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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传播正被置于国家安全框架中,动机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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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外国媒体、数字平台和跨境信息流动被纳入国家安全议程,背后不仅是风险防范,还涉及地缘政治竞争、技术优势和国际规则制定权。

作者:毕研韬 | 发布时间:2026年10月24日

近年来,国际传播与国家安全的联系日益紧密。跨境信息流动、外国媒体活动、数字平台、叙事竞争、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乃至国际文化交流,都可能被纳入国家安全议程。这一变化可称为“国际传播安全化”。

国际传播安全化并不意味着所有传播活动都具有安全威胁,而是指国家或其他政治行为体将特定传播活动界定为安全问题,并据此推动相应的政策调整与治理措施。理解这一现象,不能停留在认知影响或信息操纵层面,还需要考察其背后的战略利益。

一、维护政治秩序与政权安全

国际传播具有跨境性,外部信息可以绕过传统传播渠道,进入一国国内的信息环境,并参与有关政治制度、公共政策和社会秩序的讨论。

当政府认为外部传播活动可能影响国内政治稳定、制度运行或执政合法性时,就可能将相关活动纳入国家安全框架。这种做法旨在降低外部行为体对国内政治进程施加影响的能力。

不过,维护政治秩序与维护政权安全并不完全相同。前者可能涉及社会稳定、公共秩序及政治制度的正常运行;后者则更直接地涉及执政地位与政治权力的延续。分析具体案例时,需要辨别两者的关系,不能将其简单等同于国家整体利益。

二、维护国家安全与战略自主

国际传播不仅涉及信息内容,还依赖数字平台、通信网络、数据系统和人工智能等技术基础设施。这些设施的控制权、运行规则及供应链结构,都可能影响国家的信息安全与战略自主。

当传播渠道、数据资源或关键技术受到外部行为体控制时,国家可能面临信息获取受限、数据暴露、基础设施依赖或关键传播能力受制于人的风险。将相关领域纳入国家安全框架,能够为基础设施保护、技术管制、数据治理和供应链调整提供政策依据。

因此,国际传播安全化的一个重要动机,是降低国家对外部信息基础设施和关键技术的战略依赖,增强在信息获取、传播渠道和技术应用方面的自主能力。

三、争夺地缘政治竞争优势

在国际竞争中,传播不仅是传递信息的手段,也可能影响外交关系、国际合作和第三国的政策选择。国家对外传播所产生的影响,有时会延伸至联盟关系、地区秩序及战略合作。

将竞争对手的传播活动界定为安全威胁,可以促使政府调整资源配置,强化跨部门协调,并争取盟友在相关政策上的支持。在某些情况下,这也可能为限制对手的媒体活动、技术应用或国际传播渠道提供依据。

由此,国际传播安全化可能超越风险防范,成为争夺国际影响力的战略工具。其目标不仅是降低自身受到的影响,还可能包括限制竞争对手的行动空间、巩固自身的国际地位,以及改变第三国对双方的政策取向。

四、争夺国际规则制定权

国际传播安全化还涉及一个更深层的问题:谁有权界定传播活动的性质,谁有权制定相关规则,以及谁能够决定哪些行为可以接受、哪些行为应受到限制。

当某些跨境传播活动被认定为安全问题时,相关国家可能推动新的监管标准、平台治理规则、数据跨境流动限制或国际合作机制。这些规则不仅影响具体传播活动,也可能改变不同国家、企业及社会组织参与全球信息流动的条件。

因此,安全化可能成为塑造国际信息秩序的一种途径。能够影响威胁定义、规则制定和执行机制的行为体,往往也能影响其他行为体的行动边界。

但规则塑造与规则垄断并非同一回事。安全化措施可能有助于应对真实风险,也可能因标准不一致、适用范围过宽或执行权力不对称而引发争议。其国际影响取决于规则的合理性、透明度、适用的一致性及其他国家的接受程度。

五、维护经济与技术竞争利益

数字经济的发展进一步模糊了国际传播、产业竞争与国家安全之间的边界。数字平台、人工智能、通信设备、数据服务和媒体投资,既具有商业属性,也可能具有战略意义。

当这些领域被纳入国家安全框架时,政府可能调整外国企业的市场准入条件,限制特定技术和产品的应用,重新审视跨境投资,或推动关键技术与产业链的本土化。

这些措施可能降低特定依赖带来的风险,但也可能改变市场竞争条件,使安全政策与产业政策、技术政策和贸易政策相互交织。

由此,国际传播安全化的影响可能超出传播领域,延伸至市场份额、技术优势、产业控制力及全球供应链布局。安全理由是否充分、措施是否必要,以及相关政策是否同时服务于经济竞争目标,需要分别评估。

结语:从风险防范到国际秩序塑造

以上分析表明,国际传播安全化并非单纯的传播观念变化,而是传播活动与国家战略关系发生调整的表现。

从战略利益看,其动机可以归纳为三个层次:在国内层面,维护政治秩序与国家安全;在国际竞争层面,维护战略自主、争夺地缘政治优势;在制度层面,影响国际规则与全球信息秩序。

这三个层次相互联系,但不必然同时出现。某项政策可能主要针对具体的技术风险,也可能同时产生限制竞争对手、扶持本国产业或推动国际规则调整的效果。

国际传播安全化的深层意义,在于传播活动正在成为国家维护战略利益、配置治理权力和参与国际秩序竞争的重要领域。它既可能回应真实的安全挑战,也可能改变国家之间的竞争条件,影响国际权力关系、规则分配与全球信息秩序。

作者毕研韬系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主要研究国际传播、国际冲突与和平。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所在机构之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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