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智库认为，要在中国影响力的边缘地带击败中国，美国需要借助开源实时数据识别竞争弱点，并通过地方媒体、社会关系和政策协同扩大自身影响力。
作者：毕研韬 | 发布时间：2026年10月28日
2026年4月29日，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发布评论文章《如何利用开源实时数据，在中国影响力的边缘地带击败中国》（How Open-Source, Real-Time Data Can Defeat China at the Edge of Its Influence）。作者Emily Harding提出，美国应利用开源情报、实时数据和地方社会的真实声音，寻找中国海外影响力网络中的薄弱环节，从基层层面重塑国际竞争格局。
作者的核心判断是，大国竞争不能只在国家首都和外交谈判桌上展开，还必须深入地方社区、社会关系和具体利益网络。
一、中国影响力的“边缘地带”指什么？
文章认为，中国过去二十年来逐步建立起相互联系的海外影响力网络，涉及经济合作、媒体传播、卫生外交和数字投资等领域。这些活动不仅面向外国中央政府，也深入地方层面。对于资源匮乏的地方社会，相对有限的投资和援助就可能建立持久的合作关系。
这里的“边缘地带”至少有三层含义。
首先是远离国家首都的地方社会。国家层面的外交关系不能完全代表地方社会的利益与态度。地方政府、社区组织、地方媒体、企业和普通居民，可能对外部合作有不同的需求与评价。
其次是大国影响力竞争尚未形成稳定格局的领域。当地居民对外部伙伴的态度，并不必然与中央政府的外交立场一致。基础设施、医疗服务、就业机会、教育资源和媒体信息等具体问题，都可能影响地方社会对合作伙伴的评价。
再次是外部影响力网络中可以被识别和改变的薄弱环节。这些环节可能涉及供应链、资源流通、地方舆情、传播渠道或合作项目的实际表现。文章主张，借助实时数据识别这些节点，可以帮助美国更快地采取行动。
二、为什么这些地带对大国竞争如此重要？
第一，地方需求能够转化为长期关系。
国家间的外交关系通常通过正式协议和政府交往体现，但地方社会对外部伙伴的评价，还受到实际合作成果的影响。如果一个国家能够持续提供当地需要的基础设施、医疗服务或经济机会，就可能在地方层面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
CSIS在4月15日发布的另一篇评论《弥补美国对华竞争中的地方知识缺口》也强调了这一点。作者认为，美国需要更深入地了解地方人口的需求、目标和对美国政府的看法，才能建立有实际基础的合作关系。
第二，地方层面的关系网络可能影响国家层面的战略选择。
地方社会的态度不会自动转化为国家政策，但地方政府、企业、媒体和社会组织可以影响公共讨论、项目实施以及政策环境。如果外部合作能够回应当地需求，其影响就可能超出单个项目的范围。
反过来，如果美国只重视中央政府间的关系，却忽视地方社会的实际需要，就可能在形式上的外交合作仍然存在时，失去基层层面的信任和联系。
第三，争夺地方影响力，需要准确把握当地情况。
一个国家内部不同地区的经济结构、社会需求和对外态度可能存在显著差异。仅凭国家层面的平均数据或宏观政治判断，难以准确识别具体地区的机会与风险。
这也是实时数据受到作者重视的原因：它有助于发现当地态度的变化，识别合作网络中的关键节点，并为政策调整提供依据。
三、美国如何在这些地带争取竞争优势？
文章提出的思路可以概括为技术赋能、地方传播和政策协同三个方面。
一是利用开源情报和实时数据识别关键节点。
作者主张，美国应充分利用公开数据、卫星图像及其他非机密信息，持续监测复杂的社会、经济和信息网络。技术工具可以帮助政策制定者及时发现供应链中的薄弱环节、地方社会需求的变化，以及可能需要迅速干预的问题。
实时数据的价值不只是积累更多信息，而是缩短从发现问题到采取行动的时间。作者还提出，应改善美国政府内部的数据共享，减少部门之间的信息壁垒，使不同机构能够依据相对一致的实时信息作出判断。
二是借助地方声音，而不是由美国政府包办传播。
文章认为，美国应加强对当地社会的了解，明确传播目标，并根据受众反馈及时调整信息。与其试图在所有平台、所有地区同时扩大传播规模，不如支持具有地方知识和社会联系的行动者，发挥他们的影响力。
作者特别提到地方报纸和新兴记者，认为美国可以通过支持地方媒体、扩大真实的地方声音，提高信息与当地社会的关联度。
这一思路的重点不是单纯增加美国官方信息的发布量，而是让传播内容与当地居民的生活经验、实际需求和关切建立联系。作者还建议，美国应揭示中国政策实践中真实存在的失误和未兑现的承诺，而不是依赖笼统的负面描述。
三是将信息竞争与外交、经济和技术政策结合起来。
作者认为，信息影响活动并非独立于经济和技术关系而存在。美国需要将地方层面的传播工作与外交合作、产业政策、技术能力和供应链布局相结合。
文章还讨论了极端情境下的经济竞争方案，包括扩大对特定产业的投资、争取关键供应链节点，以及通过出口管制、制裁等手段施加压力。作者将部分措施作为应对严重危机的预案，而不是日常竞争的常规选择。文章甚至讨论了破坏中国供应链的进攻性手段，这些建议涉及重大升级风险，不能与常规的开源情报和公共外交措施混为一谈。
总体而言，作者主张美国将技术优势、地方知识和跨部门协调结合起来，在具体场景中寻找成本较低、作用较大的竞争机会。
四、这套思路意味着什么？
这篇文章将国际竞争的观察视角从中央政府和国家战略，进一步延伸至地方社会、具体项目与信息网络。它强调的不是简单比较两国的传播规模，而是识别影响力如何形成、通过什么渠道维持，以及哪些环节可能发生变化。
从国际传播研究的角度看，其中有三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第一，国家层面的外交关系与地方社会认知之间并不必然一致。分析一个国家的国际影响力，需要同时考察政府间关系、地方合作和受众对实际行动的评价。
第二，实时数据能够提高信息获取和政策调整的速度，但不能自动带来信任。数据可以帮助识别需求和态度变化，却不能代替长期的社会接触，也不能保证政策回应符合当地利益。
第三，传播竞争与实际政策表现密切相关。如果一方能够持续回应当地需求，而另一方主要依赖信息发布和形象宣传，那么两者的竞争就不仅发生在传播内容层面，也发生在治理实践和合作成果层面。
对中国国际传播而言，这篇文章提示了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海外影响力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层面的传播能力，又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社会的实际体验、合作关系和对制度运行的评价？如果忽视后者，就难以完整解释国际传播效果的形成机制。
作者毕研韬系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主要研究国际传播、国际冲突与和平。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所在机构之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