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些国家担心中国影响力增长？
中国影响力增长为何引发部分国家担忧？答案既不完全在别人，也不完全在自己，而是在国际体系、传播认知与中国自身因素共同作用形成的复杂互动之中。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6月10日 近年来，中国影响力持续增长已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现象。从经济规模到科技创新，从基础设施建设到国际事务参与，中国在全球舞台上的影响力不断增强。 与此同时，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也日益明显：部分国家对中国影响力增长表现出担忧甚至警惕。 这种担忧从何而来？对此，人们往往容易陷入两种简单化解释。 一种观点认为，这完全是某些国家出于竞争需要而刻意抹黑中国，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国际社会的担忧完全源于中国自身的问题。 事实上，这两种解释都过于简单。 国际认知从来不是单向形成的结果，而是国际体系、传播环境和国家自身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 一、国际体系因素：大国崛起天然会引发关注 从国际关系史来看，任何一个重要国家的崛起，都会引发国际体系的调整。 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科技能力和国际影响力快速提升时，原有权力格局必然受到影响。对于既有优势国家而言，这意味着未来利益分配和国际规则制定权可能发生变化。 因此，部分国家对中国影响力增长的担忧，首先来源于国际体系内部的权力转移。 这种现象并非中国独有。 19世纪德国工业化崛起曾引发英国警惕；20世纪日本经济崛起曾引发美国焦虑；冷战结束后美国影响力扩张也曾引发其他国家担忧。 从这个角度看，部分国家对中国的关注甚至警惕，本身就是国际政治中的常见现象。 与此同时，中国影响力增长还意味着全球产业链、技术体系、金融体系和国际规则的调整。 在这一过程中，部分国家和企业可能面临现实利益损失。 因此，很多担忧实际上源于利益竞争，而非意识形态冲突。 此外，由于中国与部分国家在制度、文化和战略传统方面存在差异，一些国家对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缺乏足够了解。这种不确定性又进一步加剧了安全焦虑。 国际关系研究长期发现，国家往往并非最害怕确定的威胁，而是最害怕无法准确判断的未来。 因此，权力转移、利益竞争和安全焦虑，共同构成了部分国家担心中国影响力增长的国际体系基础。 二、传播与认知因素：人们面对的未必是真实中国...
把“走亲戚”看成权力博弈：西方媒体误读习近平访朝
作者：毕研韬 时间：2026年6月10日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访问朝鲜后，不少西方媒体迅速给出了自己的解读。在许多报道和评论中，人们熟悉的词汇再次出现：影响力竞争、战略博弈、地缘政治、平衡俄罗斯、制衡美日等等。 一些评论甚至认为，此次访问“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因为没有公布重大协议，也没有宣布新的战略安排。 然而，从中国人视角看，这类分析很可能误读了此次访问的本质。问题不在于西方媒体掌握的信息太少，而在于它们观察这一事件时所使用的分析框架本身存在局限。 一、西方媒体为何总在寻找“隐藏议程”？ 长期以来，西方国际关系研究深受现实主义理论影响。 在这一理论框架下，国家被视为追求权力、安全和利益的理性行为体。国家之间的互动，往往被解释为影响力竞争、利益交换和战略博弈。 因此，当习近平访问朝鲜时，许多西方分析者首先想到的问题是：“双方为何保持往来？”“中国想获得什么？”“朝鲜会提供什么？”“谁在争夺对朝鲜的影响力？” 在这种框架下，访问本身似乎没有意义，真正重要的是访问背后隐藏的战略目的。 于是，一个原本可能十分简单的外交行为，被赋予了层层复杂的战略想象。 问题在于，这些解读很多时候缺乏直接证据支撑。 公开报道能够证明的是访问发生了，双方进行了会谈，表达了继续发展双边关系的意愿。至于“争夺影响力”“平衡俄罗斯”“制衡美国”等说法，则更多属于分析者基于既有理论框架做出的推测，而非已经被证实的事实。 二、中国人理解关系的方式并不相同 如果让许多中国普通人来理解此次访问，他们可能会给出一个更加朴素的解释：这就是一次“走亲戚”。 当然，这里的“走亲戚”并非字面意义，而是一种关系逻辑。 在中国社会中，亲戚之间的来往并不一定要解决什么具体问题，也不一定每次都要达成某项成果。很多时候，仅仅是见个面、聊聊天、维系联系，本身就具有价值。 对中国人来说，这是一种再普通不过的社会经验。 然而，许多西方观察者却习惯于用交易逻辑理解国际关系。他们往往认为，只有签署协议、宣布项目或者达成具体成果，访问才具有实际意义。 于是，当他们没有看到这些内容时，便容易得出“象征性访问”“缺乏实质内容”的结论。 实际上，他们忽略了一点：关系本身也是一种价值。 三、被忽略的“关系维系”功能 美国传播学者詹姆斯·凯瑞曾提出传播的“仪式观”。...
当“认知战”成为高频词：台湾需警惕反噬风险
当认知战概念被持续扩展并高频使用时，其解释边界与社会效应也随之发生变化。本文从传播学视角出发，观察这一概念在台湾语境中的扩散路径及其可能带来的长期影响。 作者：毕研韬 时间：2026年6月9日 近几年，“认知战”已成为台湾公共讨论中的高频词汇。从选举政治到两岸关系，从媒体报道到社交平台，从假讯息治理到国家安全论述，“认知战”几乎无处不在。 认知战并非凭空出现的概念。在数字化时代，利用信息影响认知、塑造态度、改变行为，已经成为国际竞争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俄罗斯、中国、欧盟等主要政治体，都高度重视信息操纵、舆论影响和心理战问题。因此，台湾社会关注认知战，本身具有现实基础。 然而，任何概念都有其适用边界。当一个概念被过度使用、泛化使用时，其传播效果可能发生逆转。对于台湾而言，真正需要警惕的，也许并非认知战本身，而是“认知战”概念的过度扩张所可能带来的长期反噬。 一、从安全概念到万能解释框架 认知战最初主要用于描述有组织的信息操纵行为。例如，通过虚假信息、机器人账号、协同传播网络等方式，影响公众判断和社会情绪。 但近年来，在部分公共讨论中，“认知战”的外延不断扩大。某些网络谣言被称为认知战，某些政治批评被称为认知战，某些与主流立场不同的意见被怀疑是认知战，甚至某些社会矛盾和治理问题也被归因于认知战。 当一个概念开始解释越来越多现象时，它看似无所不能，实际上却可能逐渐失去解释力。 传播学研究表明，任何概念一旦出现“概念通胀”，其分析价值便会下降，因为如果所有问题都能被解释为认知战，那么认知战最终也就失去了区分不同现象的能力。 此时，认知战不再是一个分析工具，而逐渐演变为一种默认解释框架。 二、警觉提升之后，可能出现警觉疲劳 安全传播的目标是提升社会警觉性，但警觉性并非越高越好。 在风险传播研究中，有一个广为人知的现象——“警报疲劳”，是指当人们长期处于高强度风险提醒之下时，最初的警觉往往会逐渐转变为麻木。 如果每天都在讨论认知战，如果几乎所有争议事件都与认知战有关，如果各种不同声音都可能被纳入认知战框架，那么公众最终可能产生两种反应：第一种反应是疲劳；第二种反应是怀疑。 人们开始怀疑：究竟哪些是真正的认知战？哪些只是正常的信息流动和意见竞争？ 一旦公众开始普遍产生这种疑问，认知战概念本身的公信力便可能受到损害。 其结果反而是：当真正的认知战出现时，社会未必还能保持足够敏锐的辨识能力。这和“狼来了”的故事异曲同工。 三、当“认知战”成为社会心理 比概念泛化更值得关注的，是其可能产生的心理效应。 社会学中的“托马斯定理”指出：如果人们将某种情境定义为真实，那么它在后果上就是真实的。 当越来越多民众相信自己长期处于认知战环境之中时，这种认知本身便会开始影响社会行为。...
新加坡回回文化协会赴海南参访交流圆满结束
2026年6月8日发布 近日，新加坡回回文化协会代表团赴中国海南，开展了为期六天的参访交流之旅。此行实地体验当地民族文化、民俗文化、伊斯兰文化、美食文化与滨海风光，行程充实，收获丰硕。代表团成员对海南回族社区的人文风貌给予高度评价，并真诚感谢本次活动统筹单位海南亚洲艺术馆的周到接待。代表团表示，未来将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助力新加坡民众赴海南旅游观光、投资兴业。 在海口参访期间，代表团受到海口马大胡子餐饮公司的热情接待，双方亲切交流，氛围融洽。代表团抵达三亚之际，恰逢当地一年一度的忠孝节，浓厚的节日氛围让大家沉浸式感受本土民俗文化的独特魅力。代表团先后走访三亚南开清真寺和清真南寺，怀着庄重之心参加南开清真寺忠孝节会礼，深刻体悟传统节庆承载的文化内涵与精神价值。适逢主麻日，代表团成员前往清真南寺参加主麻聚礼，近距离感受海南回族源远流长的伊斯兰文化与传统礼仪。肃穆祥和的氛围、淳朴友善的民风，让来宾真切感受到三亚回族社区邻里和睦、安定团结的良好风貌。 随后代表团前往风光秀美的三亚市天涯小镇参访。这座拥有百年历史的滨海渔村，将海岛风情与悠然闲适的生活气息融为一体。大家围坐于天涯小镇·观海明筑民宿，共品醇香的海南本土咖啡，伴着徐徐海风畅谈两地风土人情，真切领略海南自贸港别具一格的文旅风采。 参访途中，代表团相继游览三亚市大东海、三亚湾、凤凰岛、鹿回头等知名景区，并走进黎族非遗文化馆，感受海南多元灿烂的少数民族文化。整洁舒适的社区环境、底蕴深厚的民俗文化、贴心细致的接待服务，都给代表团留下了深刻印象。大家纷纷表示，海南回族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工作成效突出，社区氛围和谐融洽，文旅资源禀赋优越，发展潜力巨大。 在饮食体验环节，代表团品尝了多款地道清真美食，马大胡子手抓羊肉、京穆兰牛肉面、真味园椰子鸡、李大姐海鲜、东来顺烤鸭、伊兰臻宴拌面、八亚湾抓饭等佳肴，风味地道，口感出众，赢得全体代表一致好评。 此次跨越山海的文化交流，进一步加深了新加坡与海南在伊斯兰文化、民俗风情上的相互了解，增进了两地民众情谊，搭建起文旅互动、经贸合作的优质平台。未来，双方将持续开展常态化交流往来，以文化为桥梁、以合作促发展，携手推动两地人文交流与经贸协作再上新台阶。 2026年6月6日 新加坡回回文化协会 供稿供图
台湾“三生农业”：一种农业文明观的底层逻辑
作者：毕研韬 时间：2026年6月8日 农业究竟是什么？对于许多人来说，农业就是种粮食、种蔬菜、种水果。 但在20世纪后期，台湾农业转型过程中，人们开始提出一个新的问题：如果农业只是生产粮食，那么当农业在经济中的比重越来越低时，它是否会逐渐失去存在价值？ 正是在这样的思考背景下，“三生农业”理念逐渐形成。 所谓“三生”，即生产、生活、生态。 表面上看，这只是农业功能的重新分类，而实际上，它改变的是人们理解农业的方式。 在“三生农业”的视野中，农业不仅是一种产业，也是一种生活方式，更是一种生态系统。 因此，“三生农业”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农业文明观。 一、从“农业是产业”到“农业是系统” 长期以来，人类对农业的理解主要建立在生产逻辑之上。 农业的任务是生产粮食。 农民的职责是提高产量。 土地的价值主要体现在经济产出。 这种思维方式在工业化时代得到进一步强化。 衡量农业发展的重要指标往往是粮食产量、单位面积产出、农业增加值、出口规模。 然而，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推进，人们逐渐发现，仅用生产逻辑已经无法解释农业在现代社会中的全部价值。 农田不仅生产粮食，也影响生态环境； 乡村不仅承担生产功能，也承载文化传统； 农村社区不仅创造经济价值，也维系社会关系。 农业实际上是一个同时连接经济、社会与自然的复杂系统。 20世纪90年代以后，台湾农业政策逐步强化生产、生活、生态并重的发展理念，正是这种认知转变的体现。 二、生产：农业不能失去创造财富的能力...
揭秘“灰色国际传播网络”：身份伪装与项目化运作
作者：毕研韬 时间：2026年6月8日 这些年，一类伪装型国际传播网络再次引起国际社会关注。这类网络是由国家或准国家行为体主导，通过伪装或非透明方式组织的跨国传播结构，通过本地化新闻网站、代理机构与社交媒体矩阵影响全球舆论环境。 笔者将这类结构称为“灰色国际传播网络”（Gray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Network，GICN）。需要说明的是，该概念系本文用于分析相关现象的工作性定义，并非现有国际学界统一术语。 一、法国与新加坡的最新发现：外部伪装型本地媒体网络 2026年6月，法国“警惕数字干预安全局”（Viginum）发现一个多语种外部传播网络，由13个网站组成，以“独立新闻媒体”形态运行，但在内容层面与中国环球电视网（CGTN）存在关联。 此前，新加坡政府封锁了6个外部网站，这些网站冒充新加坡本地新闻媒体，使用本地语言与新闻格式，被新加坡政府认定与境外行为体有关，存在潜在“敌意信息行动”风险。 两国案例在结构上呈现高度一致性，其共同特征包括： 1.外部身份伪装：网站均以目标国家“本地媒体”形式出现，名称、栏目与视觉设计高度模拟本地新闻机构。 2.内容再生产机制：大量内容并非原创，而是基于外部新闻来源（包括官方或准官方信息）进行翻译、改写与本地化重构。 3.控制结构不透明：网站注册主体、资金来源与运营链条未对公众完整披露，呈现为“独立媒体外观+外部结构背景”的组合。 4.分布式传播体系：网站与社交媒体账号矩阵协同运作，通过自动化或半自动化机制扩散内容，而非依赖单一流量入口。 这一类结构的关键在于身份与控制关系之间存在系统性不透明或伪装设计。 二、灰色国际传播网络的运作结构 从已公开研究与多国案例综合看，该类网络通常呈现出“项目化+分层代理结构”特征： 1.目标与资金层：由政府机构、官方媒体或相关战略传播部门设定议题方向并提供预算支持。 2.执行与代理层：由数字营销公司、公关公司或外包团队负责网站搭建、多语种内容改写、SEO优化、社交媒体运营。 3.内容供给层：内容主要来自官方或准官方新闻稿、新闻聚合内容、自动化翻译与再编辑材料。 4.分发与扩散层：由网站网络+社交媒体账号矩阵组成，通过分布式节点进行传播。 这一结构的目的是：将传播行为拆解为多个独立模块，从而降低整体结构可识别性。...
理解世界的七把钥匙：现代人应具备的认知素养
作者：毕研韬 时间：2026年6月7日 今天，人类正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信息时代。 打开手机，世界各地的新闻扑面而来；社交媒体上，各种观点此起彼伏；人工智能又进一步降低了信息获取的门槛。在这种背景下，许多人误以为，只要掌握足够多的信息，就能够理解世界。 事实上，问题恰恰相反：接触的信息越多，可能离事实与真相越远。 当信息越来越丰富时，真正稀缺的往往不是信息，而是理解信息的能力。 国际社会正在经历深刻变化，地缘政治竞争加剧，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全球舆论空间不断重构。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公众需要的不仅是知识积累，更需要一套理解世界的认知框架。 如果要构建一个面向大众的“国际认知启蒙”体系，那么至少应包括以下七个维度。 一、区分事实、观点与解释 许多人接触国际新闻时，习惯把看到的内容直接当作事实。实际上，我们接触到的信息通常包含三个层面：第一层是事实；第二层是对事实的解释；第三层是基于解释形成的观点。 例如，同一个国际事件，不同媒体报道的事实可能大体一致，但解释方式却截然不同，最终形成完全不同的舆论效果。 因此，国际认知启蒙的第一步，就是培养事实识别能力。一个成熟的信息接受者，不仅要知道发生了什么，还要能够辨别哪些属于事实，哪些属于推测，哪些属于价值判断。这是独立思考的起点。 二、理解传播是如何运作的 许多人认为传播就是信息传递。事实上，传播远比想象中复杂。 传播不仅包括信息发送者，还包括信息接受者，以及双方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 尤其在国际传播领域，一个经常出现的误区是把传播简单理解为表达自己，但真正有效的传播，既包括表达，也包括理解。 传播的本质不是说服，而是沟通。 国际传播的本质，不是让别人接受自己，而是理解别人为什么这样思考，同时让别人理解自己为什么这样思考。 只有理解传播规律，才能真正理解国际社会为何经常出现误解与冲突。 三、认识信息控制与信息可见性 很多人谈论信息环境时，首先想到的是信息是否能够发布。实际上，在数字时代，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信息是否能够被看见。 现代社会的信息控制，很多时候并不表现为直接删除内容，而是通过算法推荐、流量分配、平台规则和商业逻辑影响信息传播。 某些信息可以公开存在，却很少有人能够接触到。某些观点并未被禁止表达，却很难进入公众视野。...
把国际传播等同于对外宣传，就会令人反感
作者：毕研韬 时间：2026年6月6日 近年来，国际传播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从中央到地方，从媒体到高校，从企业到社会组织，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参与国际传播实践。然而，在实际工作中，一个值得警惕的误区依然存在：把国际传播简单理解为对外宣传。 这种理解看似合理，实际上却可能带来相反的效果。许多国际受众并不会因为信息传递得更多而增加认同，反而可能因为感受到强烈的宣传色彩而产生抵触情绪。这正是“说服知识理论”所揭示的现象。 一、国际传播不等于对外宣传 在中国语境中，“宣传”通常是一个中性词，指传播理念、政策和信息，但在国际语境中，情况并非如此。 在英语世界中，“宣传”对应的propaganda一词长期带有明显的负面含义。对许多人来说，它往往意味着单向灌输、选择性表达、情绪操控，甚至认知控制。因此，一旦国际受众认为某种传播活动属于“宣传”，他们首先产生的往往不是兴趣，而是警惕。 这也是为什么一些内容在国内反响良好，却难以获得国际受众认同的重要原因之一。 问题并不一定出在内容本身，而在于传播逻辑。 许多人思考国际传播时，习惯从传播者的角度出发：我想说什么？我要表达什么？我要让别人知道什么？ 相反，国际传播首先需要考虑的是：对方关心什么？对方能够理解什么？对方愿意接受什么？ 如果传播活动始终围绕传播者展开，而忽视受众的认知习惯和文化背景，那么传播就很容易演变为单向输出，而这恰恰是现代受众最反感的传播方式之一。 二、国际传播的本质是沟通 长期以来，一些人习惯将国际传播理解为“把中国故事讲给世界听”。这个表述没有错，但并不完整。 国际传播不仅是讲述，更是交流；不仅是表达，更是倾听；不仅是输出，更是互动。 传播学研究早已证明，真正有效的传播从来不是单方面的信息传递，而是双方共同参与的意义建构过程。 在现实生活中，没有人喜欢只顾自己讲话而不倾听的人，国家之间同样如此。 如果一种传播活动总是在表达自己的立场，却很少回应外界的关切；总是在解释自己，却很少理解别人；总是在要求认同，却缺少平等对话，那么即使投入大量资源，也很难取得理想效果。 国际传播不是向世界发表演讲，而是与世界展开对话。 三、国际传播首先是建立信任 很多人认为国际传播的目标是影响别人。实际上，在影响之前，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前提——信任。 没有信任，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传播。国际传播领域有一个基本规律：受众接受信息的程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对信息来源的信任程度。 如果一个信息源长期保持开放、诚实和专业，即使观点存在分歧，受众也愿意继续倾听。反之，如果受众认为传播者只是在进行立场输出，那么无论内容多么精心设计，都可能遭到怀疑。...
把国际传播视为信息压制：一种危险的认知偏差
作者：毕研韬 时间：2026年6月5日 在一些讨论中，国际传播被简化为“压制对手声音”或“削弱他者表达”。这种看法在传播实践中并非完全不存在，但若将其上升为对国际传播本质的定义，便会产生明显的认知偏移，进而影响策略判断与行动方式。 一、概念层面的错位：传播与压制并非同一逻辑 国际传播主要研究跨越国境的意义流动，其核心机制涉及信息生产、框架建构与解释权竞争。从学理上看，它更像一个“多中心意义系统”，而非单一主体控制信息输出的结构。 “压制”则属于另一类逻辑，其核心在于通过限制信息流动来降低对方的可见性。严格来说，这属于安全、冲突或极端政治环境中的信息对抗行为，而非国际传播的常规内涵。 将两者等同起来，本质上是把“解释竞争”误读为“表达消除”，从而在概念层面完成了一次不对称的替换。 二、认知结构的偏移：从竞争模型滑向零和模型 当国际传播被理解为信息压制时，认知模型从“竞争性共存”转向了“零和对抗”。 在竞争模型中，不同主体通过议程设置、叙事框架与符号体系争夺意义空间，彼此可以同时存在。而在零和模型中，一方的表达被默认为对另一方的消解性威胁。 这种转换会带来两个后果：一是忽视受众的自主解释能力，将受众视为被动接受者，而非意义的再生产者；二是使传播策略过度军事化，倾向于以防御或压制性手段应对复杂的舆论环境。 三、行动逻辑的偏差：从长期建设转向短期对抗 一旦国际传播被压缩为“压制对手声音”，策略选择往往会发生结构性变化。 长期性的信誉积累、跨文化理解建设、议题设置能力提升等路径，会被短期的对抗性操作所取代。传播被理解为即时效果问题，而非结构性关系建设问题。 这种偏差的危险在于，它可能在短期内制造“可见度提升”的假象，却在中长期削弱解释权的稳定性与可信度。 四、外部环境的误读风险：强化刻板印象的反向效应 在国际舆论环境中，“压制性传播”的标签一旦形成，往往会产生反向放大效应。 原因在于，国际传播并非单向输出系统，而是一个高度依赖信任结构的互动系统。当一个行为体被认知为试图压制他者声音时，其信息本身的可信度会遭遇系统性折扣，即便其内容具有事实依据。 换句话说，传播手段的认知属性，反过来会影响传播内容的接受程度，这正是“说服知识理论”的核心内涵。 五、结构性结论：国际传播的本质仍是解释权竞争 更准确的理解是，国际传播本质上是不同解释体系之间的长期竞争，而非信息流动的单向控制。 其关键不在于“让谁闭嘴”，而在于“谁的解释更具结构性说服力”，以及“谁能在跨文化语境中建立起稳定的意义连接”。 把国际传播简化为“压制对手声音”，在相当程度上继承了传统宣传观的认知结构，同时也受到安全逻辑与对抗性传播经验的共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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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需要外国主播吗？这场争论该如何收场？
国际传播需要的不只是“外国面孔”，更是能够完成文化转译、建立认知连接并获得长期信任的传播能力。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29日 近日，敦煌市拟聘用美国青年古爱华（Edward Kuperman）担任融媒体主播，引发网络热议。 支持者认为，国际传播需要突破文化边界，外国传播者熟悉海外受众的语言习惯和思维方式，有助于中国文化实现更有效的跨文化传播。质疑者则提出，敦煌文化博大精深，一个并非敦煌学专家的外国青年，是否具备讲述敦煌的权威性？一个经济相对欠发达地区投入资源聘请外国主播，是否符合公共资源使用逻辑？相关程序是否规范？此外，其个人经历也引发了安全方面的讨论。 这场争论触及中国国际传播发展中的一个核心问题： 国际传播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传播者？外国身份能够带来多少传播优势？又有哪些局限？ 一、敦煌国际传播：从“知名度”走向“理解力” 敦煌具有天然的国际传播价值。 作为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文化遗产，敦煌本身就是东西方文明交流的重要象征，但它并不是一个缺少国际知名度的普通地方文化资源。 因此，敦煌国际传播面临的真正挑战，并不是简单回答：“世界知道敦煌吗？”而是“世界理解敦煌吗？”...
美国新战略震怒欧洲、惊动亚洲：全球反应为何如此强烈？
全球被迫适应美国战略新调整。 文/毕研韬 2025年12月，美国政府发布2025年《国家安全战略》（NSS），提出美国外交、安全与价值观新框架。文件一经公开，立即在全球主要大国及地区引起强烈反响。 一、NSS的关键转向：为何引发震动 新版NSS明确放弃冷战后那种“全球主导、价值输出、多边主义和广泛介入”的传统路线。文件强调将战略资源集中于“核心利益”，推行“以实力为本、优先保障主权、有限区域投入以及有条件合作”的策略。 在“欧洲”章节，NSS使用了极为尖锐的表述，称欧洲面临“文明消解”的风险，并批评其移民政策、监管体系、出生率和社会信心下降。 对“印太地区及中国”的定位也发生调整：虽然仍将中国列为主要竞争者，但不再强调以往那种“拉入国际秩序”的接触主义，而是重点关注经济竞争、供应链安全以及印太地区的军事平衡，同时要求地区盟友提升防务能力。 美国从“全球主义与价值联盟”，转向“现实主义与核心利益优先”，自然引发国际社会震荡。 二、欧洲：公开反击与安全自主信号 1.强烈批评与价值观拒绝：欧洲理事会主席António Costa表示，美国“无权干涉欧洲内部政治方向”，强调“只有欧洲公民自己决定谁来治理国家”。多国政府与媒体对NSS中暗示支持民族主义的表述表示担忧，认为这是对欧盟民主制度与多元价值的挑衅。 2.对北约与安全架构的冲击：NSS呼吁北约盟友承担更多防务责任，减少美国常规介入，这对长期依赖美军保障的欧洲国家构成潜在挑战。尤其在俄乌战争尚未结束、东欧安全形势未明的情况下，欧洲多个国家对未来安全保障的可靠性表达忧虑。...
信息不再只是信息：国际传播正加速“安全化”
为什么同一条信息，在不同国家会被当作“威胁”？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5日发布 在过去较长一段时间里，国际传播通常被理解为信息交流、文化互动与国家形象塑造的过程，其核心逻辑是“开放”与“沟通”。然而近十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将跨境信息流动视为潜在风险甚至是信息武器，并通过制度手段加以应对。这一现象，笔者称为“国际传播安全化”。 需要首先澄清的是，安全化并不等同于“信息管控”，也不意味着所有传播活动都被视为威胁。更准确地说，它是一种在特定条件下，将“传播问题”转化为“安全问题”的过程。这一概念最早与哥本哈根学派相关，但在数字时代，其内涵已明显扩展。 一、什么是“国际传播安全化”？ 可以将其理解为一个三阶段过程： 第一步是风险界定。某些跨境传播行为（如信息发布、内容分发、舆论引导）被描述为可能带来政治、社会或认知层面的风险，例如“虚假信息”“外部干预”等。 第二步是认知扩散。这些风险叙事通过媒体、专家或平台传播，逐渐被公众或决策层接受，形成一定程度的共识。 第三步是制度化。国家或相关机构通过法律、政策或平台规则，将这些风险纳入长期治理框架，例如加强内容监管、要求平台承担责任等。 这三个环节并非线性展开，而是相互强化。一旦进入制度层面，安全化往往具有持续性和路径依赖。 二、为什么会出现安全化？...
重新使用“同志”称呼？这是开历史倒车
文/陆问渊 近日，《人民日报》发文倡议在社会生活中重新使用“同志”这一称谓，理由是它代表平等、团结与革命精神。这一倡议迅速在舆论场中激起波澜。对熟悉中国语言政治演化轨迹的人来说，这种提法不仅显得突兀，更暴露出主流媒体在政治认知上的浅薄与社会观察上的麻木。 必须指出的是，这种提倡并不代表国家意志，也不是党政文件所明确的指导方向。它更像是媒体出于“仪式性语言回潮”冲动而展开的主观想象。将“同志”这一具有特定历史背景和意识形态印记的词汇，强行复归为现代社会的通用称呼，实质上是一种话语上的政治幼稚病。 “同志”不是中性称谓，而是制度语言的产物 “同志”一词之所以成为中国近代政治生活中的高频词汇，是因为它嵌入了特定的历史结构和意识形态框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它不仅表达“志同道合”，更是政治归属、阶级身份与组织关系的象征。在那个时代，所有个体都是“大我”之中的一环，称呼“同志”，是对这种集体归属感的确认。 然而，今天的中国早已是一个高度市场化、社会结构多元、个体意识觉醒的国家。社会称谓系统早已不再依赖“同志”这种单一模式，而是根据情境、关系、身份等灵活切换。譬如“老师”“老板”“先生”“兄弟”“哥”“姐”这些称谓，正是现实人际关系的自然产物。它们体现的是情感温度、身份象征、互动意愿，而不是一刀切的意识形态表达。 将“同志”从党政系统中的制度性称谓，推向社会日常交往，并设想其可以统一、替代其他称呼，实质上是语言与社会脱节的表现。它既忽视了语言的演化规律，也轻视了人民对自我表达方式的选择权。 媒体不该用语言复古掩盖思维贫困 真正令人担忧的，不是“同志”这个词本身，而是这种倡议所暴露出的媒体认知结构的单一与政治判断的不成熟。在一个多元复杂的社会中，媒体本应反映现实、尊重常识、引导建设性共识，而不是试图用一种过时的政治情感符号，来复刻早已失效的话语秩序。 “同志”曾经代表平等与集体主义，但也代表等级制度、组织控制与个人身份的消解。今天倡导回归这一称谓，不是在推动平等，而是回避对现代身份逻辑与社交文化的深入理解。这样的语言复古，并不高明，恰恰暴露出媒体在思想资源上的匮乏与僵化：他们无法提出真正回应当代问题的叙事，只能从过去抽取象征，试图制造一种怀旧式的政治安慰。 更关键的是，媒体并非立法机关，无权规定人民该如何称呼彼此。语言是活的，它属于人民，而不是舆论工程的结果。 让语言顺应时代，而非逆流而上...
One War, Different Realities: Why China and the West See the Russia–Ukraine War Differently
Abstract This essay explores the cognitive and perceptual divergence between China and...
中国已建成212家国际传播中心
文/毕研韬 BJT 2025-09-04 7:50发布 据北京一位同行在公开会议上透露，截至2025年8月20日，中国各地已正式成立国际传播中心212家，另外还有9家正在筹建或即将挂牌，总计221家。 在221家中，省级（自治区、直辖市）40家，占比18%；副省级7家，占比3%；地市级103家，占比47%；县（区）级59家，占比27%；村级/功能区3家，占1%；海外联络中心9家，占比4%。 据笔者了解，中国各省正在加速在境外布局，建立更多海外工作站或海外联络中心。笔者预判，这会不可避免地引发国际应激反应。让我们拭目以待。 相关文章：中国已建成453个区域国别研究机构（更新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