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民间开始质疑AUKUS（奥库斯）
AUKUS究竟让澳大利亚更加安全，还是让澳大利亚更加依赖美国？ 作者：毕研韬 发表：2026年8月24日 AUKUS（奥库斯，即澳大利亚-英国-美国三边安全伙伴关系）自2021年宣布以来，一直是澳大利亚最重要、也最具争议的国家安全政策之一。过去几年，澳大利亚两大主要政党总体上都支持这一安排，政府也持续强调核动力潜艇对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性。 但最近，澳大利亚民间对AUKUS的质疑开始更加公开化和组织化。 一、一场由民间发起的AUKUS公共调查 2026年6月，一个名为AUKUS Public Inquiry的民间公共调查正式启动。它不是澳大利亚政府或者议会设立的正式调查，而是由公民社会力量推动的独立公共审查。 调查由前联邦部长、环境主义者Peter Garrett担任首席委员，并通过在澳大利亚不同城市举行公开听证的方式，听取专家、政治人物、学者和社会组织的意见。首场听证会于2026年6月11日在墨尔本举行。 这个调查提出的问题并不局限于核动力潜艇本身，而是进一步追问AUKUS的战略价值、财政成本、国家主权以及澳大利亚卷入大国冲突的风险。 这意味着，澳大利亚民间关于AUKUS的讨论正在从“要不要核潜艇”逐渐扩大到一个更根本的问题： AUKUS究竟让澳大利亚更加安全，还是让澳大利亚更加依赖美国？ 二、质疑开始进入公共讨论的中心 现在参与质疑AUKUS的已经不只是传统的和平主义团体。 澳大利亚前总理马尔科姆•特恩布尔（Malcolm Turnbull）近期在这一独立调查中公开发表了非常严厉的批评。他质疑美国和英国是否能够按照承诺向澳大利亚提供核动力潜艇，并担心澳大利亚对美国的战略依赖不断加深。 澳大利亚前外长鲍勃•卡尔（Bob Carr）等人也参与了相关公共讨论。 这些人物的意义在于，他们并不能简单归类为“反军事”或者“反美”。他们中的一些人曾经长期参与澳大利亚政府和外交政策决策，因此，他们对AUKUS的质疑实际上把讨论带到了另一个层面： 澳大利亚究竟应该如何处理与美国的联盟关系？ 换句话说，AUKUS争议已经不仅是核潜艇技术问题，而逐渐成为澳大利亚关于国家安全、战略自主和外交选择的一场公共讨论。...
谁在定义“中国威胁”？澳大利亚情报机构的关键角色
在澳大利亚，“中国威胁”已经成为一个越来越常见的政治和安全概念。间谍活动、外国干预、网络攻击、技术泄密、政治影响以及关键基础设施安全等不同问题，经常被放在中澳战略竞争的大背景下讨论。 作者：毕研韬 发布：2026年8月23日 澳大利亚安全情报组织（ASIO）长期负责调查间谍和外国干预活动，并公开提醒政府、企业和高校防范外国情报机构获取敏感信息。ASIO目前甚至将间谍活动和外国干预列为澳大利亚最重要的国家安全问题之一。 问题是：这些具体的安全风险，是如何逐渐演变成“中国威胁”这一整体性认知的？在这个过程中，情报机构发挥了什么作用？ 一、情报机构看到的中国，与其他人看到的中国不同 一个国家可以同时是贸易伙伴、投资来源、竞争对手和安全风险来源。外交官可能首先看到中澳关系中的合作空间，经济学家看到贸易和投资，大学看到科研交流，企业看到市场机会，而情报人员首先关注的则是间谍、外国干预、技术窃取和国家安全风险。 这并不是谁对谁错，而是职业分工造成的观察差异。 情报机构的职责决定了它必须寻找别人没有发现的风险。ASIO公开资料也明确强调，其使命是保护澳大利亚免受安全威胁，并持续开展反间谍和反外国干预工作。 因此，当中国成为澳大利亚最重要的战略竞争对象之一以后，中国自然会成为情报机构高度关注的对象。 但这里需要保持一个重要区分：发现“中国存在某些安全行为”，与判断“中国构成整体性安全威胁”，并不是同一个层次的问题。前者是具体情报问题，后者已经进入国家战略判断。 二、从“中国风险”到“中国威胁”，中间发生了什么？ 假设情报机构发现了一起中国间谍活动。 第一步，是确认事件本身。 第二步，是判断这一事件与中国政府、中国情报机构或者其他组织之间的关系。 第三步，则可能进一步判断：这是否代表一种更广泛的行为模式？ 到了这里，问题就开始发生变化。一个具体事件可能被纳入“外国干预”框架；多个事件又可能被纳入“中国安全挑战”框架。 当越来越多的政治、经济、科技和社会问题都被放到中美战略竞争的背景下解释时，最终就可能形成一种更加概括性的判断：中国正在对澳大利亚构成越来越严重的威胁。 这个过程并不一定存在人为操纵，也不意味着情报机构故意夸大中国威胁，但它值得被研究。因为从具体情报到宏观国家认知，中间经历了一个概念扩大、议题整合和意义赋予的过程，而情报机构掌握着这个过程中的重要“第一手材料”。 三、情报机构有特殊权力，也面临特殊的制度压力 情报机构拥有特殊的信息渠道、调查权限、技术资源以及大量公众无法获得的信息。正因为如此，它们的判断天然具有较高的权威性。 与此同时，还存在一个很少被讨论的制度性问题：情报机构必须不断证明自己的价值。情报机构的核心成绩之一，就是发现风险、预警威胁、阻止事件发生。风险发现得越多、越重要，机构的必要性似乎就越容易得到证明。 这当然不能推导出“情报机构故意制造威胁”，但是，一个合理的问题是：一个主要负责发现威胁的机构，会不会逐渐形成一种以风险为中心的职业观察方式？...
新西兰情报机构点名中国：澳大利亚的“剧本”正在重演？
8月13日，新西兰安全情报局（NZSIS）发布报告称，只有中国在新西兰存在“规模化”间谍活动。 作者：毕研韬 发布：2026年8月15日 8月13日，新西兰安全情报局（NZSIS）发布《新西兰安全威胁环境2026》评估报告，引发国际舆论关注。 报告称，新西兰面临的国家安全挑战正在加剧。外国国家及其代理人试图进入新西兰政府、企业、大学、研究机构和社区，以获取知识产权、技术、政策信息以及其他非公开资料。 NZSIS的报告称，有多个国家在新西兰从事间谍活动，但目前该机构发现只有中国在新西兰存在“规模化”间谍活动。报告同时表示，中国情报机构“可能是从事间谍活动最活跃的情报机构”。 报告同时强调，中国情报机构的活动不应阻止新西兰企业和机构与中国开展合法商业和科研合作，但相关机构需要更加重视由此产生的安全风险。 报告还披露了一个具体案例。 NZSIS称，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曾试图通过一家新西兰企业，在当地建设地面空间基础设施。这类设施可以用于卫星和空间碎片跟踪，也可以收集科学数据，但新西兰安全部门认为，它们同样具有潜在的军事和情报价值。NZSIS表示，这一项目最终被新西兰方面阻止，并称这并非相关方面第一次尝试在新西兰建立类似设施。 除了间谍活动，报告还专门讨论了“外国干预”。NZSIS认为，外国政府可能通过不同方式影响新西兰的政治制度、政策制定、政府机构和社会组织。报告同时关注外国势力对海外侨民社区的影响，以及外国干预可能涉及的大学、企业和其他社会领域。 8月14日，中国驻新西兰使馆回应称，报告中的有关指控没有事实依据，是“冷战思维”的表现，并认为这些说法损害中新关系。 从外交层面看，这又是一场典型的“安全指控—外交否认”。 但如果把视线向南移到澳大利亚，这件事情就有了另外一层意义。 一、澳大利亚当年发生了什么？ 新西兰今天对中国的安全关注，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澳大利亚2015年前后发生的那场认知转变。 澳大利亚对中国政治影响和外国干预的关注，首先始于安全和情报系统的警告。 2015年前后，澳大利亚安全情报组织（ASIO）已经开始向主要政党高级官员通报外国政治影响风险。当时，这些信息并没有立即成为澳大利亚社会的中心议题。 真正的变化发生在随后两年。 2016年至2017年，澳大利亚媒体开始密集报道中国商人、政治捐款、政治人物以及中国政治影响之间的关系。2017年6月，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四角”节目播出《Power and Influence》，集中调查中国在澳大利亚政治、大学和华人社区中的影响活动，引发广泛关注。 与此同时，澳大利亚政坛也出现了具有象征意义的事件。 工党参议员萨姆·达斯蒂亚里（Sam...
台湾议题外溢：部分国家将其纳入自身利益结构
作者：毕研韬 时间：2026年6月5日 近年来，台湾议题的国际属性正在发生一种值得警惕的结构性变化：其影响范围不再主要局限于传统的西太平洋地缘空间，而是逐渐外溢至更广泛的印太乃至跨大西洋体系。一些原本与台湾距离较远的国家，包括部分欧洲国家，也开始在政策表述、安全评估甚至实际行动中，将台湾议题纳入自身利益与风险结构之中。这一变化并非单一事件驱动，而更接近一种持续累积的机制性转型。 一、从区域议题到跨区域议题 在较长时间内，台湾问题主要被理解为东亚安全结构中的核心变量，其分析框架集中于中美关系与西太平洋军事平衡。然而，随着全球供应链高度一体化，以及海上通道安全化上升，台湾议题的外部性开始显著增强。 这种外部性首先体现在经济层面。半导体产业链的全球分布，使台湾在高端制造环节中具有关键节点地位。由此带来的不是单一节点的产业依赖，而是跨区域产业系统的结构性关联。一旦相关链条出现扰动，其影响将跨越地理界限，直接传导至欧洲、日本及其他高度工业化经济体。 其次，海上通道与能源运输体系的安全问题，使台湾周边海域的稳定性开始被纳入更广泛的全球安全计算之中。台湾议题不再仅仅是“区域冲突风险”，而逐渐呈现为“全球系统稳定变量”。 二、利益结构的重新配置 在这一背景下，一些国家开始调整其对台湾议题的政策定位。从传统的“关注”或“表态”，逐步转向更具结构性的“利益嵌入”。 所谓利益嵌入，并非指直接介入冲突，而是指将台湾相关风险与本国关键利益领域进行制度化关联，包括安全战略评估、供应链韧性设计以及联盟协作机制等。 日本在安全政策中的变化较为典型。围绕西南诸岛安全与海上通道保障，其战略文件中对台海稳定的关注程度显著上升，并将其纳入国家安全整体评估框架之中。澳大利亚则更多从印太秩序与海上规则体系的角度，将台海稳定视为区域战略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此同时，部分欧洲国家开始以“印太战略”或“全球供应链安全”为入口，将台湾议题纳入其对外政策讨论与行动之中。这种纳入体现为风险评估、技术依赖、经济安全政策结构性调整，甚至直接军事参与。 三、从“外部议题”到“结构变量” 这一趋势的关键不在于立场变化，而在于议题属性的转化。台湾议题正在从一个相对外部化的地缘政治问题，转变为一个嵌入多国政策体系内部的结构变量。 这种转化可以概括为三个特征： 第一，风险传导路径缩短。台海相关风险不再通过多层国际体系逐级扩散，而可能通过供应链、金融市场与联盟机制直接影响相关国家内部政策。 第二，解释框架多元化。台湾问题不再仅由中美关系单一轴线解释，而是进入多节点网络结构分析，包括经济安全、技术竞争与联盟协同等多个维度。 第三，政策响应前置化。相关国家在冲突尚未发生的情况下，即已将台湾议题纳入预防性安全规划之中，从而使其从“危机应对对象”转变为“结构性假设变量”。 四、欧洲因素的加入与体系扩展 值得注意的是，欧洲国家的参与正在增强这一趋势的跨区域属性。尽管欧洲与台海在地理上相距遥远，但其在技术标准、半导体设备、金融体系及跨大西洋联盟结构中的关键位置，使其难以完全脱离相关风险外溢。 与此同时，这一参与形态正从单纯的政策关注，向“有限存在性介入”延伸。一些欧洲国家通过海军远洋部署、联合演训或“印太巡航”等方式，在中国周边海域维持阶段性军事存在。英国、法国等国舰艇的相关行动，更多体现为象征性存在与联盟协同，而非持续前沿部署，但其结构意义在于，欧洲正以低强度军事存在方式逐步嵌入印太安全互动体系。 从更广义看，欧洲的介入不仅体现于军事存在层面，也反映在战略与经济安全议程中。一些国家在战略文件中强调印太地区安全稳定的重要性，并在供应链安全、关键技术管控与对外经济政策中，将台湾相关风险纳入整体评估框架。由此，台湾议题的外溢效应已同时进入政策、经济与有限安全存在的多重层次，并在更广泛的国际体系中呈现出结构性扩展特征。 五、结语：议题结构的网络化转向...
澳洲前驻华大使：“霸权替代论”解释不了中国
文/毕研韬 在当下西方对华讨论中，“中国试图取代美国”几乎已成为一种默认前提。围绕这一前提展开的判断、推论与政策设计，构成了大量战略报告、媒体评论与公共讨论的认知底座。然而，澳洲前驻华大使 Geoff Raby 在其新著 China’s Grand Strategy and Australia’s Future in the New Global Order 中，对这一论断提出了系统性质疑。 这本书并非为中国“正名”，也不是对美国霸权的规范性批评，而是一部从澳大利亚国家利益出发、基于长期外交实践经验，对主流战略叙事进行冷静反思的现实主义著作。Raby 的核心判断可以概括为一句话：“霸权替代论”并不是理解中国的有效解释框架，而持续依赖这一框架，反而会误导澳大利亚乃至更广泛西方国家的战略选择。 一、“霸权替代论”的逻辑问题 在书中，Raby 并不否认中国正在崛起，也不否认中国对现有国际秩序存在不满。他所反对的，是将这种不满直接等同为“取代美国、建立全球霸权”的战略意图判断。 他指出，“霸权替代论”在逻辑上存在三个常被忽视的问题：第一，它假定大国崛起必然以复制既有霸权为目标；第二，它将中国内部复杂、多层、不断调整的政策实践，压缩为单一、稳定、长期一致的战略意图；第三，它忽视了中国在能力、意愿与制度约束方面的现实限制。...
文章推介
四十年善行：海南雷锋哥的德蕾莎式奉献
毕研韬｜《无界传播》总编辑 在全球公益叙事里，德蕾莎修女（Mother Teresa）代表的并非宏大的制度工程，而是一种长期、低调，面向最弱势群体的持续奉献伦理。这种实践精神并非西方独有，在中国海南，有一位被公众称为“海南雷锋哥”的普通人，以四十年如一日的善行，走出了一条清晰且具借鉴意义的公益之路。 “海南雷锋哥”本名刘育峰，1963年1月出生于海南。1986年起，他自觉践行雷锋精神，持续投身各类公益活动。与许多阶段性志愿服务者不同，他的公益选择从一开始就彰显出长期性——并非因事件驱动，而是将公益视为一种稳定的生活方式。2004年，他继承家父中医衣钵，秉持慈悲精神，系统掌握中医理疗与康复技能，并逐步将专业技能融入公益，让“助人”从情感表达升华为可持续、可复制的现实服务。 四十年来，他的公益实践覆盖医疗救助、应急救援、长期帮扶、心理关怀、志愿组织、公共传播、体育教学等多个领域。截至目前，他已在街头紧急施救15名突然晕倒的市民，凭借急救与中医理疗手段，为患者争取了宝贵的救治时间；通过长期中医义诊、社区健康服务和个案帮扶，累计帮助各类困难群众超7万人次，涵盖残疾人、低保家庭、困难儿童与长期卧床者。 他的公益并非一次性援助。对于部分受助对象，他长期上门进行康复调理与心理疏导，助力其重拾生活信心，重建社会连接。截至当下，他自掏腰包用于公益的支出累计已超69万元人民币，主要用于医疗材料、慰问支持与长期帮扶。这种持续投入，让他的公益行为呈现出“精准性”——资源不分散，而是围绕真实需求长期投入。 在实践方式上，“海南雷锋哥”没有将自己塑造成孤立的道德楷模，而是有意识地通过团队建设拓展公益范围。自2013年起，他组织并带动志愿者形成常态化服务机制，将个人行动转化为社区层面的公益网络。同时，他借助社交媒体传播公益理念与健康知识，以平实语言传递助人价值，推动“行善即日常”的社会认知。 正因如此，他的实践与德蕾莎修女形成了跨文化的精神共鸣：二者都不依赖宏大叙事确立意义，而是通过时间沉淀、具体服务和对个体尊严的尊重，构建公共信任。不同之处在于，这种奉献在海南的现实语境中，深度融入社会与中医文化传统，展现出鲜明的地方特色与时代特征。 在我看来，“海南雷锋哥”的价值，不仅体现在个人道德层面，更蕴含着一种可推广的社会可能。若这种精神与实践能在海南持续传播，并在制度层面得到理解与支持，它完全能够惠及不同国籍、不同信仰、不同肤色的人群，让公益成为海南自贸港社会生态的重要一环。当善意不因身份受限，当服务以人的尊严与福祉为核心，“宜居、宜业、宜游、宜学”便不再只是经济或政策指标，而会化作真实可感的生活体验。 从这个意义上讲，将海南自贸港打造成一座面向世界的“公益之岛”，并非理想化的口号，而是一条已在现实中得到验证、值得进一步拓展的实践之路。
震惊！12款国产酱油被“团灭”
文/梅念安 近日，中国第三方检测机构对13款“零添加”酱油进行了重金属检测，结果显示，12款国产产品均检出镉元素，其中7款存在总砷残留，仅一款日资品牌未检出任何重金属。这一消息再次引发公众不安。 食品安全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社会公平问题，早已超越民生范畴，直接关系到社会稳定与政治安全。 食品质量“双轨制”加剧社会不公 不少中国人笃信，部分特权群体长期享有“特供”食品，这些食品来自专门的生产基地，采用更严格的质量控制，确保无污染、无有害物质。 尽管没有确凿证据证明“特供”体系的存在，但这种广泛的怀疑持续削弱政府公信力。当公众对食品质量缺乏基本信任时，政府的权威性必然会受到损害。食品安全问题的积累，不仅是民生焦虑的源头，更可能成为政治风险的导火线。 以本次酱油检测事件为例，日资品牌是唯一未检出重金属的产品，这引发了许多人的疑问：为什么在中国生产的酱油无法达到安全标准？ 这样的舆论风暴，政府既不能忽视，也难以平息。 为何食品安全监管屡屡失效？原因可能有三点： 很多食品企业是地方政府的重要税收来源，甚至与地方官员有某种利益关联。这使得地方政府在监管食品企业时，有时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庇护违规企业。 2. 企业违法成本过低...
China’s Whistleblower Doctor: Calls Grow for Justice
Many Chinese internet users have spoken out in support of Lan Yuefeng,...
欧盟在华形象困境：政策信号分裂与公众认知模糊
在多重政策信号与分散叙事的交互影响下，欧盟在华形象正逐渐演变为一种“可见却难以识别”的困境。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5日发表 在当下国际传播结构加速重组的背景下，欧盟在中国的整体形象呈现出一种值得关注的状态：并非缺席，而是难以被清晰识别。围绕这一现象，已有的调查数据与研究虽不系统，但所指向的趋势具有一致性——欧盟在中国公众认知中的“模糊化”，正在从个体感受转变为一种具有结构性的传播结果。 一、民调与经验数据：认知存在，但难以稳定成型 从可获得数据看，中国公众对欧盟的认知呈现出一种“低清晰度”的稳定状态。 首先，在跨国舆论调查中，欧盟始终未能形成类似美国那样具有高度一致性的国家形象。以Pew Research Center的相关研究为例，中国受访者通常对德国、法国等欧洲主要国家持较为正面的评价，但当问题转向“欧盟整体”时，认知明显趋于模糊。这表明，在认知结构中，“欧盟作为整体”的形象并未完成有效整合。 其次，从欧盟自身的调查体系来看，其对外认知的持续跟踪明显不足。“欧洲委员会”发布的“欧洲晴雨表”（Eurobarometer）长期聚焦成员国内部认同，对外受众（包括中国公众）的系统性数据极为有限。这种“对内强、对外弱”的认知测量结构，使欧盟难以及时掌握其在中国的形象变化。 再次，一些面向企业与精英群体的调查提供了更具体的侧面证据。“中国欧盟商会”在年度报告中多次提及，中国社会对欧盟的认知“存在但不具体”，政策信号“复杂且难以解读”。即便是在信息获取能力较强的群体中，欧盟也缺乏一个稳定、可识别的整体形象。 二、问题的性质：从“传播不足”到“结构性失焦”...
美国发布2025《国家安全战略》： 对华定位调整，台湾成焦点
文/毕研韬 2025年12月，美国发布新版《国家安全战略》（NSS），这是特朗普第二任期的一份核心战略文件。新战略在外交、安全、经济与供应链政策等方面做出重大调整，其中“中国”被提及21次，“台湾”被提及8次。 一、新版NSS的总体架构：现实主义回归+国力优先 新版NSS核心理念是：实力为本、利益优先，同时兼顾安全和国力的整体布局。主要特征包括： 1.“核心国家利益+国力基础”重构：战略强调美国必须恢复其产业基础、供应链自主、关键技术领先与军事优势。经济安全、技术优势、工业复兴被提升为国家安全基础。 2.“灵活现实主义”（Flexible realism）：与过去强调价值输出、民主推广不同，本次报告放弃了广泛输出民主与人权制度的目标。文件明确表示，美国将“寻求与各国建立良好的和平商业关系，而不强加不同社会制度或传统”。 3.战略重心转移与安全威胁重新排序：报告对欧洲、传统多边机制的关注大为减少，对西半球、拉美的关注上升，同时把印太地区、供应链安全、技术竞争、地缘对抗等列为核心领域。 二、对华（含台湾）政策：从结构性竞争到多维战略配置 报告中，“中国”与“台湾”出现频次高（分别为21次、8次），足见其在2025版NSS中的重要性。与以往相比，新版安全战略有以下主要变化： 1.将中国定义为“结构性对手/全面战略竞争者” 报告指出，美国过去对华的“市场开放+规则基础秩序”假设失败。它明确批评：过去三十多年对华接触政策“让对华经济依赖加深，却未能让中国融入由美国主导的规则秩序”，反而让中国“更富、更强”。报告将中国崛起视为对美国长期利益与全球秩序的系统性挑战。...
大众传播的“麻醉功能”指什么？中国教材讳莫如深
大众传播有一种值得警惕的社会后果：人们接触的信息越来越多，娱乐内容越来越丰富，却未必因此更善于思考公共问题、更愿意采取实际行动。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10月5日 一、经典理论：知情为何可能替代行动？ 1948年，美国社会学家保罗·拉扎斯菲尔德（Paul F. Lazarsfeld）与罗伯特·默顿（Robert K. Merton），将“麻醉功能失调”（narcotizing dysfunction）列为大众传播的一种社会后果。 他们发现，现代大众传媒持续提供大量社会信息，人们可以了解公共问题、阅读各种观点、参与话题讨论，甚至形成自己积极参与社会事务的印象。然而，信息消费可能占用原本用于实际行动的时间和精力，使人们满足于知情，而没有进一步采取行动。 这就是“麻醉”的核心：信息增加，不一定带来行动增加；主观上的参与感，也不等于实际参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