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当中国企业进入西方国家投资时，最先发出安全警示的，往往是情报、安全和反间谍机构。
作者：毕研韬 发布：2026年8月17日
近年来，当中国企业进入西方国家投资时，最先发出安全警示的，往往是当地的情报、安全和反间谍机构。
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到英国、德国、荷兰、比利时等欧洲国家，都可以找到类似案例。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因素可能是：职业和专业会影响一个机构观察世界的方式。
一、一个值得关注的共同现象
美国是较早出现这一趋势的国家。近年来，美国FBI等机构持续将中国企业的技术获取、经济间谍和投资活动与国家安全联系起来。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在审查涉及中国资本的交易时，也可以获得情报系统供的威胁评估。
2016年的德国半导体企业Aixtron收购案尤其值得注意。中国福建大芯片投资基金拟收购Aixtron后，德国经济部一度同意交易，随后却因获得新的安全相关信息而撤回此前决定。德国媒体随后报道称，美国情报机构曾向德国发出警告，认为交易可能使中国获得具有军事用途的半导体技术。美国随后对Aixtron美国业务进行国家安全审查，CFIUS获得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的专项威胁分析，最终奥巴马总统阻止了中国投资者收购Aixtron美国业务。这个案例显示，情报信息可以成为改变政府对中国投资判断的重要触发因素。
澳大利亚的情况同样明显。ASIO等安全机构长期关注中国相关的间谍和外国干涉活动，随着这种安全认知向经济领域延伸，中国企业投资关键基础设施、能源和技术产业时，也越来越多地被放到国家安全框架下讨论。
新西兰则具有更加明确的制度安排。新西兰安全情报局（NZSIS）直接参与海外投资的国家安全评估，为海外投资办公室提供安全建议。其关注的问题包括外国投资者获得敏感信息、控制关键资产、影响供应链以及增强外国影响力的可能性。
加拿大安全情报局（CSIS）近年来也不断警告外国获取加拿大敏感技术和知识产权可能造成经济安全风险，并将中国列为重要的情报安全关注对象。英国MI5则逐渐把中国问题从传统的反间谍领域延伸到科技、大学、科研、企业和投资等领域。
荷兰AIVD长期警告中国经济间谍和技术获取风险，并指出中国投资和企业收购可能造成敏感知识和技术流失。比利时国家安全局VSSE也将中国的间谍、网络活动和经济影响作为重要安全议题。德国、瑞典、西班牙等国近年来同样逐步强化对中国投资的安全审查。
这些案例放在一起观察，会出现一个值得研究的规律：中国投资进入西方国家以后，往往首先被情报安全系统重新定义为“安全问题”，随后才进入经济政策、投资审查和公共讨论。
二、为什么首先是情报安全机构？
一个很简单的传播学规律或许可以解释这一现象：职业会影响一个人看待世界的视角。
经济部门看一项投资，首先看到的是资本、就业、市场和产业发展；企业看到的是利润和商业机会；外交部门关注的是双边关系；情报机构的职业任务则是发现隐藏关系、潜在威胁和异常行为。
因此，面对同一家中国企业，经济部门可能问：“它能够带来多少投资和就业？”
情报机构可能问：“它与谁有关联？能够获得什么技术？能够接触什么数据？能够控制什么基础设施？在特殊情况下，这种商业能力是否可能转化为战略能力？”
三、职业视角如何影响“问题定义”？
这实际上涉及一个重要的传播学问题：问题定义。
情报机构的职业使命决定了它天然更加关注风险。当它发现某项投资存在潜在安全问题，并通过政府内部报告、投资审查、企业安全指南或者公开报告把这种判断传播出去后，一个原本属于经济领域的问题就可能逐渐被重新定义：
中国投资→技术获取→关键产业风险→经济安全→国家安全。
这就是所谓的“安全化”过程。
当然，我们不能因此简单认为情报机构是在“制造中国威胁”。情报机构掌握的信息可能确实比经济部门更多，一些安全警示也可能具有事实基础。真正值得研究的是：不同职业共同体如何选择信息、理解风险，并影响公共政策。
如果一个机构的主要职责是发现威胁，它在面对不确定信息时，当然会比经济部门更加关注“有没有尚未发现的风险”。这种职业训练可能形成一种特定的风险认知视角。
四、安全机构示警之后，谁来对冲风险？
问题随之而来：安全机构的职业使命决定了它更关注风险，那么，谁来对这种风险判断进行必要的对冲？
理想的制度安排，不应当让安全机构成为风险的唯一解释者。安全机构负责发现风险，经济和产业部门评估成本与收益，外交部门评估国际关系后果，法律部门检验限制措施的必要性与比例性，最终由政治决策者进行综合判断。安全机构应该拥有风险发现权，但不应该天然拥有风险定义权和政策决定权。
如果一个国家缺乏这种跨部门的对冲机制，安全逻辑就可能不断向投资、贸易、科技、教育和人员交流等领域扩张。其结果不仅可能影响经济合作，也可能加剧国家之间的相互猜疑，使正常的商业行为越来越容易被解释为潜在的战略行为。
从这个意义上说，真正值得关注的并不是安全机构是否“夸大”了某一个风险，而是一个国家有没有能力对安全机构的风险判断进行理性校正。没有必要的对冲，安全化可能从防范风险的工具，逐渐变成制造不信任的机制，并最终反过来影响国际关系。
毕研韬系传播学教授，主要研究国际传播、国际冲突与和平。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所在机构之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