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
台湾议题外溢：部分国家将其纳入自身利益结构
作者：毕研韬 时间：2026年6月5日 近年来，台湾议题的国际属性正在发生一种值得警惕的结构性变化：其影响范围不再主要局限于传统的西太平洋地缘空间，而是逐渐外溢至更广泛的印太乃至跨大西洋体系。一些原本与台湾距离较远的国家，包括部分欧洲国家，也开始在政策表述、安全评估甚至实际行动中，将台湾议题纳入自身利益与风险结构之中。这一变化并非单一事件驱动，而更接近一种持续累积的机制性转型。 一、从区域议题到跨区域议题 在较长时间内，台湾问题主要被理解为东亚安全结构中的核心变量，其分析框架集中于中美关系与西太平洋军事平衡。然而，随着全球供应链高度一体化，以及海上通道安全化上升，台湾议题的外部性开始显著增强。 这种外部性首先体现在经济层面。半导体产业链的全球分布，使台湾在高端制造环节中具有关键节点地位。由此带来的不是单一节点的产业依赖，而是跨区域产业系统的结构性关联。一旦相关链条出现扰动，其影响将跨越地理界限，直接传导至欧洲、日本及其他高度工业化经济体。 其次，海上通道与能源运输体系的安全问题，使台湾周边海域的稳定性开始被纳入更广泛的全球安全计算之中。台湾议题不再仅仅是“区域冲突风险”，而逐渐呈现为“全球系统稳定变量”。 二、利益结构的重新配置 在这一背景下，一些国家开始调整其对台湾议题的政策定位。从传统的“关注”或“表态”，逐步转向更具结构性的“利益嵌入”。 所谓利益嵌入，并非指直接介入冲突，而是指将台湾相关风险与本国关键利益领域进行制度化关联，包括安全战略评估、供应链韧性设计以及联盟协作机制等。 日本在安全政策中的变化较为典型。围绕西南诸岛安全与海上通道保障，其战略文件中对台海稳定的关注程度显著上升，并将其纳入国家安全整体评估框架之中。澳大利亚则更多从印太秩序与海上规则体系的角度，将台海稳定视为区域战略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此同时，部分欧洲国家开始以“印太战略”或“全球供应链安全”为入口，将台湾议题纳入其对外政策讨论与行动之中。这种纳入体现为风险评估、技术依赖、经济安全政策结构性调整，甚至直接军事参与。 三、从“外部议题”到“结构变量” 这一趋势的关键不在于立场变化，而在于议题属性的转化。台湾议题正在从一个相对外部化的地缘政治问题，转变为一个嵌入多国政策体系内部的结构变量。 这种转化可以概括为三个特征： 第一，风险传导路径缩短。台海相关风险不再通过多层国际体系逐级扩散，而可能通过供应链、金融市场与联盟机制直接影响相关国家内部政策。 第二，解释框架多元化。台湾问题不再仅由中美关系单一轴线解释，而是进入多节点网络结构分析，包括经济安全、技术竞争与联盟协同等多个维度。 第三，政策响应前置化。相关国家在冲突尚未发生的情况下，即已将台湾议题纳入预防性安全规划之中，从而使其从“危机应对对象”转变为“结构性假设变量”。 四、欧洲因素的加入与体系扩展 值得注意的是，欧洲国家的参与正在增强这一趋势的跨区域属性。尽管欧洲与台海在地理上相距遥远，但其在技术标准、半导体设备、金融体系及跨大西洋联盟结构中的关键位置，使其难以完全脱离相关风险外溢。 与此同时，这一参与形态正从单纯的政策关注，向“有限存在性介入”延伸。一些欧洲国家通过海军远洋部署、联合演训或“印太巡航”等方式，在中国周边海域维持阶段性军事存在。英国、法国等国舰艇的相关行动，更多体现为象征性存在与联盟协同，而非持续前沿部署，但其结构意义在于，欧洲正以低强度军事存在方式逐步嵌入印太安全互动体系。 从更广义看，欧洲的介入不仅体现于军事存在层面，也反映在战略与经济安全议程中。一些国家在战略文件中强调印太地区安全稳定的重要性，并在供应链安全、关键技术管控与对外经济政策中，将台湾相关风险纳入整体评估框架。由此，台湾议题的外溢效应已同时进入政策、经济与有限安全存在的多重层次，并在更广泛的国际体系中呈现出结构性扩展特征。 五、结语：议题结构的网络化转向...
澳洲前驻华大使：“霸权替代论”解释不了中国
文/毕研韬 在当下西方对华讨论中，“中国试图取代美国”几乎已成为一种默认前提。围绕这一前提展开的判断、推论与政策设计，构成了大量战略报告、媒体评论与公共讨论的认知底座。然而，澳洲前驻华大使 Geoff Raby 在其新著 China’s Grand Strategy and Australia’s Future in the New Global Order 中，对这一论断提出了系统性质疑。 这本书并非为中国“正名”，也不是对美国霸权的规范性批评，而是一部从澳大利亚国家利益出发、基于长期外交实践经验，对主流战略叙事进行冷静反思的现实主义著作。Raby 的核心判断可以概括为一句话：“霸权替代论”并不是理解中国的有效解释框架，而持续依赖这一框架，反而会误导澳大利亚乃至更广泛西方国家的战略选择。 一、“霸权替代论”的逻辑问题 在书中，Raby 并不否认中国正在崛起，也不否认中国对现有国际秩序存在不满。他所反对的，是将这种不满直接等同为“取代美国、建立全球霸权”的战略意图判断。 他指出，“霸权替代论”在逻辑上存在三个常被忽视的问题：第一，它假定大国崛起必然以复制既有霸权为目标；第二，它将中国内部复杂、多层、不断调整的政策实践，压缩为单一、稳定、长期一致的战略意图；第三，它忽视了中国在能力、意愿与制度约束方面的现实限制。...
文章推介
王沪宁论中美外交风格差异
早在1994年，王沪宁就以独特的政治文化视角，预见了中美外交博弈格局的深刻变化。 文/毕研韬 199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王沪宁日记《政治的人生》，他在该书第116页写道： 上面这段话，是王沪宁1994年6月7日的日记。对此，我个人的理解是：随着中国的经济实力增强，中美谈判时，美国不能总是要求中国让步，反而在需要中国时不得不自己让步。与东方大国打交道，美国需要学习新的方式，否则会不断在亚洲碰壁。 置于1994年语境下看，这段话具有相当的前瞻性。当时中国刚进入高速增长阶段，但王沪宁已预见到中国的崛起会改变中美博弈格局。他对中美外交风格差异的对比也切中要害：美国强调制度化操作与利益计算的“技术主义、实用主义”，而中国更注重灵活权变与“政治艺术”。他同时预言，美国若不调整思维方式，势必在亚洲屡遭挫折。这一判断在随后二三十年的中美互动中不断得到验证，显示出作者的洞察力与战略远见。 注：“[外交]”是《无界传播》编辑加的。
中国需要怎样的国际传播专家
作者：万佳葆 中国国际传播的底层逻辑是什么？这对中国和世界已产生什么影响？这种效果是中国想要的吗？谁在为中国的国际传播出谋划策？这是前些年我和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毕研韬教授讨论过的话题。他直言，“不是我们国际传播专家在支招，至少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国际传播专家的建议”。这个断言让我有些吃惊：是谁凌驾于中国的国际传播专家群体之上？ 在我眼里，毕教授是当今中国最懂国际传播的专家之一，是当今中国亟需的国际传播人才。大学时他主修英国语言文学，深入研究了西方文化。随后他赴英国和爱尔兰深造，系统学习了西方传播学理论。之后数十年他在国内坚守专业教学与研究，研究领域围绕国际传播有序拓展，与时俱进直到今天的AI传播。他是中国大陆战略传播理论的主要奠基人之一。所以我一直坚信，他是合格的跨文化桥梁、跨文明使者。 更难得的是，他道术兼修：不仅理论功底深厚，而且具有很强的行动力。几十年来，他多次在媒体兼职或挂职，深入了解体制内规则。他对2008年北京奥运会、台海局势、南海争端、民族宗教问题、海南自贸港与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传播都进行了深度调研，且身体力行地开展传播实践。他在2009年为中国解救被索马里海盗劫持的“德新海”号远洋货轮提供了精准的专业支持。鉴于此，我对他的结论深信不疑。 国内国际传播领域本就良莠不齐。2021年“5.31讲话”后，国际传播研究在国内急剧升温，吸引了一些领域外专家跨界涌入。这些人中长袖善舞者更容易抢占显要位置。问题是，有些人对国际传播的本质与规律以及国际传播生态的理解相当肤浅。我曾和毕教授聊起一位炙手可热的跨界专家。他非常严肃地说，关于国际传播，此人的任何建议如被中央采纳，都将贻害无穷。 为探索中国语境下的传播边界与规律，2024年4月毕教授带领团队在上海创建了一家传播公司，上线了一个新型网站《上海第三只眼》。他将其定位为“人类传播试验新平台”，并精心设计了使命愿景、栏目结构、编辑方针，为之撰写了创刊词。该网站按照他的专业理念设计和运营，旨在测试他平生所学，为日后创建更大平台做准备。显而易见，他已不再单纯地做学问，而是已蜕变为一位拥有高远目标的行动者。 毕教授深谙人类历史上的各种传播手段，从告知、激励、说服、引诱、操纵，到抹黑、欺骗、威胁、辱骂，但他坚持认为告知是最佳传播方式，并反对常规行为体使用“地下”手段。高烈度的手段只能在特殊情况下，由非常规机构去实施。他建议在常规主体和非常规主体间建立“防火墙”。传统意义上的传播依赖于公信力，所以要像爱惜生命一样去培育自己的公信力。 针对中国的国际传播现状，毕教授曾指出，必须正视新闻、宣传与传播的异同，平衡政治正确与技术正确的关系。为此他多次呼吁厘清决策者、咨询者、管理者和实施者之间的边界，切实尊重传播规律和传播人才。他认为，提升决策者鉴别人才含金量的能力是当今中国官员面临的一大考验。 实施国际传播的前提是准确系统地理解目标区域的环境，包括人文地形和人类动力系统。前者指地理环境、历史、经济、社会、信仰、价值观、社会成员的互动规则等，后者包括决策系统、影响系统，以及人们的期望、恐惧等诉求。毕教授强调，理解环境需要经过专门的训练和宽松的信息传播环境。精英和大众都要尽可能理解真实的国内外环境，否则就会误导认知。 培养国际传播人才是提升国际传播效能的关键，然而毕教授对此很不乐观。他说，国内相关教育堪忧，更糟糕的是，精英和社会对此并不知情。他曾和同行讨论过，大家的共识是国内既懂国际传播又懂教育的帅才屈指可数。他曾指出，一名称职的国际传播教师应具备四点：系统掌握现代传播理论；谙熟国际政治理论；熟悉国际传播生态（含国际关系现状）；具有一定的国际传播实践经验。对照分析，国内称职的国际传播专家数量远远不够。 在具体实践层面，毕教授提出，中国的传播学概念要尽快从1.0升级到2.0。他创造性地提出了“有组织的信息操纵”及“意识形态浓度”来分析中国的传播实践。他还提出，改善国内现状、提高国民幸福感，是最有效的国际传播。他反复呼吁要深度融合行动与信息两种传播介质。 我赞赏毕教授以传播来促进社会和解、世界和平、人类进步的理念，欣赏他逆势而起的行动力。如能负起更大使命、吸纳更多能量，他完全能凭籍团队的努力，促使社会检视中国的国际传播现状。这是改变的前提，而这种改变对中国和世界都有益。他说，在国内默默耕耘的国际传播学者众多，他们在中国国情下努力地普及传播学知识。他们是时代的脊梁。...
中国网络营销为什么这么多“坑”？
政府是市场秩序的唯一责任人。 文/石敢当 中国网络营销领域的“坑”，从来不是偶发的行业乱象，而是根深蒂固的系统性问题。多数评论停留在罗列“坑”的表现、泛谈治理方向，却未点透核心：网络营销的“坑”，本质是“利益至上”导向下，平台、商家、政府三方权责失衡，缺乏有效约束机制的必然结果。 一、网络营销的“坑”，核心是“欺骗式收割”的利益闭环 当下网络营销的各类“坑”，看似五花八门，实则围绕“流量变现”形成了完整的利益闭环，所有套路的核心都是“欺骗式收割”，而非单纯的“营销不当”，这也是其屡禁不止的关键所在。 其一，信息失真不是“过度包装”，而是“刻意造假”。直播带货中“假测评”“假销量”“假功效”，短视频里“剧本式对比”“剪辑式证明”，本质上是商家与内容创作者合谋的欺骗行为——不是为了展示产品价值，而是为了通过虚假信息，诱导消费者冲动下单。这种行为早已超越“营销夸张”的范畴，涉嫌虚假宣传，却因隐蔽性强、取证困难，成为行业常态。 其二，价格不透明不是“规则复杂”，而是“刻意设局”。“先涨后降”“满减叠加”“隐性消费”等套路，核心目的不是让利消费者，而是通过混淆价格认知，制造“捡便宜”的假象，本质是利用信息差进行价格欺诈。更关键的是，这种设局往往得到平台默许，甚至平台会主动配合设置“限时”“限量”等机制，倒逼消费者仓促决策，共同分食利益蛋糕。 其三，售后断裂不是“责任模糊”，而是“刻意推诿”。交易完成后，平台以“只是中介”为由撇清责任，商家以“已发货”为由拒绝售后，服务方以“与己无关”为由逃避义务，本质上是三方提前达成的“责任豁免”默契——只追求前端转化，不承担后端责任，将维权成本完全转嫁给消费者，形成“收割即脱身”的闭环。 至于流量驱动的情绪化营销，不过是这套闭环的“工具”——用情绪替代理性，用噱头替代事实，本质是为了降低欺骗门槛，让消费者在失去判断能力的情况下，进入预设的“坑”中。 二、关键症结：三方权责失衡，约束机制形同虚设 网络营销“坑”的泛滥，核心症结不在于个体商家的道德缺失，而在于平台、商家、监管三方的权责严重失衡，且缺乏能够有效制约各方的机制，导致“欺骗式收割”的成本极低、收益极高。 核心症结一：平台的“双重角色”冲突，沦为“坑”的推手。平台既是市场秩序的维护者，更是流量变现的受益者，这种双重角色的冲突，让其必然偏向自身利益。一方面，平台通过算法将高刺激、高转化的“坑式营销”内容推给用户，获取高额广告收入和佣金；另一方面，对商家的虚假宣传、价格欺诈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为其提供技术支持（如虚假销量统计、流量投放）。平台的纵容，是“坑”持续存在的关键推手——没有平台的默许，多数“坑式营销”根本无法触达海量用户。...
毕研韬教授提出制度传播理论，推动中国国际传播转型
文/陈晓明 海南自贸港将在2025年底前封关运作，届时将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在当前地缘政治博弈加剧背景下，海南的发展不仅取决于制度设计，同时受到国际认知环境的深刻影响。优化国际传播路径、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已成为保障海南自贸港建设不可或缺的一环。 近日，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毕研韬在《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刊文指出，应以“制度传播”取代传统的“政策外宣”，探索一条深度嵌入全球治理进程的国际传播新路径。他提出，国际传播不应止于“讲政策”，而应通过“制度性叙事”，展示中国制度如何有效治理复杂问题，如何为世界提供公共产品。 制度性叙事的核心，是让国际受众“看见”制度背后的逻辑与效果，而不是一味灌输政策信息。传播者应进入对方文化语境，用中性语言、第三方平台和数据支持讲述海南故事，实现制度经验的软性嵌入与价值共鸣。 这篇文章题为《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理论框架与行动原则》。文章认为，制度传播不仅能增强海南自贸港的国际认知安全，也有助于打造中国地方国际传播的示范区。
达赖喇嘛办公室声明：达赖喇嘛从未与爱泼斯坦会面
2026年2月8日，达赖喇嘛办公室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声明全文如下： 近日有部分媒体报道及社交媒体帖文，试图将“爱泼斯坦档案”与尊者达赖喇嘛联系在一起。 我们可以明确无误地确认，尊者达赖喇嘛从未与杰弗里·爱泼斯坦会面，也从未授权任何人代表尊者与其进行任何形式的会面或互动。 2026年2月8日 （以上为声明全文） 近期部分媒体报道，“爱泼斯坦档案”至少150次提及达赖喇嘛。
以观念更新推动国际传播范式迭代——在察哈尔读书会上的发言
毕研韬 大家下午好！首先感谢柯（银斌）主任邀请，感谢各位精心筹备这次活动。 我先介绍三个传播学概念。一是“不可沟通性”（incommunicability），是指在有些场景下，双方交流得越多，反而分歧越大、距离越远。二是“意识形态浓度”。2025年8月我在《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发表了论文“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理论框架与行动原则”，在该文中我用“意识形态浓度”指代特定文本、符号、叙事中所蕴含的意识形态元素、价值立场或政治导向的显性程度、密集程度与感知强度。三是“告知即影响”（To inform is to influence），是指信息一旦进入传播流程，即便意识形态浓度极低，也会对受众认知产生方向性影响。如听到“台风明晚登陆本市”，市民就会采取相应行动。 下面我就筹备组拟定的三个问题简要阐述个人观点，供大家参考。 问题一：怎样才能突破熊猫、美食这种“浅层”喜欢，让世界各国理解甚至认同我们背后“硬核”故事（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道路）？ 我认为可从3点入手： 1.降低意识形态浓度，突破认知屏障 在跨文化传播中，任何带有明显价值判断、政治目的或制度优越感的表达，都会被受众归类为“宣传”，自动触发防御机制。高浓度的意识形态叙述无法进入对方的认知体系，更无法赢得信任。...
