国际传播理论提供了新的思考路径。
毕研韬、胡琨文章引用格式：
毕研韬、胡琨.“生活空间”理论对我国战略传播的启示.载贾文山主编《新时代的黄河文明与国际传播》.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26:173-187.
贾文山系山东大学（威海）全球胜任力研究院创院院长、特聘教授
毕研韬系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
胡琨系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院2023级硕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