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学术冷战：大学已成为“战场”
大学已不再只是知识生产的场所，而成为国家安全、制度信任与全球创新体系重构的交汇点。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7日 历史上，中美两国高校之间的科技合作曾是双边关系中最亮眼、最具建设性的领域之一。从1979年《中美科技合作协定》签署，到联合实验室、合作办学项目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再到大量中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活跃于美国顶尖大学校园，学术交流一度被视为“压舱石”。 然而，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尤其是2018年之后，这一合作空间急剧压缩。今天，“学术冷战”已成为描述中美高校关系的常用词汇，科技竞争、安全逻辑进入学术合作领域，导致合作边界重新划分。 大学，这个本应是开放、自由、追求真理的场所，已悄然成为大国科技博弈的新战场。 一、从蜜月到寒冬：转折如何发生 中美学术合作的高峰出现在21世纪前10年。中国高校快速国际化，美国大学则从中获得大量优秀生源、研究经费和合作机会。根据相关研究，在2010年代中期，中美两国学者合著论文数量快速增长，尤其在工程、材料、计算机等领域形成深度互补。 2018年11月，美国司法部推出“中国倡议”（China Initiative），重点防范中国通过学术渠道获取美国敏感技术。该计划虽在2022年正式结束，但其政策逻辑和配套措施被延续并强化。 2023年，美国国会成立“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英语简称House Select Committee on China），进一步推动国会层面对华科技竞争议题的关注。该委员会多次发布报告，指责中美联合研究所和合作项目成为中国“军民融合”战略的技术输送渠道。 在此背景下，一些中美高校合作项目近年来出现调整、暂停招生或重新评估。 与此同时，美国实施出口管制，将多所中国重点高校列入实体清单；美国加强对部分中国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领域学生和研究人员的安全审查；加强对大学研究项目的外国资助披露要求。 这些措施叠加，形成了强大的“寒蝉效应”。许多美国学者主动减少或放弃与中国同行的合作，以避免被调查、失去联邦资助或损害职业声誉的风险。 中国方面则加速科技自立自强战略。从“中国制造2025”到“十四五”规划，再到近年来的基础研究投入增加，中国高校和科研机构在部分前沿领域逐步减少对外部依赖，同时通过各类人才计划吸引海外高层次人才回流。这进一步加剧了美方的警惕，形成行动与反制的螺旋上升。 二、大学战场的现实图景 今天的“学术冷战”呈现出几个鲜明特征： 第一，合作成果显著减少。中美科研合作增速明显下降，尤其是在人工智能、半导体、量子信息、高端无线通信等战略敏感领域。部分研究显示，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与中国相关的资助项目在2018年后大幅减少。 第二，合作办学明显降温。过去一年，多所中美合作办学机构终止合作或调整办学模式。曾经被视为成功典范的联合项目，如今因“国家安全风险”而被关注。...
关于降低海南自贸港国际互联网接入成本的建议
建议人：毕研韬 摘要：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后，国际互联网接入成为国际舆论与市场观察的焦点之一。国际互联网接入的可及性、成本水平与制度稳定性，已被视为检验海南营商环境甚至制度开放水平的一个关键指标。鉴于此，建议海南采纳“信息高速公路”理念，把国际互联网接入视为建设“海南信息高速公路”的关键举措、优化海南营商环境的重要抓手。为此，建议海南采取更加大胆的普惠性措施。 一、国际互联网接入是海南自贸港的“关键变量” 在数字经济时代，国际互联网接入已不再是单纯的通信技术问题，而是深度嵌入跨境贸易、数字服务、科技创新、人文交流与国际协作的基础性制度条件。1993年，美国克林顿政府提出“信息高速公路”概念，大力推动建设高速、广泛的数字网络，使信息可以像高速公路上的车辆一样快速流通，从而推动经济、教育、政府和社会服务的发展。 对于以“高水平开放”为目标的海南自由贸易港，信息跨境流动的效率与成本直接决定其在全球要素配置体系中的位置。封关运作后，国际社会与市场主体对海南自贸港的关注焦点，已从“是否封关”转向“是否真正便利”。在这一语境下，国际互联网接入的价格、可获得性与制度透明度（可信赖性），已成为外界衡量海南自贸港开放程度的重要指标之一。 二、制度探索已启动，但存在诸多问题 海南已通过海南国际数据综合服务中心（HIDCSC）等机构，为在海南注册并运营的企业员工提供有限度的国际互联网接入服务，包括移动端Global Connect等方案。相关政策标志着重要的制度突破，引发国际舆论关注。但从执行层面看，目前存在较多问题。 2025年12月18日《德国之声》就海南封关发表文章称，据包括台湾《风传媒》在内的媒体报道，“虽然海南已为岛内企业开放了国际互联网接入服务，但部分初创企业反映，目前仍存在‘费用高昂、流程复杂、访问受限’等问题，实际体验尚待优化”。[1]2025年12月30日，印度ChiniMandi（一家面向全球甘蔗糖行业的新闻与信息平台）发表专门文章报道海南国际互联网举措。文章指，海南的“互联网审查依然存在”“尚未实现不受限制的互联网接入”。该文称，“分析人士认为，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依然缺位”。[2]《亚洲技术快讯》同样认为，海南的互联网接入仍然高度受控，难以被视为中国互联网治理逻辑的根本性改变。[3] 具言之，海南的国际互联网接入存在如下问题： （一）接入对象具有明显选择性。目前政策主要面向在海南注册并运营的企业员工(国际观察者称之为“白名单制”)，而外国游客、到海南出差的国际公司员工、外国自由职业者、科研与内容创作者尚未被纳入。 （二）审批周期较长。据香港《南华早报》[4]报道，海南的这项业务审批可能长达5个月，这在跨境数字业务中意味着显著的不确定性成本。 （三）基础接入价格偏高。当前公开的基础方案为5Mbps1500元/月，10Mbps 3000元/月。请注意：政策规定一条线路只能用于特定一个国家，而不是这条国际链接可同时用于多个国家。如要联系更多国家，就要同时申请多条线路，这样运营成本实在太高，所以有海外网友惊叹“比黄金还贵”。[5]还有评论称：海南把跨境数据服务变成了“奢侈品”，限制了中小企业的海外沟通与发展空间。[6] （四）访问权限开放仍有限制。据《南华早报》[7]报道，虽然Google、Wikipedia、YouTube、X（原Twitter）和TikTok等可以访问，但一些网站仍将被禁止访问；海南国际数据综合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没有说明哪些类型的内容仍将被屏蔽。 （五）互联网开放仍受质疑。就目前资料看，尖锐质疑海南国际互联网接入的两家境外媒体《大纪元时报》与《唐人报》都具有法轮功背景，问题是有些专业平台（如印度的ChiniMandi）因不知情而引用法轮功媒体的信息，从而扩大了其影响力。当然，社交媒体上的质疑带有碎片化和情绪性。 三、国际舆论与市场反馈：审慎乐观中的结构性疑问 （一）主流媒体态度：肯定探索，但强调“有限性” 国际主流媒体与专业媒体在报道海南自贸港国际互联网政策时，整体基调偏向事实性与审慎解读，强调其“有限适用”“高度选择性”“尚待观察”等特征。这种叙事方式并非直接否定，而是在向国际读者传递一个隐含判断：海南在制度方向上迈出了重要一步，但距离“可广泛使用、可稳定预期”的国际数字枢纽仍有距离，与“高水平开放”的公开宣传不符。 （二）社交平台与专业社区的关注焦点 在X、Quora、V2EX等社交媒体上，相关讨论集中于以下问题： 1.海南的国际互联网接入是否“真正稳定、长期可用”； 2.高费用是否会成为“隐性门槛”；...
美国国务院：15家中国驻美媒体已不只是媒体
一项鲜为人知的制度调整，正在悄然改变中国国际传播在美国所面对的规则。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6日 近年来，中美围绕国际传播的竞争不断升级，然而，有一件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在中国社会却没有引起足够关注。 美国政府已经将15家中国驻美新闻机构列入《外国使团法》（Foreign Missions Act）管理范围，认定这些机构“实质上由外国政府拥有或有效控制”（substantially owned or effectively controlled by a foreign government），因此将它们定性为“外国使团”，而不只是普通的新闻媒体。 很多中国人至今并不了解这一变化。 从国际传播角度来看，这一政策调整意味着：美国对中国国际传播的制度认知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 一、美国分三批将15家中国媒体列入“外国使团” 2020年，美国国务院先后三次宣布，将15家中国媒体机构列为“外国使团”（Foreign Mission）。 第一批（2020年2月18日）共5家： 新华社（Xinhua News...
美国独立日讲话：特朗普为何称共产主义是美国最大威胁？
独立日前夕，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宣称，共产主义是美国建国以来面临的最大威胁，甚至超过两次世界大战、珍珠港事件和“9·11”事件。这一表态迅速引发国际关注。然而，如果仅从中文语境理解“共产主义”这一概念，很容易误读特朗普真正想表达的信息。本文试图回到美国政治传播的语境，解析这段讲话背后的政治逻辑、概念内涵及其释放出的战略信号。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5日 7月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南达科他州拉什莫尔山（总统山）举行的美国独立日250周年庆祝活动上发表演讲时表示： “共产主义是对我们国家最大的威胁，甚至超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珍珠港事件和9·11事件。” 事实上，这并非特朗普第一次作出类似表述。过去一周，他已至少两次在公开场合强调，共产主义可能是美国建国以来面临的最大威胁。 这番讲话迅速引发国际关注。在中国，不少人可能会自然地理解为特朗普是在直接针对中国或中国共产党。然而，如果置于美国政治文化和政治传播的语境中观察就会发现，这段讲话的真正含义远比字面复杂。 一、“共产主义”并非一个单纯的制度概念 在中文语境中，“共产主义”通常首先指一种政治制度或意识形态。 但在美国保守派政治话语中，Communism（共产主义）已经演变成一个具有高度政治象征意义的概念，其内涵远远超出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 在美国右翼政治语境中，它常常被用来泛指一系列他们认为削弱美国传统价值观的思想和政策，包括国家权力过度扩张、集体主义、激进左翼政治、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校园激进思潮，以及其它偏离美国建国原则的社会发展方向。 因此，当特朗普说“共产主义是美国最大的威胁”时，并不仅仅是在谈论某一个国家，也不仅是在讨论一种经济制度，而是在使用美国保守派长期形成的一套政治语言。 如果不了解这一语境，很容易对他的讲话产生误读。 二、特朗普重新定义了美国最大的敌人 美国历任总统对于国家威胁的定义，往往反映着时代背景。 二战时期，最大的敌人是轴心国；冷战时期，是苏联；“9·11”之后，则是国际恐怖主义。 特朗普此次讲话则体现出一种不同的逻辑。他实际上试图告诉美国公众： 真正能够摧毁美国的，不一定是来自国外的军事攻击，而可能是美国内部价值体系的改变。 因此，他才会将共产主义置于一战、二战、珍珠港事件和9·11事件之上。 这些历史事件虽然造成巨大损失，但都属于外部冲击，而在特朗普看来，意识形态如果改变了美国自身，将构成更加长期、更深层次的挑战。 这是一种典型的“文明安全”叙事，而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安全叙事。 三、独立日讲话为何充满政治色彩？...
After 2021,China’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Has Split into Two
Today, the biggest change in China’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is not in the methods of communication, but in the very concept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2021年后，中国的“国际传播”已经一分为二
今天中国国际传播的最大变化，不是传播方式变了，而是“国际传播”这个概念本身变了。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2日 近几年，中国的国际传播领域发生了一个很少被认真讨论的重大变化。 准确地说，今天中国所说的“国际传播”，已经分裂为两种不同的知识体系；“国际传播”这一概念本身，正在承载两种不同的理论传统、实践逻辑和政策目标。 如果这一变化得不到及时辨析，不仅会影响学术研究，也可能影响公共决策、人才培养以及公众对国际传播的理解。 一、2021年前：国际传播存在不同取向，但仍属于同一学科 在2021年之前，中国国际传播领域一直存在两种不同的研究取向。 一种可以称为学术导向。这一取向更加关注国际传播理论、跨文化传播、国际新闻传播、国家形象、公共外交、媒介效果等议题，主要成果体现为理论建构、论文发表和课题研究。 另一种则是实践导向。这一取向更加关注国际传播效果、媒体运营、国际传播项目、海外传播平台建设等，希望直接回应国际传播实践中的现实问题。 二者之间长期存在无声的张力。实践导向认为，一些研究停留在理论层面，与现实传播工作脱节；学术导向则更加重视理论体系建设和学术规范。 然而，无论两者如何不同，它们都属于传播学范畴，共享同一套基本研究对象和学科范式。它们讨论的是传播规律、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媒介以及传播效果，只是关注重点有所不同。 换句话说，那时的国际传播虽然存在不同流派，但讨论的始终还是传播问题，而不是战略竞争问题。 二、2021年后：一种新的“国际传播”开始形成 真正值得关注的变化，出现在2021年之后。 随着国际战略竞争持续加剧以及国际传播在中国的战略地位提升，越来越多来自其它涉外领域的专家开始进入国际传播领域。相应地，国际传播讨论的重心发生了明显变化。 “新来者”倾向于将国际传播理解为国家战略竞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他们特别关心认知战、信息战、政治战、影响力行动（Influence Operations）、战略传播（Strategic Communications）等视角下的国际信息活动。 这些议题当然都与传播有关，但其知识来源已经不仅是传播学，而更多受国际政治、国家安全、战略研究、军事学以及情报研究的影响。 因此，今天中国实际上存在两个都打着“国际传播”旗号的知识共同体。 一个仍然立足传播学，关注传播规律、跨文化理解、国际舆论、国家形象和文明间交流。...
美国人的“强迫劳动”，与中国人理解的不同
“强迫劳动”，是一个劳动法概念，还是一种国际贸易规则？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2日 近年来，美国以“强迫劳动（Forced Labor）”为依据，对部分进口商品实施限制，尤其是在新疆相关产品问题上，引发了广泛关注。 事实上，同样是“强迫劳动”四个字，美国政策中的含义，与中国人的理解并不一致。 在美国，“强迫劳动”不只是劳动法概念，而是嵌入贸易、人权、供应链治理乃至外交政策之中的法律工具。 理解这一概念，需要区分法律定义、政策实践以及国际争议三个层面。 一、美国法律中的“强迫劳动”是什么？ 美国法律关于“强迫劳动”的定义主要来源于国际劳工组织《1930年强迫劳动公约》（第29号公约），并被写入美国《1930年关税法》第307条（19 U.S.C. §1307）。 该条款禁止进口全部或部分由以下劳动生产、开采或制造的商品：convict labor（罪犯劳动）；forced labor（强迫劳动）；indentured labor under penal sanctions（刑罚下的契约劳动）。 美国法律采用的“强迫劳动”定义基本沿用国际劳工组织的标准：任何人在受到任何惩罚威胁的情况下，被迫提供其并非自愿提供的工作或服务。 这一标准包含两个核心要件： 第一，劳动并非真正出于自愿（lack of...
在美国，发表什么文章会进入“外国影响”监管视野？
近年来，美国围绕“外国影响”（Foreign Influence）的监管持续加强，高校、智库、媒体、游说机构等都成为美国政府重点关注的领域。与此同时，一个很多中国人并不熟悉的问题也逐渐进入公众视野： 在美国，发表一篇文章也可能进入“外国影响”监管视野。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1日 看到这里，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可能是：“美国不是强调言论自由吗？为什么发一篇文章也会受到监管？” 实际上，这里的关键并不是文章本身，而是文章背后的关系、目的和身份。 一、美国关注的，不只是文章内容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言论自由。正常发表学术论文、新闻评论、时事分析或个人观点，一般不会因为观点本身而受到《外国代理人登记法》（FARA）的监管。 但是，如果一篇文章同时具有以下特征，就可能进入美国政府的关注范围： 文章是受外国政府、外国政党或外国机构委托撰写；发表目的是影响美国公众、国会议员或政府部门对某项政策的看法；作者与外国主体之间存在代理、指挥、控制或资助关系，而这些关系没有依法披露。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关注的重点就不再是文章表达了什么观点，而是作者是否实际上代表外国主体在美国开展影响活动，以及这种关系是否应当依法登记和公开。 二、为什么美国如此重视“外国影响”？ 美国的逻辑并不是所有外国声音都值得警惕，而是认为，美国公众和政府有权知道，一项政治传播活动是否代表某个外国主体。 因此，美国《外国代理人登记法》建立了一项基本原则：透明。 如果一个人在美国代表外国政府或其他外国委托方从事影响美国政治、政策或舆论的活动，原则上应当向美国司法部履行登记义务，并公开相关关系。 换句话说，美国法律更关心的是： 谁在组织这项活动？谁提供资金支持？是否接受外国主体的指示或控制？美国公众是否知道这种关系的存在？ 在美国看来，这些信息属于公共知情权的一部分。 三、哪些文章更容易进入监管视野？ 从近年来美国司法实践来看，下列情形更容易引起执法部门关注。 第一，受外国主体委托发表政策倡议文章。 例如，受外国政府或其代理机构委托，在美国媒体刊发评论文章，希望影响美国政府对某一议题的政策立场，而作者没有依法披露这种委托关系。...
美国涉藏政策新变化：国际传播进入法律框架
2024年7月12日，美国《促进解决西藏-中国争端法》（Promoting a Resolution to the Tibet-China Dispute Act）正式生效，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6月28日 从国际传播角度观察，这部法律有一个值得关注的变化：涉藏历史叙事和公共信息开始纳入美国法律政策框架。 这一变化虽然并未立即带来大规模政策调整，却反映出美国涉藏政策关注重点的进一步延伸。 一、从传统议题扩展到历史叙事 长期以来，美国涉藏政策主要围绕宗教、文化、民生、教育等议题展开。 例如，2020年通过的Tibetan Policy and Support Act of 2020重点涉及宗教事务、生态环境、推动对话等内容。 相比之下，2024年生效的法律新增了一项值得关注的内容。 根据法律文本，美国政府被要求就有关西藏历史、地位等问题加强政策说明和公共沟通，并将这一要求写入法律条文。这意味着，除了传统议题之外，历史叙事和信息传播也成为法律关注的内容。...
2025年美国涉藏重要政策文件：法案、报告与听证会
近年来，美国围绕西藏议题逐步形成由法律、年度报告、政策声明和国会监督共同构成的政策体系。与2024年《促进解决西藏—中国争端法》（Promoting a Resolution to the Tibet-China Dispute Act）生效后的立法高潮相比，2025年并未出台新的重大涉藏法律，但美国政府和国会继续通过年度报告、政策建议和监督机制推动相关政策落实，体现出涉藏政策的连续性和制度化特点。本文依据公开资料，对2025年的重要涉藏政策文件进行简要梳理。 一、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CECC）《2025年度报告》 2025年12月，CECC发布《2025年度报告》，继续设立西藏专章，对过去一年西藏相关情况进行梳理，并向美国国会和行政部门提出政策建议。报告围绕宗教活动、文化保护、语言教育、生态环境以及相关法律政策等议题进行了总结，同时建议美国政府继续落实《2020年西藏政策与支持法》和《促进解决西藏—中国争端法》等既有法律。 与往年相比，2025年度报告延续了近年来的基本框架，没有出现重大调整，但继续将西藏作为CECC年度报告的独立章节，反映美国国会对华政策持续关注西藏议题。 二、美国国务院持续落实既有涉藏法律 2025年，美国国务院继续执行近年来通过的涉藏法律，包括《2002年西藏政策法》《2018年对等进入西藏法》《2020年西藏政策与支持法》以及2024年生效的《促进解决西藏—中国争端法》。 根据法律要求，美国国务院继续开展有关涉藏工作的政策协调，并推进相关年度报告制度，包括涉及进入涉藏地区情况、人权和宗教自由等内容。这些报告已成为美国涉藏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会监督行政部门落实法律的重要依据。 三、国会持续关注涉藏政策落实 2025年，美国国会没有通过新的涉藏重大法律，但继续通过CECC年度报告、公开声明以及相关监督机制，要求行政部门落实已有涉藏法律。 从公开文件可以看出，国会关注的重点依旧包括宗教事务、文化和语言保护、教育政策、生态环境以及《促进解决西藏—中国争端法》的执行情况等内容。这表明，美国涉藏政策的重点已逐渐从立法扩展到法律执行和政策监督阶段。 四、结语 总体看，2025年美国涉藏政策进入相对平稳的发展阶段。虽然没有新的重大立法，但通过年度报告、政策协调和国会监督等机制，近年来出台的涉藏法律继续得到推进和落实。 从公开资料可以观察到，美国涉藏政策已形成“法律—报告—监督—政策建议”相互衔接的运行模式，具有较强的连续性和制度化特征。这一趋势值得持续关注，也为观察美国涉藏政策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公开、可验证的参考框架。
文章推介
【向中南海推荐】国际传播专家吴金君
文/毕研韬 在全球博弈日益加剧的当下，国际传播早已不是软性外交的附庸，而是关涉国家安全、发展空间与战略格局的核心能力。正如当前国际语境所揭示的，国际传播不仅关乎国家形象的塑造，更深度嵌入制度竞争、产业链安全、技术标准制定与文化认同构建的全域交锋之中。此刻，我们不得不追问：面对语义漂移与政治诉求交织的复杂战场，“国际传播”是否仍是一种全球硬通货？ “春江水暖鸭先知。”从“脱钩”（decoupling）、“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到“去风险化”（de-risking）以及当前愈演愈烈的关税博弈，最先觉察国际局势风向的，往往不是学界和政界，而是活跃于全球市场前线的外向型企业。它们作为市场神经的末梢，最敏锐地洞悉环境变化，也最直观地把握外部社会的底层逻辑。 而在企业内部，营销部门更是面对国际受众与文化语境的“前沿哨兵”。美国行为科学家约翰·亚当斯（John S. Adams）称之为“跨界沟通者”（boundary communicators）。他们精通市场之术，洞察文化之道，不仅在组织内部享有话语权，更能在跨文化场域中开展有效对话。 然而在其它领域，真正具备国际传播素养的“跨界沟通者”并不总能得到理解与支持。他们因深刻认知现实、倡导路径创新，时常遭遇质疑乃至攻击，最终选择沉默以求自保。这种困境，正印证了《论语》中的一句话：“有道则现，无道则隐。” 今天，中国需要让真正“熟稔内外、道术兼修”的“四通人才”走上前台。在此，我郑重推荐吴金君先生。 吴先生自2007年起担任纽约广告节中国首席代表，2009年推动该项目在中国落地。十余年来，他致力于中外传播实践的深度接轨，从高校创意教育到国际广告评审，从创意作品分享会到跨境游学项目，皆有成功布局。2010年至2019年间，他先后在南京大学、人大、清华、复旦、中传、上海交大、浙大、华南理工、香港浸会大学等近百所高校举办两百余场公开课程，单场最高参与人数超过1200人，覆盖全国传媒、广告、创意设计等主干学科，影响深远。 更为可贵的是，吴金君先生始终坚持传播逻辑与传播语言的本土化探索。他深知：真正有效的国际传播，必须以“理解他者叙事逻辑”为前提，不仅要讲述中国的故事，更要让对方听得懂、愿意听、能共鸣。这既关乎内容，更关乎表达；既需要文化自信，也需要传播智慧。 2024年，吴金君先生担任纽约广告节大中华区首席代表，并推动设立“纽约节大中华区实效奖”，这是中国传播力量深度嵌入国际话语机制的重要一步，不仅是一项荣誉，更是一种制度性承认。...
“爱泼斯坦档案”为什么让世人吃惊？
爱泼斯坦档案让公众首次系统性地看见：在权力、资本与声望高度交织的精英网络中，严重犯罪如何得以长期隐匿并被制度迟滞地发现。 文/艾伦•怀特（Alan White） “爱泼斯坦档案”是指围绕美国金融家杰弗里·爱泼斯坦（Jeffrey Epstein）性侵与性剥削未成年人案件，在多年刑事调查与民事诉讼过程中逐步形成并依法公开的一组司法材料的统称。它主要包括警方与检方调查记录、受害者证词、证据与附件清单、航班与行程记录，以及与其长期合作者吉丝兰·麦克斯韦（Ghislaine Maxwell）相关的审理文件。近年引发全球高度关注的关键节点，是美国法院对部分民事案件材料的解封，使这些原本只存在于司法体系内部的文件，首次以较为集中、可查阅的形式进入公共空间。 “爱泼斯坦档案”的主要内容（类型） 从内容结构看，爱泼斯坦档案大致涵盖四个层面。第一，是对核心犯罪事实的记录，即针对未成年人的性侵、诱骗与组织行为，以及多名受害者在不同时间点提供的证词。第二，是围绕这些犯罪活动形成的协助与运作网络，包括人员往来、行程安排、通讯与部分资金线索。第三，是司法程序本身的材料，如证据提交、证人名单、封存与解封的法律依据。第四，也是最容易被舆论放大的部分，是档案中出现的、与爱泼斯坦存在不同程度交集的社会名人姓名。需要明确的是：名字出现在档案中，并不自动构成违法指控，更不等同于司法定罪，不同人物在档案中的法律地位、证据强度和情境差异极大。 “爱泼斯坦档案”涉及的名人 在已被司法确认的核心人物中，爱泼斯坦本人是案件的中心。其犯罪事实已在多项调查与证据中得到确认，但因其在2019年羁押期间死亡，案件未能进入实体审判阶段。吉丝兰·麦克斯韦（Ghislaine Maxwell）则是目前档案中司法结论最为明确的人物之一，她因协助诱骗、招募未成年人而被美国法院判定多项罪名成立，其审理材料构成理解整个案件的重要支点。 在此基础上，档案中还涉及一批因社会身份而受到高度关注的政治人物。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Bill...
制造情绪是国际传播的关键：原因与方法
情绪是影响判断和选择的重要力量，所以国际传播还要争夺“情绪塑造权”。 作者：毕研韬 发布：2026年8月29日 过去谈国际传播，人们首先想到的是信息。 国家需要通过信息输出展示发展成就、阐释重大事件、回应国际舆论、增进国际社会对自身的理解。因此，国际传播长期以来有一条比较典型的逻辑：提供信息→改变认知→影响态度→促进行动。 但近年来一批新的研究开始提醒我们：这条链条可能还缺少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情绪。 一个人并不是在完成所有信息处理之后才产生情绪。很多时候，情绪本身就在影响他注意什么、相信什么、如何解释信息，以及最终采取什么行动。 对于国际传播而言，这意味着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传播者争夺的可能不只是受众的认知，也包括受众面对一个国家、一种观点或一个国际事件时的情绪。 这也是为什么“情感战略传播”（Affective Strategic Communication）正在成为国际传播研究的新方向。 一、最新研究正在告诉我们什么？...
Suggestion Concerning Chinese-Language Accessibility on FIFA’s Official Website
May 13, 2026 Dear FIFA Communications Team, I hope this message finds...
How Did th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Unfriendly to China Come About?
By ZAHNG Weiying Friedrich Hayek once said: although facts themselves never tell...
美国宣布撤销部分中国留学生签证
2025年5月28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发布声明，宣布对中国学生实施签证限制措施。声明全文如下： “在特朗普总统的领导下，美国国务院将与美国国土安全部合作，大力撤销中国学生的签证，包括那些与中国共产党有关联或是在关键领域学习的中国学生。我们还将修订签证标准，对今后来自中国大陆和香港的所有签证申请加强审查。” 该声明的英文全文如下： “Under President Trump’s leadership, the U.S. State Department wil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